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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判断 1980年5月18日，我国向太平洋海域发射远程运载火箭获得圆满成功。这枚运载火箭，在高空顺利地完成火箭级间分离，发动机关机和火箭头体分离等一系列程序，精确地沿着预定轨道飞完全程，最后在预定区域准确入海。 一石击起千重浪。 西方国家的航天专家们立即作出推断：中国已经建成了专门从事飞行器空气动力试验的秘密机构。而且具备了相当规模和较高水平。 这样的判断是必然的。 对空气动力学在飞行器研制中的突出地位，欧洲科学家的经典表述为“基础”，美国称之为“先导”，在中国，航空航天科学家们则形象地把它比喻为——“先行官”。说法不同，认识却是相同的。一枚运载火箭反映的首先是中国在空气动力学研究试验上所具有的水平。西方航天专家们的判断不仅来自于自身的经验，更多的是建立在对科学的认识上。 不久西方专家们在中国西南山区找到了那个秘密机构…… 形成拳头 1967年10月25日，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了聂荣臻元帅《关于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方案的报告》。其中空气动力研究院被列为第17研究院。至此，我国空气动力研究试验基地正式宣告诞生。 为这一天的到来，聂荣臻元帅已经等待了整整十二个年头。 1956年2月，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向中央提出《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其中重点提到了建立我国空气动力研究试验机构的设想。两个月之后，聂荣臻被任命为国务院航空工业委员会主任，开始着手致力于我国航空科研生产机构包括空气动力机构的建设。在聂帅的领导下，国防部五院、六院等单位相继设立了空气动力研究机构，并开始有步骤地建设用以进行空气动力学研究试验的风洞设备。 为集中统一，加快建设，减少重复浪费，1959年，聂帅正式向中央提出了，《关于空气动力和发动机研究院建设问题的报告》。具体提出用4至5年时间，在兰州刘家峡附近建立“中国国家空气动力和发动机研究院”的规划。李富春、邓小平两位副总理和周恩来总理均对聂帅的报告作了重要指示。但这一方案却因故未能实现。 1964年，聂帅领导的国防科委成立了以钱学森为组长的空气动力十六人专家组，统筹规划全国空气动力试验设备的建设，再次提出全国集中建设一个空气动力试验研究基地的规划。但由于国防工业管理体制的变化等原因，这一规划仍然未能实现。 空气动力学在发展航空航天业中起着不可替代的先导作用。世界发达国家高度重视，几乎都毫无例外地成立了国家级的研究试验机构。德国早在1907年就成立了“哥廷根空气动力试验院”，为德国航空工业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做出了卓越贡献；美国于1915年成立国家空气动力研究机构，极大地促进了航空业的发展；苏联在“十月革命”胜利的第二年，列宁就下令组建了中央流体动力研究院，任命“俄罗斯航空之父”茹可夫斯基担任院长，为苏联成为世界航空航天超级大国奠定了坚实基础；英法等先进国家也莫不如此。即使是战败后被禁止发展航空生产的日本，也在被解除禁令的1953年，迅速组建了包括空气动力研究试验在内的国家级机构。使日本在很短的时间内得以重振旗鼓，一跃成为世界航空航天先进国家…… 发达国家的成功之路，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经验。而且我们国家穷，航空航天工业更是毫无基础可言。面对半个世纪的差距和一日千里的发展速度，更应该把有限的财力物力和分散的技术力量，集中起来形成拳头，建立国家级的空气动力研究试验机构。 1967年，针对国防科研体制上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更主要是考虑到已经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有可能对国防事业带来的严重影响，聂荣臻元帅毅然向中央提出，用军事接管的办法组建18个国防研究院，以保护一批科学家和科研设备。 在中央正式批准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方案之前，聂帅于当年7月指示国防科委发出通知，成立了以钱学森、郭永怀、严文祥、张子新、王珍、刘光奇为领导的空气动力研究院筹备组。到10月25日正式批准时，钱学森和郭永怀已经开始了紧锣密鼓的蓝图规划。这两位饮誉世界的著名科学家，以远大胸怀和对世界航空航天科学发展的敏锐把握，提出了集中力量、合理配套，从高起点上进行我国空气动力学研究试验基地建设的宏伟蓝图；做出了从低速、高速到超高音速建设风洞设备，同时建设模型自由飞和计算空气动力学设备的长远规划，以全面满足我国未来飞机、导弹、卫星以至宇宙飞船的研制需要。尽管后来的发展几经挫折、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但却始终以此为依据、为蓝图。与此同时，严文祥则打点行装，收拾人马，深入到我国西南的崇山峻岭之中组织勘察选址…… 踏遍蜀道 我国空气动力研究试验基地，作为秘密机构，被确定建在三线地区。 1964年底，国务院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宣布，从1965年起，我国将进行规模空前、投资巨大的三线工程建设。当时国家从战备角度出发，将我国960万平方公里的疆域划为三个地区：边疆沿海省区为一线；紧靠边疆省区的地域为二线；长城以南，京广线以西、广西韶关以北，甘肃乌稍岭以东的11省区为三线…… 在此之后开始的我国空气动力研究试验，注定了要走进深山老林，也预示着这条战线上的科技人员们在未来岁月中要以超常的代价做出巨大牺牲。 1967年10月，空气动力研究院筹备组根据三线建设方针，由严文祥同志带领工作组抵达四川绵阳开始选点。经过一个多月的奔波，在对安县、北川、江油的部分平坝河谷进行实地勘察之后，于当年12月向国防科委上报了空气动力研究院的定点报告。 而在此之前，新划归空气动力研究院的三机部六院七所的300多名科技人员，已经在安县的大山里安营扎寨了两年多时间，试验设备和生活设施的建设已经全面展开。 1965年1月，即在刚刚宣布三线建设开始之后，张子新就带领十多人的选址小组最早开赴四川绵阳地区。他们每天早出晚归，有时就在山区的路上过夜，踏遍了这一地区的崇山峻岭。所到之处，山高路险，车辆难以行驶，他们扛着勘察仪器从这个山头跑到那个山头。 选址的原则是：靠山，分散，将来的试验设备能够进入山洞。三者缺一不可。靠山容易，川西地区群山绵延，但靠山的地方又往往不易分散。能靠山、能分散，但一勘察，山的土质又不适合打洞。理想的地方他们也找到过好几处，但站在山头放眼一看，又不忍心了：农民的良田太多。少占耕田这条原则在他们心里也有着极重的份量。 那时候，山区的老百姓还很封闭，看到一群陌生人在山里乱窜，非常奇怪。等到他们把仪器架在山坡上，总是引来不少看热闹的群众。有的老百姓甚至把他们当成看风水的阴阳先生了。出于保密上的需要，他们又不便向群众解释，只能把底交给当地政府的领导。 最后的“风水宝地”选定在距安县城北8公里的小滥坝地区。此地西临苏包河，西北连眠山余脉，东南与丘陵地带相连，山峦重迭，地形十分隐蔽。 与此同时，七机部三院的部分人员，也已经在四川达县地区选定地址。杜建国等人带领60多人的筹建队伍，分批奔赴达县山区，开展征地、勘测和工艺设计等工作。 这两支队伍是新成立的空气动力研究院的主要组成部分。前者发展为后来的低速和高速所，后者为超高速气动力研究所。 苏包河畔 苏包河水最初哺育了“气动人”。苏包河是“气动人”创业的最好见证。 首批“气动人”进点时，面对的是一片杂草丛生的乱石堆和荒山野岭。三面环山，一面临水，这水就是苏包河。1965年8月的一天，吴明带领150多人的建设队伍，在河滩边安家时，先是为那一河水而欣喜。只要有充足的水，生活就有保障，大规模的基建用水也不愁了。河水哗哗流淌，听起来清脆悦耳。可下到河里一看，吴明愣住了：水是黄的，水浅的地方，水面上还浮着一层带着草渣的水泡。吴明连鞋也顾不上脱，朝深水里走一段，再掬一捧水看看，仍带着黄色。找当地老百姓一了解，上游有个造纸厂。看着一河被污染的水，吴明心疼坏了。 第一顿饭吃过不久，就有人开始拉肚子，可是还不敢说。150多人的基建队伍，人人都有专业，除了简单的行李，不是专业书籍，就是专业工具，连一口锅也没顾上带，只好分散在附近农民家里吃派饭。农民吃的也是一样的水，谁还能说什么呢。后来人人闹肚子，不说行，可不治不行了，他们就从县城买来成筐的大蒜，饭前饭后悄悄地背着老百姓吃。 农民家里苦，差不多顿顿饭都是玉米糊糊伴泡菜。这倒没什么，只是农民吃饭没有准确的时间，有的中午饭能拖到下午两三点，还有的人家逢下雨天不出工就只吃两顿饭。后来不知谁发现农民老廖家里，有一口煮猪饲料的大锅，灶也是现成的，只是贴在屋檐下。吴明和老廖家一商量，借来那副锅灶办起了食堂。但不能耽误老廖家喂猪，做完饭，老廖家还是用那个锅灶煮猪食。 第二年底，高位水池建起来了，这才结束饮用苏包河水的历史。但留下了不同的后遗症：有一位女同志，闹肚子的毛病到现在也没好，中医西医全看过了就是治不好。而另一位已经退休的老同志，却怎么也吃不惯外面的水，也是闹肚子，胃也不舒服。偶尔回到所里，吃几顿饭、住几天，肚子和胃里的毛病，又不治而愈。 每一个创业者，都在苏包河畔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那是苏包河千百年的历史中最艰难，也是最充满激情的时期。河上无桥，山中无路，没电、没住房，从几千里外辛辛苦苦背来的绘图版也没地方放。当时，大部分人借住在安县县委招待所和县委党校，不管一家几口，不分几代同堂，也不分领导还是一般职工，一律都是一户一间平房。后来人又多了，一户一间平房也没有，借了县中学的一幢房子，用芦席隔成单间，住进去十多户。挡墙用的芦席也是破破烂烂，中间的网眼比鸡蛋还大，连找几张纸糊一糊也没有。一进到屋里，眼睛就不敢朝“墙”上看，怕看到别人的屋里了。芦席只有一人多高，勉强挡住个视线，房顶上十多户人家都是相通的，最东头的人咳嗽一声，最西头的人都能听见，谁家的孩子一哭，家家都不能安生了。白天在工地热火朝天，一回到家都没话了。两口子实在想说话，就说说白天工地上的事…… 但这种待遇，还不是人人都能享受。不少单身科技干部，要借住在工地附近的农民家里。农民晚上睡觉早，天黑不久就上床了。但我们的人不行，晚上要开夜车，要绘图。绘图版就放在床上，一盏煤油灯还不敢拧大了，怕影响房东们休息。有时候房东也过来看几眼，一看吃惊得不得了，佩服有知识的人眼睛好使，看着那密密麻麻的图纸，说简直像瞎子绣花一样。得到房东的称赞，绘图的人抬起被油灯熏得又酸又疼的眼睛，只好无可奈何地苦笑。 老百姓的住房都是干打垒，有的挖个尺把宽的洞算是一扇窗户，有的连洞也不挖，冬天阴暗潮湿，夏天门不透风，蚊虫叮咬。住在人家里还得格外注意，捂出一身痱子照样衣冠整齐。洗个澡，要么跑到河里去，要么等房东一家都睡了，打盆水在屋外的草垛旁擦一擦。这些都还没什么，最难受的是染上一身的虱子。 从安县县城到小滥坝的施工现场上班，相距有8公里山路，仅有的一辆卡车，每天都忙于拉建设用的钢材、水泥和砖瓦沙石，这样住在安县的同志，早晨步行一个多小时去上班，晚上又得步行一个多小时才能回家，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山区多雨，早晨上班时看到还出了太阳，晚上下班时瓢泼大雨就下来了。后来，每天上班都只好带着雨伞。有孩子的女同志，最大的愿望就是下班时能遇到拉货物的卡车，能早点赶到县城的托儿所接回孩子。 去工地的路上还要过一条河，河上是一架1米多宽、200多米长的铁索桥，铁索上搭着稀疏的木板。这桥原为当地群众平时上山砍柴走的，他们走起来如履平地，而平原的人却不敢走，一上桥就摇晃打颤，设计院的女同志干脆从桥上爬过去爬过来。每天上下班，总有一群当地的孩子围在桥头看热闹，笑话说：“北京来的阿姨只会爬不会走。”开始还有人悄悄地哭，时间一长习惯了，再一咬牙，跌跌撞撞地也敢弯着腰从桥上慢慢走了。 随着大批科研人员的到来，在加紧生产、科研设施建设的同时，生活设施的建设也在同步进行。“一切生活设施从简，一切生产设施从精”，这是铁的原则，有限的财力物力决定了只能这样。为了缩小工农差别，当时规定宿舍每平方米造价不准超过40元，从办公楼到宿舍内不建水厕所，一律建干厕所，为当地农民积肥。即使按当时的最低价格计算，每平方米40元的造价也远不可能，为不突破指标，只好像当地建民房一样搞“干打垒”。后来略微有些改观，科研人员中有人提出将“干打垒”的三合土烧成灰砖，这样既避免了潮湿，也便于盖房，但却受到了上级的批评，说“干打垒”变成了“洋打垒”，越搞越洋，方向不对。最初的建设者们又是两头受气，领导批评，群众也不满意。从全国各地陆续到来的科技人员，一看到干打垒住房，先有怨气，却还能理解：国家困难，到这山沟里来是搞事业，是来吃苦的，不是来享受。但一进到屋里就有些不能理解了：有厕所没有水，大小便不能冲。用过一两次后就不敢再用，气味让人受不了。中国知识分子祖传的乐观豁达，生就的吃苦耐劳，这品格使他们对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都具有一种顽强的适应能力。面对崇山峻岭，聆听日夜奔流的苏包河水，这山水之间蕴育的将是自己要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这才是最重要的。几天之后，一副对联在工地上流传开了： 鸟语花香屋里臭， 山清水秀空气香。 这副对联出自两位北航来的高材生，两人学的都是空气动力学专业。对自己的对联他们得意极了，解释说：“我们不就是来研究‘空气’的么？这儿的空气香，是个好兆头，……” 后来，家家户户的厕所被填上了，用来放杂物，作书房。谁也说不清楚：有多少图纸，有多少精确的数据，是在那些用厕所改建的书房里诞生的。苏包河水如岁月一般流逝，“气动人”创业的艰辛，也渐渐变得像传说一样遥远了。 传说是记载历史的一种浪漫形式，却往往记录的是最真实、最激动人心的历史。 美国人和俄国人的怀疑 当然，对于美国、法国等等许多国家的空气动力学家们，也许这些历史都毫无意义，他们注重的是实际。若干年后，当他们终于来到这个被他们称为“秘密机构”的所在地时，展现在眼前的事实是配套齐全、规模庞大的风洞群。在这些风洞群中有亚洲最大的低速风洞、激波风洞、电弧风洞以及最大的模型自由飞弹道靶……不仅如此，这个“秘密机构”同时还具备了理论计算、模型自由飞空气动力研究试验手段。由此而得出的结论是：这个机构完全具备了承担飞机、导弹、卫星、运载火箭乃至飞船等航空航天飞行器空气动力的研究试验能力。 尤其那些风洞，成了格外关注的对象。 在空气动力学研究试验的三大手段中，风洞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因此，作为一种标志，它往往被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空气动力学技术水平的高低。尤其是作为内行的那些专家们，往往能够一眼看破天机，甚至能从风洞设备上判断出一个国家在航空航天器的研制上所能达到的高度。 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故事：来自美国的空气动力学专家们面对那些风洞，在震惊的同时，怀疑那是苏联人帮着干的。而后来俄罗斯的专家们，则怀疑是美国人帮着建的。 同美国人相比，俄罗斯专家们似乎更有理由怀疑。在50年代，他们中的少数人曾亲自踏上中国的土地，以导师或专家的身份讲授过空气动力学知识。那时他们还年轻，或者刚刚走出校门，他们是作为中苏友好的使者来到中国的。作为个人，他们或许是慷慨的，但即使想倾囊相助，恐怕也有点囊中羞涩。关于空气动力研究实验方面的实际经验，他们也不充分，更不用说要帮助中国建什么设备了。1955年，苏美两国同时公布了发射卫星的计划后，暗中较量变为公开竞争，苏联国内有经验的空气动力专家根本无暇它顾。派往中国的“专家”，说是技术援助，倒不如说是一种象征，一种姿态，一种维系某种关系的粘合剂。直到苏联专家撤走时，他们还清楚地记得，中国只有少量适用于教学的风洞设备。中国的情况他们太了解了，不仅对设备了如指掌，对从事空气动力研究实验的技术人员更是心中有数。总之，那时中国人才刚刚起步，还徘徊在以空气动力学为先导的航空航天科学的大门之外。到1965年，中国在本土成功发射了导弹核武器，1970年中国发射成功第一颗人造卫星，1980年运载火箭在太平洋准确入海，再后来，中国的火箭、卫星频频告捷，大有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势头。这一切凭什么？内行人一眼明了，没有精良的设备和一大批从事空气动力研究实验的科学家，不可能有此成就。但短短的二十多年，似乎不太可能！因此，在终于亲眼目睹那一座座精良的风洞设备时，了解中国过去的俄罗斯专家们，怎么能不怀疑呢？ 追述世界空气动力学及航空航天业的发展历史，中国的进步受到怀疑几乎是必然的。空气动力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是在本世纪初兴起的，但是发展却迅猛异常。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年代里，世界各大国把空气动力学的发展放在最前沿、最突出的重要位置上。 而1946年的中国却又卷入了内战的深渊，空气动力学是一个尚未开拓的领域，普通老百姓对于飞机的认识仍处于萌芽状态，由于遭受过日本人的轰炸才刚刚摆脱“鸟人”的概念。1949年，当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时候，应该说中国人更多的是从精神上获得了解放。百废待举，百业待兴，对于航空科学领域仿佛一时还顾不过来。到50年代，美国、苏联和欧洲已开始大踏步朝航天时代迈进。到这时，中国在这一新兴科学面前，已经整整落后了半个世纪。 要超越半个世纪的历史，是一个神话。当神话很快变为现实的时候，怎能不受到怀疑呢？ 之所以受到怀疑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中国空气动力学专家们长期以来的默默无闻。外国同行只知道中国有钱学森，有郭永怀，有庄逢甘等饮誉世界的著名科学家。其他人他们从没听说过。在空气动力学这一本世纪最引人注目的科学领域里，他们从没看见过中国同行的足迹，没有听到过中国同行的声音。就连中国的卫星上天了，中国的运载火箭成功了，也没有听说过与之有关的中国空气动力专家的名字。这些名字不仅在中国的报刊上没有，甚至在中国的学术刊物上也很少出现。 在亲眼目睹位于四川腹地大规模的精良的风洞设备时，外国专家们同时发现，在那里聚集了大批优秀的中国空气动力学专家。这支完全由中国自己培养的专家队伍，同中国自己建设发展的那些精良设备一样，带着神秘色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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