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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高考问题的思索 在7月的日历上，由于高考招生的幽灵游荡而变得云谲波诡。 千万人参与竞争角逐的高考像狂暴的季风，周期性地席卷中国大陆。 对于直接或间接地旋入这场暴风雨的人们说来，这是个激烈厮拼的7月，昏天黑地的7月。 且把我的长镜头首先对准这个画面—— 面对着案头的文具盒，他把盖儿打开复又合上。犹豫。踟蹰。终于取出了那把幽光闪烁的刮胡子刀片。 当刀片触及食指时，他发觉手指像条颤动的弦…… 洁白的纸上留下了殷红殷红的几个字：7.7—9。 这是全国高校招生统考日期。也是全国数百万青年人命运搏击的日期。 就如这血写的颜色，7月，本该是红色的。 我从那些蒸腾着暑浪汗雨的教室走过。从那些贴满千奇百怪的难题绝题的市道走过。从那些干燥热难熬的午后在柳荫下苦苦诵读的人们身边走过。从那些蚊子围攻的斗室走过。人们都说，“考大学跟打仗一样紧张”。 我得以匆匆拜识了这支浩浩结集的“临战队伍”。从冲锋的士兵到指挥官、教官和庞大的后勤给养大军。那是一支被热望和不安撩得略呈纷乱的队伍。在他们的时刻表里，总攻发起时间仿佛不是7月7日的上午9时，而是在这一刻—— 风油精熏透的模拟考场 韩云云的一肚子牢骚话是从小小的风油精引起的。 ——说真的，我真不想去参加那场模拟考试。再一个多星期就高考了。本来就紧张得要死，还来火上加油。时间早像快挤干了的海绵，除了六小时睡觉，剩下十七八个小时都排得满满的，可还要花三天时间去参加那场演习。不去，老师说了，鉴定上得写一笔。谁敢冒这险？除了根本没指望的，破罐破摔，剩下的都去了，再说大热天，老师不休息，也为我们好。 头两天，黑板上就写了：“别忘了带风油精！！”两个大惊叹号一下就把气氛给弄紧张了。虽说是模拟考，假的，可老师硬要我们“跟真的一样”。我老进不了角色。考前，大家在走廊上干等着，气氛挺憋闷的。我找了话题想活跃一下。我说，这大岛茂也够惨的，老没个亲生女儿。幸子不是，明子不是；到了《蔷薇海峡》里，麻由密也不是，这话逗得大家都乐了。哪料老师给我当头一棒：“韩云云，你是不是准备好了翘尾巴啦？”他又给大家说：“考试要诀是心要入境，先是神闲、心静，然后清脑而排遣杂念……”他的两只手像做气功时的合拢摊开，好像有个蛮规矩的套路。 一切都是按高考的时间、程序、座次、行走路线来进行的。弄得挺神秘。进考场后先审题，铃响才可以动笔。晴，那题真够吓人的。老师把各种各样的题都拿来展览了——填空的，判错的，选择的，对比的，叙述的，看图回答的，反正高山大河峡谷平川都让我们见识了。那个题目多得来唷，光政治课考卷就整整18页，每一小格都有分数。我老觉得那好像是手表上的秒针，脑子里稍一格登，就走过去赶不上了。 那三天天气也撞上了鬼，没那么热的。教室里没电扇，一会儿，手臂上的汗就把考卷边儿给卷了。又热又急，脑子里昏昏沉沉的。这才想起老师的提醒：抹风油精。我一抹，这樟脑味扩散开来起了连锁反应，教室里40多瓶风油精踢里塔拉都抹开了，那味儿跟药厂一样，熏得慌。老师手里提着个可以喷的药罐子。像消防队员一样走来走去。听说谁中暑晕倒，一喷那药水就醒过来，不知装的是什么药。 考到一半，后排不知谁哼了一声，大家一回头，是王大林倒伏在课桌上了。他平时身体很结实的，还是校足球队的中锋，可现在脸煞白煞白，嘴唇也紫了。这下乱了套，老师提着那个喷的药罐子，朝他鼻子这块嗞嗞地喷几下，这才苏醒过来。可神也没了，让老师架着出去了。桌上那瓶风油精已用去了好些。没听清是谁说了句俏皮话，“中锋在黎明前死去了！”招来一阵大笑。一笑，吸了几大口风油精分子，人倒来精神了。 题海边的坟茔 《高考物理习题集》——汤德贵老师在自己选订的一大叠习题的封面上写完这七个字已经半夜了，他用左手抓住右臂轻轻屈伸了几次，又开始了他的第二乐章——赶在毕业前把习题第二集编出来。灯下，他花白的头发工整地向一边倒去，一副老黄色的旧式眼镜把他的目光集束于那些包括欧美风格在内的物理习题海洋。呵，物理学：那微妙的力，烛幽的光，奔撼的流，大自然多少奇怪现象在物理学中找到了释疑的钥匙。他就要把钥匙交给学生。而钥匙只存在于具体的习题中。所以他要汇集习题，让同学做很多很多的习题。 他把教物理课以外的全部精力用来编物理题。每选一题，似乎都会导致一次参悟，都会碰醒一个沉睡的思维。题的探索和分解，是他的全部生活。他指望在走进物理课考场时，他的学生都会有“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把握性。 一位后来以物理高分进入名牌大学力学系的学生这样叙述汤老师可敬的“习题癖”—— 他有一肚子的物理题，什么哈雷彗星为何60年出现一次啦，比萨斜塔还能斜多久啦，都很吊人胃口。尤其是他那口带象声词的宁波话更有意思：“火车咣咣开来，铁轨嗡嗡响，惯性吓熬人介大……”听汤老师课，不烦人的。可做起汤老师的习题来，都要吓一跳的。太多了，第一集有500多道；听说第二集还有那么多。本来老早要发下来的，谁知道六月的一个阴雨天，汤老师翻车住院了，我们再也没见第二集。在我们平平安安地考进大学后，想想汤老师的苦心，心里很不是滋味。 一个已经成了大摄影师的他的昔日学生给我讲了接下去的故事—— 听说汤老师病重了，我赶去医院，想给他照张相，也许是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纪念了。 他老早就应该住院的。前年特级教师体检，已发现他左肋部发硬。他说是胃痛，其实是肝区痛。没往下看，稀里糊涂就过来了，埋头搞这两本物理习题。那是很耗心血的事情，没日没夜的赶，肝疼了，头上汗涔涔的，就拿拳头顶住肝区。人弄得又黄又瘦，衰弱得连自行车也骑不了啦，这才让他儿子用三轮车驮着去医院。哪料路上要下个大坡，车翻了，这就再也起不来了，起初以为骨头的毛病，一拍片，发现骨髓有阴影，癌原灶在肝脏，早扩散了。 他一直为没能在高考前把习题第二集交给学生而不安。同学们来看他，他说：“我好了以后再编完这一集。”老师去看他，他说“把没编完的习题先选些给学生做做。”我去看他，他说话都吃力了，但在叙述翻车经过时依然像在作一次通俗物理讲座： “晓峰，你知道我的三轮车怎么会翻的？我的小竹椅架在车上，重心高，一摔就不稳……下坡时车子惯性吓熬人介大……下雨，路滑，轮胎摩擦系数小……” 我为他的率真而感动，也为他的率真而悲哀。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没放弃用物理方式解释世界。他本来可以多活些时候的，才五十多岁，习题集加速了他的离去。 在我给他照相后的第三天，他就死了。枕边还放着未完稿的习题选。他在题海边为自己立了墓碑。 留级也要走后门？ 徐娜老师送走一对农村来的中年夫妇，心里在一直为这个令她百思不得其解的问号而犯愁。 她打开成绩册，在徐道生的名下凝视良久：语文75分，数学80分，外语78分，政治70分……总平均在75分以上，不错嘛，远不在留级之列，努力一下完全可以再上一步。 可徐道生的父母好说歹说要他留级。桌上的瓶酒和木耳代表着他们的诚心。 “留级风”其实是学校刮起的。校长指令把高三学生按成绩切块，1至60名重点扶植；60至90名听其自然；90至140名劝其回家——“你们这些人考取希望等于零，从实际出发，回去的好。”被淘汰的学生到教育局闹，要退学费，这风刚平一点，处于“听其自然”的第二块的学生也认清了前途，开始寻求以退为进的策略。 徐道生的父亲说话期期艾艾—— 徐老师，行个好，让我们道生留了吧！现在这分数没把握。考不上，又没地方补习。高复班，给教育局禁了。我这辈子说什么也要让道生进大学。留了，多读一年，这补习就合理合法了。就像庄稼，长熟点，再收，对不？ 她不知道怎样回答这对淳厚的农村夫妇。让他留，明摆着是重复教育，又占了下面升上来的学生的位子；不让，他怎样正视这老实巴交的夫妇的哀求眼睛。 她从师专毕业，还从没听到过走后门留级的事。 第二天，徐道生那个村的村长也来了。不谙世事的年轻女教师又多知道了一层社会的底蕴—— “我是挑明了来求情走后门的。要是上大学也能走后门，我更敢干。送啥礼我都情愿。村里人均二分八厘地，都抱这个‘土饭碗’。我算过了，道生要回乡里，得安排他活干；讨了娘子得给他宅基地盖房；生了‘小把戏’添丁添口，还得划给自留地……这子子孙孙下去，没完的。我送出一个人读大学，等于省二亩地。我在村里立了规矩，谁考上大学奖谁1000元，中专500元，有篇报道说我是智力投资，活见鬼，我是拿钱轰人走呐！徐老师，就为保我们全村老小这一点点耕地，你也得让道生留。” 徐娜被一种不可名状的情绪锯啮着。 土地挤人。人挤大学。可中国这晨星般稀疏的大学经得起被土地挤出的人海的冲击吗？ 她违心地给徐道生留了一级。不为别的，为给这个贫困的村子留二亩地的可怜的希望。 第八次拼搏 董强在高考报名表上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填上了自己的名字。他的二十五岁的年龄不允许继续报考下去了。 他的眼光从报名点攒动着的人头上掠过，内心涌起难言的羞涩与自愧。同身边这群活蹦乱跳的小弟弟小妹妹比，他已经洗尽了毛孩子的童稚、天真，倒像个真正的男子汉。毛茸茸的唇须，雕琢得严峻的肌肉棱角，便是他成熟的表征。 ——可我算什么男子汉！十八岁开始头一回进考场，跌跌绊绊，接连考了七次。我一见报名单就犯怵，年龄在爬梯子呢！特别是报名单上的照片，还是七年前的，分头两边倒，钮扣封到顶，傻拉巴几的样子，更叫我泄气，唉，“老不大，敲铜锣！” 和我一起考的同学一批批毕业了，有的回来还当了我的辅导老师，可我还在考。村里人挖苦我：强强，抗战才八年，这考大学真比打小日本还难？ 我上哪诉苦去？我是给逼的。家乡这儿盛行“耕读传家”的古风，再苦再穷也要读书。我爸说，民国二十二年村里就有民约，子孙上学，初中毕业每年奖大洋8块，上高中每学期奖大洋8块，大学毕业18元，东洋留学32元，到欧美就给64块大洋。读书人都分得到“尚贤田”，就是人死了，清明坟头也还有人给供馒头。这风气就一代代的传下来，从没断过。 我父母是这块土地上的人，也照这个规矩要我在读书路上走到底。妈说让考几回就考几回，考到政策不让考为止，反正不等你赚钱养家。我说考不出的“老童生”给人戳脊背，妈说怕啥，落难公子中状元，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鲁班造桥造了几回？诸葛亮还要失街亭哩，每回落榜，没半句责备，总是好菜好酒待我：别急上火，还有下回呢！我一听这细细软软的宽慰话，心里像欠了大债，发誓要让父母宽心。要是他们吹胡子瞪眼，训我骂我，说不定我早一狠心甩手走了。 董强说得很凄惋，很坦诚。中国的文化心理就这样根深蒂固，即令在一个没啥文化的农村妇女身上也如许冥顽，“不到黄河心不死”。宁肯“到了黄河出眼泪”，只要还有一次机会，不论希望何等渺茫，也紧追不舍，这种执拗哲学，在那些老生女的又老是怀上肚子、不生儿子不罢休的妇女那里，我们已经见过了。谁能保证这传统力不是灾难呢？ 在考场白线外 一道10公分宽的油漆白线把考场和周围隔离了开来，藉以防止激狂型的家长越过禁区干扰考场。它极像马路上的快慢车分道线，只是线两侧的人都坐在由焦躁和惊忧发动的特别快车上。 考场的森严、固板和空气窒息从来不足描述。当今亦然。值得先写一笔的倒是白线外异乎寻常的陪考队列。 那是何等壮观而含情脉脉的队列呀！ 从白线外可以清晰望见15米外的考场，三道启开的门窗托出伏案者的头。白线外的人频繁地来回换位，寻求可以窥见自己宝贝的最佳角度。蹩眉。笑颦。托腮。噘嘴。焦急地掏手帕。翻动试卷的速度和情绪。——里面传来的每个情绪动态都会立即刻在他们灵敏的脑子图像里演绎出或是宽慰或是惊愁的心理信息。这可是在烈日下唷！气象预报37℃。阳光直射下其实有50℃。但很少有人进入学校准备的休息室。他们在白线外的临界状态，令人想起站在百米起跑线上等待冲刺的赛手。 许多人手中拎有簇新的冰瓶，里面装有人参汤、银耳、冰激凌和可口可乐。他们不时用舌头去舔润缺少水分的双唇，但从没想过过早的打开冰瓶。 在这个队列里，可以听到这个城市最新的商品供求信息—— “这两天‘青春宝’都断档了，考大学的都拿这个补。” “‘青春宝’不是抗衰老药吗？” “你呀！有老抗老，无老防老，小青年吃这个益气补血提神壮心，灵着哩！” “我听说巧克力也难买。” “可不，都去‘接力’了。我今天早上给女儿兜里塞了六颗朱古力，带锡纸的，当补药一样吃。” 从隋朝开创“开科取士”之先河，有了考场这个地方起，像这样富庶的懂营养学的陪考队伍还是首先出现。现代物质文明带来的喜与愁哟！ 白线里的心态 我曾经向10名考生作过这样的调查：“在你踏进考场的刹那，心里想些什么？” 回答的结果是：“满有把握”，二人；“这个关难过”，三人；“随它去，有啥算啥”，一人；“什么都没想，光是心里怦怦乱跳”，四人。 它显示，除两极外，70％的考生心理负担沉重，颤悸不安。 事后对考生何以颤悸的诱发因逐一考察，尽其所详已很不易。我在高校招生办公室读过一些考生来信，极可提供第一手文字依据。 ——面对高考，我既高兴又焦虑。高兴的是自己盼望已久的“大学梦”可能就要实现，焦虑的是万一名落孙山，怎么办，父母只我一根独苗，一心要把我培养成儒生，虽然我的家庭并不富裕。我只有考上大学才对得起父母，才能为乡人所称道，才有唯一光明灿烂的前途。如果落榜回乡里，那将为众人取笑，无地自容。因此我一看到“高考”——这个人生转折点的字眼就感到畏惧，我甚至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万一落榜后的打算——走绝路。可我想这也不是当代青年对失败所持的态度，如果这样做也不免为人所取笑。更对不起父母。总之，我现在心里极矛盾，以至蹉跎时光……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考上。如果不能，迷茫，痛苦，失望，种种压力都会袭来。想再补习重考，教育局又下令禁止办复习班。这无疑又给我们这些即将落榜者当头一棒，真可谓当头一棒，不知所以了。我们在日日沉沦着，等待着，得过且过着，在这人生最后一丝希望行将破灭之际，我们的生命之柱将依在哪儿呢？ ——我们不是班上尖子生。我们为自己这批人的命运而悲叹。命运在捉弄我们。小学毕业盼进重点中学。谁料重点中学改成高中，不招初中。我们只好涌进一个很蹩脚的初中。好不容易进了重点高中，原来的八个重点班一下又降为五个，又把我们挤了。我们同样一步一个脚印，我们同样向往大学，可“重点”老是和我们捉迷藏。先生们会说考不上不是有电大、业大吗？何必都往大学挤呢？是的，是还有电大、业大、刊大，世上的路有无数，可是这些先生比谁都清楚，这个社会是存在世俗偏见的。有谁会对我们命运的不幸洒几滴同情之泪呢？…… 瘦肉型猪你在哪里？ 政治试题第三大题第一小题一扑进咪咪眼帘，她就觉得一阵晕乎，使劲咋舌。她吃不准这个小小的钩子该往哪儿打： 1．人们要吃瘦猪肉，但瘦肉型猪生产的发展却很困难，其关键的原因是：（A）瘦肉型仔猪的成本高于普通仔猪（B）饲养瘦肉型所需要的劳力耗费较大（C）国家对瘦肉型的收购价格偏低（D）饲养瘦肉型猪的饲料要求高，价钱贵。 一个才给两分的小题，要费那么大的精神琢磨，傻了，这个喜欢兰博一斯泰龙的姑娘只知道妈做什么她吃什么，哪里去管过瘦肉型猪的长长短短呢？就连这个猪名儿她还是第一次听到。 握在手中的笔，没目标地在ABCD上面移来移去。哪个都有理，又都没理。一抬手腕，糟了，都10分钟过去了，政治试题大小40个，要是卡在这瘦肉型猪上头，不完了？随它去，这讨厌的瘦肉猪！一转念，不行，妈妈说过了，“要每分必争。” 唉！瘦肉型猪，你究竟在哪呢？老师上课没讲过，爸爸妈妈也没讲过，她怨他们。老是书本书本，定义定义，背呀默呀，反正是灌。一见活的应用题就傻眼。她走了神，恍恍惚惚地想到教育杂志上的一个故事： 恩格斯的母校，八年级就在地理课上讲中国人民公社。教师出了道题：论中国如何解决十亿人的温饱问题。一个女孩说了，中国实行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一个男孩子说，你说的是过去的，现在允许到自由市场出卖交纳国家征购任务后的农副产品，自由贸易非常兴旺，农民得到好处，因此产量大提高。 咪咪当时感慨极了，一个大老远的法国中学生对中国的了解远胜于我们。现在，她又想，我可连自己国家里的瘦肉型猪还搞不清呢！她越想越悔，不管它了，丢两分就丢两分。她生气地在（B）上打了个钩。 错了！是（C）不是（B），咪咪妈妈都快跳起来了…… 背进考场的落榜者 一位面容惨白的女学生由老师背着进了考场。揣在老师兜里的病历卡上写着：“冯君，急性菌痢，高烧38.5℃，已输液，用庆大霉素…… 冯君浑身像四棉花。房子、桌子、卷子都在打转。 真是倒透霉的三天，天天让老师背着去，她连自己都记不清是怎样六次从考场出来的。 作为班里的团支部书记，她品学兼优，本来完全可以报考名牌大学的热门系科。她偏偏选中了时下正贬值的思想教育专业。某大学的招生负责人闻之如获至宝，希望她能通过这个专业的学习成为一名卓有成效的思想教育工作者。 天有不测风云，她病了，尽其所能，仍差五分。 对未来思想教育工作抱有热情的招生负责人为了让冯君越过这五分的拦阻到处奔走呼号：“五分，才五分哪！这么好的人才。” “分数线是铁定的硬杠子。分数线下六亲不认。分数线上各显神通。”——这便是当今中国一个既清明又含混，既合理又不合理，既需肯定又必须否定的界线。 一张考卷定终身。冯君泪流不止。同情她的不乏其人，能帮助她的回天乏力。 在听到冯君的遭遇后，一个老教育家郁郁乎不能成眠。他在写给教育部门的一封信中说：“冯君的泪又一次洗了我的眼睛。以一次考试优劣成败来决定录取与否，势必把学生驱赶到死记硬背、临场拚搏、消极竞争的死胡同里。也势必会扼杀像冯君那样有能力、有创见、有抱负的人才。叫了好久的招生制度的改革难道还不该从领导者的口头上搬到现实中来吗？给学生、家长、教师，统统来个解放吧！” 喜雷炸开的筵席长廊 “董强中啦！” “中啦！”——“中啦，”——“中啦。”——“中啦……” 山乡间连绵的回声尽情播散了这个喜讯。 董强踏进村口的石板路，有意识地放慢了脚步，藉以调整自己过于激动而明显失态的情绪。脚步乱不得，一乱一狂，村里人还不拿范进中举的痴狂来挪揄他？ 当用七八年心血换来的录取通知书送到双亲手中，这个家庭呈现了从未有过的场面。说不清是喜泪苦泪酸泪，从母亲显然已经松弛起褶的脸上一串串的淌下来。她不去抹它，任它流。她的心是眼深井，流不够的，八年苦恨繁霜鬓，她哪天不把心交给绞车轴心？半夜里偷着抽泣。赶天明又啥也没发生似的为强儿打点。现在一切都按她的意愿出现了，她为自己的执拗哲学（她显然不会采用这个洋名词）和命运而庆幸。 乡下人能够表示庆贺的最佳方式莫过于筵席。最大的庆贺便有最大的筵席。 这是个三面围拱的旧式民宅。青石柱基托着黑色廊柱，拐两个大弯把同样是青石铺地的天并拥抱在青砖的墙里，今天，筵席围着廊沿排开。全村的圆台面、椅子板凳、盘碟碗匙往这儿集中。两边廊沿下各5桌，堂前摆6桌，天井放10桌，隔院再弄14桌，整整40桌。宰猪2头，鸡鸭各80只，草鱼200斤，黄酒20瓮，啤酒40箱。从上午11时直吃到下午3时。留下三亲六故晚上再喝，到半夜方散尽。他们在西屋给董强留下的贺礼足够开一个百货小店，光是热水瓶就10只，面盆也10只，旅行袋6只，水果糕点不计其数，还有一方方红纸包。 深厚古朴的民情同现代铺陈风气相结合，为一个第八次“及第”的乡人作了次体面的洗礼。 无声的守夜、 两小时过去了，夜露已悄没声地潜入每一片叶脉每一朵花瓣，可是谁也没言语，闷坐着，围着自己的校长——这个败军之帅。 他一下子苍老了许多，花白的头发和髭须杂乱地簇于肌肉松弛的头部脸部。原准备高考揭榜后再理，“不打破零蛋不理发”，很有点像日本守擂棋圣藤泽秀行“败擂削发”的决心，但现状使他又将一年进不了理发店——八中又一次被剃了光头，120多考生全部落第。他老早听说过一个来自四川的笑话：有个中学没一个学生考上大学，理发师谢绝给教师理发：“你们已经剃了光头，还理什么发？”这个味道今天让他来品尝了。 在座的都是学校领导班子里的，晚饭后到校长家。这一天像过了漫长的一年。学生骂，家长也骂。老师出去买菜也被挖苦。卖菜的说：“你们还有脸来买菜？啥时把学生送进大学再卖给你！”吓得老师都不敢戴八中的校徽。懊丧的空气笼罩整个校园，一位老师指着操场上晃荡着的吊环发火：“像他妈的绞刑架！” 他们想安慰校长，也更想听听校长的想法。可校长老不开口，闷着。时间过去了两小时。 怎么说呢？校长心里明镜似的，这一年哪个教师没下苦功？可是他们手下的学生并不是冲得上的精兵强将呀！就这个分数从高考管到高中、初中乃至小学，“分数为纲，全面紧张！”初中毕业生考高中，也按分数切成段，530分以上到重点，470分以上到普通中学，剩下进职业高中。到他这个学校的比人家重点相差约一个档次，谁能在三年内创奇迹？师资、设备都比人家差…… 作为执教多年的校长，他多次力图扭转这匹单纯追求分数的野马，可是谈何容易！反对片面追求升学率就像美苏裁军谈判，越谈裁军就越扩军。学校和学校比，班级和班级比，教师和教师比，谁心里都清楚，没几名能考上大学，“全面培养人才”的高调唱得再动听也没用。这标准那标准弄到最后就是谁升学率高这一标准。社会、家长、学生都拿这个尺子来量。学校里评三好生，成绩优等生，奖状拿回去眉开眼笑。社会活动积极分子、劳动积极分子的奖状拿回去家长反而骂：“这个顶屁用！”吓得好多学生领了奖状在半路上撕了。这么一个强惯性，把人都迫急眼了，扭回来谈何容易！…… 谁的心里都像开锅，但还是没人言语。到十时半，还闷着。 夜航货轮从窗外的宁江里逶迤而过。汽笛声使校长想起了这个城市海运局一次招工。招收100名水手和机舱加油工，一周内只有25人报名。青年人说：“到船上扔扔缆绳加加油有什么干头？成天飘洋过海，一年到头不在家，连对象都不好找！”“要是招船长、大副什么的，还差不多。”唉，青年朋友，一条．船倘没有加油工加油、没有水手放缆系缆，怎么开得动呢？这个道理应该懂，可我们为这些油工、水手们作过多少像样的宣传呢？社会总是把向往的镜头对准那高高的驾驶台，那架着望远镜、徽章肩章明晃晃的船长、大副们。有的学校为卓有成就的校友挂像，其中有数学家、作家、政治活动家，可从没有当上劳模的清洁工、纺织工、售货员。如果都这样鼓励学生向“驾驶台”涌去，社会的大船怎么能在历史江海中激起行进的浪花？ 他叹息，因而无言。何况也轮不到他说。作为败军之帅，他去说这些无疑有“吃不到葡萄的狐狸”之嫌。 快12点了。江畔大钟当当当当。还是闷着头叹气。沉默的队伍在作一次无声的守夜，他们还将坐到哪个时辰？ 炭火尚有余温 凌晨混沌的旷野上。一点飘忽的灯光在倾斜的土房里出现。巡夜民兵机警地回去报讯。 一个小分队围住了这个早已废弃的机房。约摸半小时后，灯火灭了，这才冲了进去。 手电筒规则地切开了藏于黑暗中的一幅画面：蜡烛已尽。墙角有条破棉絮。两只火腿一只吃掉大半，一只还剩个蹄子。中间一堆炭火已燃尽，但尚有余温，布置这个画面的主人已经不见。 “可能是逃犯，追！” 李新明无目的地走过田野。这是一片他闭眼都分得清东南西北的熟抬土地，他的生命就属于它们。可是现在，土地在陀螺般的旋转，似以巨大的离心力欲将他甩出去。 他考过三回了。前年落榜，分数差多了点，他忍了。妹妹从高一到高二，他依然长她一级。苦读一年，去年满以为考得不错的，文科总分487，哪晓得分数线是490，以三分之差给刷下来了。二次不中固然有失面子，最使人难堪的还是妹妹按照自然规律升到了高三，和他站到同一条起步线上。妹妹的挺秀、聪慧，像竹子一样拔节上，处处对衬出哥哥的愚钝和原地打转，这使他随处都会冒出一种压抑不住的自卑心理，并由此反射成对于妹妹的恐惧与厌烦。他嫌她嗓门过于尖厉。期末考试后回家时飘飘然的，有点失态。连妹妹穿件法国式宽松衫也使他有碍眼之感，太洒脱无羁了——当然这一切都是在他封闭的内心默默发生的。在这样的过敏心态中，兄妹一起进了考场。 初试锋芒的往往胜过久经沙场的。妹妹以理科540分的漂亮成绩进入重点大学的遴选区，哥哥从去年的487提高到500，可惜的是分数线也从490涨到501。 微弱的一分之差，无情地把他拦在了大学门外。 妹妹不敢因自己的高兴使哥哥更添烦恼，也不知道怎样安慰屡试屡折而且老是折在门槛边上的哥哥。 李新明这回是彻底绝望了。命运老捉弄他。他苦笑。喝闷酒。半夜里直哼哼。 他到在城里做工的母亲那里要了40元钱，说他“找地方读高复班去了”。 其实他避开了世人眼光隐居到了这个旧机房。 当民兵四处寻找无着、返回机房时，发现棉絮套里李新明留下的信： “亲爱的妹妹。 “哥哥从心里祝贺你考上大学。真的。你是我们家第一个大学生。爸爸妈妈、亲戚朋友不知该有多高兴。我们的小妹从小就聪明，将来更有出息，不像我，三次落榜，老不争气、不过在这个世界上这也是很平常的。我们这个时代就是讲竞争，强大的，有为的，生存下来，弱小无能的被淘汰掉。我也不再自卑。 “我曾经在日记本上抄过好多次培根的话：‘人生中最重要的才能是什么？第一，无所畏惧；第二，无所畏惧；第三，还是无所畏惧。’可是到头来人恰恰是最容易畏惧的。我现在就很怕，最怕我自己。 “我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你们不用找我，也找不到的。我在远方为你祝福。我的一只表就放在左手抽屉里，留给你作个小纪念。 “天还没亮，东方才一丝白，但太阳很快就会升起来的，我一看到太阳，就会想到这是我妹妹的前途！ “曾经嫉妒过你的哥哥，原谅我。” 在李新明失踪后不久，这个地方的扩招名额下来了。分数线因而降了三分。李新明的转机出现了。 妹妹望眼欲穿地找哥哥，寻人启事也登了。可仍不见哥哥的影子。 “兴许死了。”乡里人都这么说。妹妹不信。她等着。 条子战 条子。条子。通过各种渠道传递过来的条子汇集到招生者的手中，几乎人人都有一大叠。这些写有姓名、准考证号码、分数以及报考志愿的条子，揭开了分数线内各显神通的纷乱而神秘的场面。 这些条子是全方位的。现代人的“信息意识”充满了可怕的穿透力。人们能够在几十乃至几个小时里，调动起全部显现的、潜在的、亲的、疏的、生的、熟的、近的、远的……各种关系，迅速准确地把条子传递到通常隔离起来的为数极少的“招生官”手里。 一位招生工作人员叹苦经：“我手里的一大把条子没有一张不是经人送来的，可条子上的人又没有一个是我熟悉的。” 本来天晴气清的招生大楼，因为纷至沓来的条子而乌云片片。 某政法院校的“招生官”带有指令性的录取名单向北方招生办要档案：“这个考生一定要招走”。对方以分数不够档次而拒绝抛档。招生官紧追不放。招生办寸土不让。双方僵持一星期。招生办工作人员勃然大怒：“你们搞政法的还讲不讲法？”招生官为松动僵局不得已而透底：“这是我们校长的条子。” 同这种强索硬敲的毕露锋芒相比，某大学那张桌子上的“招生官”则显得温文尔雅，有一种外松内深不露声色的自如气度。 按照内定的杠子，每个学校能拿到档案数为招生额的20％。这有限的数额显然抑制了他的视野。为了使他手里的“条子人物”能名正言顺地进入排选圈，他要求他调档数上升到30％。理由自然是冠冕堂皇的：他希望“能从综合的角度选拔学生，而不仅仅是分数”。对于这位年年相遇的老对手，地方招生办拗他不过，依了。 在他扩大了的视野里，那些欲照顾的“条子人物”还一起从希望的地平线上出现。从高分到低分的选择常规被悄无声息地攻破了。 “这两个分数高的为什么不取？”面对质询，他的回答胸有成竹：“这个视力不好”，“那个专科成绩平平”。 “那两个分数低的怎么取了？”多余的询问。既然取了，就有取的理由，明的暗的反正既说得清又说不清。 切莫以为地方招生办只有招架的本事。这其实是场对攻。在某招生点，招生办把几份档案推到学校“招生官”面前，以不容商量的口吻要挟对方：“这些得收下。否则下一次不好合作了。”“这些”——自然也是条子上的。强龙压不过地头蛇，何况这块地方历来是优等生云集所，一个偏远大学怎拗得过这手劲？ 以电子计算机穿孔为界的录取分数线，划出了一道铁面无私的高墙。但是由人创造的科学最终是管不住人的——分数线高墙里依然悄悄保留着清廉之风吹不到的小小死角。尽管有纪律的条文赫然在目，有纪委干部督察其间，那些不出大格又颇伤原则的交易，以无数张条子为媒介，有节制地发生着。 最后一目传阅的档案 当录取通知书引来千家欢万家愁的时刻，还有一位考生的档案在招生大楼的办公室之间传阅。闻一林如果被录取，将是这个地区最后一名大学新生。 抽出档案材料，一个带细丝边眼镜的女青年向我们走来。身段是苗条的却又明显具有成熟的饱满。脸部轮廓很俊，眼睛楚楚动人，比外貌更出众的是学业。作文比赛得过全市奖，歌咏比赛在学校得过头名。高考总成绩545，进入重点大学分数段。谁知一张要命的小纸团把她的前途弄丢了。 那是高二，秋天的一个晚自修，快下课时隔着几排课桌的男同学向她递了个眼色，扔来一个小纸团。她的脸煞地红了，耳道边的血管膨膨跳个不停。不巧，因为扔得重了点，那纸团在桌面上打了个滚儿蹦到了地上，被恰好从一旁走过的胡老师看到了…… 那是无论如何也公开不得的秘密，只存在她心中。 半年前的春天，他转到了这所学校。为了筹备一次诗歌朗诵会，闻一林和他碰到一块了。闻一林找了马雅可夫斯基的《这不是青年》，还有舒婷的《双桅船》，他却选了普希金的《玫瑰》：“我们的玫瑰花儿，／哪里去了，我的友人？／啊，玫瑰早萎谢了，／朝霞发出的红润。／不要说吧：青春／也就是这样凋落，／不要说吧：这就是／我们生命的欢乐！／请为我转告玫瑰：／别了，我怜惜你，／然后再给我指出／百合花的幽居。” “那不是爱情诗吗？怎么能拿到同学中朗诵？” “爱情诗是文学的花。高中生听一两首，接受点美育有什么不可以？”他固执地上台朗诵了，叫台下一阵吃惊。 也许正是《玫瑰》催开了中学生最初的朦胧的恋情。他慢慢向她的生活走来了。虽然两人从没单独说过话，更没风花雪月的浪漫事儿。 头两天闻一林为了她妈妈住院的事找了他。他妈在市医院内科当主任医师。他给她回音，又怕大男大女到一起说话别扭，于是采取了最隐蔽的递条子方式。不巧条子落到老师手里，并在第二天班会上公布了出来。 用这种办法对付中学生男女间最初发生的微妙关系，结果要么使两者反目为仇，要么使模糊感情变得清晰稳定。闻一林属于后者。互相都把对方藏进了心里。但形式依然是默默的，淡淡的。只是在临毕业前一个晚上于湖畔有过一次表达信誓的约会…… 她就这样带着高考高分也带着条沉重的辫子走进了被招生工作人员反复争论的档案袋。她的鉴定上写着：“希望今后加强共产主义道德修养，培养正确的恋爱观。” 作为她报考的第一志愿的沿海某重点大学看中了她的分数，很快就被这“希望”后拖着的尾巴打掉了主意。他忙不迭地摇头：“不能要不能要，我们是开放城市，西方资产阶级影响很大，她这样的人去了，将来要惹事的。” 按她的第二志愿，档案被转到了某省城的非重点大学。也被拒绝了。招生办工作人员为不使她失去应得的机会，用电报把闻一林招来，当面询问“早恋”情况。于是她讲了上面这个小纸团开始的故事…… 可惜这番自然坦诚的叙述并未赢得这位“招生官”的同情。“不行，外语系是培养翻译的，将来和外国人打交道，要给人家当导游，吃呀玩呀，要是恋爱观不正确，还不闹出有损国格人格的事？—— 档案也退了。这份“无主”的档案在像人才交流市场一样闹腾的招生大楼里无休止地打转。大家都把她看成“丑小鸭”。档案最终停留在政审组接受仲裁。一位中年教师闻之慨然起立：“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子有点初初的恋情，就该一辈子背十字架？可以问问我们在座的自己嘛，我们那个年纪干过些什么……” 一所地处山区的师专终于收留了她。她比其他录取新生高出了整60分。闭塞的山区不易感染西方影响，要有助于端正她的恋爱观。 呵，不公平的归宿，却来自公平的道德标准。 校门一瞥 连我自己都有点发怵：我写了那么多灰色的冷画面，竟没有给自1977年恢复的高考制度留下肯定的一笔。我访问过的教育界人士几乎都希望我“充分肯定它在拨乱反正、调动青年勤奋读书方面的重要作用”。 于是我到新生报到日的某大学去，力图感受一下欢乐的时代气氛，并把我的痛苦与偏激降到“绝非主流”的次要地位。 新生接待站无疑胜过过节，在迎来2000多名新生的同时，又拥抱了陪同前来的4000多名家长和家属。过去本省的学生有陪送的，现在连黑龙江、贵州等边远省份的学生也由家长全程陪送到江南。学校接待站人满为患，连浴室也被用来辟成临时接待站。各式各样车辆挤满校门通道。有辆轿车从校门外飞驰而来，门卫示意让其停车，并向他传达学校不准送学生的汽车入校园的决定。司机大不以为然：“我们是北京来的，干吗不让进？”一位细心的门卫发现，在充塞校门口的各种型号汽车上，大都标有厂名地名，但没有一辆出租汽车。 招待人员这样抱怨：“行李太多了。”新生行李最多的有六只大箱子，一只小箱子。宿舍已经容不得这么多箱子群。 一位父亲送他的儿子到学生宿舍后说什么也不肯住到招待所去。他这样回答招待人员的劝告：“17年来孩子从未离开过我。”于是爷儿俩挤在一张“鸽子床”上…… 有人说他们是“抱大的一代”。我不敢苟同。现代物质生活和情感生活的同步丰富化，必须使他们成为幸运儿。困难的不是已经过去的岁月怎样使他们幸运，而是怎样使幸运长久化和本质化。有哪个痴情父亲可以和儿子在”鸽子床”上睡一辈子？ 雨夜定计 咪咪没有考取。差20分。其中两分是瘦肉型猪肉害的。 “让咪咪再考，补习一年。”父母在这一点上很合拍。 “上哪补？” “乡下。” “不，不嘛，我烦透了，见书就怕，让我工作算了。一边可以读电大的；” 爸爸有点动心：“我们图书馆招管理员，差事不错，边看书边读电大。” “电大这种‘二等文凭’有啥拿头？”妈妈断然反对。 唯一可行的只有走读了。省会某大学招收40名走读生。报名者400多人，递条子托门子的成群进出学校招办，吓得管事的人躲起来了。 “你老同学不在物理系当副主任？” “求求人情可以，你晓得一学年学费1300多元呐？” 这个数目叫咪咪咋了舌头。 “你咋不会算账？走读两年，有大专文凭，工作两年考研究生，算是骑着马找马。你光看两年学费2600，还得算上提前两年的工资1500哩！” 他佩服妻子的精明。可是，“走读不管分配的。” “看你笨的，现在时兴市场调节，有文凭还怕没工作。谁要他们分配啦？自找门路，不用去外地，更好。” 咪咪伸长脖子听着这些从未听到过的社会学问。一层层剥笋壳似的，很有价值规律在起作用。这个规律远不止在瘦肉型猪身·上。 开了一夜的家庭会议决定咪咪去走读。她去了，却没有勇气进校门，更怕撞见老同学。“人家是凭真本事考上来的，我呢？是爸妈花钱进来的。”在成群挺胸脯的大学生面前，她觉得自己是只从人眼皮下哧溜而进的小耗子。 再度集结的高复大军 光明补习学校的招生通知再次在这里掀起一场报名热。680多人争着挤进400个名额里。各级头头的条子在外，本乡名流的介绍以及通过各种关系疏通过来的招呼，使校长周大震焦头烂额。 不能再挤了，因而也不能再收了。我由周校长领着到名为学校的半边小院里转了转，为潜在高考大军而惊骇。 校舍是租用村里一个未曾使用过的养猪场。四壁是未经泥抹粉刷的粗糙砖墙。不过40来平方米的大屋里排着50张桌子，连讲台两侧和窗户外都摆着桌子。桌子是租的，凳子学生自带。桌上间距容不得一个人转身。窗户没玻璃。光线不佳。桌上撂着各种版本的复习资料。室内死寂一般的静，唯有翻书时的轻轻沙沙声。这是一个没有欢笑闹意的学校，像是一所肃穆的教堂，虔诚的教徒在礼拜分数的上帝。 四乡来的学生在周围农民家租房子住，三四个人合住。没有床铺，夏天一张草席一盘蚊香。乡下的蚊子其实是不大怕蚊香的。冷天也没有床铺，草席下垫上层稻草。没有食堂。在附近的茶水灶蒸饭，自己带菜，大多是干涩无油的霉干菜。小铺应运而生，提供五分一碗的廉价青菜。于是这一带渐渐成为“考生街”。 我问一个叫金永的考生：“这样读，苦吗？” “苦也要读。上大学，总要吃苦。” 另一位叫胡伟的考生在回答为何要上高复班时说：“一生只给一次机会太不公平了。我考了510分，差不了多少，这次实力没有发挥，有点紧张。” “要再失败呢？” “反正谁都会有失败的时候。我不相信失败会永远属于我。” 筹办这个学校的周大震是农工民主党当地支部负责人。他说：“我承认高复班只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不可能万岁。但是既然考生要求，家长盼望，这高复班就不是一张纸头帮得了的。上面说高复班有十大弊病，随他说去，反正不是犯罪！” 在这个高复班所在省份，1985年应届考生4.5万多人，历届考生1万多人，招生2万，被淘汰的3万以上；1986年，应届8.5万，历届2万多，招生2万，被淘汰的8万多；1987年，预计应届9万人，历届3万，招生数不会有什么增多，那么将会有10多万人被挤出角逐区，然后相继加入下一年的高考队伍。如此往复，年年递增，面对高考升学“独木桥”的竞争战将更趋激烈，世界将因之不得安宁。 谁都有理由认为自己的思考和追逐是合理的。但一切按自己意愿而决定行进路线和时间的社会是一个没有红绿灯的世界。最难的不是去批驳、阻遏或混灭这种欲望，而是社会能有足以诱人的理由和人化物化的榜样来使杂色斑驳的理由服从之，景仰之。 立交桥前的思索 世界的广阔不只意味时空无限，它同时包含选择的多样和微观的品类之盛。条条大路通罗马，为什么要在一条道上去重复上演狂热、偏激、痛苦的人生《大雷雨》呢？在我撕下七月的月历同时告别我这篇忧郁性报告文学的时候，初秋艳日下新落成的双层立交桥留住了我思索的脚步。市中心杂色斑驳的汽车经过漂亮的回旋，分层向四方流去。 分流——一个有趣的哲学命题。 如果指望中国在近年里把大学人数增加到日本的200万，美国的1000万，只是画饼充饥之举。即使把现今的“独木桥”扩建成宽阔大桥，也不过是放大的“独木桥”。通向现代化的河谷之上，不该有十座、百座、千座各具姿态的桥梁？从小学初中开始，顺乎自然的把学生分流到职业中学、中专技校和其它各类职业学校，使进入普通高中的学生锐减，使其同大学容纳量相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混战场面不可以偃旗息鼓了吗？ 一个中学生反驳我的观点：“分到职业中学像入‘另册’似的。如果社会不是势利眼的，提干部，长工资，评职称，分房子不是专看文凭的，我愿意去。可是社会答应你吗？” 一位中学校长也提出类似意见：“不能责怪家长‘望子成龙’。问题是社会上承认大学生这一条‘龙’，而且在‘龙’与‘虫’之间的开阔地里没有合理的分档了。” 一位家长说：“我也觉得给只能挑80斤的孩子压百斤担不好。只要他用心了，出力了，干什么我也安心。可是除了上上下下疯狂似的争着考大学，社会上有谁实实在在地告诉我们别的做什么，怎样去做呢？” 社会，社会，大家都怪社会。社会是谁？当官的？搞教育的？传统的观念？贫穷的家底？脆弱的民众心态？左右游移的政策，是否同时也包括提问者自己？……这是至今谁也推不倒的多米诺骨牌。 我向立交桥旁的佳湖百货商店走去。这里的服装柜组被一个十七岁的职业中学毕业生、灵秀而聪慧的女孩子领导着。整个柜组清一色的职中毕业生。分来的时候口气大得很，要创“示范柜台”。经理看这些毛孩子不知天高地厚，半信半疑。叫特级服务师陶老出题目考，应知应会，礼貌待客，服饰面料，尺寸套换，样式介绍，十七八个题目考了一下午，个个对答如流，胜过站了十年柜台的售货员。那个女孩子初中时就是优等生，在班里拔尖，谁也不怀疑有升大学的可能。父母在一家大钢铁公司任处长级职务。可她偏不考高中升大学，而是志愿通过职业高中当服务员。家长顺了她。她一到商店就“野心毕露”：“我先当好六年服务员，争取竞选经理。”嗬，好样的，经理大喜过望地接受了对她职位的挑战。 我走近她。像燕子一样在柜台里穿行。满面春风，欢畅得很。在这短短三尺的人生跑道上，她有了自己幸福选择。 我忘情地凝注着她，在春风里飞剪的姑娘。多好！要是我们的青年学生在告别中学的时候都能这样自由而畅快地选择，能上大学的上大学，成为祖国未来的工程师、数学家、作家、医生、宇航员、外交官……不能上大学的同样有自己理想的归宿点，那么今天这样对人类文明知识的不文明方式的追逐将会消亡。学生、家长、教师都将自由地显示人的天性。学生、教师可以不再把升学作为一种负担。疲惫的家长可以回复到中年人应有的生活格局里，包括像咪咪父母那样读读书，译译稿，看几次起码应该看的电视。到那时，我们尽可豪迈地引用上世纪末法国著名预言家让·若雷斯的话：“有朝一日，当人类的各种活动方式之间和一切职业之间出现自由、持续交流和沟通，他们多变的不肯定的才干就不会由他们自己选择的职业所窒息；人类的活动将永远生气勃勃，甚至连晚熟作物的汁液也可以冲开新的髓腔，出人意料地催开一朵朵鲜花。” 为了它的到来，面对至今横亘在面前的非物质厚墙，我代千百万学生和他们的家庭呼喊—— 把选择留给青年， 把安宁还给家庭！ 七月，在裹风挟雨，撼人心魄的世界里过去了。 临末，还有一个小小的交代：本文开篇写到的那片血字的作者没有考取。我为他惋惜。意志的血书毕竟不等同于大学文凭。 殷红的血迹已由深红而渐黑。于是黑色笼罩了七月…… 这片黑色，汇于我的笔端，乃有以上纪实的文字。它虽然未能为矫治这些社会弊端提供具体有效的药方。 这只是一份社会心态的记录。希望能成为苦心思索中国高考制度改革的人们的研究对象物。 现行的高考制度在没有更合理的方法替代之前无疑还将继续下去。承认现状并不意味着肯定它的永恒。 当改革的火光开始射进这个传统的王国时，对未来负有责任感的中国人已经在思索…… （作者附记：为了不使喜悦的人们因而忧伤，忧伤的人们更添忧伤，本文涉及的人名、地名均隐去了真名。） （选自《北京失去平衡》，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7月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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