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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厂长上任的消息传出来，像一块石头投迸大海，掀动了几圈波纹，随后就无声无息了。人们不由又怀疑起来：是不是又像那位未上任的书记那样：知难而退了？ 不过，×车间一位姓曲的老工人却用自己亲身感受的一件事告诉人们：作出这种结论为时尚早。 这里，得先交代一些背景。 建厂20多年，一重职工和家属人数比工厂产品的产量增长速度快得多。和全国的许多工厂一样，一重好多职工“三世同堂”。一家多口挤在一间10余平方米的斗室里。晚上，父母和孩子常常为抢同一张桌子进行学习而闹得全家不欢。有的一间单身宿舍住着两对夫妇，中间以布帘为屏。曾发生过这样的笑话：一天晚上，两对夫妇中的一位男工值夜班，另一对的女方恰好需要加班。可是如果他们按时走开，室内就剩下孤男寡女……十年“战斗洗礼”之后，双方都不相信今天还会有坐怀不乱的柳下惠，所以，谁也没去上班。 前两年，工厂也曾盖了几栋房子，不但没解决住房不足的困难，反而加剧了这种矛盾。因为在“挖门子”、“走后门”成风的年月，寥寥几栋楼，还不够某些人送人情、搞交易的哩！人们瞪大了通红的眼睛，盯着这些房子的奠基、施工、落成、分配……于是“红眼楼”、“瞪眼楼”的雅号也就产生了。据说，在那几座楼房落成的日子，房产部门负责人的家几乎是门庭若市。 普通工人老曲头几经奋斗，才算分到了简易楼中的一套新房。但是新房却为他带来了新苦恼。楼顶覆盖层太薄，夏天炎热的空气穿过房盖传进室内，令人如蹲火炉；冬天，寒风穿透屋顶将冰冷的气流送入房里，使人如坐冰窖。冬天烧炕，冷热一对流，水蒸气很快凝成水珠，滴落下来，滴在炕头，滴在衣柜顶，掉在炒菜的马勺里。外边越冷，里边水珠越多，最后几乎如天公挥汗，天母掉泪。于是，这些宿舍里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炕上蒙着大块塑料布，盆盆罐罐排成长队迎接水滴，上便所戴起雨帽，炒菜时两个人在锅台旁转悠：一个掌勺、一个打伞…… 老曲头和他有相同遭遇的职工们无法忍耐下去了，他们不止一次地向领导反映，请示解决；不止一次地无声无息、没有反响。直到1978年年底，老典头忽听厂里来了位新厂长，他灵机一动：是不是再反映一下？有的人却叹气地说： “甭费那个事了，还是多买几把雨伞、多买几块塑料布吧！” “有枣无枣打一杆！”老曲头自有主张。他鼓足勇气给新厂长写了封措词尖锐的信。他想，如果新厂长神经尚不麻木的话，这一刺兴许会有点反应…… 1979年元旦过后的一天下午，老典头正心情烦躁地在室内忙着接“雨水”，忽听外边有人敲门。他没好气地说了声：“进来！” 门开了，一位身材不高、衣着朴素的陌生人走进房来，后边跟着两位少见的干部。 陌生人饶有兴趣地浏览了房间的狼狈样儿，然后便详细地问起主人的居住情况。老典头以为来人是房产管理员，便放开嗓门发起牢骚来了。他首先批评了厂领导高高在上、不关心职工疾苦；又埋怨了福利部门不接受群众意见；又责问了房产科长为什么不下来看一看，把房子修一修；最后还愤懑地补充了一句： “就这种房子每月还收3.7元房租，值吗？” “怎么不值？我看还便宜呢。”来人笑了笑，在场的人都为之一愣，不知此话何意，只听来人又补充说：“你的淋浴钱还没交哩！” 一句严峻的笑话，包含着深沉的愤慨！ “这种情况决不能继续下去了！”陌生人继续说，“我们不能空喊为人民服务，而在具体的人的痛苦面前闭上眼睛！” 短短几句话，说得老曲头心里热乎乎的。他已经长久没听过这样感人的话。他偷偷地问了问身边一个干部：此人是谁？说话还挺解渴的哩！ “他就是咱们新来的宫厂长！”那人告诉他。 此时，如果质量很差的预制水泥地板可以打个洞钻下去的话，老曲头决不会继续站在那儿；他脸红过耳，后悔自己的批评太冒失了。 新厂长似乎看出他的心思，连忙诚挚地向他说： “老师傅，你批评得很对！我们完全接受。我们回去就研究解决办法。不仅要修旧房子，还要大量盖新房子！” 厂长一行走了，老曲头仍沉浸在激动中。来厂20多年了，厂领导到他这个普通工人家里走访还是第一次，而且说得句句顺心。晚上，他便走东家串西家，把所见所闻，告诉他那些具有同样牢骚的邻居。 开始，大伙对这话还半信半疑，但过不多久，房产科的修建队一到，人们便深信不疑了。这件事在一重一时传力佳话：新厂长刚来就把职工疾苦放在心上，一重有希望了。 不过，这个佳话比起新厂长雪夜勘荒原的事儿，就显得逊色多了 在发生上件事前的一天傍晚，一辆北京吉普从厂门口开出，顶着雪后凛冽的寒风向茫茫雪原驰去。车内坐着新厂长和他的两位助手。一位是曾被政治风云卷到最底层，又被党的实事求是的春风吹回人间的65岁的副厂长鲁明，20多年前他在第一机床厂当厂长时，曾是宫本言的上级；另一位是刚刚升任第一副厂长的刘安福，这位在生产第一线奋战20多年的实干家，是新厂长此后工作中的得力助手。 为什么宫本言上任后抛开那么多棘手的事儿不管，却要去荒山野岭兜风呢？ 此事说起来也不会令人愉快。黑龙江向以地大物博、土地肥沃著称。乌黑的土壤用力一捏就能挤出油来；随便刨一个坑儿丢几颗种子，几个月后黄澄澄的谷米便会压弯禾秆头。可是生活在这儿的人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每月只能吃半斤猪肉，每年只能在春节时享受半斤海鱼；至于鸡蛋嘛，那得看机会；而爱吃大米的南国同胞，对不起，每月一斤大米已经很不错了。当然，我们的有些领导，是不会“享受”这种待遇的。 居住在富拉尔基的人们，曾经不断大声呼吁：给我们增加点副食吧！增加点细粮吧！增加点…… 一重历届领导对广大职工的呼声并不是不闻不问的，早在60年代初期就在工厂附近开办了农场。但20年来，由于有关政策多变，管理人员不善经营，农场屡屡赔钱，因此，领导的好心难得好报。人们从农牧场那儿得到的产品屈指可数。除了从工厂的年度总结里看到成串的鸡蛋①要比自己分到的鸡蛋多得多外，很少看到别的什么。观全省，提高生活的前景相当遥远；看本厂，改善待遇的希望又十分暗淡，于是，人们对在一重工作也就兴味索然了。 ①指总结报告中数字的圈圈。 宫本言常说自己是个现实主义者，面对这个现实，他不能无动于衷。这就是他不惮天寒地冻外出勘测荒原的原因。 吉普车在接近零下40度的寒夜中开到甘南。稍稍吃了点饭，随行人员便张罗着住宿，宫本言却站起来将手一挥：“咱们赶路！” 大家以为厂长可能要到阿荣旗住宿。因为，他这些天，每天工作十八九个小时，调查研究，了解情况，饭都顾不上吃。所以当汽车开到那个荒僻小镇的一家小旅店门口时，司机刹了闸。 宫本言忙问：“怎么停车了？” 司机答道：“天这么晚了，还不在这儿住下？” “怎么，你们都困了？”宫本言望着司机和车里的人。 大家互相望了望。一位副厂长接口说：“我们怕你太疲倦了，这几天你一直没得到休息……” “你们怕我累着？”宫本言笑了，“啰！我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娇贵了！”他催促司机：“继续向前开！” 要干的事情多得很，时间不等人啊！ 司机求助地看了两位副厂长一眼。对官本言知根知底的鲁明将手一挥：“开！把油门加大一点！” 汽车怒吼一声，驶出了阿荣旗。 北大荒的大烟泡儿风，以它特有的疯狂劲来阻止汽车的前进。车身被吹得趔趔趄趄，并且不断地从车棚上各个细小的缝隙削进它刺骨的“利刃”。“乘客”们不得不用大衣裹紧身子，把皮帽子拉下来捂住耳朵；每人的脚都冻得像猫咬一样没处可放，有的人牙齿冻得磕磕响。可是，宫本言却谈笑风生。他放开嗓门，畅谈今后两年如何实现开荒2万亩，生产400万斤粮食，提供家禽、鱼、肉、蛋50万斤。讲着讲着，他兴奋地把皮帽子一摘，额上居然冒出热气来。他把大手一挥： “凭这么好的自然条件，咱们大干它一场，彻底改变面貌，让职工们以后恋着一重不愿走！你们相信不相信？” “相信！”他的伙伴们大声呼应着。 豪迈的理想，宏伟的蓝图，驱走了人们身上的寒冷和旅途的疲劳以及瞌睡虫的侵扰。午夜，到达了目的地。宫本言把身体不好的同志安排在临时接洽的军营住下，他和老上级鲁明住在一个办公室里。 办公室冷得像冰窖，冻得两人一夜没有合眼。正好，宫本言借此时间又向自己的老领导虚心求教。 这位第一机床厂前厂长欣喜地看着曾是自己下级的“小伙子”的成熟，毫不隐讳他讲出自己办好一重的意见。最后说： “你从抓职工生活入手，这步棋算走对了！” 宫本言也掏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 “我总觉得，搞革命一定要使人民能享受到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才对。过去我们抗日、打老蒋、搞土改不都是这么干的吗？只开无限遥远的空头支票，群众是不会跟我们走的！这些年的教训，一定要记取。” “是啊！”老鲁头对这番话深表同意，他又接着说，“这些年总是吵吵要消灭城乡差别，可是，越消灭差别越大。到现在，城乡差别没消灭，城市之间的差别倒大了。人心为什么浮动，还不是想找个生活好一点的地方！” “所以，我向部里立下军令状！”宫本言从床上坐了起来，“三年不改变一重面貌，撤我的职！一个共产党员，不能为党分忧，为群众谋福利，有什么颜面在那儿指手画脚！”宫本言充满义愤、发誓般地说。 鲁明看着宫本言那炯炯闪光的双眼，深信这个铁铮铮的硬汉子是决不会食言的。 两人越说越兴奋，用理想的火花，驱除了长夜的寒冷。当东方刚刚泛白时，他们立即叫醒同来的伙伴。 他们翻山越岭，踏雪履冰，又整整走了一天。汽车冻得开不动了，人们累得走不动了，但宫本言还迈开他的铁脚板不停地走着、看着。年过花甲的鲁明，咬着牙紧随在他的身后。 他们走过阿荣旗地界，又去了三里岗；访问了哈拉公社，又到了蚊龙潭；最后，终于确定了今后几年内开办农场、养鱼场、养禽场的地址、规模和具体行动计划。 与此同时，财会部门的同志，也确确实实感受到新厂长的存在。宫本言查账了！多年来，第一次由厂领导向他们详细查问一重的“家底儿”。宫本言首先找到经营副厂长，这位同志因系刚接手，连问几个问题都未答出。这样，他又请教财会处长，可触及到一些陈年老账，尽管这位处长责任心很强，业务很熟，也一下子难以说清。最后，宫本言问到了直接写账打算盘的会计师们，不少人也是支支吾吾，被问得头上冒汗……请看：我们价值连城的“国宝”，就是这样没有价码的东西！但能怪这些同志吗？不能！因为这个糊涂庙里的糊涂账已糊里糊涂十几年了！ 宫本言以他过去管理一厂的丰富经验和善于理财的清醒头脑，一笔笔、一本本进行详查细算。财会部门的领导和群众，巴不得有这个机会，他们热情帮助自己的新厂长，把这筐乱丝理出头绪来。 宫本言看了查清后的账面大吃一惊。啊！仅计划变更使在制品报废和因管理混乱而造成的原材料盘亏等项，就达6000余万元，抵得上他苦心经营的一厂全部固定资产的60％！怪不得人家说一重是家大业大，真是名不虚传哪！ 使宫本言感慨的事还多着哩！ 不久前的一大夜晚，由于西伯利亚寒流的突然袭来，富拉尔基的气温，一下子降到最低纪录。人们哈一口气，立即化成白霜；吐一口唾沫，掉在地上马上便摔成冰屑；谁要走出室外一步，全身都得进行“包装”，外边只露出一双眼睛。会享受的人，这时都在暖气烧到20℃的室内，躺在沙发上，一边嗑着此地营养丰富的“毛嗑儿”，一边欣赏电视台正在播放的风靡一时的香港影片《三笑》。但是，宫本言却难得享此“清福”，一来，他只身住在工厂的招待所里，重任压肩，没有那种闲情逸致；二来，更重要的是，他正为一件事情困惑不解。 他今天参加了来到一重后的第一次党委会。这个会是为研究工厂企业整顿问题而专门召开的。会上，一位负责整顿工作的厂领导，照着秘书起草的稿子，详细地“念”了前一阶段工厂整顿的情况。稿子中说：全厂整顿工作已进入第三阶段，不久即可成为先进企业……乍一听，宫本言感到很高兴，重机厂毕竟不像某些人说的那样问题严重嘛！但是，高兴之余，他又在脑手里打了几个问号：既然如此，为什么上上下下又都说什么：“一重如山重，谁也推不动”呢？不行！耳听是虚，眼见为实，应该亲自到下边看看，体察体察。宫本言是个遇事果断的人，说干就干。大衣一披，皮帽子一戴，就走出招待所，直奔厂内一个关键车间走去。 这是一座高达30余米、面积为2万多平方米的大厂房。宫本言从东门进去，走了几步，就找不到继续行走的路径了。只见横躺竖卧的毛坯、成品、半成品，将所有的过道堵得严严实实，连下脚的空儿都没有。看到这儿，他那浓密的箭眉不由抖动了几下：偌大的现代化厂房，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呢？于是，他就近找了个工人问了问： “你们车间啥时变成这个样儿呢？” “有年头了。”工人闷声闷气地说。 “你们在这样的条件下怎么干活呢？”宫本言又问。 “不在这儿干，到哪儿干？”工人没好气地回答，眼睛向宫本言翻了翻，看样子他根本不认识这位“不速之客”。 “为什么不收拾得干净些呢？” “谁来收拾？” “这样干能完成任务吗？” “完不成任务怕什么？厂长又不少拿一个子儿。” 看来，这个工人说的话很不中听啊！可人家说的又句句是大实话。事情不正是这样的吗？这些年来，我们国家从上到下、不论工矿企业和其他任何一个部门，有谁听说过为完不成国家任务而受责受罚并伤了那些单位领导的半根毫毛呢？ 宫本言觉得没有权利批评这位工人师傅正当的“牢骚话”。他又陆续看了几个地方。 当宫本言走到锻压车间时，他居然看到这样的奇迹：一个直径为几百毫米的钢锭模里，长出一棵挺拔的大树来。从它粗大的躯干加以估算，其年龄决不会小于重机厂最早出生的新一代。不过，它可比本厂职工子弟更经得起风吹雨打，因为它的根部被这无人问津的大铸件牢牢地卫护着。无独有偶，在离钢锭模不远的地方，一件中型轧纲机顶盖的洞眼里，也长出一株同样大小的树来。二者遥相呼应，竞相生长，谁也不甘落后。 模型仓库的混乱劲，也决不落后于上述几个单位。横七竖八躺在那儿睡大觉的木模究竟有多少，何处是它们的归宿？问谁都不知道——不！应该说有的人还是知道的：一些人家里油漆得锃明瓦亮的大立柜、写字台、高低橱等高级家具，其原料都是无代价地从这座“模型山”上采伐而得。 在嫩江大平原上，人们是很少能看到山岭的。但在第一重型机器厂的辽阔厂区内，大大小小的“山岭”却连绵起伏——这是遍布全厂的“垃圾山”。建厂20多年了，工厂不断地扩建改建，而那些土建垃圾却从未认真清理，同时，由于这些“山岭”维护不周，水土经常流失道旁。冬天一到，朔风起处，变成“洋（扬）灰”路；夏天来临，大雨一浇，则成为“水泥路”。道路经常被阻，交通中断……看到这个情景，宫本言不由暗自慨叹：这些年，天天读“愚公移山”，“活学活用”的笔记不知写了多少万字，讲用会不知开了多少次，为什么没有人来移一移这些垃圾山呢？ 当宫本言来到工厂的托儿所、幼儿园时，那可怕的混乱现象，简直使你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个50年代落成的现代化建筑，被糟蹋得不成样子。所有门窗玻璃全部被损坏，而用一些马粪纸、破胶合板借助于板坯和洋铁钉固接，里边长年是黑咕隆咚；地板几乎全部裂开，野猫和耗子自由出入，不久前还从室内捡了几只死猫皮来。壁上五颜六色、色彩斑斓，但并非张贴的传统名画，而是出自那些不满5岁的孩子们的手笔。更可笑的是，原来专学幼儿教育的阿姨们，被文化大革命起来造反的“五七大嫂”所代替。她们保育知识不多，造反精神却很强，动不动对孩子就大打出手。孩子们对她们如鼠见猫，不敢沾边。不过，也有个别例外者：有一年，曾给幼儿园派来一位领导，这位领导竟是个耳聋、眼花、多灾多病的70余岁老头儿，后来老死在幼儿园。和保教事业开这样不严肃的玩笑，也许又是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吧？可是，职工们宁愿一月花20元请邻家老太太看孩子也不愿往托儿所、幼儿园里送，真有些辜负这个“新生事物”了。 职工医院的混乱劲，也决不比幼儿园逊色。仅举一例便可见一斑：某单位只要有一个职工生病住院，该单位就会动员好几名职工前来护理，不用说，照例也得来个“三班倒”。那时候病房里可热闹了：里里外外，人来人往，横躺竖卧，千姿百态；有的看小说，有的聊天，有的打盹，有的睡觉，有的团毛线，有的织毛衣。在这儿逍遥自在地呆上几天，不但每夜可以拿两角钱夜餐费，还可以和在车间干活时那样领取保健费，真是一举数得。当然，受损失的还是国家，但又有谁来过问这件事呢？反正也不用从哪位领导身上掏腰包。 此外，在炼钢车间凌乱不堪的材料库，在运输车间瘫痪已久的机车群旁，在铸铁车间不见天日的清理工部，在厂南编组站到处抛掷的“废品堆”前，以及农牧场半躺半卧的拖拉机、卡车、肮脏不堪的鸡舍、猪圈、羊栏……这些连一般职工都少到的地方，都留下了宫本言沉思的脚印…… 到处是怵目惊心的混乱，到处是麻木不仁的糊涂，到处有唉声叹气的埋怨，到处有丧失信心的牢骚。机构重叠，人浮于事；生产率日益下降，废品率不断提高。不少人打一夜麻将，上班来到办公室作合法的休息；不少人半夜捞鱼摸虾，白天在车间修理被损坏的工具；而在年终评比会上，有些以制造流言蜚语为能事、把本职工作一推六二五的人，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有的专靠拉帮结伙为营生的投机钻营者却被提职加薪；而一些兢兢业业埋头苦干的人，却在那儿受气挨整；数以百计的冤、假、错案得不到平反、昭雪…… 这些日子，厂办公大楼内经常有人在静坐；各种名目的大字报“琳琅满目”；成群结队的人在游行、请愿。宫本言每天要收到几十封职工来信，半夜回到宿舍，还有人在门口等候接见。他们要求调房子、定工伤、解决子女留城、盼望早点平反冤案、希望领导为银河搭桥…… 宫本言未来一重前对困难是有思想准备的，但不曾想到，摆在他面前的困难比他所想象的要多得多。他不由暗自苦笑地说：“我大概真的要沩在这儿了！” 能畏难却步吗？不！宫本言还没染上这种20世纪70年代在我们某些干部中的流行病。他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是为解决困难、克服困难而存在的。如果生活中没有困难，还要共产党员干什么？来厂40余天，在摸清厂的现实情况之后，官本言努力探索很治一重痼疾的良方，准备对症下药。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部里突然通知他：去国外考察。这是一个求之不得的学习机会，宫本言对之向往己久。当然，他并非想借此时机去外国游山玩水，看看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而是真心实意地想学点管理现代化企业的经验，实现他改造企业的宏图大志。 这个消息传开后，一些朝思暮想盼着出国去捞一把的人，馋得直流“哈喇子”。他们羡慕宫本言走运：刚来一重三天半，就摊到这样的“好事”，而他们在这儿已熬了20多年却没捞到。啰！真可惜！ 但宫本言却拒绝了这件“好事”，他向部里打了报告，请求不要让他出国。 这是怎么回事？官本言变成傻瓜了？那些“精明人”感到不理解新厂长的用意。 他是在仔细思量以后作出这个决定的。首先，他看到一重的现状：党委书记出外养病去了，二把手刚刚调出，三把手正在北京活动调动工作……他刚来厂又要出门，广大职工会想：你们都撒手不管，一重还办不办啦？而且，根据惯例，出国前还有数不尽的准备工作要做：听动员报告、进行礼宾训练、裁制出国服装、学习旅行常识……一个月的时间是打不住的。回来之后呢？还得写总结、作汇报……至少又得一个多月。加上考察两个月，一来二去，几个月时间便报销了。而一重又如此现状，他这个新厂长能放心地出国吗？再说，一重这个病症，到哪个国家能够找到医治的良药呢？ 宫本言不但自己放弃出国机会，还动员厂的一位副厂长也暂时不要出国考察。这位副厂长欣然同意，也向上级请求，另外派人出国。 这个消息一传出，对正在涣散的一重“军心”，起了良好的安定作用。职工们在悄声地互相传告：新厂长到底与众不同，看样儿真要好好在这儿干下去了！可是，为什么还不见他讲话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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