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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第一座农民城。农民依靠自己的集资建造了这个城镇的几乎一切，也理所当然地成了这个城镇的主人。 这座刚被唤作龙港的新城，出现于温州市以南60公里的青龙江畔。透过江堤排浪似的绿树，可见城市优美的曲线轮廓。 17世纪意大利人康帕内拉写过一部《太阳城》，他构想以知识者与僧人管理，创造一个阳光普照的乌托邦城。可惜除了霉蚀发黄的书本，太阳城的一点影子也没留下。 龙港镇的镇委书记陈定模，他为首设计组织了一个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城市。高楼挽手，大道勾连，它出世的全部时间，不过一年多一点。 老资格的城建专家说陈定模“玩弄了一个巨大的城市魔方。”这个分色准确、线条壮美的“魔方”，现正在江南岸向络绎不绝的来访者含笑招手…… 第一章 入城前奏 干吗要去龙港？ 1983年初夏。陈定模踏上了去龙港的轮渡。隔江南望，方岩下村，星星点点的茅棚和灰暗垂老的瓦房交杂簇拥在一起。江畔滩涂被连片墨绿的咸草包裹着，使它极像漂浮于海面的凄凉孤岛。作为一个建制镇，唯一区别于乡村的代表性的物征，便是一座四层楼的江滨饭店。 “龙港这个交通要道，怎这般凄凉？”陈定模大惑不解地问同行的“老龙港”陈友超。他在五天前“抢”到了龙港镇委书记的“座椅”，现走马上任来了。 “‘方岩下，方岩下，只见人流过，不见人住下。’民谚就是这么说的。” 陈定模沉重地叹息了一声，便默然移目于奔涌的江波了。 “龙港一片空地，八字没一撇，建镇谈何容易？”他来时，县长就说过龙港的实情。 按照机构改革方案，他是调任县城乡建设指挥部主任的。临方案宣布的头夜得了风声，翌日清晨“打”到县委门上，要求收回成命，改派他去龙港。那股焦急、执拗、恳切劲儿，令县委常委们顿生狐疑：他干吗要去这个建镇八字还没一撇的地方？即使从管辖范围和权力所及考虑，龙港这个镇委书记几乎与村干部没多大区别，显然是屈尊了。他们很难想像出那块苍凉之地同素来喜欢风风火火干事情的陈定模之间，会有多少合拍的地方。 “劳动”和“土地’为什么生不下“财富”之子？ 四年前，陈定模回到出生地钱库担任区委书记月p是个水抱绿绕的好地方，当年吴越王钱缀在这里设司库征棉、茶、盐号税，钱库的名字始终是同富庶相连的。温南平原稻花豆花，使他的童年虽贫寒却仍有淡淡的甜香。解放初，穿上四兜干部服站到供销社高高的柜台前，他才十六岁。20年光阴在再，柜台前的小个儿长成了机灵善辩、犟头倔脑的中年人，说话有理论套套，凡事爱穷个究竟，渐渐地，“铁嘴儿”的名声便传开了。粉碎“四人帮”后一年，他到县委宣传部当了理论科长。 正是中国思想界由真理标准讨论引发的解冻时期。许多困扰既久的理论问题挨个儿撞上门来。长达十年，马列主义词句震耳欲聋，理论界却始终在暗无天日之中。现在，社会大变动之际，理论遇到了挑战，“单干是不是资本主义”这个折腾了多少年的老问题又冒出来了。 他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理论困惑。 他向钱库老家走去。迎面而来的是三五成群、前搭后连的逃荒队伍。凄迷的眼神、枯黄的脸色、恹恹的倦容，构成了绝望的死水。这就是钱库？金饭碗养育了乞丐！他在途中饭店吃午饭。熟悉的乡音从座后响起，一扭头，是舔盘的小妞。“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他像挨了个耳光，一直烧到耳根。 “家没吃的了？” “连薯干部捞光了。爹带着哥闯海去了，家里只剩下空荡荡的四面墙头，连房梁搁板也撬掉卖了。爹说等填饱了肚，再想法搁梁盖瓦。” 陈定模被农民破碎的而又是最低限度的生活理想震颤不已。叫好的饭菜他都推给小同乡吃了，然后，忿怨交加地出了门。 门外，一个裹胁在逃荒群中的老农在自语：“共产党好，可是种田不自由不好，大锅饭，清水汤。啥时给农民点自由，饿死也不怨谁。” “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过威廉·配弟的话。这是陈定模张口就背得出的。但是忠诚的劳动“父亲”和宽厚的土地“母亲”，总是缘由禁铜而难以欢畅地同居。或是不孕，或是流产，或是难产一个营养不良的弱婴，财富的“儿子”始终没有过辉煌的啼叫。 如此贫寒，可人们还是一个劲地辩论农民拎一篮鸡蛋进城换点盐巴、火柴是走哪条道路，分田单干、承包到户是什么主义。可笑！可悲！ 正是生活的真实画面，刺激起了他的“理论胆”。在全县41场理论报告会上，甚至在县委常委学习辅导会上，不知有过多少次拍案而起：“共产党如果连劳动的自由权都不给农民，是要垮掉的！什么时候能够把教条主义扔到太平洋里去呢？就说单干，一定要给它套资本主义帽子。其实，单干只是一种劳动组织形式，并不改变所有制的性质。汽车司机不是单干吗？难道非要集体来把方向盘，才算是奔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他的这些话在许多人听来是野豁豁的。胆小的“县太爷”们不止一次地打断他的讲话。 也许一个小县城里的理论科长更需要稳健安分之士。老想向新思潮探头探脑的人弄得不好会引爆危险的炸弹。干了几年，陈定模下到钱库当区委书记，与理论远了。可是有趣的是，面对实践的丰腴土地，他反而把理论的犁铧磨得格外锋利。 他搞了个“种田自由”，但是还不够 不安分的陈定模在钱库搞了个“种田自由”的试验区。他越过惊魄未定的区、乡干部的阻拦，把承包责任制落实下去了。他到职头一年，全区结束了16年“倒挂”的历史，第一次超额征粮40万斤。钱库镇随之兴旺起来了，街道、工厂、学校……新的设施给一个衰败的旧镇输入了康复的活力。 他的姓氏后面被老百姓带上了“青天”两字。在群众看来，好政策是遥远的，好干部是触手可及的。他们习惯于通过拥戴干部来拥戴政策。 陈定模拥有了稳固立足的几乎全部条件：民心、威望、住房、成家后在身边的儿子、胖乎乎缠绕着他的小孙孙……妻子胡顺民忙乎着“基本建设”，就在家乡扎下来，到老吧！ 谁想到陈定模的脸上终日阴云不开了。每当他被一个钻心的问题困扰时，他的那双小眼睛老是鼓瞪着，蛮横中闪烁着焦躁之火。此刻他的双目正灼灼逼人。他个次被理论困扰了。 ——富裕了，那还是最初级的温饱。责任制使人变得勤劳智慧，但是让农民仅仅依靠土地，到头来，每个碗里只能分到一撮泥土——土地太少了。要搞工副业，要经商，要到商品生产的海洋里，小农经济的危弱小舟方可演化为威武大舰。那就要流通，要交换。“在商品生产中，流通和生产本身一样必要，从而流通当事人也和生产当事人一样必要。”这是《资本论》里说的。 唉！非走第二步不可！农村改革头一步是脱贫致富；富了，第二步就要交换、流通。偏僻山岙，乡下旯旮咋个交换？青龙江南，苍南县境，还没个像模像样的城镇，经济中心的大旗没人扛。谁来扛？那得数龙港。四通八达通海口。对，上龙港，那儿有干头。 两个多小时的县委会经过一番争议终于同意了陈定模去龙港的任命，主要是出于对他勇挑重担的支持。因为现在调配干部去困难地方时推五卸六的事太多了…… 第二章 梦中的城 农村的家庭工厂需要“窗口” 东方才一抹亮线，晨雾氤氲的帐幔还笼盖着河汉，埠头前已经人动船拥了。像往常一样，全国最大的宜山再生纺织品市场闹哄哄地开始了商品流量巨大的一天。 老二林维力冲着大哥林维森喊道。“还有多少？快装船，去晚了，到龙港抢不上头渡！” 厚重的老大从缝纫机声哒哒连片的楼上探出头来。“快哩，还有一捆！”说完便又埋到了成品箩筐里。这批针织运动衣六天后是一定要在上海“一百”柜台上亮出来的。老三林维人快捷地逐件检查，最后订上“森力人牌”的商标。三兄弟名字中最后一字串摄成的牌号，也是这个家庭针织内衣厂的厂名。 要货电报三天前实际上就到了。可惜在邮局躺了两天，偏远乡间习惯于把它和平信一同送去。这可急死人。时间不多了，而机会这个不速之客偏这么心急火燎地撞上门来。为了进入都市市场，这些年他们背着样品包，行路千万里，钻过热门子，贴过冷面孔，被国营百货公司的订货会入过“另册”，也被管大印的上司“刨过黄瓜儿”（故意刁难敲诈）。现在，中国最大百货总汇的请帖下来了，好机会…… 老大迅速主持召开了家庭工厂的职工大会。他是由三兄弟加三妯娌无记名投票民主选举产生的厂长。会上决定兵分两路，外交内务，逐项落实。 伶嘴利舌的老二饭都没沾就搭机动船往龙港赶。“蓬蓬蓬、蓬蓬蓬”，二小时的水路，老二觉得像过了漫长20小时。摆渡，过江，到鳌江镇租零担车。“明天来看吧！”窗口里人家连头都没抬。没辙，“蓬蓬蓬”的回程，第二天又“蓬蓬蓬”的赶去，总算落实了。可是太欺负人，说定第三天早晨八时交站，早了，没仓库给码垛，晚了，不等。 老大领着人正在家里搞会战。家庭工厂团支部（这也是个极有意思的创造）组织四十多个团员青年务虚，题目是“我为‘一百’柜台争光”。那无疑是一场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三媳黄晓菊管后勤，想法给大家改善伙食。二媳徐晓玲做了流动红旗在机台旁巡回，连竞赛奖品都准备了。这些来自山区的姑娘们在家一年扯不上件袄，有的连蕃薯干也填不饱。在这里干活，月薪百元以上，劳保优于全民，年底还可以争包括十八时彩电的奖品。 船开了，老二盘坐船头，任晨风梳面。他的苦涩的舌尖仿佛能舔到空气中潮湿的水雾。船过被露水搂抱着的一丘山地，他不由自主地凝睬于青山中的一块寻常墓碑，那是连片轻捷机声的源头啊……趴哒，趴哒，多少年，宜山人就围着织机过日子。刮“红色台风”，割“老资尾巴”，打散了，又冒出头，土纺土织，传统吃饭营生哪！好容易等到三中全会，让放开搞了，可是那烂扑扑的孬料，只能织土布，又粗又脆，被人滤称“放屁布”。 有一回，孙阿茶老太到河埠市场买碎布料，看到那些个红艳艳的碎布，眼睛一闪，一摸，又柔乎又有弹性，高兴得一口气买了200斤。回家一看傻了，开不了花，也纺不了纱，媳妇嗔怪她：“妈，您老看花了眼啦，这是腈纶！” 腈纶就不能开花纺线？她不能在媳妇面前丢脸。让儿子在开纺机上动脑筋改一改。几天几夜没眉目。“棉布一开纺就发热，这腈纶扎了半天咋不热，会不会是机器转速上的毛病？”目不识丁的老太给抓了瞎的儿子开了个大窍。对呀！试试。1600转。2000转。3000转。快到这份儿上，哦，比彩云还光艳的腈纶花从出花口轻吐漫逸出来。孙老太颤巍巍地扑上去，捧住团团彩虹云霓，老泪纵横…… “放屁布”的时代结束了。腈纶开花纺线，织料成衣，使宜山迅速崛起为腈纶纺织品基地。家家机抒声；唧唧复唧唧，带给农民不尽财源的再生纺织业就此普及开了。 船到龙港，赶紧雇辆板车拉货过渡。到鳌江，才七时，等吧。八时开门，窗口里甩出话来：“今天没车！改日吧！”老二脑子嗡了一下，扳住门洞探进脑袋问个明白。“没有就没有！”“砰”的一声，窗口碰上了。 晚上，厂部六个成员开了次属于他们家庭工厂的“遵义会议”。老二兴冲冲地说：“我在龙港碰到了新来的镇委书记陈定模，他告诉我龙港大门让农民进城，自己投资盖房，开店、办厂、设办事处都可以。”老二带回的这个重要信息，给“股东”们点了把火。 “要在龙港还能受这份罪！邮电不会误事，车船随叫随到，客来客往也方便。”老三的话博得一致赞同。 “盖房子要多少钱？” “一间3万左右。”浙南的一间实际上是近200平方米的四层楼。 老大门头抽烟。猛吸了两口，霍地站起来：“老二，天亮你就去听虚实。大主意定了，把窗口开到龙港去！” 完全依靠农民集资建镇，行吗？ 钱库剧院今儿闹得像集市。大海报、广播喇叭把人轰来不是来睹名角芳华，而是想听听他们熟悉的陈书记将怎样登台说龙港。 四乡农民多半是像听新闻一样赶来的。要出3万元“买”个龙港镇户口，心里到底七上八下。龙港靠得住靠不住？谁心里也没谱儿，但谁也不肯离开这个议论的漩涡。 “暧，你说龙港去得去不得？” “地方是好地方，可白手空地建个城你当是容易？对岸鳌江镇多少年啦？200年，才这个熊样！” 会场突然静下来，人们发现他们的书记已经站在台上了。 不错，对于一个草创中的城镇，没有比资金更重要的先决条件了。外资？国家投资？都不可能。“国家像个拖累很重的母亲，无法满足每个孩子的伸手。”陈定模唯一可选择的一条路便是向农民集资。但是，同志哥，这不是建座小桥，搭个凉亭啊！ “我预感到了一股潮流。”陈定模对镇委委员们胸有成竹地说，“农民没钱时为弄钱而苦恼，有了钱就为怎样花钱伤脑筋。我考察过农村一些极端的消费倾向。有的简直是自杀性消费。钱多了，拼命挥霍，盖房比阔气，三层楼房还装电梯。塑菩萨，立庙宇搞牌坊，有的花天酒地，掷骰子，进赌场，玩女人。有个县犯重婚罪的有70％是‘万元户’。有几个小伙子到饭馆醉酒，桌脚有点跷，居然拿出一张‘大团结’折叠起来填桌脚。私人钱庄搞‘抬会’，放高利，搞诈骗，居然收集到资金1.5亿元，钞票一捆捆的垛满仓库，而国库券人均1元都完不成。” 两年后，当新华社社长穆青目睹河南农民愚昧挥霍钱财的现状，忧心忡忡地向中央写上报告的时候，浙江东南的一个小镇已悄悄地完成了对自杀性消费的积极转向。陈定模吸引农民走开发性消费之路，他的立体构想是：广泛吸收游资，集资建镇，开拓市场，发展再生产。这一步，比之引导农民致富，自然更向前了。 “农民肯不肯把钱投到龙港？”镇委不能不对决策作谨慎的可行性研讨。 “从理论上来说是行得通的。资本的本性是追逐利润。”陈定模习惯于在发言中引进理论的东西，“专业户来龙港只要能获得比附近其他区镇高的利润，就会有极大的兴趣。关键是需要我们提供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优惠的政策，必要的基础条件以及办事高效率。” 陈定模脉络清晰的工作大纲，通过理论“淬火”，充满了一种自信力。镇委作出了果断决定，迅速组成13支宣传队，派往各地宣传龙港，征集资金。陈定模率队来到“老土地”钱库，现正面对着腰缠万贯的财神爷们…… “想到大舞台唱大戏的乡亲们，到龙港去！你们不是老埋怨乡下偏僻耳目不灵？龙港敞开大门等你们去。嗨唷！那真是好地方，靠着青龙江，对面是鳌江镇，要说水路四通八达，水产蔬菜哪样不是顶呱呱？我敢说，谁先占着龙港，谁就得了宝地。你开厂开店，做生意，跑运输，天下客人往你那儿跑……” 一个捧水烟筒的中年农民站起来：“建城镇，我做梦都想。干嘛非把钱投入龙港不可？肥水不流外人田嘛！” 面对四座赞同的共鸣声，陈定模咬了咬嘴唇，故意敛去一直布满面颊的自信感，倒像一个循循善诱的教师，给农民讲起了速成城市经济学。 “看城市有没有出息，就是看交通便不便。你们比比看。近的，江北的平阳镇，建于晋朝，1400多年了，而守着港口的鳌江镇不过200年，哪个繁华？远的，古都西安，建都1000多年，上海呢，才200多年，谁繁华？再远，美国的华盛顿和纽约，加拿大的多伦多与握太华……哎呀，太多了，都是一个理，谁占港口谁得利。如果说大家赛跑，抢繁华的金杯，那港口一定是后来居上，把金杯抢走了。” 午后的钱库镇被“龙港风”搅得议论成河。胆大的，有主见的，信了陈定模，填表交款，哼着小曲回家报讯去了。那些一半主意在屋里的也乘着你推我搡的人流，回去请示了。 一夜之间搬来了一个“建设银行” “冷静在此时比什么都重要。”有经验的阿领没被陈定模吹乱脚阵。 他是塑料加工专业户。他烫的工作证塑料皮、账册、饭券，设计好、色泽亮，生意一直做到了乌鲁木齐。稳扎稳打，是他扛了10年的旗帜。 楼下的工场里烫塑机咔哒咔哒地奏响着他熟悉的歌。可是，往常悦耳而富有节奏的声响今天听来好像乱了谱，去龙港像股潮水，他想稳它几天，又老是安枕不了。搬家，挪窝，像大树拔根移位，哪是说搬就搬得了的？更何况龙港是升上来的太阳还是陷下去的泥潭，谁说得清！当然，他阿领也非鼠目寸光之徒。当陈定模拐到他家宅院，看阿领七上八下的，就劝他“再瞧瞧，掂达掂达的，反正31日截止，还有10天”。 头两天，申请进城的农民有过小高潮，接着就冷落了。有志者迈出既定步子后，与尚待观望的人们之间形成了一个落差。大家都在等，静悄悄的。等什么？说不清。镇委同志担心高潮就此过去，杯水车薪，难助龙港。陈定模好像压根儿没觉着“低气压”，这几天跑到温州去商量城镇总体规划去了。临走时说了声：“农民拍板，最后一天才见分晓。” 这10天，是阿领爬在热锅上的10天。每天都到龙港看动静。他想等“大潮”来了再动手。可总不见潮来。只有三五成群摸底探询的人，那气氛太叫人窒息了。稳住，再稳住。等到30日落夜，陈定模见阿领还没上名，阿领琢磨了一夜，还是决定分两步走，上午去龙港作最后的决断，下午赶“末班车”交款。 翌日凌晨，一碗水泡饭落肚，他就手心一抹嘴，上路了。没想到走到半路，像赶大集似的，一群群人都往龙港奔。咋哩？手里都拎着大提包。哎哟！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傻瓜蛋，提包都是钱哪！风朝一边倒了，他急忙掉头，上气不接下气跑回家，拉开板柜取出早就封好装在新提包里的3万元钱，拔腿就走。 龙港像过节。“欢迎农民进城办公室”外面，里外三层，水泄不通。吆喝声，推揉声，一条条焦急的手臂汇成了林。装着几万元钱的提包争着往柜台里塞，那个拥挤劲儿，跟火车站寄存小件行李似的。… 黄昏收“盘子”。留给这个兴建中城镇的现款数是1.20亿元。陈定模一夜之间搬来了一个“建设银行”。 第三章 土地的价值 能不能把土地当特种商品来开发 龙港4.1平方公里的土地像个大舞台，所有的构思和规划是凭借土地而展现其壮美声色的。 南北狭长的土地浓缩于山墙上的地图。兴高采烈的农民一层层地围着地图，来确认自己未来生活的落点。 在地图上规划自己的生活，对于中国农民，无疑是一个时代性的进步。而支配着农民东挑西拣，来回捉摸的，却是一个古老的幽灵——商品价值。按照级差地租理论，陈定模把不同地段和位置的土地划定了不同的价值。选址建房的农民不能不将建房的用途同应该偿付的级差地租合并起来考虑，同时，他们又无一例外地反对陈定模规定的另一种地租形式——每个居住者必须偿付公共设施费。把城市公共建设费用像商品搭配一样硬性落到我们头上，合理吗？几百个农民围住镇委，要陈定模作出回答。 布莱基说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组织得好的石头能成为建筑，组织得好的社会规则能成为宪法，组织得好的事实能成为科学。”“组织得好”——这便是陈定模系列思维中的推进杠杆。 报告文学的读者或许会在枯燥的城市经济学概念面前索然无味。而本文的主人公，一个城市设计者却不能在概念之林面前寻求未来城市的构想。 城市，不只是若干居住空间的组合。在一方方“水泥积木”之间，流通脉络、配套设施，成为连接骨骼的肌腱和韧带。几万人拥进城市要水电，要道路，要市场，孩子要上学，看病要上医院……这个繁杂的系统配套工程无一例外地需要资金开路。 “我反复想着一个问题，恐怕非常棘手，”陈定模对副镇长陈林光说，“土地能不能成为一种商品，特种商品？” 大个子陈林光在施工部队中开山辟路20年，转业回龙港后主管城建施工，用他的话说做惯了“铺路石”，正为城市建设的赤手空拳而绞尽脑汁。 “土地这个‘菩萨老爷’我早就想碰它一下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土地归国家、集体所有，这没错。但是一归公，‘大锅饭’的食客就拥上来，反正土地只要批准征用，不花一个子儿。国家的土地给占了，反过来城市建设的包袱又揽到国家自己身上。修个厕所，建座小桥，甚至栽几棵树都要挖国家腰包。你说我们蠢不蠢？”陈定模又瞪起了他的小眼珠子。 土地无偿使用，使国家30年来损失巨大。这里有个资料：1933年的上海，南京东路外滩地价，每市亩36万两白银，折合人民币700万元，每年每市亩可收地租47万元哩。 陈定模俯下身子对陈林光说：“我想把土地当特种商品来开发，利用价值规律，让土地创造价值。谁在龙港购地建房，谁就有义务出城市公共设施费。来个各人自扫门前雪，谁出钱谁得益。” 陈林光被这番新鲜的观点弄得恍惚良久。他过惯了军营令行禁止的规范生活，深知土地这个“高压线”是万万碰不得的。现在，陈定模破天荒地要把全国上下严令保护的土地当作商品来经营，要闯大祸呀！这种理论上的冒犯比一般实际工作的失误后果不知要可怕多少！ 陈林光拿起计算器，齐里咋嚏地算了起来。当显示器里标出5000的数字时，他倒抽口冷气。5000！在3万多元自建房的支出外，每个人还要为城市投入5000。 龙港，看涨！ “龙港是天宫？仙境？ 5000元，你当我们是财神菩萨？”城市公共设施费的标明，搅乱了龙港。领头的鲍克钊吼了一声：“不住了，退房！”“对，退房！”“我退！”“我也退！”倒戈的情绪很快传染开来。 退？不退？陈定模正在苏州介绍集资建镇经验，这里却乱了套。留家的镇委领导没了主意，电催陈定模回来“救火”。 退？不退？ “退！”陈定模道出的这个字统一了镇委步调。 “你顶得住顶不住？对你的舆论可大哩！”耳机里送来县委书记胡万里的声音。 “顶不住也顶。宁可因为改革让今人骂三年，也不肯留个破烂城市让后人骂三代！”大嗓门把耳机震得嗡嗡响。 “看你的劲儿不对。要留心舆论时常会把人整垮。” “如果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去对付闲言碎语，我事业的信心就会失去一半。” 暮色四合。路两边用油毡搭盖的小店小摊连成片，灯火烁烁，铲锅乒乓响，鱼香向香从棚子里向满街飘逸开来，做生意门槛最精的温州人无孔不入。城市还是个大工地，靠着沙石砖瓦堆，招牌一撑，开张大吉了。 跑运输的鲍克钊吃够了闭塞的苦头，他有搞水陆联运沟通全国的抱负，龙港正是一个龙腾虎跃之地。他原先以为领头一闹，风就跟着刮过来，而当官的最怕抱成团的对抗者。这就非逼着陈定模“减租减息”不可。头一天，他蛮得意，真有退的。两天后，打蔫了。时过三日，反倒像到了沟底的血压计水银柱，鼓登鼓登地往回升了。退房的300来户，而迎面擦着肩膀进去镇里买房的不下500户。这一进一出，交叉得不太妙。再一打听，四乡闻名的大户都纹丝不动，打桩的打桩，办料的办料，龙港像长实了根子的苗，稳稳当当往上窜…… 偏在这节骨眼儿，又一个消息传来。浙江省委书记王芳视察了龙港。“龙港通水路又通陆路，是个好地方，苍南县的经济中心应当设在龙港。全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是靠近海，靠近交通线。” 王芳前脚刚走，脑袋很尖的温州人就从这番话里，看出了苗头：龙港，看涨！私下转让的房价马k从一间3万涨到3．5万，急得“退房客”像香港股票市场上的“斗败鸡仔”。这可把鲍克钊摔疼了，大叫一声“失算了！”便撂下筷子，破门夺路而走。他要去找陈定模。认个错，明天就补上钱，能否把已经丢掉的居住资格再要来呢？ 我们共和国的广袤土地，在龙港，第一次以特种商品的形式，有偿使用了。 第四章 向富裕地区层层转移 走的，和留的 龙港的船埠，声声欢，那是城市最初的交响。 船只穿梭。陈定模在寻找一条他记挂的船。 蔡祖成此时正踏波而来。他的身后是一支小小的船队。他的妻子儿女，他半辈子创立的家业，都来了。3年花5万多元钱盖的四层楼房刹价到3万卖了。 蔡祖成一走，承包田转让给阿祥种了。蔡祖成临走时从已经捆好的行李中挑出了那把锄头，“阿祥叔，留给你吧！” ——“来了！”顺着声音的指点，陈定模手搭凉棚，看到港汉里穿出一拥船只。打头的那条披红挂彩，劈水而来。满船簇新的家具贴着红喜字。锃亮亮的机器在水光的反射下又添一层光彩。 陈定模写了页很长的日记—— 今天去接蔡祖成。举家搬迁，欢天喜地，给了我一幅终身难忘的画面。在我的记忆中，历史上离土离乡都是破产后的选择，是流着泪走的。 马克思曾经在《资本论》中写到19世纪初叶英国农民离乡背井的惨状。在一个叫苏格兰高地的乡村，贵族为把土地变成牧场，放羊剪毛，像拔野草一样，驱逐农民。连不列颠士兵都参加驱逐。一个老太婆因为拒绝离开栖身的小屋而被活活烧死在里面。15000盖尔人被13万只羊所代替了，最后一部分牧场又变成了狩猎场。马克思说得风趣极了，贵族鹿群中的鹿肥得像伦敦市议员一样。 马克思愤怒至极，说：“他们的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 今天蔡祖成一家笑着到龙港，我真正听到了农民的笑声。如果马克思看到这幅画面，不知该用怎样的文字来把它载入人类编年史。 中国十亿人口，八亿农民。如此庞大的农业人口长期被可怜地固定在狭小的耕地上，是我国农村贫困的一个根本原因。由生产责任制引起的农村第一次改革，解决了人对土地的劳动积极性问题。温饱、脱贫成为可能。但它带来的兴旺至今已登峰造极。农村要进一步走向富裕，就要第二次改革，推动商品生产，使一部分从事传统农业的农民从土地里分离出来。 农民离土离乡后去哪里？上海、杭州？不可能。那里自身已经膨胀得要爆炸了。唯一可以去的就是星罗棋布的小城镇。我断言中国农村城市化的道路，必然是搞农村城镇化。这是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部分。龙港已经把城乡差别大幅度缩小了…… 1990年，建制镇发展到一万个 副镇长谢方明风也似的卷了进来。这个戴宽边眼镜的青年敏捷多才又洒脱倜傥，1984年毕业于浙江工学院土木系，主动下到基层。临来前给已留在杭州任教的女朋友留言：“我希望生活是甜的，也可以是苦的，但不能是没味的。” 谢方明看了陈定模的这页日记，兴奋地说：“美国总统罗斯福说过，偌大一个美国，为何不能有几种格局呢？中国更大，不应该有多种格局的尝试吗？” “能补充点什么？” “我看加一段依靠城镇解决山区贫困。”谢方明很有分析地说，“像泰顺山区这种穷地方，几乎与外界隔绝，山路只爬得上手扶拖拉机，解放三十多年还是吃糠咽菜，好多大姑娘没裤子穿，连广播都没听到过。笼而统之讲开发贫困山区，或者捐点衣物之类，能有什么效果？人才呢？资金呢？即使有，又有多少开发价值？我建议向山下移民。” “我也这样想。我调查过，几万‘去港户’腾出的住房、耕地，有些可以安置贫困地区的移民。山区减少了人口压力，松动了，原来十个人吃的粮、烧的柴，落到了三五个人身上，也好过日子了。” “农民在需求的不同层次上各自得到了满足。” “是的，城镇周围富裕起来的农民转入到城镇，半山区次贫困区的能人移至城镇周围；山区极贫困区的部分人移到半山区或山脚；只留极少部分人在极贫困区搞种植和开发。这是一个向富裕地区层层转移，步步靠近的大趋势。” “老陈，你把这个转移路线图写出来，给中央书记处送去作个参考。” 万籁俱寂。简陋的房舍。灯下的一中一青。两个共和国多如牛毛的科级干部，为中国农民的富裕，尽心规划着路线。 几乎在同时，“七五”计划的起草班子正同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人一起，于中南海辉煌的厅堂里议及农村小城镇的发展。红铅笔在稿笺上留下这么一行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斟酌的文字：控制大城市规模。重点发展一批中小城市。1990年，建制镇发展到一万个。 第五章 新城的农民对他说…… 陈定模坐着东欧产的普及型草绿色轿车，春风得意地驰过。好像全城的人都在对这片流动着的绿叶款款絮语。 ——“嘀铃！嘀铃铃！”我拼命打铃，你咋不让路？左边的马路那么宽，你干啥非要走右面？噢，是陈书记，对不起。说甚？要靠右走？没听说过，那里宽舒往哪骑呗，别见笑，乡下人进城不懂规矩，对不起了。 你说我骑车瞎冲撞，哎哟，我看龙港就像一个个跳棋盘上的子儿，瞎碰撞了。过去呀，单门独户，谁也不挨谁。现在可好，大家混着，还少得了磕磕碰碰？同一排房子，连户建的，你要尖顶他要平顶，几天几夜也没吵出个名堂。房与房之间，八米通道，可南楼占了四米五，绕上水泥打围墙。北楼的拿起榔头来敲，南楼用照相机拍“现场”，北楼来气了，干脆用录音机来录，看他怎么胡说八道。咱们在这里一天碰到的难题，比早先十年的还多。陈书记，你说是好还是不好？ ——陈书记，你来瞧瞧，你骂我半天的老粪缸搬啦，真的。不是我大嫂打马虎眼。你也别怪着，多少年来，祖祖辈辈马桶粪缸。我出嫁时，洞房里的雕木凉床床头，一只是点心箱，一只是马桶箱。 可好，到了龙港，不让用粪缸了。你搞了个叫什么“告别粪缸”运动。共产党不是不让搞运动了吗？你要把粪缸都起走。你搞的那些厕所，凭良心说真不错，地面那个马赛克哟，棕红棕红的，池壁上面，瓷砖，白花花的，到时候空通一声冲水，啥臭味也没了。 ——老陈，你不记得我啦，我薛继勤呀。我搬来了，你说不让孩子耽误一天学，我真信你。可眼看着八月半了，学校的厕所还没造，附近的居民嫌臭，不让造。 我说，爱清洁是好，可是过分了，得了“洁癖”，连孩子上学用的厕所都要给贴封掉，还讲不讲理？我真担心小妹这学期开学要误了。 你是关心学生娃的。我看你拟的教师招聘广告真有点水平。“人不分籍贯南北，户粮关系不分城乡，建房选地予以优惠，教师配偶一并调入。”这厕所能卡住你？ 听说你到那里把拦事的人骂得脑袋耷拉。是嘛，过去在乡下当院厕所，屋后猪舍，臭哄哄的，嚼着米饭照样香。咋一进城，鼻子都贵了？是得骂。 那天还刮台风暴雨，听说你的雨伞翻了肚，淋得像落汤鸡。水湿了一身，泥灌了一鞋，到底把“钉子”拔掉了。 9月1日，龙港小学跟全国的学校同一天开学。刚到龙港的孩子一天也没误了读书。我送我小妹子踏过碎石小路，据说还是你关照铺的，怕滑。到了一色新的学校，心里真像打翻了五味瓶子。多少回，我从电视上看到，那一群群红领巾，唱呀笑呀涌进栽满绿树的学校，就为小妹子难过。今天，这红领巾里头有她一个了，我高兴得想哭。龙港。真要谢谢你。 ——“龙港是一片自由的土地，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职业。”陈书记，这话可是你说的。不错，龙港真像个万花筒，干啥的没有？赚钱的旅馆、菜馆、美发厅、旱冰场、咖啡座、游乐宫，都有人干。各种各样的工厂、运输部就更多。可我，陈时钊，却选了个不赚钱的生活干。不是我笨，凭我搞铸铜的手艺，一月赚千把元闭着眼睛的事儿。可我偏撂了挑，种花搞苗木去了。你说我为啥改行？那是为了报答。 我今年四十出头了，可依然胆小得连说话都不敢抬眼看人。人说你说话轻声颤颤，声带像压变形似的，我说大概是，因为当了35年地主的狗崽子。我只读过6年半书，没我的前途，回家种地吧！那时心跟死了一样，苦闷中，被佛教教义吸引去了。它说“苦空无常”，是啊，人生是空的，精神也是空的。“三界六道之生死，载入运转如车轮然。”等待“来世轮回”，“大彻大悟”吧！我吃了半年素，天天诵经，人叫我和尚，那时我还不到二十岁。 后来我离乡到荆积山学打铁。我读了好多书，有赫胥黎的、达尔文的，也有马克思的，我要自己去寻个理儿。书越读多，越发觉得宗教太虚幻了。它真能结束我苦难？不，天国是空的，还得到地面上来。我相信了马克思的唯物论，但我以为佛教劝人宽厚慈悲还蛮好，我保留了它。我乐于助人，老拿钱接济人家，人家说我“比共产党员还好”。可我说是共产党好，要不七八年干下来，哪能赚15万元。 到了龙港我认识了你，你常和我一起谈哲学，谈人生。有回我美尼尔氏症发作了，躺在床上，心里闷得要死，人又迷糊糊的。突然看到窗台上有盆茶花，好红呀，还那么水灵，带着露珠，小花神！脑子一下清新过来，头好像也不晕了。哪来的？喔，原来是你让人带的。一阵眼热，我差点掉泪。多少年，我见干部都是躲的，现在你给了我花，给了我信任。 一盆花，给了我希望，好像人生都美好了许多。我想，龙港是座新城，不同样要花，要美？我不搞铸铜、小五金了，我不要在钱上打滚，钱够了。我也不把钱留给孩子，只留给他们道德和知识，我要把一切留给龙港。我搞花圃。 ——快来坐，快坐，别脱鞋了，没事的。你瞧这些灯，像开灯具店了。是的，我是阿介，就是差点闹离婚的。 说来也难为情，我那媳妇大概看我文气，才肯从平原嫁到老家巴曹的山旮旯里，那里穷，现在地瓜干有得吃，柴禾有得烧，就很不错了。可平原来的哪瞧得起这点儿？她进山时就抖着威风来的，看那嫁妆：电扇、电视机、电冰箱，要多神气有多神气。临过门前，丈母娘可是关照过我的，“我们嫁妆都带电的，你那里供不供电？”“有的，有的，线早拉进山了。”我这样拍了胸脯。谁想到这线儿是聋子的耳朵，干摆设。进门一个月，正儿八经的才来过两回电。我媳妇那个心焦的，电扇不打转儿，电视没有影儿，冰箱不冒冷气儿，委屈得哇哇掉泪。“摆那些东西当样品？你骗人！”我干着急，有啥用，电力局也不是我亲家。我媳妇火了：“有电，咱们合著过，没电，趁早散火！”谁知真散假散，反正吹胡子瞪眼日子没法好好过了。 城里的人听了恐怕得笑。千奇百怪离婚案，哪里听说因为没电当理由的。我想要是案子交到法庭，法官“老爷”也难断。该怎么说呢？也许是观念又进化了吧！ 正这时，陈书记你把龙港说得跟灯海一样的亮堂。我媳妇乘势厂通牒了：“阿介，挪挪窝吧，到龙港建个新家。”她说话时，好像从来没那么娇嗔过。 我真是七上八下难拿主意。离开乡土，怕给人说嫌贫爱富。到龙港，不瞒你说，没凑足3万。可为了我媳妇，为了这个家，我认了。她挺好看的。我不知道龙港对于我是困境解脱呢，还是阴云加重。女人的心会不会也跟城市一样变得五光十色？ 暧，陈书记，你还是看看我这些灯。这是四技水晶顶灯，天花板上用的。茶色烛光壁灯，新型的。雕像工艺台灯，你见过没有，一个好看的外国女人，灯一点，里面蓝幽幽的。这是调光床头万能灯，最新产品。人家说我是“报复性用电”，要把在北岭耽误的光明都补回来。由人家说去，我电表也没拼命转字儿。 陈书记，你说怪不？一到龙港，我媳妇变样了，没那么温顺体贴的！做事爽快，老带笑，晚上电视看到最后的“再见”。真的，她更漂亮了，跟城里姑娘一样。我告你，她有了，说是四个月啦。我说孩子将来叫啥？她好似早有心计了，“要是个男的，就叫盼电！” 盼电！这名儿怪不？ （选自《中国的要害》，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7月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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