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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在升值 金钱在贬值，时间在升值。高档家具、高档皮鞋人们照买不误，电视节目不准时播放，可就激起了众怒。这似乎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因为耽搁了众人的时间，爆发的颇有声势的、来自群众的批评。这是1984年6月23日，一个星期六的晚上，电视台的有关人士在电视的黄金时间里向观众作着解释。这一个信息告诉我们：现在多少人视时间比什么都金贵。 自选市场的东西当然贵，但是你看，这个姑娘拎了满满两兜食品从那里走出来了。这得多少钱啊！可是她说了：毕竟不用排队嘛！这叫用钱买时间。 她穿的这叫什么衣服？再看看这一条街上的姑娘，她们衣裙的款式我在去年好像部没有看见过。衣着流行的周期大大缩短了，如同知识老化的周期大大缩短一样。在每一个单位时间里社会生活发生的变化大大增加了。在1984年的春、夏，报纸的标题像叠影似地向你传递着新的信息： 《光明日报》2月17日报道《京郊农民程秀芝喜购钢琴》 《北京日报》3月6日报道《北京举办局级以上计算机应用学习班》 《人民日报》3月11日报道《认识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形势中央单位举办讲座受欢迎》 《北京日报》6月9日报道《大兴县庞各庄乡“多思”计算机软件服务部参加计算机应用展览》 《北京日报》6月9日报道《房山县农民袁景春重视信息、效益七亩半菜地五个月收入七千五百元》 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农民，抛却了多少年以来的自卑心理，大人加强了对生活的能动性。 变革的时代，提供了发挥能力的机会，也提出了对能力的挑战。 现代化也是知识化。在知识愈多愈反动的年代里长大的年轻人，他们中间涌现出一代歌星、影星、体坛明星、文坛新星……新时代星河的主体，是那些苦熬苦读的自学者。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试行三年，到1984年2月，已有中文和英语两个专业的133名考生通过各门课程的考试，获得了专科毕业学历。另有9个专业的300多名自学者取得了8科以上的合格成绩，还有2万人获得了4万张单科合格证书。 原来知识不反动，而且知识就是力量，是革命的力量！禁锢人们头脑的陈腐观念正在被时代的浪潮冲击、洗刷。1984年第5期的《读书》杂志上出现了这样的诗句：“世界在倒废纸篓，倒掉了种种旧概念。” 知识是立国之本。但是，据1984年2月22日的《人民日报》报道，“每天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男职工约为3.9小时，女职工为5.2小时。”这些时间本可以用来获取多少知识，创造多少财富啊！必须从多方面提供家庭服务。这是新建的劲松住宅区414楼，北京市第一个家庭服务公司就设在这里。这个留着齐耳短发的姑娘正在和用户洽谈。她叫赵桔，1983年9月从北京经济学院毕业后分到市妇联，不久和妇联几个干部办起了这个服务公司。啊，这么多用户找她：“赵桔同志！”“小赵！”她就像一个棋界高手可以同时和十来个人下十来盘棋似的，她同时应付着四方的问话。谁让北京市现在至少有两万左右的用户需要家庭服务呢？ 生产力需要从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向新技术进军的队伍，也猛烈地冲击着束缚生产力的各种管理体系。《人民日报》5月17日发表了全国科技体制改革座谈会上人们的呼声：“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光明日报）6月23日发表了国家劳动人事部负责人的谈话：《改革人事制度势在必行》。 我迎着改革的潮头，接连采访了几个单位。就像冲浪运动员一样，时时被翻腾、跳跃的浪花所冲击，心情难以平静。今天，1984年6月25日，总算可以坐下来构思了。 今天的报纸来了，头版醒目地登着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要求广大干部注意研究世界新的技术革命和我们的对策。 我写这篇文章真是选了一个黄道吉日。 可是，我怎么来写这篇文章呢？我们每个人全都面临着挑战和机会…… 有人性的电话 一个报告文学作者和一个企业的经理，同样地需要大量接收信息，迅速作出处理。美国这个拥有132家连锁超级市场的“巨人”食品公司的高级总裁，在谈及信息对管理的作用时说：如果信息齐备，做决定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任何事物都是由社会的需求量来决定它的价值的。在改革的时代，“信息”二字好像一夜之间就成了畅销词汇。我是个科盲。关于信息，我对电话这个最基本的信息手段有着最强烈的感性认识。是的，当我决定进行这次十分新鲜、但却“漫无头绪”的采访的时候，使我感到望而生畏的不是这个题材的广度和难度，而是电话！ 我要多跑几个单位，多采访一些人，我就不能不打一系列电话。而打公用电话就得等、等、等——占线的、没人接的、别人插进来打的……这是北京的一个随处可见的公用电话站。这些等着打电话的人，神情都是“程式化”的：心急如焚，头上冒火。我拨着电话，占线，占线，占线……怎么哪个电话都占线？“你先打吧。”我对身后一个人说。他刚打完，一个反应灵敏的人一下把话筒抢到手，我只好仰天长叹：时间啊！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原理，一切技术进步的实质都是劳动时间的节约。电话消除了距离的障碍，使世界变小了。电话所带来的时间的节约是无法估量的。我们难道不应该在发展落地电扇、各式沙发等等的同时也发展电话吗？电话是美国科学家贝尔在1876年发明的。当时的社会不承认这个像玩具一样的怪物。贝尔只好四出奔走进行普及电话的宣传。一百多年后，美国的电话普及率达到83.7％，我们今天难道还需要奔走呼吁普及电话吗？ 打公用电话太耽搁时间，我干脆不打了，直奔电话局。我想知道我们的电话局在这个要实现信息现代化的时代到底有什么打算？ 有人说技术是有人性的，可以减轻劳动量提高效率，使人更好地使用精力。啊，有人性的电话，电话的人性！ 今年5月23日的下午，丰台区的蘑菇专业户赵明才走进电话局营业室，拿出一张2000元的支票要求自费装电话。 5月24日下午两点多钟，电话局的师傅们就在赵明才家安上了电话。 北京市郊的一个农民自费安上了电话。可喜可贺。 但是，一个个电话打到了电话局：“你们电话局是不是吃了他的蘑菇了？为什么我们申请装电话拖了这么长时间却装不上？” 哪里装得过来呢？到1984年4月底，累计电话待装户已有2.7万。这还只是指申请待装的，只占实际需要量的四分之一。更多的人知道装不上也就不申请了。 电话就是这样，普及程度愈高，需要量就愈大。如果别人都没电话，我安一个电话打给谁去？电话的普及程度和生产力的发展成正比。电话线就好比是生物的神经系统。判断生物是否高级动物，需看神经系统是否健全；判断国家是否先进，也需看电讯是否发达。我们在吃大锅饭的体制下，由国家统一计划，统一销售，用不着竞争，用不着市场信息，要那么多电话干吗？ 正如信息转眼之间变成畅销语汇，电话也在转眼之间变成紧俏商品。你看，蘑菇专业户赵明才一语道破了天机：“铃声一响，信息来到，我可以放开手脚干了。” 电话局采取了一个应急措施：在全市装了一批两三千元钱一个的铝合金的投币式公用电话亭。加上维修人员的工资，这个成本费是收不回来的。长安街、王府井、前门……竖立着一个个洁净的电话亭。但是北京最多的是胡同，怎么没见胡同里有电话亭呢？啊，走进这个电话亭我就明白了。有人为了偷电话机身里的硬币，把机身拆走了。怪不得电话亭不敢进容易出事的胡同。 也许，真正棘手的不是物质的后遗症，而是精神的后遗症。 这是一个包括物质和精神的综合治理的工程。工程指挥部就在中南海。 我走进中南海，走向中央办公厅。湖水绿得诱人。一排浅蓝的游船静静地靠在岸边，像一行待嫁而又无人问津的大姑娘。“在这里游泳多好！”我感到我的心已经跃入湖中飘浮了起来。“没时间啊。”办公厅的一位同志说：“书记处正在开会。”他的眼神变得像湖水似的清澈明亮。 我走出中南海的时候，正看到几个人在传达室联系参观中南海的事。其中一位妇女正在借用传达室的电话：“……你把柿子椒掰了洗了！我回家一炒就得！再打几个鸡蛋！” 在这位妇女的毫无顾忌的大声嚷嚷中，我想，里边那个书记处会议将使这位妇女底气变得更足，电话打起来更方便，准备一顿午餐的时间更短，桌上的食品更丰盛。 是的，1983年国家定的70个重点项目中，北京市有八个，而其中市电话局就占了两个，还要引进程控交换机，搞电信和电脑结合的数据通信…… 那么，有盼头。 我在电报大楼的六楼，望着电话局总工程师范铁生。他穿着肥大的蓝布裤和皱皱巴巴的旧汗衫。他1946年从一个大学的电机系毕业。30多年来，变换过许多不同性质的工作和学习的岗位。电信研究所、北京国际电台、无线电管理处，在河南农村种地、搞农机、管油库等等，最后在北京市电话局任总工程师。他的面前是没有穷尽的新课题。“学不过来啊！”范总叹了口气：“自己支配的时间太少了，只能学些皮毛应付工作了。太落伍啦！来不及学啊！” 六十岁的范总需要像四十岁的人那样工作，像二十岁的人那样学习。 我们的范总自嘲地苦笑着。 冰块的撞击和春的信息 谁想抓住发挥才干的机会，谁首先就得面对知识的挑战。当历史的浪潮席卷而来的时候，世人不会问你是不是被什么客观原因耽搁了，只看你有没有力量跃上浪峰。 是的，与其向人们解释，不如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与其相对惋惜，不如抢时间来书写自己新的历史。 这些人行动得真快！他们在王府井百货大楼排起了长队。这是1979年普通的一天。这一天，当然不会写进1979年的年鉴，而且恐怕也无人再会谈及它。但是我敢说，这一天是必定会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我就想从这个长队中选两个人物来写一写。 这一天，北京百货大楼首次卖香港的砖头式的录音机。从1979年到1984年，前后不过几年，如今×喇叭的录音机也不会使人大惊小怪了。今年5月份我去大兴县的一个农民家里，附近一个个农舍都传出录音机的声音。这家的小学生向我说着台湾歌星张帝。“你怎么知道张帝的？”我不无惊奇，我都没有听过张帝的录音带，这在大陆是稀有物品。“我们全听过他唱的歌。”小学生大模大样地、居高临下地和我说。 好像那是多么遥远的事了。那时，录音机对于我们不是意味着一个物品，而只是字典上、书刊上的一个词汇。本来么，商店里都没有的东西谁会有呢？但是，1979年的这天傍晚，百货大楼突然要出售录音机了。排队、发号，队伍正在无限地延伸下去。百货大楼的工作人员只好把门外的人全轰进大楼关上大门：录音机只有这些，外边的人不准进来了。那么，里边的人就这么干站一夜？明天九点开始卖，还不定要站多少时间呢。不过，你看看这些被软禁起来的人，他们都觉得很幸运呢！被关起来，那就是准可以买到了。他们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批在国内购买录音机的公民。 你瞧这个姑娘，那对不算大但是很有神采的眼睛里闪烁着会心的、幽默的微笑。这一屋子兴奋的、浮动的、摩肩擦踵的、嘁嘁喳喳的人，就好像是河流正在解冻、融化，它传来冰块的撞击声和春的信息。人们对文化的渴求被封冻了那么多年了啊…… 这个姑娘叫李晓云。爷爷是在中国革命史上作出过贡献的大知识分子。“不，”她说，“你可别把我爷爷的名字写出来。我最反对依仗家里人的名声、地位。” 这位有名的爷爷给她带来的是抄家，是全家大人都成了“叛徒”，只剩她这个十几岁的学生孤身从徒成四壁的家逃了出来。她爬上一列货车，车厢里两旁各有十匹马。中间有一个看马人。“叔叔，人民列车人民坐，让我坐在货车上吧。”二十匹马中间的这一男一女互相紧张地提防着对方。这位“叔叔”不知道这个姑娘是想干什么的，这个年月什么事没有？这个姑娘更不知道这个叔叔是好是坏，万一他欺侮她，周围可是只有马啊…… 到站后，李晓云又用仅有的一点钱买了只能坐一小段路的火车票。她的邻座是一个农民。“大伯，你们那儿有没有插队的学生？”“没有。我们那儿苦着呢，没人愿意去！”“那，如果有人愿意去，你们收不收？”“收。”“真的收吗？”“姑娘，怎么了，你还真想去呀？” 这是河南省汝南县边上的一个小村，处在三个县的交界处，偏僻、闭塞，真是个被文明遗忘了的角落。这里自然没有人会知道他爷爷的名字。没有户口的李晓云找到了她可以生存的地方。 在这个角落里，生态、生理、生活都失调了。树都被砍了当柴烧，妇女饿得闭了月经。人得驾辕、拉犁，因为牲口饿死了…… “把我留下，你们的口粮不是更少了吗？”李晓云凄楚得眼前一片愁云。 “总能对付的。要不，从牲口的救济粮里拿出一份给你。” 这年粮食打下来了，李晓云本以为可以吃上一顿饱饭了，但是，队里却卖了粮食买了几千块砖砌了一个忠字牌…… 荒唐的事多了，也就不显著荒唐了。当李晓云作为工农兵大学生走进大学学府的时候，工宣队的师傅们告诉她：大学是部队编制，她那班的老师姓苗，应该叫亩连长。 贫穷和愚昧是一对孪生姐妹。亩连长的学生们连A、B、C都没读过。鲁迅曾经痛心疾首地说过，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是的，我们不能再因为发明了火药和指南针而妄自尊大了。我们在多少领域里都需要从A、B、C学起。北京市电子计算机中心的技术人员李晓云就得从A、B、C开始学外语、学计算机。她多么渴望有个录音机啊…… 李晓云望着百货大楼这一屋子等着买录音机的人们，这些在文化沙漠里跋涉了十年的人，那疲惫的眼睛里都闪烁着希望的光。李晓云希望着什么呢？她自然想不到不久她会去美国公费留学，然后回国和周小刚他们一起编制计算机程序。她只是希望做一点事情。她在她那一代年轻人中，从来不算出类拔萃的。“周小刚比我强多了！”她说。 叩开命运的大门 排在队伍前边的这个年轻人就叫周小刚。也许有人要说：你这篇报告文学一会儿写事，一会儿写人，你到底是写人还是写事？ 关于报告文学的形式、格式，众说不一。其实，不要形成什么模式、程式才好。某A可以主要写人，某B可以主要写事，某C可以既写人又写事。最好是根据素材、根据所能，各显神通。你获得了一个好的素材，你就得到了一个可能写出一篇好的报告文学的机会。这时你就面临着能不能找到最佳形式来开掘这堆素材的挑战。每个人的脑子里都充塞着主观的、客观的框框，充满了因循的观念。与其花时间争论报告文学应该怎样写，不如身体力行地去探索各种写法，去开辟各种途径，去面对“报告文学怎么可以这样写”的挑战！ 这就是周小刚，男，今年三十六岁。他不知道自己算是中年还是青年，如同他不知道自己的肝炎指标正常了没有。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定为肝炎的指标升高了，我们划入青年的年限放宽了。明明已经步入中年的人，还得像青年一样苦读；明明转氨酶相当高了，也不算有病。 好了，人家周小刚最苦的时候都熬过了，现在就不算什么了。他什么时候最苦？是他从北大毕业后让工宣队把他分配到沧州农村的时候？不，那时候他尽管自嘲“发配沧州”，但他能摆脱学校里那种像吃药一样每日一次，一次几分钟的斗私，倒也有一种解脱感。他深感最苦的是留学。 1979年他在百货大楼买到录音机后，没想到只过了几个月，他就和李晓云等一行11人去美国留学了。李晓云那台录音机忠心耿耿地、超负荷地为她运转，终于在她去美前就“心力衰竭”“寿终正寝”了。周小刚的录音机命大，跟着他去了洛杉矶。 国家百废待兴，他觉得国家简直是在用砸锅卖铁的钱来送他们留学呢。他得紧紧地抓住这个机会！那是一个礼拜天的早晨。他和李晓云走进了他们的澳大利亚籍的老师巴瑞住的旅馆，啊，那么寂静，他们好像走进了一座荒芜的古城堡。 “大星期天的，把老师从床上喊起来多不合适！”李晓云的脚还在下意识地往前走，身子却是直想往后缩了，“算了，别去打搅老师了！” “顾不上这么多了！”周小刚还一个劲儿往前走，“我们来留学就一年时间，多提几个问题，就多学一点东西。错过了这个机会，就永远地失去这个机会了。” 只有紧紧地抓住机会，才能驾驭命运之神。当周小刚举手敲门的时候，真好像是叩开命运的大门呢。 门开了。巴瑞敞着睡袍、揉着眼睛、不解地望着这两个不速之客。他的脸一阵一阵地红着，显然因为自己的一副睡态而感到害羞。他实在太小啦，他才二十五岁嘛！那次，他在课堂上对中国学生讲：“澳大利亚有个聪明人，写了一篇论文。”周小刚发现论文上的署名是巴瑞。“老师，巴瑞不就是你吗？”巴瑞脸红了。真是个动不动就脸红的大孩子！ 巴瑞是聪明的。但，我们也不笨啊！可是我们比他大好多岁还在向他求教！在国内，我们可以讲我们被耽误了十年了。在国外，跟谁解释去？人家会理解你吗？会因为我们被耽搁了十年所以他们就停下来等我们赶上去吗？ 唯一的办法是：人家睡的时候我们少睡，人家玩的时间我们不玩。这是中国留学生住的公寓。地毯、彩电、转椅、软床。有转椅就是舒适，有床就想躺。但人的精神往往愈是在艰苦的环境下越是振作。因此，他们除了吃饭睡觉很少留在公寓里。 这批留学生熬夜也熬惯了。有一天中午，一个同学困得往教室沙发后的地毯上一倒就睡着了。下午上课时女老师突然尖叫了起来：“啊，有什么东西在沙发后边动！”那个在地毯上小憩的同学从沙发后爬了起来：“你们为什么不叫醒我？” 为什么不？大伙儿都累得麻木了，好像都失去了知觉！老师让他们每天晚上听掉一盘磁带，扩大词汇量。出国前他们虽然有了一定的阅读能力，但听觉大都不行。听磁带又没有文字材料，天知道磁带里都讲些什么单词呢？老师为了增加难度，故意在每盘磁带上录进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词。从凡尔纳小说，到人体骨骼上每一块骨头的名称，以及各种乐器的名称。恐龙、木乃伊、太阳黑子、足球术语、古代部落……周小刚每每只好把一个个单词中的一个个字母先分解出来，然后再翻字典查这是个什么词。每晚啃下一盘磁带，不啻是服苦役。 回国后他发现长工资时没轮到他。当然不会有他！出国已经是享福了，还长工资？至于他，对那种啃磁带的强化学习想起来都觉得后怕，他对留学的体会只有一个字便可以概括了：苦。但他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个不长工资的现实。是的，长一级工资是用几元钱就可以明码标价的，而他出国学到的东西那是金不换。 知识的挑战和健康的挑战 这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京代表处，是负责管理援助中国的建设项目的，包括预算、人员、设备……这里的统计、报表、汇总等工作量很大。1980年，这个代表处要求北京国际信息中心（即北京计算机中心）搞一个数据库，或曰UNDP项目管理系统。这样，只要坐在电子计算机前按键，在几分钟内就可以看到联合开发署在中国进行全部活动的财政情况。 我们的计算机中心请来了贝儿棒等两位美国专家。半年后贝儿棒他们回国了，项目的进展可不太棒——没做成。周小刚、李晓云等三人接了过来，项目做成了，使用两年后有了充分把握，才决定开技术鉴定会。 1984年1月，周小刚向领导请示开鉴定会的具体日期，然后上市科委汇报，然后又请示请柬上该写什么字，然后跑荣宝斋买印制请柬的纸，然后到崇文门知青店联系印请柬的事项，然后骑上自行车到中关村、到经济学院等地一个个拜访专家、教授请他们届时来参加鉴定会，然后编写会上要用的幻灯片，然后打扫会场——当然，项目是谁搞的就由谁来打扫，天经地义！还有，借茶杯，领茶杯，借桌布，可桌布上有不少黄色茶渍，必须翻来覆去地铺桌布，才能找出最佳铺法，使它不引人注目。然后定下接专家们的车辆。每一辆小车分坐几人，行车的路线？然后，在开鉴定会的20日上午，站在单位门口迎接专家、教授，对了，还得安排中午就餐的名单。司机、后勤单开一桌。啊呀，这么多人凳子够不够？得算一算…… 等大家中午入席以后，周小刚悄然走出单位。“小刚，你自己为什么不去吃午餐？” 周小刚是聪明的。交三角钱吃一顿好饭的事，最好不参加。否则，弄不好有的人看不见你的一场辛苦却盯住了你吃的这一顿饭。 辛苦！可是再辛苦他也会把一件件琐事干下来。他怎么会忍心让辛辛苦苦干了两年的项目毁于一旦呢？ 鉴定会上，联合国开发署代表处的有关人士说：“……这个程序是成功的……联合国开发署分布在全世界各国代表处中，中国代表处之所以在计算机应用方面居于最先进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政府，特别是这个计算机中心的大力支持……这个中心必然对整个联合国开发署系统使用计算机进行项目管理方面产生重大的影响……我们联合国开发署驻北京代表处的工作人员每天都要感谢的，因为我们每天都要以专业的方式作出决定。” 成果得到了肯定，周小刚应该高兴。可是这会儿他连高兴的力气都没有了。鉴定会上大家的评价他就好像没听见。他走出计算机中心去吃午饭的时候，感到自己像一台断掉电源的计算机，脑子完全麻木、空白了，马上最需要的是倒下来睡觉。 那么，计算机中心的领导为什么不可以调兵遣将协助周小刚他们呢？“不，不能要求领导。”周小刚说，“大锅饭的体制捆住了我们这儿领导的手脚，他们又有什么办法？” 多劳的人能不能多得呢？计算机中心的大师傅已经先富起来了。就是多做富强粉馒头，让米市大街的几个店代销。赚的钱和做的馒头成正比。可是周小刚这一月62元的“赤膊工资”——就是说，除此之外无任何奖金，和他付出的劳动成不成比例呢？写到这儿，今天（6月26日）的《人民日报》做了回答：《给脑力劳动应有的报酬》。文章开头一段写着：“大学毕业生的工资不如保姆的实际收入多，四十来岁的知识分子的收入比二十来岁的学徒工或临时工的少……这类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并非罕见的现象，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没有真正落实的一个反映。”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像多声部大合唱似的来回咏唱。老年知识分子或是“做了官”的知识分子，恐怕都已经在×居室里感受着政策的温暖了。那么，如何使大批中年知识分子尽欢颜呢？ 我不无忧虑地想起那没有浮动工资、浮动奖金而只有浮动的肝炎指标的周小刚。中国的周小刚们经得住知识的挑战，但是未必能抗得住健康的挑战。 习惯的挑战 有一天，我从计算机中心出来，坐上106路电车回家。我已是筋疲力尽了！于是背包里的采访本、茶杯、面包等等都见份量了。此刻我那纷繁的思绪变得单一而强烈——回家！可是东单街头自行车如流水电车如龙。106路爬爬停停，停停爬爬，停停。 我突然体会到了周小刚他们做第二个项目时的心情了。 第一个项目，因为是联合国要求我们搞的，自然及时地、准确地提供各种数据。第二个项目，简直是周小刚他们求着人家使用计算机的。整个过程便像106路电车似的，只能走走停停了。 1980年的中国，用计算机管理生产，这对于很多人就像当时放映的美国片《未来世界》那样不可思议，或是以为用了计算机，人就可以什么都不干，全由计算机代劳了。以后，当他们知道使用计算机还需先得把什么都告诉计算机。先得把程序输入，然后计算机才能工作，便又觉得原来计算机是不行的！再说，以后都由计算机来算帐，我们这些财会人员的饭碗不就给砸了吗？听，这位会计说：“你们把计算机搬来，我们就得扫厕所！”当然，他也知道不会叫他扫厕所。只是他不愿再学计算机，没有计算机不也活得好好的吗？ 当周小刚、李晓云一行动员北京市汽车配件公司协同搞计算机的管理系统的时候，一些财会人员的脸上明显地写着不安全感。他们近乎本能地要维护那六十几个他们用惯了的、而且世世代代都这么用过来的大帐本，维护他们每天要经手的2500张左右的票据…… 汽车配件公司的财会人员终于同意配合计算机中心搞程序，与其说是认识了计算机的作用，不如说是认识了周小刚他们的至诚之心：看着中心这几位同志的面子，咱也不好意思不用计算机啊！ 这种被动的、几乎被迫的样儿，也不无道理。周小刚他们要搞的计算机管理系统，没有几年是拿不下来的。在此期间，财会人员除了照样得和票据、帐本打交道之外，每周还需有一天在下班后用汽车拉着厚厚的六十几个帐本，用摩托拉着票据送往计算机中心。中心的同志才好把各种数据打入计算机里。 这个星期五的晚上，周小刚和他的同伴们又是在计算机房里忙了一个通宵——打错一个数据就得重来。你看他们一行一行地编写了三万条程序。这里你看不到什么新鲜、有趣的事，看到的只是严谨、责任。 阳光跃进窗里，唤醒了这些累得在机房地板上“躺倒不干”的青年（中年？）。不管怎么说，昨晚把拉来的数据都处理了。他们揉着沉重的眼皮，轻松地叹了口气，咦？配件公司的摩托车怎么又来了？又拿来了一百多张票据！这是怎么回事？啊，昨天公司的有关人士想早点下班，所以，没到下班时间就把手头的票据送走了，刚送走他们又拿到一百多张票据…… 票据不对，昨晚周小刚他们就白干了。 计算机的优越性之一，就是它不会受刺激，不会神经错乱。不过搞计算机的人可是血肉之躯，刺激多了神经会受损伤的。 单位如果没有责任制，如同国家没有法制。 资本可以剥削人，权力可以支配人，讲废话可以磨损人，低效率可以消耗人，习惯势力可以束缚人。互相扯皮可以气死人！ 几年过去了。1984年6月，北京展览馆大厅里正在举办北京计算机应用展览会，展出了600多个项目的成果。今天（6月28日）的《北京晚报》报道，从6月5日到26日，参观人数达67400人，在展览会上草签的合同款达2036万元以上。在新技术革命浪潮的冲击下，计算机终于被推上了浪峰。在市计算机中心展出的照片上，我又看到了周小刚。他好像笑着，但笑得那么不轻松…… 落伍者的风度 写电视剧的人，就不能不面临《霍元甲》的挑战。只要电视播演《霍元甲》，胡同里就没人了。 任何人想做一点事情，都面临大大小小的挑战。如果想绕开一次挑战，就会失去跃上一个新的高度的机会…… 世界是一个球形的、自转的竞赛场。一切落后的、陈旧的东西终将顺着抛物线给甩出去。这是1917年的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们爬上冬宫的大门，攻进了冬宫，开始了列宁称之为“苏维埃政权的凯歌行进”时期。凯歌声中，就像我们以前的漫画中常有的——资本主义发抖了。资本主义担心自己会给甩出去呢。 社会主义在向资本主义挑战，资本主义也向社会主义挑战。这是美国国务卿马歇尔，他在1947年6月提出了“马歇尔计划”。不到三年，美国耗资130亿美元提高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实力。那位戴着眼镜的美国第33位总统杜鲁门，他在1949年1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忧心忡忡地提请人们注意，因为“盛行”“虚伪的哲学共产主义”，“世界面临的动荡局势”，从而他建议将大量美援用于防止“共产主义”的“扩张”。似乎这样就可以阻止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 对于杜鲁门的挑战，社会主义世界在同年10月作出了回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资本主义列强用军舰、大炮轰开我们国门的时代过去了。 我们的国门关上了。 我们开始关起门来称大王了。 1953年，一个十岁的小姑娘告诉她妈妈一个重大发现：“妈妈，你知道吗？美国的椅子一坐就要塌的，今天我们老师说的！” 是的，我们关起门来称大王是有悠久历史的。 19世纪末的英国海军学校有两个东方学生。一个叫严复，一个叫伊藤博文。严复留学后回到中国，主张维新变法：“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结果他在“宁可亡国不可变法”的社会里，思想日趋保守，终于转向保皇。伊藤博文留学口到日本，成了明治维新的主将。日本从此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 这是日本1929年生产的高炉。日军1941年侵入我国时把这个被淘汰的高炉运进了北京。我们的首都钢铁公司一直用到1979年。首钢的这个发电机，是西门子公司20年代的产品，这个风机是慈禧时候的，这个锅炉是北洋军阀年代的，这个焦炉是20年代的。“这种焦炉我们只有在书本上才能看到。”70年代，一个英国人望着这个焦炉对首钢的同志们说，“到你们首钢就好像进入了博物馆。” 这种设备真是以不变应万变，就如孙冶方说的，好像在“复制古董” 好像一切都当然如此。国家完全把产、供、销都包了，企业当然用不着自己“折腾”。钢材生产出来卖不出去，积压在仓库里，当然也等于完成了任务。我们当然还得以钢产量的多少为标志，象征每年的形势大好。 而世界，正在以电子计算机的发展程度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可惜，在相当的时间里我们不清楚世界上的这个变化。再大的信息流，遇上一个闭目塞听的信息接收者，信息失效了。 终于我们打开了窗户，看到在世界经济的马拉松赛跑中，我们落伍了。 落伍者也可以有落伍者的风度。 落伍者的风度就是决不退出比赛，就是坚决赛下去，比下去，追下去！ 于是我们开始了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在这个前提下，首钢才能自己编制计划，自己销售产品，自己制订浮动工资制。数据量急剧膨胀——利润预算、成本核算、工资计算、生产计划……首钢现在每天的数据资料10万件，信息量3000万。 电子计算机的使用便应运而至。首钢到1984年4月底，29台计算机用于企业管理，30台计算机用于控制生产过程，13台计算机用于教学培训，还有13台计算机待运行…… 有了政策，就有技术。 有了政策，就有觉悟。 你看，这几个工人正围着他们的班长：“这个月咱们没干好，下个月怎么办？”“比比人家班组，咱们拉下了多少！”“要不我们搞浮动班长，三个月打不开局面的就下来。” 生产上不去，奖金就上不去，工资就上不去。过去生产搞不好，群众骂国家，把矛盾集中在国家身上。现在生产上不去，工人找班长。“包”字一进城，生产水平大家包，国家利益大家包！ 新的崇拜对象 首先是人的素质，然后才谈得上产品的质量。 这些人的素质不知如何，不过，反正是在提高。你看他们好像把地铁当成天赐的阅览室了，好像他们将一直这样头也不抬地读下去。“列车运行前方是古城。”播音员轻柔的声音刚刚在车厢的空间飘落下来，这些人便条件反射似地一个个抬起了头。噢，他们都是在古城下车的，都是去首钢上班的。 这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外边套着“文革”时曾经风行的军衣，里边穿着80年代中国才有的蓝格子衬衫，他，就好像连接着过去和未来。 他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文革”开始了。他的读书生涯，便像电影中的定格似的定在了那里。自从公司引进了那一台台锃亮的计算机，他被一次次重复刺激下终于清醒了过来——如果再这么迷糊下去，他连个工人也当不成了！他连电钮都不会按啊！ 从此他好像都不困了——人心里有事就不困。业余学校考试前，他天天就睡两三小时。当然，他平均每天还得掉八两肉。 他的年轻的妻子也在上业余学校，似乎比他更认真：“你刚才讲这道题的时候掉了好多字。”“我又不是背书！”“闹不好就是掉这几个字考砸的！”“我干么要死背书？”“你不下死功夫怎么能保证考好？”“我看你还是回你妈那儿去住吧！”“走就走！” 妻子说走就走了。一周后他刚考完试，妻子就笑盈盈地站在他的面前。噢，她回娘家不是怄气，而是为了让他更清静一点，集中一点…… 他在党政干部基础理论班（相当于大专）的入学考试中考了第一。 谁考第一了？孙永枝！ 首钢木材厂的工人孙永枝的名字，于是才为人们所知。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崇拜对象，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崇拜对象。孙永枝的同代人便把崇拜的眼光投向他这个第一名了。 孙永枝，你是怎么复习的？你看了些什么资料？你还有什么复习提纲？你怎么敢去考的？你哪来时间读完了初中、高中的课本？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读不进去啊…… 第一名孙永枝说了： 你们年纪大什么？譬如你，不是比我小三岁么？如果我有你这三岁，我就会想得更远，就是说，我就应该超出现实的我，我就应该制订出更高的目标。因为，如果我有你这三岁，我就多了三年的业余时间。三年的业余时间可以读多少书啊！我比你就吃亏了三年！起点愈早愈好。当然，任何人只要他下决心学习，那么从任何一天开始学也都不晚！ 孙永枝这几年都快学“疯”了——文科考试、理科考试、单科考试、综合考试、笔头考试、口头考试……公司前几天刚把他找去口试，今天他一走进首钢，就听说我要找他：陈祖芬找我干什么？是不是她也要考我？” 获得第一的人，总是具有一等的承受苦难的力量和一等的迎接考核、迎接挑战的勇气。人的力量取决于意志的力量；人能不能成功则取决于能不能抓住机会。 在今天的中国，如果说对于一个企业，新技术革命带来的一大变化是信息量的剧增；那么，对于每一个人，新技术革命带来的一大变化是机会的剧增。 要求愈高，机会愈多 在几十年一贯制的“大锅饭”后，人们似乎变成大锅中的饭粒——大家都彼此彼此，大致相同。只有在搞活经济的今天，人才真正活起来了，才显现出这一个和那一个之间的千差万别，才获得了通向成功之路的多种可能、多种机会。 办起这个资料室的人显然是很会抓住机会的。一屋的参考书和七十来种杂志：《未来与发展》、《国外社会学》、《经济学译丛》、《外国经济管理》、《读书》、《世界知识》、《中国金融》、《国外科技动态》、《瞭望》、《十月》…… 一个首钢的政策研究室就拥有这么丰富的资料室！ 是的，赵玉吉说过：搞精神生产也得有物质条件么。 赵玉吉正在主持信息交流会。这是他们研究室每星期六下午的例行会议。显然又是他的“馊主意”。他敞着西服，英俊而洒脱。只是他这不到三十岁的人怎么有了一绺明显的白发？ “我们应该起脑库的作用。”赵玉吉正在侃侃而谈。啊，对了，他这个“脑库”恐怕是用脑过度、早生华发了。 可惜在他记忆力最强的时候，脑子“作废”了——1968年，他那当工程师的爸爸自杀了。“像咱们这种家庭，你也别有什么想法了。”妈妈说，“你能当好一个工人就是上上大吉。”可不，还读什么书？不过，在当好工人之余总得给过剩的精力找个出路吧？读小说！愈是不让读的就愈是要找来读。啊！太好了！《约翰·克利斯朵夫》！ 首钢突破了“左”的干扰，1980年公司把他调到经理办公室，1983年又把他调到政策研究室。为什么呢？是不是他文艺书籍读得多，思想比较开阔？他不知道。他只知道原来自己还是有用的。 但是，当他面对着经营管理、政策研究的时候，他每日每时都面临着新的挑战。 读书！每天下班后到八大处去读书。吃饭时读各种报纸。“小赵，吃饭时看报影响消化。”“人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看报对于我来说已经变成助消化的了。如果吃饭时旁边没张报纸，我都会食欲不振的呢。” 他要消化各种报刊，他要消化厂里的信息研究政策在首钢落实得怎么样？首钢的实践反过来对国家的政策提出什么要求？国外的情报、国内的资料……信息的特点就是谁抓住它，谁就能为我所用。应该把尽可能多的信息反馈给公司领导！这么多报刊、杂志怎么看得过来？每人包干若干种，新来的杂志各人自己抓时间在三天之内浏览一遍，重要文章精读，在信息交流会上反馈。如果发现谁包干的书刊中有重要文章、重要信息没有及时反馈，那就扣分！ 首钢是不是对赵玉吉提出了太高的要求？他毕竟以前一直是个工人，毕竟没有进过正规大学，毕竟还是个爱打排球的、爱穿西服的二十九岁的小伙子！ 社会对一个人提出的要求愈高，社会给这个人提供的发挥才能的机会就愈多。 一个被社会需要的人就是一个幸福的人。 赵玉吉那张英俊的脸因为幸福而格外地有神采：“这次新技术革命，是一所大学校。真培养人呵！” 聪明、勤奋和机会 不过，幸福是不会和知识成正比的。知识愈多，愈觉得学海无涯，常常苦于自己的知识不够用。而且懂得愈多，思考得就愈多，怀疑、矛盾和忧虑也愈多。当青年人庆幸自己赶上了这次新技术革命，可以得到学习机会的时候，作为骨干力量的中年人却往往陷于矛盾和焦虑之中。因为愈是骨干愈是没有时间学习。当人们终于把50年代、6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视为有真才实学的时候，这些人的才学事实上已经老化了。而且当人们终于把他们作为中坚力量的时候，他们的身体也开始老化了…… 她叫毛普庆，一个在首钢尽人皆知而出了首钢就未必为人所知的人物。她的外表很普通，在我们生活中，毛普庆这样的人是大批的。大批的毛普庆便是我们大批的精神和物质的财富。 但是，毛普庆正在为自己知识的饥渴而苦恼着。“文革：’的时候，这个学习班，那个学习班的，她真不明白，为什么就不能有一个技术学习班呢？世界毕竟是物质的，没有物质就没有这个世界的存在。计算机的发展是世界科学的大趋势，可是首钢的计算机房是个冷宫。整人的材料是严加看管的，不能进尘土的机房却是大门敞开的。被划为“右派边缘”的毛普庆在失去其他种种自由的同时，偏偏可以自由出入机房。她拆卸、修理、输入、输出……这些知识总有机会输出的！ 当现代化的观念开始输入我们古老的大地的时候，首钢有些人才的知识还不能畅通地输出。毛普庆写信给上级机关，告了首钢党委一状。 “这是个好同志！”首钢党委书记于是发现了一个忠诚之士。 碰上这种领导，对于倔犟的毛普庆来说，实在也是一个机会。1980年她这个非党人士被提拔为首钢自动化研究所副所长。1982年共产党员毛普庆又被提拔为所长。 当所长对于毛普庆的专业来说，实在是不可估量的损失。她渴求的是知识的输出和输入！啊！机会来了——她可以到美国去留学了。但是所里的工作怎么办呢？所里那些年轻人的专业？首钢党委在1979年就预测到计算机发展的趋势，办了计算机大专班，现在已经有600来名计算机专业人员了。很多人成了自动化所的骨干。不过他们那年轻的肩膀能不能承担首钢的计算机规划的重担呢？ 计算机规划的第一个项目——第一付重担压上来了。从美国引进的N—90机到了。打开箱子一看，竟是22个计算机的空柜子和一大堆的散件。当初谈判的时候，因为若让美方组装，一个计算机就要安装费8000美元，所以决定由我们自己组装。但是，没想到运来的竟是这么散的零件。怎么装呢？两米高一个的柜子，里边的零件、线路真是千头万绪！光是接线就有一万多个头和3200多个点。 当然，还可以请美国专家装。这里有和计算机一起“引进”的六位美国专家。但是你看看，这位是1968年毕业的美籍华人，这位是1972年毕业的美籍华人。他们本来也是中国人嘛！他们的年龄那么小么！为什么我们国内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就不能成为专家？就老觉得太年轻而不能委以重任？如果请这些美籍华人组装，需要付给他们每人800美元一天。为什么要把这么多钱给外国人？如果把钱给我们自己的知识分子，不用给800美元一天，我们只要八美元，不，只要8元人民币。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会把机器组装好，我们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也会奋斗成为专家的。美国的西屋电器公司1983年选出的十名青年科学奖的获得者中，有三名是美籍华人。而华人在美国的人口中还不到1％。 难道中国人入了外籍才会变得聪明起来吗？ 我们自己组装！当然，大专班的毕业生还年轻。但是，一个人能不能有所作为，它的关键是有没有责任心。 不过，计算机如果不能组装好，不能按计划用N—90机控制烧结车间的生产过程，那么首钢就完不成每年利润递增20％的计划了。如今从公司到研究所到个人逐级都是承包的啊！ 宋朝王安石说过：“任之重而责之重可也。”你看，毛普庆以挥泪斩马谡的气魄在说话呢：谁不完成他那份工作，谁就耽误了首钢的计算机规划，耽误了首钢的经济承包责任制，谁该受什么处分就得受什么处分！ 接线。组装。调试。编制程序…… 开始是一天16个小时的工作，继而是谁都不回家了，像大兵团作战似的坐在机房的地板上看图纸、改程序、啃馒头、睡觉。吃的都是让家人送来的。睡觉就像战争中抢在两次炮击的间歇时间一样就地而卧。那一个个两米高的柜子便像一个个小山包似的等着他们去攻占。 这是N—90计算机房的指挥所——三号站。这里很像战场，火药味很浓。因为每个人都承包一方面的工作，所以每个人在这方面都是指挥官，每个人说话都像下作战命令——一切虚词、形容词、客套话、废话都没有生存的空间和时间了。 “一号站！你给我读一下现在是什么状态？” “逻辑——状态！” “你给我把线路封上！” “封上了！” “你的马达没有反回信号，赶紧处理反回点！” “你那部分要调试，赶紧把人找来！” “你必须把组态修改完！” “我有困难！” “有困难自己去解决！” 作战的时候是没有商量余地的。谁是某一部分的负责人，那么他在这方面“发号施令”，别人就得绝对服从。年龄、资历、级别、关系全部失效，无暇顾及。人人“态度生硬”，人人互相理解。只是那些小司令们有时自己也觉得好笑——怎么指挥起“头头”、前辈来了？ 报告！N—90全部如期组装完毕！ 1983年5月，这支大兵团胜利撤出了三号站、一号站…… 美国专家的脸像明朗的天。“All right！”他们说，“我们到过世界很多国家，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过编制得这么好的软件！”“我们没想到你们会干得这么快，这么好！”“我们以为你们不可能按时完成的！” 坦率，总是可爱的。 而我们这支计算机队伍更是可爱的。中国人不缺少聪明，更不缺少勤奋，中国人缺少的是机会——学习的机会和发挥才能的机会。当我们轰轰烈烈地搞阶级斗争为纲，搞人整人复人整人的时候，世界正在进行计算机的换代复换代。几年反右，几年“文革”，几年……中国人是节俭的，唯独不节约时间。而时间，就是生产力！时间就是财富，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机会！当北京的人在路上踱方步的时候，不要忘了东京的人在路上简直是竞走。 首钢自动化研究所要派出六个年轻人到美国王安公司的香港分公司去学习了。这些年轻人大都是从首钢自己的大专班毕业的，几年前他们还都是工人。就是插上幻想的翅磅也想不到1983年会去香港学习。几年！几年那是不得了的时间，几年是可以发生不得了的变化的。这个架着眼镜，充满自信的人就是王安。他也是我们中国人，1945年从上海到美国留学，1951年就在美国成立了王氏实验室从事电脑研究。以后每隔几年都有一个大发展。美国有15个财产超过10亿的首富。其中就有这位美籍华人王安。 我们中国终于也在这几年里发生了不得了的变化。否则这几个年轻人能去香港学习计算机？ 毛普庆送走了这些年轻人以后，更觉得自己快成科盲了。科盲就科盲！如果她这个水平的人成为科盲了，那不正说明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大大前进了吗？好事！ 不再“复制古董”了 这是改造后的首钢一烧车间。N—90计算机控制系统前，坐着穿白大褂的操纵人员。这个车间原先和白色是无缘的，这个车间的人，除了眼白全身都是黑的。千差万别的人进了“一烧”，便像从一个染缸里染出来的。不要说工人不敢穿白衬衣，就是附近的住户都不敢在室外晾白被单。 如今，工人穿着白大褂，在一烧车间操纵着计算机，向3657个控制点和800台设备发出指令，使原料、配料、烧结、筛分、送风、电除尘等生产过程实现了全面自动化。 首钢设备的改造，不再是“复制古董”，而是改造一次就向现代化前进一步。 这位首钢的经理正快步走向他的办公室，好像他的办公室天天都有什么新鲜事儿在等着他呢。啊，原来他每天早晨一到班上，就可以看到上一天公司完成利润、产量等等情况的报表。原先财会人员只是事后算帐，每月10号以后才能算出上月的生产情况。当领导听汇报，看报表时，一切已成既定事实，不可扭转了。现在电子计算机使指令畅通、反馈灵敏、应变及时，大大提高了管理效益。 科学管理使大量先进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首钢搞了42项重点技术改造，建成国际上第一流的高炉和烧结设备。在炼钢、初轧创造了国际上第一流的生产效率。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效益达3.52亿元，占新增利润的44.6％。 向技术要效益！ 向时间要技术！ 这位同志蹬车蹬得好快。他那凡尔丁包裹着的发福的身体，向世人宣告着他来到这个世界总有五十几个年头了。他十一岁当童工，吃混合面，穿麻包片，抬砂，搬铁。如今他是首钢技术供应处的处长。这个处下设11个供应站，近百个仓库，每天需要处理单据近万张。再不学计算机不行了。你瞧他说的：“我是被迫学的。”当然，是大势所迫。但他却是自愿报名上计算机学习班的。首钢各厂、处已经办了55个计算机学习班，培训了2000个管理人员了！老处长五十多岁的年纪啦！“我脑子笨！”这大概成了老处长最苦恼的事了。上课听不懂吧，也不敢提问，要是别人都听懂了，你提问不是耽搁了大家的学习时间吗？大家都是下了班赶来学习的，时间金贵啊！只有下了课多问、多学，上课决不迟到，再累也不能迟到！否则课程就要拉下了，就要被时代拉下了。 愈是生怕被拉下的，就愈是不会被拉下。首钢在1983年全国冶金行业55项主要可比技术经济指标中，有31项夺了全国冠军…… 赢得时间和赢得明天 这是《资本论》第一卷的第53页：“作为价值，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 每一项技术革命都会带来时间的节省。 每一项技术革命都会赢得更多的时间和更多的机会。 请看这种“图像电话信息网络系统”，从1984年11月起在日本进入实用阶段。电话传声的同时可以传文字和图像，电视机可映出商品目录，并把你需要的商品号码输入电脑，商店就会送货上门。有了这种网络系统，估计到2000年，日本将普遍推行在家里上班，处理好的文件可随时输送到单位。既省下了交通费，更省去了上、下班的时间。 这是美国正在崛起的电子报纸。它通过传真信号，使文字信息映在电视机屏幕上，然后通过电视机里的打字机打印成报纸，既省却了投递费用，又省却了发行的时间。 作为技术革命，归根结底是时间的节省。 这个宋朝庆历年间的人正在胶泥片上刻字，然后用火烧成活字，然后把活字排在铁板上……这就是我们光荣的祖先，活字版印刷术的发明者毕异。可是，当我们的排字工人至今还要托着沉重的铅字盘，站着排字的时候；当我们的杂志、书籍的出版周期还那么长的时候，我实在不想再赞美活字印刷了。 我赞美计算机——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简称激光照排）。 这是新华社的搞激光照排的机房。一个唱片大小的磁盘里输入了各种字体字号的汉字一百多万字。我请操纵计算机的姑娘给我打出“挑战和机会”这几个字。字体有宋体、黑体、仿宋、楷体、长宋、扁宋、长黑、扁黑、长仿宋等九种。字号就更多了，有特大、特号、小特号、初号、小初号、一号、二号、小二号、三号、四号、小四号、五号、小五号、六号、小六号、七号……可以抹掉，可以加字。你看，挑战和机会，挑战和机会，挑战和机会……可以自动成行，自动编页，可以……而且只需要人坐着按键，每秒钟照排五号字60个…… 这种激光照排不是一项发明，而是一次革命，一次印刷行业的革命。从此我们的印刷业将从铅与火的时代进入了光与电的时代。 革命是如彩霞那么辉煌，如闪电那么强烈的。但是革命从来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激光照排从1977年正式开始试验，直到1984年的今天。负责总体设计的主要是北京大学的一些五六十年代毕业的中年教师。他们放弃寒暑假、没有奖金（我6月份采访有关同志时还没有奖金）数年如一日地编制程序。 看看这一个个负责激光照排总体设计的人们，他们是我们随处可见的中年知识分子。如果马克思能够从《资本论》第一卷第194页里走出来，他就会大声疾呼：“……劳动，耗费人的一定量的肌肉、神经、脑等等，这些消耗必须重新得到补偿……劳动力所有者今天进行了劳动，他应当明天也能够在同样的精力和健康条件下重复同样的过程。” 这是1983年12月21日的《光明日报》。这个国家科委批准的155项发明的名单中，有8位发明者的名字打上了黑框。他们明天都不可能“在同样的精力和健康条件下”工作了，虽然他们正是为了赢得明天…… 需要的发展 明天是什么样儿的？今天的科技发展已经像科学幻想一样令人瞠目了。这是美国明尼苏达大学里的一幢地下“摩天”大楼。这幢大楼深入地下110英尺。地上部分只有20英尺。屋顶上的这组反射镜能把阳光射入地下深处。 让我们用想像来描画一座未来的城市。这哪里是城市？这不是一个风景区吗？啊，这儿、那儿有一些太阳能吸收器，还有一块块由电力推动的反射镜整天盯着太阳，把太阳光反射到地下的中央透镜上，导入一幢幢地下大楼的深处。这是一个地下城市。地下温差小，可以节省取暖和降温的能耗，而太阳能，又是取之不尽的能源。 太阳射到地表的热量，即使取其一半，也等于现在人类消费的能源的一万倍。 这就是太阳灶。我第一次不是从照片上，而是从大兴县留民营大队的农家院里看见了太阳灶。让我走近看看，离开太阳灶还有一两米了，啊，只觉一股灼人的白光向我袭来，我本能地缩了回去。 好厉害的太阳灶！ 我们的田舍农家也进入光与电的时代了？你看，做饭不用点火，对好了阳光就可以蒸馒头。 这里的祖辈据说是明末从山西逃荒来的。只求能在这里落脚谋生，所以取个吉利的村名叫“留民营”。人是留住了，贫困也留住了。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包产到组，责任到人，留民营才像说时迟那时快似的盖起了一排排的新房，家家安上了自来水、沼气池。家用电器也不算新闻了。 人的需要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是成正比的。当农民们不愁温饱的时候，就萌生起一种新的需要：洗澡。原先洗个澡要坐车到50里外的县城。车钱，一天的工分钱，在县城的吃饭钱，没六七元钱和一天的时间洗不了一个澡！ “农民洗澡难”解放以来第一次提上了大兴县委的议事日程。县委给了30个太阳能热水器，你们先用着试试。 试试？这么一个破铁盒上面装一块玻璃还能热水？不信！这玩意儿要灵，干部们干吗都不使？干部不用肯定是不灵的！哦，哪家先用了，真管用，我才用呢。耳听是虚，眼见为实嘛！ 大队会上，没人要领热水器。 “给我一个！”大队书记本来是想让社员们先用的，现在看来只有他带头洗澡了。 大队书记的家安上了太阳能热水器，村民们就从早到晚地来“眼见为实”了。“这种器是不赖！”这位老大爷说，“我这辈子也没大洗过澡，这好，见天都可以洗了。”“嘿！老土鳖！”这个愣头青说，“这还不是得空就可以洗！我一天洗他三回！” 30个热水器，让社员们争着搬走了。 “就他们30户有热水器？我们也要！” 当然，谁要给谁嘛！每个热水器大队补助100元，农民只要出30元就行了。 太阳能灶也家家安上了。这位妇女把一屉馒头从太阳灶上取了下来：“你瞅瞅，说话就蒸得了！先头吃完早晨这顿饭，归置归置，就烧锅做午饭。还没做得呢，下地的人就到家了！一天到晚紧折腾，就是做三顿饭；有了太阳灶，连玩儿带做饭的就齐了！现在的年轻媳妇多幸福啊！” 看看这家门上的对联：“国泰民安，民富国强。”这家的主人准是钻研过辩证法。 啊，这家还是太阳房，靠空气循环取暖。省事、省煤、省时间。 省下时间干吗呢？ “我就是想学习。”张朝菊姑娘叹了口气。她上小学的时候老师让大家学黄帅，上高中的时候只想毕了业就可以不学习了。大队让她管沼气以后，她才渴望起学习来了。“姐，看电视吗？”十多岁的小弟在隔壁屋里叫她。“去！去！去！”张朝菊连一句话都不愿意多说。除了《霍元甲》，什么也不看。电视开多大声她也听不见了。“沼气技术员的职称你能拿下来吗？”“能！”“你敢下保证吗？”“敢！” 不仅敢攻沼气，还敢攻太阳能。《能源的利用》、《国外沼气技术》、《农村太阳能的利用》……大队真重视智力投资。谁要学习，买书都可以报销。没有收音机听广播讲课，队里给买。没有录音机的，大队补助一半的钱鼓励你买。 “你这个录音机是什么牌儿的？” “谁知道。那洋文谁认得！” “那键上也全是洋文。你怎么知道该按哪个键呢？” “轮着个儿的按呗，总有按对的。” “为什么不让咱的孩子学英语？”刚才那位拥有了太阳灶、太阳能热水器、而且知道电视要“带色”的，录音机可以听“外国戏曲”的农村妇女，望着已经拥有的一切，就想到天外有天了，“不学英语，不把咱农村孩子全耽误了？！” 大队的师资太差，稍好一点的就调到县城重点中学去了。干吗人为地把人从中、小学起就分成重点不重点的？难道乡里的孩子就命中注定不能当重点、当尖子吗？福建农村有一个孩子外号弹弓大王，他到安徽后给一个中学老师看中，1984年进了国家射击集训队，1984年7月29日11点10分弹弓大王许海峰砰砰砰地连中十环，拿下了奥运会第一块金牌，揭开了中国体育史的新的一页。 我们的农村，正像河南农民今年举行的摩托车越野比赛一样，正在风驰电掣般地前进。 中国的现代化首先必须是九万万平方公里上的全面的知识化。留民营现在已经买得起电脑了，可就是没有人会操作。“怎么样，朝菊，”我说，“下决心学英语，学计算机吧！” 凡事预则立 当国家面临着知识的挑战的时候，根本的办法是给百姓们提供尽可能多的求知的机会。 北京西城区育民小学的这些十多岁的孩子，获得了农村姑娘张朝菊还得不到的机会。他们课余就上西城微电脑中心学习。这个中心，就设在他们的学校里。 我的身边是这群像小鸡似地叽叽喳喳的孩子。 门牙上套着校正器的吴岩珏说：我爸是核工业部的。我爸带我到他们的机房里去看过的，那儿人人都用电脑工作。我爸说我学电脑将来肯定有用。 穿着美丽的绣花衬衣的方紫晶说：我爸是首钢的。那儿尽是用计算机控制生产过程的。我爸说不懂计算机就没法工作。 梳着运动头，长得像小白猫似的储红说：我们是西城区小学第一批学计算机的，我特高兴，我真幸运！ 长得黑里俏的、一说话两颊就泛出两片桃红的马(吉力)雯说：我弟弟可羡慕我了，他老说他要是到四年级也能学计算机就好了。 董晓晖一说话就漾出两个小酒窝：我哥是中学生，他直让我教他呢！ 董晓晖的头发光洁地往后拢成一把，她那长长的挺拔的浓眉毛和长长的凹陷的黑眼睛，透着内秀和自信。她的妈妈得了重病，爸爸和哥哥体质都很弱。这个十多岁的小姑娘就挑起了家务重担。 董晓晖天天清晨去奶站取牛奶。 董晓晖切的扁豆丝细而均匀，简直像工艺品。 董晓晖拖地板的动作干净漂亮，活像艺术体操。 董晓晖一人擀皮，爸爸、妈妈、哥哥三人包饺子。 董晓晖晚上临睡前给妈妈铺床。 小学生董晓晖的身上，似乎已经继承了沿袭千年的贤妻良母的全套功夫。 董晓晖只能向夜晚要时间。深夜11点了，她还在灯下编制计算机的程序。 妈妈心疼了：“阿晖，老师是不是让你们明天一定要交？如果明天不用交，那你就明天再接着干么。” “不，”阿晖像大人一样叹了一口气，“我今天想干的事不愿拖到明天。” “阿晖，这次的作文你还没做吧？”搞文学工作的母亲当然希望在作文上对女儿有所帮助，“你这次是不是写——” “妈，你别说。我要自己想。” 嗯，这种独立性似乎又不像我们的传统美德。 不过，她正是凭着这种独立作战的劲头，在今年的区计算机程序设计比赛中得了第四名，还因为对微电机键盘提出的革新方案获得了市小发明三等奖。 阿晖还写了篇《我的妈妈》向《北京晚报》投稿了，不过她没告诉妈妈。 为什么不告诉妈妈？她自己也说不清楚，是因为希望自己也有点小小的秘密？是因为不愿意事事都请示、汇报？是因为不愿意什么都由大人管着？是因为觉得爸爸妈妈已经有点保守了？ 你瞧她说的：“妈，你不明白，你们是60年代出来的。” 妈妈笑了：“我知道，你是80年代的人，是‘信息时代’的人。” 董晓晖高高地扬起了她的长眉：“妈，你也知道信息？” 好像只有她这个西城区微电脑技术中心的小学生才知道？ 孩子的思想总是有限的。这里不想去苛求她了。董晓晖那对深深的酒窝里，好像储存着我们千年传诵的克勤克俭的美德；董晓晖那对长长的挺拔的浓眉，又好像挑战似地焕发着未必为众人所容的独立精神。 这，也是80年代中国人的时代精神？ 我们伟大的母亲们，在她们眼里，孩子总是孩子。孩子永远是孩子。所以她们天天要告诉孩子早上要吃饱饭，出门不要着凉，过马路不要撞了车，热了要脱外衣，什么人不要接近，什么书不要看，什么事不要听，什么问题不要去想…… 尤其是在过去“左”的路线下培养出的干部，往往身在“左”中不知“左”，总是要以自己固有的思想源源灌进他的下属们的脑中。这样，下级慢慢就不会思想，就满足于既定的一切，再无“非份”之想了。 随着生活水平的愈来愈提高，人民的“非份之想”愈来愈多了。 农民说话了：为什么我们乡的中学没有英语课？ 中年知识分子说话了：愈是把我们当骨干，愈是没有学习、进修的机会了。 青年科技人员说话了：什么杂事都要我们去跑腿，真正搞业务的时间太少了。 小学生说话了：人家都学计算机了，为什么我们学校还不让学？ 这是前天——1984年8月23日《人民日报》的头版。这篇题为《解大胆》的报道，写到河北省获鹿县委书记“解大胆”“大声疾呼”：“禁得多不合国情，管得死不符民意，要富民必须排卡除障。” 经济的活跃决定了思想的活跃，社会的发展促进了民族的发展。 人民对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力量、自己的义务、自己的权利，都在重新认识。 怎样的政府就有怎样的人民，怎样的人民就有怎样的政府。 当我们上上下下都看到了国际竞技场上是货真价实的力的较量的时候；当我们清算封建残余、愚昧无知的时候；当我们看清目前国际上这场新的技术革命对我们既是一个机会，也是一场挑战的时候，当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再失去这一次机会，我们的命运就在于能不能抓住这次机会的时候，我们已经迈出了一大步。 啊，凡事预则立！ （原载《十月》1984年第6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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