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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可依,微弱的缉私怎能束住疯狂的走私。中国的腰包被外流倒流的手掏空了。 从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到奇耻大辱的庚子赔款,中国流失了多少金银?提起此,哪个华夏子孙不满腹悲愤! 洋人抢走的是自“家”财产啊! 所以,当清王朝逼使国内诸多产金区为赔款挖金时,金农的情绪是对立的。胆壮者还冒着杀身之祸,匿上一克、两克。 这些金子裹着红绸,小心翼翼地传了一代又一代。 今天,这些爱国举动在后人面前早已黯然失色了。不仅传家宝兴高采烈地出国旅游,探寻当年离散的伙伴,大量新采的黄金也积极主动地“送”往海外…… 为什么? 国与家的利益发生了冲突! 国家每得一两黄金,要付出开发基金、地勘基金及价外补贴近600元,限于国力和还外债,再不可能以国际金价来收购黄金。 金农心中有笔老账:几十年城乡分割的结构,把农民紧缩在愈来愈少的耕地上,辛苦劳作,拥挤不堪。到头来,得到什么呢?别说温饱难足,自顾不暇了,城市有了病还要从农村抓药吃呢!近几年,城乡差别非但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 土地承包了,农民有了致富的希望,但化肥、农药、柴油全是高价,种粮依然亏本。国家低价收购农产品与高价出售农业生产资料并存的“剪刀差”和“差口”在明显扩大。 好不容易挖出了金子,交给国家还不足保本,人均一天采金0.7克,国家牌价20元,而投入劳动、土地、工具租金及吃、喝、拉、撒远远超过20元,再笨也算得来这笔账! 恩格斯说:人对自然的每一次侵犯,都会得到自然的报复! 金农挂起牌儿,大模大样地招揽走私犯。 银行不愿管,现行的收购体制对他们无任何益处。自己垫金款,年利仅9厘,而用此去周转,年利不下9.1厘。于是,人行推工商,工商推人行,谁也不愿做这出力不讨好的买卖。 当地政府不敢管,你给人家搞不来平价化肥、怎好意思让人家低价出售黄金。况且,农民收入的增加,还是当地父母官显赫的成绩,晋升的依据呢?地方割据及考核干部的标准必然造成这种滑稽状态:一些人吃国饷,并不替国家负责,甚至还挖国家墙角,大干走私生意。 陕西省汉阴县人武部1987年3个月走私黄金1187.7克,获赃款12万多元,而主犯则是此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政委兼县委常委刘国柱。 金农自然有恃无恐,他们明目张胆地将走私犯请到家中,好吃好喝款待,走私犯完全深知金农的心理,不仅态度热情,成色合理,而且价格随行就市,很得金农欢心。两股配合默契的旋风把走私刮得甚嚣尘上,日益升高,从而使国家的收购量急剧减少。 请看陕西省群采黄金交售情况统计: 1985年 582两 1986年 50两 1987年 1.8两 1988年 0两 中国的事情都是闹大了才引起重视。毁林如此,水土流失如此。黄金走私也一样。缉私队伍就是在黄金走私达到高潮的1987年陆续组建起来的,此时的金农已巧滑老练,金贩子已装备齐全,走私手段已隐蔽多变,地上、地下、内陆、沿海已形成一条完整无隙的运输线。任如来佛的神通再大,也难将现代“美猴王”一网打尽。 陕西省安康地区公安处的缉私队够精干了吧,队长马仁龙久经沙场,战功赫赫,队员全是清一色警校高材生,但一上手就吃了亏。 线索有了,他们风驰电掣般地直捣黑窝。怪也,没有贩子,惟一的陌生人还说是这家的亲戚。但走亲戚带对讲机干啥?马队长从惟一搜出的赃物上打开缺口。“亲戚”招了:他是中间人,金子全让贩子带走了。 追!破烂的吉普车在凹凸不平的路上颠簸了半小时,发现一个陌生人,正悠哉悠哉地跨在进口摩托上兜风呢,马队长大喝一声:站住。 摩托车加大油门,飞似地逃窜,吉普车喘着粗气尾随其后,距离很快拉开。马队长急得捶司机的腰:快呀!司机使出浑身解数,但车速把他的技术委屈了,依然慢悠悠。 眼看着贩子溜掉,马队长靠在椅背上,怨天尤人,唉,有辆进口车多好啊,保证追上龟儿子,但他们又十分清楚,这只是美好的愿望。 想想可怜的公安处吧,现代设备没有,药费、差旅费无力支付,工资有时都难以保障,一般部门别说车,有辆三轮摩托就烧高香了。吉普车算是对缉私队照顾到家了,还敢有什么奢望? 那贩子似乎摸清马队长此时的心境,他故意调回头,对着车窗,伸手一个“拜拜”,又风也似地逃跑了…… 更恼怒的还在后头呢! 我国刑法中诸多条例早超前到“高级阶段”,但缺乏处罚黄金走私方面的款项。司法机关爱莫能助! 缉私队只有罚款放人。于是,以罚代法,以罚代刑,便成为我国缉私的主要手段。 放了,走私犯也决不会息手,甚至,气焰更为嚣张。 某县一个走私大王被释放后,专门租了辆“皇冠”在县城和公安局、法院门前兜风示威,一群狐群狗党张牙舞爪,尾随其后。 用意何在呢? 无疑是对法律的嘲讽和挑战! 我们的国民历来就有对洋奴、卖国贼深恶痛绝的传统,但对走私这类卖国行为却抱以极其宽容的胸怀,围观者不但不谴责,还发出由衷的喝彩。 这种灵魂的丢失比走私黄金的损失更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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