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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神话·抗争与服从都是生活的恩赐·“叛逃”的是主角·独行者远行·自由的原则 在中国那个让世界叹为观止的改革年代开始的时候，随着赵新先这个名字的出现，同时还诞生着一个类似于神话的中国故事。1985年秋，踏实而又不甘寂寞的赵新先带领五个同道者，从喧闹的大都市广州，来到尚未完全摆脱寂寞和萧条的小城深圳，就在一片名为笔架山的荒凉山野，凭着几把镢头、几把铁锹和借来的500万元，平荒造地，打桩盖房，仅用11个月的时间，就建成一个现代化制药厂，三年之内年产值达到一个亿，轰动九州朝野。 三年前我第一次见到赵新先时，他正被著名的“三九胃泰”商标案困扰在北京一家宾馆里，当时那间雅致的套房里只亮着一盏放着橘色光芒的落地灯。我坐在光里，他则在光外，并且几乎无话，我无法仔细地探究他。因此，全部的感觉就是那灯的效果在房中造出的一种模糊的沉重的氛围。如今，赵新先和他的企业早已平安地渡过难关，被深圳六月的阳光沐浴出一片明亮来，那被橘黄灯光罩出的沉重，似乎已经远他而去。在拥有10个亿的年产值和全军优秀企业家、深圳市八大企业龙头等一长串盛名之后，他已成为我军第一个区域性的综合性大型企业集团“三九（999）企业集团”的最高领导——总经理兼党委书记。 新的神话是这样诞生的。 三九神话始于第一军医大学附属南方医院一个最平庸的小角落——药局。 在医院里，药局偏安一隅。它为医院的各个科室输送着“给养和弹药”，一切与医疗有关的药材、器械及一应物品均由它统进统出，须臾马虎不得。但是，在以医疗为主的医院里，它虽是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却又是个十足的配角。因此，也是一个极易养尊处优、极好混日子的地方，你只要安于平淡，不思辉煌，只要保证了机械地统进统出，准可以一步不落伍地跟着时代的大流，平步春秋，永享安宁。这里是避风港，即使是在台风多发的经济发达地区广州，它也是一片最不易出现潮涌的海湾，并且，对于它的平淡无奇，决不会有人说短道长。 然而，作为南方医院药局主任的赵新先，却是医院里的新闻人物。 赵新先1964年毕业于沈阳药学院。不久，就来到第一军医大学南方医院药局。他从药局最初级的劳动——扛蒸馏水开始干起，当组长、室长、科长，顺利地完成三级跳，很快当上了南方医院药局主任，是一医大最年轻的中层干部，可谓英年得志了。不过，他的新闻效应并不在此。 70年代末，中国南方作为出头鸟才刚刚开始涉足市场经济大潮的浅滩，赵新先便捷足先登，在他那个兼生产、科研、管理于一体的世外桃源里推行承包责任制，抓生产效益，搞经济管理，当年上交利润5万元。到1982年，不仅上交利润近百万，还自己盖起了一栋2000平方米的药局大楼，使药局奖金数额居全院之首。他还偷食禁果，第一个在医院里组织药局舞会，弄得一个小小药局整天轰轰烈烈、热火朝天，几乎每天都会有新闻发生，仿佛一片不毛之地，忽然葱郁起来，并且开满了奇花异卉。药局开始在南方医院格外地引人瞩目，药局的年轻人也因此个个都感觉良好，觉得自己原本不太起眼的角色，开始重要起来。人们心目中的赵新先是个脑于里装满奇思异想，喜欢追求新事物的人。除此之外，谁也没有看出他还有什么特殊的品质。 赵新先在南方医院把药局搞得生机勃勃，医院上上下下都对他刮目相看。在那段时间里，赵新先不安分的天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挥，再加上他的药局大权在握，占据着南方医院一隅得天独厚的好位置，他甚至显得比一个副院长还要风光。用中国传统文化来衡量，正好是应了一句古话：知足者长乐，长乐者不老。如果赵新先知足的话，就是一步一个台阶地上升，他的前途也会比别人好过得多。 但药局终究是药局，由于它的配角地位，赵新先的种种努力，都给人一种牛刀小试的感觉。狭小的舞台限制了他，而他压根就不甘心当配角，哪怕是一个重要的配角，他要当一个主角，而不是作别人的一部分，他要跳出别人的巢臼，独辟新径。如果把生活俗称为舞台的话，他要占据的是那舞台最中央的位置，他要让所有的灯光、目光，都叠加在他的身上，即使全场一片漆黑，也永远会有一盏灯向他的头上倾泻光芒，因为他是主角。 不知从何时开始，就在第一军医大学对面的白云山上，悄悄地耸立起一片别致的建筑群，名为白云山制药厂。那制药厂不仅有一个大气魄的名字，而且发展迅速，似乎是转眼间，就已名扬天下，成为中国制药业的一座玲珑剔透的里程碑。 白云山制药厂与南方医院隔路相望，鸡犬相闻，站在药局大楼的顶楼上能清晰地看见那里人们的生息状态。这对学药出身的赵新先是一个嘲讽的坐标。 自从赵新先从沈阳药学院毕业后，他一直潜心于医药的科学研究，曾获得四次全军科技成果奖。其中，由他创意研制的新型中药针剂，集中西医之所长，一改中医中药的繁琐程序，将大碗大碗的苦药汤转换成针剂，有效地改善了中医药的应用条件，实现了中国中医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他还以自己的科研实践为主，编写了一部长达60万字的专著《中药针剂》，可谓是医药行业的有功之臣，而在第一军医大学里，更是拥有一大批资深才盛的科研人员。多年来，由于缺乏一种有效的媒介，不知有多少项极具品位的科研成果，在重复着科研——鉴定——表彰奖励——锁进实验室寂静的库房这样一条畸形的道路。封闭即意味着死亡，国家的投入和科技人员的心血这两个有形的和无形的财富同时被束之高阁，付之东流。 为什么不斩断这条唱着古老船歌的荒废的河流？为什么我们不自己办一个药厂呢？第一军医大学实力雄厚，而他——多年来因平庸而忍无可忍的赵新先几乎在一百年前就已跃跃欲试，预谋着在这个行业里当一个主角了。他像一条被不幸囚禁于陆地的龙，每日里看着别人翻云覆水，烟波浩渺，自己却干涸在一片滚滚红尘中。他不甘心！决不甘心！ 1982年是一个好兆头。南方医院为一位海外华侨成功地实施了肾脏手术，为他治愈了多年的顽症。出于炎黄子孙对祖国的一片赤子之心，他提议与南方医院合作，在深圳投资建立一个高层次医疗中心，以配合当地迅速发展的经济建设。作为南方医院的一方主管，赵新先参加合作事宜的策划和谈判工作。坐在南方医院豁亮宽敞的会议室里。思维敏捷的赵新先意识到他生活中一个难得机遇的来临。但他并没有急于登台亮相，虽然成竹在胸，满腹经纶，对未来的宏图已经在心里描绘了千百遍，但他仍没有急于发表。他知道欲速则不达的道理。他要等待一个最合时宜的契机。于是，他一直在舞台帷幕的后边，怀着亢奋的心情观察着事态的发展，就像怀着一个重大发现或最早洞明一种事物本质的先贤哲人那样，静观着将要在那座南国城市上演的这幕活剧。 果然一个契机如期而至。有人将一个显而易见的难题横陈在会议桌上。深圳是一个年轻的移民城市，它的市民大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些年轻力盛的下海者，因此少有老人和儿童，平均年龄为35岁。因此这就注定了深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会冷落各类医院机构，它们将成为深圳首当其冲的亏损行业。何况他们要建的是那样一个高消费的贵族医院，入不敷出是毫无疑问的。外商是不会做赔本买卖的。第一军医大学也不例外，怎样才能使这个医疗中心不赔钱呢？原来热烈的气氛顿时冷清下来，人们面面相觑，无计可施。这时，赵新先像一只饥饿难耐的东北虎看见猎物一样一跃而起，把这个机会牢牢地抓在手中。 他提出：我们可以同时办一个药厂。除了保证向医疗中心提供足够的配套制剂以外，还可以创收赢利，以药养医，平衡医疗中心带来的亏损。 合作双方一时不置可否。赵新先也并不急于求成。他在散会后将外商邀请到药局参观。当外商跟着赵新先喘吁着兴冲冲地从一楼爬到四楼，走过了赵新先的全部领地，最后坐在赵新先四楼的办公室小憩时，赵新先又将药局自1979年实行承包责任制以来，所创益的一些简单的数字摆在了外商的面前。这些数字虽然还算不上辉煌，但它却像镜子一样具有折射的功能，它折射出的效益、利润种种，对外商十分有效。 另一方面，赵新先在一段时间内成了第一军医大学校长赵云宏处的常客。谁也不知道他是如何把他的规划讲述给思维严谨的赵校长，并争取到了这重要的一票的，反正不久，一医大和外商都首肯了赵新先的设想。 赵新先赢得了他创业史上的第一仗。 经过各种必需的繁琐的程序和手续，经呈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总后向第一军医大学开放绿灯：同意第一军医大学在深圳开办一个医疗研究中心，并准建一个药厂。 赵新先正式披挂上阵，受第一军医大学的委派，开始进行药厂的筹建工作，踏上了梦想成真的路。 1985年，赵新先44岁，他撇开多病的妻子和分别上中学和小学的两个孩子，同时也撇开一种稳定的人生道路，撇开大都市、安乐窝、药局主任的宝座，撇开所有的可退之路，带着一腔热忱和无数的未知数，带着那早已为世人所知的5个人的队伍，随着一批移民，来到正在迅速膨胀中的深圳。 他果真是没有退路的。尽管这时他并没有意识到，这将是一条多么艰难的路，但当他做出这种选择的时候，他似乎有悖于一切正常的生活准则，有悖于所有的人情世故，在人们眼里他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傲慢的叛逆者。好马不吃回头草恐怕是中国男人文化中最具权威性的一种了，赵新先便是它的信徒之一。哪怕明知前面是一处断崖，他也要挺身一跃，因为他天生是个硬汉子，在他一生各种各样的记录中，是决没有认输那一个章节的。 从今天的角度看，赵新先在风雪交加的少年时代与艰辛道路的胶着及抗争，实际上是命运在向他启示的一种象征。如果说当年那条路上的独行，是生活强加给他的磨难，那么后来则是他自愿地开始了在另一条路上的另一种独行。 左敏——三九集团（德国）有限公司、三九药物有限公司总经理，是第一批跟赵新先来深圳创业的五人之一。1982年毕业于西南大学药学系第一次在南方医院药局的一间仓库里见赵新先时，他感觉自己与这位严肃生硬的东北人之间隔有一堵坚厚的墙。但是不久他就十分服气赵新先了，尤其是当赵新先在他实习期刚满的时候，就破例将他从成群的老药师中间选拔上来任命为大输液组的副组长之后，他就成了赵新先许多奇思异想的同盟者，并且很快成为其中的核心人物。 他说他之所以要放弃广州、放弃军医大，跟赵新先去白手起家，是因为他感觉倘若离开赵新先，南方医院药局的那方天就要塌下来。他是冲着赵新先来的。 1985年，他跟赵新先一行人来深圳看厂址。正是夏日里最平常一天，他们下了火车后，乘汽车直奔目的地。当他们像一阵微风拂过城市，整个深圳并没有认真深刻地打量那个以后会令其震惊的东北汉子。新建公路两旁新栽种的阔叶树木，被太阳晒得软绵绵的。他们穿过市中心正在建设的国贸大厦，人流照样平静如潭。赵新先穿着短袖汗衫，他的背后和胸前领口处被汗水濡湿成不规则的水印画。眼看着标志城市的柏油路渐渐远去，甚至到了尚未开发的郊外，连深林莽处激烈的鸣蝉都没有片刻停止它的鼓噪。显然，这个城市并不欢迎一文不名的人。对未来的担心，便不经意地写在了左敏等人的脸上。汽车终于无大道可走，拐上一条狭窄的土路。当他们一个个被颠得头昏脑胀的时候，汽车在土路的尽头停住了。赵新先第一个跳下车，很大气地向前方一挥手，高声地叫道：这就是我们的药厂！ 左敏等人定睛一看，心里顿时凉了半截。他们面前根本就是一片没有开垦过的原始山野。当时正是黄昏时分，笔架山麓虽然草木葱茏，但成群的归巢的乌鸦在低空盘旋，不时地发出刺耳的叫声，衬托出一派蛮荒，满目苍凉。左敏至今仍然对那一刻产生的古道西风、老树昏鸦的感觉记忆犹新。然而，赵新先说：这就是我们的药厂！这分明是一个自信的汉子叱咤风云的宣言，他要让这个漫不经心的城市重新打量他，要让城市为有这样一名居民而感到光荣和自豪。 是的，不久，整个深圳，不，整个中国都听到了赵新先的声音——南方制药厂拔地而起！ 1985年9月，他们带着简单的行李住进了一间被武警部队废弃的军犬棚，那是在药厂区域内惟一的一幢建筑物。 那是赵新先生命中的一个非常时期。白天他们上山勘察，填沟平荒，采购建材，各奔东西；晚上他们躺在用木板隔就的地铺上，就着昏昏油灯，安排好第二天的工作，就伴着耗子与蛇晰的生死搏斗以及蚊虫叮咬，各自打呼噜。他们用铁皮搭起了厨房，大家轮流做饭，一天只有15元的生活费，居然还能每天省1角钱，留到周末改善伙食，这在已是特区的深圳可谓是天方夜谭。半个月下来，他们已个个都成了黝黑精瘦的模样。 那时的赵新先尽管执著坚定，但对于药厂的前途也并没有一个明朗的认识。100万？200万？300万恐怕就是奇迹了。当时正是深圳经济萧条时期，他不敢奢望太多。 1985年底，当时的总后勤部副部长赵南起，曾为医疗中心的可行性亲自到深圳视察。此次视察的结果导致了医疗中心下马，而其附属南方药厂，却因其惊人的建设速度取得了继续生存的权利。几年后，赵部长再次到南方药厂时，为赵新先他们艰苦创业的事迹深深感动，他坦诚相告说：“1985年我来的时候，看到你们就那么几个人，天天住在工地，吃在工地。当时我有点怀疑，你们能不能搞起来？现在你们不但搞起来了，而且搞得很好，你们艰苦创业全军数第一。赵新先不愧是艰苦创业的优秀军队企业家。” 然而，自然环境的艰苦和无助，对赵新先来说并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他的小而精悍的集体和传统体制的繁文缛节的种种碰撞。 药厂的建设规划从属于南方医疗中心，因此，一切权利归医疗中心所有。尽管在药厂名下有500万元的款项，但按照规定，药厂动一分钱都要事先请示，赵新先的一举一动都要先经由医疗中心批准后，方可实施。那是一个在内地很常见的庞大的领导班子，是那种连买盒火柴也要开会研究才能拍板的领导体制，中心大本营设在深圳市内，距赵新先的药厂坐汽车有半个小时的路程。药厂又没有电话，只有一部破旧的“大屁股”北京吉普，所以赵新先几乎每天都要带着各种各样的请示报告往中心跑，最多时一天上报过12个报告。报告到了中心，不管你如何十万火急，也要等领导班子的所有的成员齐了才能研究，拍板，差一个人也得等。 当时的司机胡国城现在已是赵新先秘书办公室的权威人物，是南方药厂仅次于赵新先的十几个副厂级干部之一。看着赵新先每日里为那些报告而疲于奔命，并且常常是希望而去，失望而归。他忿忿不平地问赵新先：“我们非要一点小事就去找他们吗？能不能改变一下？”听了他的话，赵新先表情非常沉重，许久没有说一句话。 能不能改变一下呢？这正是赵新先一直在心里翻来覆去地揣摩不定的问题，也是赵新先为之痛苦了许久的一个难题。他正介于一个两极之间的临界点。对于药厂这个正在孕育之中的胎儿来说，那是一个生与死的临界点，是一个要么脱颖而出，要么胎死腹中的临界点。正因为如此，赵新先才会矛盾重重，犹豫不决。那时候的赵新先是孤独的，他在进行着一次孤独的远行。 实际上孤独是杰出人物的独特语言，这是一种独特的，与外部世界交流的方式。它像大山一样默默无语，宁静而淡泊，但却孕育奇伟。鲁迅是孤独的，因此，他才敢直面惨淡的人生；屈原是孤独的，他才有流传百世的《天问》：司马迁是孤独的，因此，才有《史记》。毫无疑问，赵新先注定也是孤独的，他的灵魂在本质上是孤立无援，没有伴侣的。他的不懈的追求，他踽踽而行的探索者形象，正是我们民族不屈不挠精神的写照。 著名的正大集团的总经理，在谈及南方药厂时，说过一句话，在中国当一个厂长要比在国外困难50倍。这是对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一种喟叹，也是对中国企业家的一种褒奖。任何一个企业，在其生存和发展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障碍和困难，在中国这种障碍和困难是中国型的，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就是它有婆婆——上级，用儿媳和婆婆关系来类比中国企业和它的上级关系，可谓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 赵新先说：“企业和旧的经济体制之间的斗争，主要表现在社会的综合因素还在计划经济的框框里，而企业为了生存却必须逃离这个框框，进入到市场经济之中去，要逃离这个框框，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先从婆婆手中解放出来。” 经济活动的意义，是一种大写的公平，商业和贸易如海中游弋的什物，而自由就是它的连接着的沉入水下移动的冰山——是它的根基。一位经济学家曾这样说过：“贸易是自由的原则，它创造了美国，消灭了封建制度，造就和平并维护和平；它也将消灭奴隶制度……”而赵新先最早看到经济变革的隐形意义，那就是在20世纪末的这段特定的时期内，经济决定中国，狠抓经济建设就是天大的政治。这和当年毛泽东搞土地革命一样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经济能疗治民族的沉疴和顽疾，能扭转畸形或者错位的政治文化，它能拯救20世纪的中国——这就是赵新先的有作为的企业家们生活战斗的意义。 赵新先终归是一个不甘心被锁住手脚、锁住思想的人，他决定斩断锁链，轻装上阵。他开始先斩后奏。对于不必要的繁文缛节，那些陈旧的所谓规章制度，他能绕的绕过去，绕不过去就利用自己的智慧和机巧应对它。在旧经济体制存在的巨大罅隙里，赵新先培养了自己超常的胆量，又用非凡的胆略悄悄地开拓了自己的空间。 在赵新先的许多“越轨”事件里，最著名的就是他擅自做主，超计划地研制了“NF—A型”中药自动化生产线。 以往，我国的中药生产一直沿用传统的手工制作方法，不仅生产流程长、劳动强度大，而且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低，与我国日益发展的医药事业很不适应。一次，赵新先从有关杂志上找到一份关于日本设计和制造中药自动化生产线的资料，读后很受启发。他就根据这份资料，参考国内一些制药机械的先进经验，同时也考虑到南方药厂的特殊情况，自己构思了一套中药自动化生产线，取名为“NF—A型”线。可是根据原定计划，在500万元的建厂费中只有50万元是设备购置费，而这套中药自动化生产线造价110万元，高出计划金额一倍多。怎么办、这关系到药厂今后的生存和发展，药厂不仅是他赵新先的一个栖身之地，它还将跻身于激烈的市场竞争。显然，市场经济的涛声已近在咫尺，而旧体制的堤坝已不足以阻挡它拍天的巨浪。但是，这笔资金委实也太大了，它超过了一般人的承受能力。倘若铤而走险，其后果难以想象。如果放弃，那就只能沿用传统的手工方法生产。向上级要钱吗？正是国防经费压缩时期，肯定没有希望。那一夜他彻夜不眠。最后，他果断地做出决定，暂时借用原计划用来盖办公楼和食堂的那笔经费，将“NF—A型”线交由在国内具有一定声誉的武汉制药机械厂设计制造。 几个月后，“NF—A型”中药自动化生产线试产成功，这套生产线把中药生产的提取、浓缩、干燥三个工序合为一个工序，从投料到出产品，全部生产流程实现自动化、管理化、密闭化，每天生产的药品可供20万人一日两次的用药量，而全车间只有9名工人，每天三班倒，每班只用3人。从投产到1993年一人生产了近2亿袋“三九胃泰”，全部符合国家药典有关标准。1988年6月经全军医药专家鉴定，一致确认“NF—A型”中药自动化生产线设计合理、工艺先进，经济效益好，属国内首创。这条生产线的录像，曾被国家医药局拿到由联合国在西班牙召开的有130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世界植物药开发会议上播放，受到与会专家的一致好评。 1992年，南方制药厂又投资300多万元，对“NF—A型”生产线进行了改造，将原来的水平流水线改为立式流水线，其设计更加合理，进一步提高了它的科学性能和经济效益，并且实现了闭路电视监控，全电脑自动操作。取名为“NF—B型”生产线。它的投产，使南方制药厂的中药生产又上了一个台阶。 但赵新先却为此付出了代价。有人直接状告总后勤部，说赵新先独断专行，目无领导，擅自挪用巨款等等，连同其他一系列罪名，搞得沸沸扬扬，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为了查明事情真相，总后勤部特派来5人调查组进驻深圳医疗中心。当调查组从上到下，从领导层到普通工人，进行了一番深入细致的调查之后，那些罪名均被一一否定。最后，调查组代表总后勤部作出结论，全面肯定了赵新先的工作成绩，平息了这场无中生有的风波。 但尽管如此，赵新先的心里还是隐隐作痛。他说：“在中国，企业的风险始终是很大的。有一段时间，假如报纸上有一个星期没有出现我的名字，外界就会风传赵新先垮台了，赵新先叛逃了……所以我办事很小心谨慎，在这方面几乎花去了我一半的精力……” 对于那一段的风风雨雨，他的部下们从赵新先身上看到了他的坦诚和磊落，另一方面却又为此忿忿不平。“创业六君子”之一左敏说：“当初如果不是他去冒那个风险，就不会有这条自动化生产线；如果没有这条自动化生产线，就没有今天药厂的发展。我曾想过，当时他要是有私心，只考虑自己，就不会去冒那个风险，找那么多麻烦，何苦呢？药厂又不是他个人的，即使成功了，他也不比别人多拿一分钱。” 南方药厂从1985年10月3日打下第一根地桩，到1986年9月18日试产，他们仅用了11个半月的时间，就建成了一座占地3．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7000平方米、拥有国内第一条中药自动化生产线的现代化药厂。1987年1月药厂正式投产，当年创产值1130万元，比原计划的500万元翻了一番，实现税利230万元，人均产值10万元。1988年产值6115万元，比原计划的3000万元。又翻了一番，是1987年产值的6倍，人均产值25万元，人均税利4万元。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总额已达3000万元，除还清500万元的借款和上交利润外，还可再建6个同等规模的药厂，其发展速度在深圳地区14家药厂中居于首位，产值占深圳制药工业总产值50％左右，资产与产值的比例为1：4．5，接近亚洲四小龙同行业的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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