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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困苦中获得的财富 我国空气动力试验研究基地，诞生于1967年这个特殊的年代，仿佛已经注定了它坎坷的命运。1977年，它终于结束了体制多变的困难时期，开始走上稳步发展的道路，这仿佛也是历史的必然。 气动人在这十年间创造的辉煌业绩，举世瞩目，将永载史册。 这十年，给空气动力试验研究基地带来的巨大损失，同样也是无法回避的历史事实。 那十年对于气动人来说，的确尤为特殊，别人经历的他们都经历了，而更多的是他们品尝了别人所体会不到的心酸。“动乱”，对他们多了一层特殊的含义，那就是体制的无休止的变动。堂堂的军级单位，竟然在长达十年时间里，没有一位被正式任命的领导干部，隶属关系得不到明确的落实。1977年之前，连驻地的许多党政机关也闹不清他们到底归谁管，本来是保密单位，这一来就更加神秘了。工作神秘，人更神秘。一会儿是解放军，一会儿是老百姓，先是归陆军，后又归空军，再又是科委。技术人员出差，走的时候是军队的，几个月回来，单位又成了地方的，自嘲说：“又从军委调到了国务院。” 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两位技术人员到某军工厂搞调研，一个先去，一个后去。先去的一个受到厂方的热情接待，毫无保留地提供技术资料。等另一个赶去后，厂方的态度一下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车间不让进，资料不让看，连行动也受到限制。后来他们才明白，两人介绍信上的大印不一样，引起了厂保卫部门的警惕，怀疑他们是从哪儿跑来的特务。情况搞清了，厂方又热情起来，两位技术人员的心却有些凉，他们关起门闷在招待所里，掰着指头数大变动了几次，小变动了几次，数着数着，一人数出两眼热泪：“空气动力在哪个国家都是宝贝呀，咱们怎么成皮球了，被踢来踢去呢？” 粗略算起来，十年间，空气动力试验研究基地“换大印”一级的大的变动就有四次： 1968年2月16日，国防科委根据中央军委的批复，正式授予空气动力研究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七研究院”番号。部队代号为总字“827”。多年之后的今天，绵阳、安县的老百姓还习惯于把空气动力试验研究基地叫“827”，当时的盛况他们至今还记忆犹新。各路建设大军先后云集绵阳、安县地区，一批又一批科技人员从北京、沈阳、哈尔滨、上海等地也来了。与此同时，基地在北京、哈尔滨、西安、南京迅速建起了研究所。到1969年9月，基地高速所的一座跨超音速风洞已经建成投产，当年就完成近千次风洞试验，开始为急需的歼7、歼9，轰6等飞机型号提供试验数据。正当基地建设热火朝天地进行的时候，形势却突然急转直下。其实，在此之前形势已经开始变化，只是热血沸腾、热火朝天的知识分子们还被蒙在鼓里。1968年底，新成立的空气动力研究院，院首长还没正式任命下来，已经在酝酿着要撤销了。恰在此时，实际负责研究院日常工作的著名科学家郭永怀，于12月5日因6机失事，不幸殉难。 这仿佛只是一个开端。 不久之后的12月29日，首都“工宣队”、“军宣队”进驻空气动力研究院，还处于巨大悲痛中的严文祥、刘光奇、张子新、王珍等负责人被迫交出一切领导权。刚刚开展起来的科研等一系列工作再次蒙受巨大损失。悲痛和不满都只能压在心底，严文祥、张子新他们轮换着朝四川军地的研究所跑，每到一处都流着泪讲郭院长，讲要把郭院长没干完的事业好好干下去。干不好，对不起郭院长。这都是心里话。为了组建空气动力研究院，为了把中国空气动力的有生力量凝聚在一起，形成拳头，郭永怀曾和钱学森一起奔走呼号。刚筹建时，他又和钱学森一起共同研究建院设想，制定规划，并亲自参与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可以说，他是这支年轻队伍当之无愧的缔造者之一。他曾雄心勃勃地规划和设计这支队伍的未来，他和许多人讲过，要把这支队伍带成能和世界任何一流水平相媲美的队伍，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壮志未酬，他会英年早逝，也更没想到，他所亲手缔造的这支队伍将会面临一种什么样的命运。 1969年上半年，酝酿中的变动开始了。张子新因为是过去筹备组成员之一，对院里情况比较熟悉，被派去参加了那次体制变动会。在会上他一言不发，默默地听，默默地观察，他还抱着侥幸的心理怀有一线的希望。可是，当他看到一向充满热情，讲起话来滔滔不绝的钱学森也很少讲话时，心里顿时凉了。如果还有一线争取的希望，钱学森会第一个站起来讲话的。空气动力研究院是他心血的结晶，他比谁都关心这支队伍。过去，和上面打交道，有难题，有解决不了的困难，他们也总是习惯于向钱学森求援，钱学森和主席熟，和总理熟，和聂帅更熟，他一出面，多大的困难往往会迎刃而解。可这一次钱学森却没有说话，张子新知道，事情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果然，那次会上宣布，经中央批准，原由国防科委管理的有关研究院分别划归各有关军兵种管理。同时宣布，将空气动力研究院交给空军。 只到这时，钱学森才说话了，他说：“交谁都可以，但这一摊不能散！” 也唯有这句话，才能表达这位著名科学家此时此刻的复杂心情了。 直到这年年底，社会上刮起批判“大科研体制”的风潮，张子新才慢慢明白过来，矛头无疑是指向聂帅的。难怪连钱学森也无可奈何了。应该说，空气动力研究院交归空军，其命运已经算不错了。当时，在聂帅的主持下，国防科委一批准备和正在组建的研究院则不得不被迫停止或撤销。 就这样，新成立的空气动力研究院由国防科委划归空军管理，同时将名称改为“导弹、飞机风洞建设指挥部”。 如果说这次大的变动给气动人带来了什么的话，那就是使他们学会了对“形势”的观察和判断。这无疑给他们心理上增加了一个沉重的包袱。他们本来是满腔热情加入这支队伍的，本来应该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试验中去。察言观色本来不是他们的长处，甚至不屑为之。可是，他们却在无形中学会了观察。 他们首先观察到的是空军并不是那么乐意地接受他们。从1969年10月开始协商交接，直到1970年7月，空军才正式接管。也许是他们自身的敏感，他们总觉得空军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接收了他们，而实际又没把他们当做自己的人对待。甚至有人觉得有点类似解放军收编国民党部队，原因是空军接管之后的领导方式是实行军管。空军对原来的编制体制进行了调整，把几个研究所集中为两个分指挥部，总指挥部派来的是军管组，分指挥部派来的是军管会。军管人员当然穿军装，这无疑使他们心理上有了某种压抑的感觉。他们曾经都是最优秀的技术人员、最优秀的大学生，他们加入这支队伍的时候，让多少人羡慕得要命，他们曾经是那样感到光荣和自豪。可是，他们现在却突然感到自己有点像没人愿要的孩子了。 当然，这仅仅是他们的感觉而已。 他们进一步观察到：在当时的领导班子中，既有军人，也有非军人，单位的性质不明朗，军不军，民不民。还有，军管的同志先是分期分批被撤回了一些，留下的吵着也要离开，这足以说明还在酝酿着变动。 果然让他们观察到了。1973年8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决定将空军六院划归三机部建制领导。这一次他们是“搭车”，随空军六院到了三机部，成为“三机部风洞建设指挥部”。 这一次变动，最大的特点是基地一下有了四个主管部门，从此开始了多头领导的极为混乱的困难时期。 基建、科研经费及物资是由国防科委主管； 科研任务和行政是由三机部主管； 行政经费是由成都军区主管； 党政、干部是由四川省主管。 严格说起来，主管还不止这些。那几年会多，运动多，地方为了实行党的统一领导，开会搞运动的事就毫不谦虚地把基地这一摊主管起来了。绵阳是主管，安县也是主管。于是，又多出两个专门负责“运动”的主管。 有这么多单位来主管，无论如何不能说不重视。但几个主管单位，体系不同，相距遥远，不容易通气协商，也就不便于亲自领导了。于是很多问题、困难，成了皮球，被无休止地踢来踢去。 这段时期，大批风洞陆续上马，科研任务不断增加，飞机、导弹、卫星等型号单位也都找上门来，气动人就像背了一身债务，感到火烧眉毛。但问题却越来越多，困难越来越突出。科研上的，试验上的，经费问题，干部问题等等，要求解决问题和困难的报告几乎每天都有一大叠，每个报告得分头送给四个主管部门。问题虽然解决不了，但少送一个主管部门，新的问题又来了。有一次，因要求解决的是编制问题，报告只送给了国防科委，四川省工办知道后，很不高兴，在会上严厉提出批评，说有倾向性，组织观念有问题，还要在全省范围内通报批评。其实，问题再明白不过了，人家是觉得你没把人家放在眼里，气动人也有怨气，就这点事你就认真了，又是批评，又是要通报！这么多年，谁把我们放在眼里了？国家的空气动力事业大不大？怎么没人这么认真呢？怎么没人朝组织观念上上纲呢？怨气归怨气，气动人只得忍着，窝在心里，只得把报告重新补送一份上去，让别人锁进保险柜里去。 成堆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但风洞不能不建，科研不能不搞，试验不能不做，任务不能不完成。怎么办？解决不了也得朝上反映。基地的几位临时领导，那几年朝上打的报告，反映的问题可以用火车厢拉。 他们在报告中有一个问题从来不涉及，那就是干部的任命问题。几个领导从最早建院时被确定为筹备组成员，变动一次成立一次临时党委。连党委都是临时的，自然没有正式任命的干部。他们的职务都还沿用1967年以前在老单位的职务。正因为如此，干部的任命问题就变得敏感了，怕上级领导产生误会。 自己的问题好说，认了！可中层干部怎么办？全是大组长，小组长，到底算哪一级？物质待遇不讲，政治待遇总得给人家有个说法吧？报告打了不少，打一个就是一个泥牛入海。琢磨来琢磨去，终于让他们琢磨出了办法。空军把他们交出来后，下发的中央文件一时间渠道不畅，看不上中央文件可是天大的事——打报告！从来打报告也没有这次理直气壮过，估计也没人敢把这问题当皮球踢！ 果然，报告上去很快就批复了，中央军委专门发了一个电文确定：“风洞指挥部相当军级，下属研究所相当师级，工厂、研究室相当团级。” 问题迎刃而解，但总让人心里有一股说不出来的心酸。指挥部把那么干巴巴的一条电文，在干部大会上念了又念。在那特殊年代里，这也算对历经风雨的气动人一个不小的安慰吧。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变动一次，就给基地、给我国的空气动力事业带来一次损失。当年一位主管科研的领导说得很形象：“变动一次，基地就像被扒掉一层皮。” 变一次，人心散一次。过去从科学院、三机部、七机部或科委调来的技术人员，纷纷要求回到原单位去。群众被变怕了，只想回到老单位安定下来踏踏实实干工作。青春也好，血汗也好献给事业值，当初满腔热忱地来到山沟就是这么准备的，可要是消耗在折腾中就冤枉了。变一次，技术人员走一拨。很多技术人员是流着泪哭着离开的。1974年，四川省以外的几个研究所相继撤销，或移交出去。撤销的同时，一批技术骨干也流失了。 就是从这时起，一些普通技术人员开始给上级首长或机关写信。给国务院写，给中央军委写，甚至给党中央写。给首长的信写给谁？张爱萍被打倒了，最理解、最关心爱护他们和这个事业的聂帅也被打倒了。他们写信给钱学森。钱学森几乎有信必回，或者让秘书打电话。可是钱学森也没办法，大科学家有苦难言，回信里总是嘱咐队伍别散了，把精力多花在事业上。最后谈课题、谈学术问题……也有人斗胆把信写给了周总理、李先念，甚至江青、王洪文，只要是他们认为有能力解决基地问题的领导都可以。写出的信要么无声无息，要么被批转给几个主管部门。就是从这时开始，空气动力试验研究基地的知识分子们，落下了一个“爱告状”的坏名声。上级批评这是无组织无纪律，批评得对，也认了，可是，除此之外又有何良策呢？要么沉默寡言，不闻不问，爱怎么变你变去。更多的人也只能采取这种态度，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不就是忍辱负重么？ 按理说、归谁领导，有多少主管，变动与否，和普通技术人员没有多大关系。然而，毕竟有一份责任在肩上。变动给科研试验所带来的损失有目共睹，像超高速气动所，一帮人要饭一样跟在别人后面要任务，却要不来；像空气动力研究试验三大手段之一的“自由飞”，一年只有几万块钱的经费；还有，一些航空航天急需的风洞，图纸设计出来却迟迟不能上马；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经费得不到保障……群众被变怕了，变得人心惶惶，变得不知所措，也实在搞不明白，为什么要变，有什么非变不可的必要。连他们做为普通的技术人员也深深认识到：空气动力实验是基础，是“先行官”，建设的投资大，周期长，配套设备复杂，必须集中统一，不能分散。况且，咱们国家穷，为什么还要这样穷折腾呢？ 1975年11月，空气动力试验研究基地的干部和群众再一次胆战心惊地进行了第三次大的变动。这一次变动，应该说是朝着健康发展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中央军委决定将风洞建设指挥部划归国防科委建制领导。隶属关系和任务都得到进一步明确，试验研究相对集中。这次变动的背景是张爱萍在恢复工作的那段短暂的时间内做了很大的努力，他曾明确向中央表示，如果中央决定，我们科委就管。另一个原因是当时作为国防工办副主任的叶正大在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后，也竭力主张把空气动力试验研究这一摊重新交国防科委管理。 不过，事情的确不太好办，的确让人感到为难。当时国防科委部队都是正规的军队序列，不穿军装的几个单位刚交出去，马上又进来一个风洞指挥部，首先一个单位名称问题就遇到困难。 叫什么？ 中央已经明确不穿军装，所以不能授予部队番号，等于一个非编单位。对内好说，甚至可以随便起个名字，能体现出任务的性质和特色就行，比如叫空气动力试验指挥部，但全称怎么办？ 当时作为负责基地政治工作的赵巨明以及刘苏、刘光奇、张子新四名“临时”领导去参加了交接会，为给基地起一个合适的名字，会上讨论了差不多近两个小时，这让他们很是尴尬，很是过意不去。而心里的那股心酸劲也甭提了，堂堂的一个国家的空气动力试验研究基地，混了这么多年，竟然连一个可以对外的名字都没有。 讨论的结果，创造了一个新的印章：上面只写“国防科委”（这是赵巨明坚持的，以示主管单位明确），下面就是“空气动力试验指挥部”，避开了解放军三个字眼。而对外番号则显得就有些马虎了，领导让他们自己提一个，赵巨明他们经过一番研究，认为既然不在解放军序列，可以随意，干脆就还叫“827”算了，因为刚到四川时这么叫过，这名字在绵阳一带颇有些名声，便于称呼，也便于继承过去已有的影响。领导采纳了他们的提议。 然而，虽然大印上的主管单位明确了，但实际并非如此，只是少了两个，而由国防科委和四川省委实行双重领导。具体分工是：行政、科研、基建等由科委主管；党政工作领导以四川省委为主，干部问题、考核管理由省委负责，团以上干部的任免、调动由两家协商，但也是省委主管部门办理。看来，省里对这样的分工非常满意，除了大会小会强调之外，又专下发红头文件给予重申。对怎么分工，群众倒不在乎，但他们还是不明白，明明一家能办，而且事实证明只有一家才能办好的事情，为什么一定要让两家互相牵扯着呢？ 省里对人事权的重视看来也有重点。移交之后，干部和技术人员仍然像过去一样流失了一批，急需要补充，从移交之日起基地就一再请示，最后省里答复可以适当补充。急需要补充的大多是科技干部，是根据科研试验的需要提出来的，那么适当二字是以什么为依据的呢？这一适当不得了，适当了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一个人没给补充。直到1977年9月，才派来了一个党委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另外安置来三个军队复转干部。连科委也有些急了，可是按照分工，科委不管干部考核，也就无法提出配备干部的意见。想从科委系统自己解决一点，可是科委系统又都是军人，包括纯技术人员在内都无法调入。 本来对这第三次大的变动，抱着极大希望的气动人，这时与前两次一个不同的感觉是，这一次是被人要了！ 与省里对党政、人事领导权的极端热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对这个新接收的单位科委表现得非常冷淡，或者说根本无暇顾及。1975和1976两年，社会形势进一步恶化，“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科委也搞乱了，对这个新接收的特殊单位，难以多加过问，因而成堆的问题和困难仍然得不到解决，领导关系仍然还是复杂多头。气动人所得到的无非是多了一次心酸的经历，并由此而衍生出一种更加沉重的悲壮之情。如果把这种坎坷的经历可以当做财富的话，气动人又多了一次丰厚的积累。后来事实证明也正是这样，坎坷曲折锤炼了他们，使他们更加坚强，更加成熟。苦难见真情。气动人与他们的事业一起经受了苦难，他们在苦难中风雨同舟，休戚与共，结成了生死之交。气动人在经历了那些坎坷之后，已经没有任何风雨能够打垮他们，以至后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当经济大潮席卷而来的时候，他们能够坚如磐石，傲然而立，对事业一如既往地表现出如火如荼的激情和忠贞不贰的高尚情操。 聪明起来的气动人 在经历了1975年的第三次大的变动之后，气动人已经表现出了相当的成熟。邓小平、张爱萍短暂的复出使他们看到了希望，有了信心。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他们全面展开了科研工作，把全体人员紧紧地凝聚在科研试验上，给上面写信少了，打报告少了，要任务多了。不再纠缠于体制、领导关系等等一系列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了。对事业的责任感使他们变得“聪明”起来，现实使他们学会了应用“策略”。 1975年变动之后，按照当时普遍采用的领导机关形式，分工主管党政领导的四川省工办，要求基地所属所、厂采用革命委员会和党委会制。基地请示科委，得到的指示是：尊重省工办意见。这一“尊重”让他们钻了空子，找到了回旋的余地。基地临时党委认为，在当时运动那么紧张的情况下，采用革命委员会的形式，不利于安定，不利于风洞建设和科研试验，而只能增加思想混乱和派性干扰。经过反复研究，他们请示省工办要求实行所长、书记制。这等于给省工办出了一个大难题，而时间又不允许拖延下去，他们一边请示，一边软磨硬泡，而同时悄悄地开始实行起来。后来，省工办同意了，但批示下来，他们早已开始实行了。不过，这样做的代价是仍然得不到正式任命，只能代理。但他们已经不再计较这些了，这些年不是一直临时过来的么？ 从1976年开始，他们采取同样的办法，申请上报的同时在内部根据科研试验的需要进行了一些体制变动，低速和高速所就是在这时分开的。 看来，知识分子也并不“傻”，被逼急了也会变得“聪明”起来。 作为一个群体，恐怕没有谁比气动人对“四人帮时期”的那种体会更加深刻了。整整十年，他们是真正在“动”和“乱”中度过的。因此，打倒“四人帮”给他们带来的振奋，他们的欢欣鼓舞也和别人表现得不尽相同。他们甚至没有更多的时间搞大揭发、大批判，大清查。时间太宝贵了。世界航空航天业的发展不再是以往的循序渐进，按部就班，而是朝着未来突飞猛进。作为“先行官”的空气动力学，更是一日千里，再不奋起直追，恐怕是永远时不我待了。气动人红了眼睛，拿出了吃奶的拼劲，把过去的心酸、把愤怒，把信念和理想统统化为力量，凝聚在一起，从他们身上喷薄而出。 张爱萍又出来了。国防科委对空气动力研究试验基地这个备尝苦难的孩子也重视起来。大量的任务也蜂拥而至。飞机来找空气动力了，火箭来找空气动力了，卫星来找空气动力了，连汽车、船舶、铁路、桥梁以及准备进军奥运会的标枪、乒乓球也来找空气动力了。气动人累得要死，却高兴得要死，兴奋得要死，在夜以继日的拼搏中，仿佛一下子找到了感觉、找回了青春，找到了错位已久的人生的价值。更重要的是从蜂拥而来的任务上，看到了重新焕发出活力的祖国充满希望的未来。骄傲和自豪又重新回到了气动人身上。 1977军字第73号 新的再一次变动又在酝酿了。 张爱萍亲自向中央、国务院和军委打报告，把空气动力试验研究基地正式纳入军队序列，彻底解决基地的归属、编制体制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并责成张震寰副主任具体负责此事。备受人生磨难的老将军，对同样经受了风雨坎坷的气动人仿佛有一种天生的亲情，曾一再关照张震衰副主任和其他了解情况的机关人员，让他们对正在加紧进行的调整“保守秘密”，不要张扬出去。 “不要惊动他们，等事情办成了，办好了再告诉他们。” 老将军是怕事先张扬出去，万一又办不好，反而让基地的同志失望，伤了同志们的心。其实，这个“密”怎能完全保住呢？将军的良苦用心气动人又何尝体察不到？复出的将军脾气格外大，对被“四人帮”搞乱的国防建设忧心如焚，下部队、下基地、下军工厂，走一路拍一路桌子，发一路脾气，骂一路人。唯独对气动人例外，在气动人面前不发脾气、不拍桌子，更不骂人，气动人吃的苦多，受的气多，风风雨雨走过来太不容易了。气动人珍惜将军对他们的深情厚意，对正在进行的变动，不打听，不追问，知道也装着不知道，怕说破了辜负了将军的那份情意。 1977年5月，空气动力试验研究基地的所、厂以上干部，到北京参加国防科委党委扩大会议。会议结束，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合影留念，其它单位都是军人，基地的干部穿着便衣，插在队伍中间，当列队向大会堂门口行进时，被警卫挡在门口，以为混进了什么人。科委带队的张震寰副主任解释了半天，才让进去。张震寰走在他们旁边，对他们一行人说： “委屈你们了。” 他们没想到张副主任会说出这句话，心里一点准备也没有，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这么多年他们已经习惯了，习惯于被人认为可有可无，习惯于被人当着包袱踢来踢去，过去，当他们怀着委屈向有的领导汇报问题、谈科研、谈经费、要任务、讲气动事业的重要时，却遭来白眼，看到别人皱着眉头不耐烦地心不在焉地听着。那时候他们是真感到了委屈。连他们自己也嫌自己的事多，总是问题，总是困难，总给领导和上级机关找麻烦。他们从没听到谁对他们说：委屈你们了，这么暖人心的话他们还是第一次听到。猛然一听到，心里还真有些受不了。比起这些年的风风雨雨，这点事又算得了什么呢？不就是警卫拦了一下吗？何况今天是进人民大会堂，中央领导要接见，要合影，这么高的礼遇气动人还从没受过，就是真有委屈、天大的委屈也算不了什么。就这么一句安慰的话，使他们心里波波澜澜，许久不能平静。他们的心已经被苦难和委屈磨起了茧子，只习惯于承受重负和重压，原以为不会脆弱了，却没想到是如此脆弱。一句话就把他们冰封已久的感情的堤坝冲得稀里哗啦。这久违的人间温情、久违的亲切和温暖，使多年积郁于心的一切都在这一瞬间悄悄地流逝了。气动人尤其需要理解。张震寰理解我们！一行人跟在张震寰后面步入大会堂的时候，眼圈红了，鼻子酸溜溜的。可是，泪不能流出来。人民大会堂，这不是流泪的地方啊…… 尽管张爱萍一再交待，事情不办好，不要张扬出去，但这个密仍然没能保住。 1977年7月18日晚上，国防科委召开电话会议，布置迎接全国科学大会工作。按照会议要求，国防科委下属各基地都是党委常委参加。由于事先知道会议内容，各单位征得同意后，都尽量扩大范围。空气动力试验研究基地扩大到各所、室以上负责人，承担重大课题研究、重要试验任务的近百名技术骨干也参加了会议。 首先是张爱萍讲话。这是一个特殊的，人们盼望已久的会议。将军熟悉的声音从遥远的北京传来。这一次，将军没有发火，而是大发诗兴，滔滔不绝地讲振兴科技、振兴国防，讲未来、讲希望，用他充满豪情的诗句号召人们敞开胸怀，拥抱科学春天的到来。将军的话不断被掌声淹没，讲完了，掌声还经久不息。 张震寰副主任也在会上讲话，之后是各基地领导发言，讲完一个，张震寰在电话里呼叫一个。空气动力试验研究基地，预定赵巨明发言，他已经准备好，要讲的话全在心里装着。那时国防科委的若干基地，按序列只排到“××”就结束了。一个个按顺序发完言，“××”基地也讲完了，赵巨明敲敲面前的麦克风，准备回答张震寰的呼叫。可是，出乎意料，张震寰没有呼叫那时简称为“空指”的空气动力指挥部。而呼叫道： “××基地！” 赵巨明张开的嘴又闭上了，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可是，会议室里呼的一声，不约而同地站起了许多人，赵巨明猛然醒悟：“难道事情办好了？！可我是临时党委的书记呀，这么大的事办好了，就不通知我？是张副主任叫错了？不会呀，张副主任长期协助张爱萍将军，组织指挥从原子弹、氢弹试验到火箭发射，作风一向严谨，怎么会错？难道事情有了眉目，是张副主任叫走了嘴？……” 再看其他人，会议室里一双双眼睛都充满希望又充满焦急地看着他，很多人用手、用下巴指着麦克风，意思是让他赶快回答，仿佛这一回答就有了既成事实。 赵巨明毕竟不能感情用事。但心里毕竟又和其他人一样充满期望。犹豫片刻，他谨慎地对着麦克风向电话那一边的张震寰问道： “张副主任，是叫我们吗？” 人们的心一下都悬起来了，是或不是，无疑都需要在心理上做出巨大的承受。 张震寰仿佛也在犹豫着，沉默一阵，告诉赵巨明：“你讲吧……” 张震寰给他们留下了一个神秘的话题。 会散了，人们留在会议室里许久不愿离去。议论著，猜测着，最后一致认为：“科委可能已经内定了我们的体制问题，批准之后准备叫“××”基地，张副主任不注意把风透露出来了，这一来我们和其它基地一样，就可以穿军装了……” 一向以科学为依据的知识分子们，完全以自己的意志毫无根据地下了这样的结论。其实，谁心里都明白事情完全可能是另一回事。但都不愿承认。都希望这一回张副主任是犯了一个“错误”，是不小心把消息透露出来了。 几个研究所分别住在安县的辕门坝、小滥坝、于晓坝、常乐坝地区，离他们开会的绵阳都有几十公里，而且道路曲折难行，又是深液。赵巨明等领导一遍又一遍催促他们赶快回去，并作为纪律，要求回到单位不要议论，不要把张副主任叫的“29基地”说出去。 但送走所里的同志，赵巨明他们几个领导却留下来了。不让别人议论，他们自己却议论起来。赵巨明反反复复问自己，也问其他人： “张副主任没肯定，怎么也没否定呢？” 而此时的张震寰似乎也在问着同一个问题。张爱萍复出之后就向军委建议将空气动力试验这一摊纳入军队序列，并亲自和总参等有关单位协商过多次。意见都趋于一致，认为有国防科委领导有利于气动事业的发展。6月，正式的报告也交给了军委，张震寰作为具体负责此事的副主任，三番五次向总参、军委催问此事，但一直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军委能否批准呢？ 赵巨明似乎有些等不及了，想尽早知道个究竟。就在那次电话会议后不久，他和刘苏一起到北京参加科委党委扩大会，预备会上，张爱萍主任、李耀文政委和大家见面。由于李政委刚到科委工作，和大家不熟，张爱萍一一给予介绍。看到其他参加会议的同志都是穿着军装的军人，赵巨明心里一动，“何不乘此机会探探消息？”当介绍到他俩时，赵巨明说：“我俩是老百姓”，并指指他俩的便装，意思是不能给首长敬礼。 消息果然被赵巨明探到了。 张爱萍和蔼地握着他俩的手，说： “快了” 这消息使他们激动不已。 但这毕竟是一个重大的变动，快，也只能是相对而言。一转眼几个月又过去了。这年11月，赵巨明和刘光奇到北京参加一座大型风洞的论证工作会议。在会上他们听到说张爱萍身体有病，正在301住院治疗。散会后，他俩商量去看看首长，并商量好，见了首长少呆一会儿，什么不说，什么不问，看看首长就出来。说定之后，他们先让驻京办事处的同志联系。一会，张爱萍的秘书回电话了，转达他们：“张主任说他的病不要紧，不要去看了。关于‘空指’的体制问题已经解决了，中央已批准一切按部队办，机关会很快通知你们的。” 虽然有思想准备，但他们仍感到这消息来得太突然了。更没想到的是，对气动人这么重大的喜讯，竟是张爱萍主任在病榻上转达给他们的。 就在这天下午，国防科委正式向他们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命令，宣布：空气动力试验指挥部纳入军队编制序列，并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试验训练基地”的部队番号。 开完会，已是晚上七八点钟，办事处已开过饭了。赵巨明拉着刘光奇说：“走，到莫斯科餐厅，好好庆祝庆祝。” 两个老兵高兴得泪光闪闪，他们都是1965年在国防科研单位集体脱下的军装，现在又可以归队了。更高兴的是，拖了多年的老问题，这次总算彻底解决了，他们所为之献身的事业一定会得到飞速发展。 从莫斯科餐厅出来，赵巨明说：“老刘，你还记得下午那个命令是多少号吗？”刘光奇说：“怎么能忘啊，一下就刻在了心上！”两个人同时轻声念了出来： ——1977军字第73号 是的，气动人心里都刻着这行文字。这行文字宣布了一段历史的结束和一部新的历史的开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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