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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未离开过父母的我，来深圳的第一天便懂得了什么叫独立 我们拥有一个百家姓上没有的姓氏：打。 “打工”一词是中国80年代中期出现的。“工”字头上冠的那个“打”，不含敲拍、进击之意，按《辞海》的析义，应和“打水”、“打鱼”之“打”一样，是“习惯上各种动作的代称”。 在已取得“绿卡”的深圳人看来，我们打工者是很可敬又很可叹的一群。没有常住户口，没有住房，没有资本，没有固定单位，操着的口音南腔北调，散落于建筑工地、车间流水线、柜台和写字楼之间，为生计而流浪，在流浪中谋生。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一曲《橄榄树》将漂泊感唱得淋漓尽致。中国有上亿的打工同胞在背井离乡，都市寻梦。很多人不知道流浪的日子将有多长，只知道流浪的歌曲仍然在奏响。 当中央电视台改革开放20年专题片《20年·20人·安子》以我的成长为背景，向上亿名打工同胞推介我的时候，我的心头猝然升起一种很悲壮、很苍凉的感觉。数完脚印，只剩沧桑…… 1984年8月，我17岁那年，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我从广东梅县的山区来到了繁华的都市，第一印象便觉得这座建设中的城市弥漫着一种勃勃向上的生机，给我这个乡下来的客家女孩的心头平添了几多希望。 我之所以来到这座陌生的城市，是因为表姐李萍在这里打工，传递回去的种种信息使我对这里产生了一种向往。独闯深圳，一个人在汽车站等了1个多小时，也没有看见表姐熟悉的身影，便开始感到惶惶然不知所措，希望和茫然交织在一起。天黑了，我只好拿着地址一站又一站地向前寻去。 从未离开过父母的我，来深圳的第一天便懂得了什么叫独立，也就从那天起我开始了艰难的一程又一程的打工生涯。 那是个艳阳如火的夏天，也是个使我感到冰凉、冰凉的夏天。 一幢破旧的5层宿舍楼，每层有10间房，每间房约有40平方米却住着24个人，表姐便住在5层的第五间房。环视四周，女工们操着不同的口音在过道上穿梭，过道上晾着一排排的衣服，有的还在滴水，有些人在自己的床前用电炉或电饭堡煮东西吃，弄得房子里什么味道都有。 找到表姐，彼此都松了一口气。她看我太累、太疲惫，弄些东西给我吃后，便带我去楼下冲凉。5个冲凉房门口排满了十几个水桶；我一看这情景，便对表姐说：“人太多，晚一点再冲吧！” 表姐说：“再晚一点夜班工人下班了，凌晨二三点才能轮上。”来深圳的第一个晚上，等冲凉便等了1个多小时，差点让我晕倒在冲凉房门口。步入这种环境，涌上心头的是一种无奈，无奈过后便开始尝试着去适应、去忍耐。 第二天，当表姐带我到蔡屋围一家电子厂见工时，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像件商品，在任人挑选。那满脸傲气的香港婆大声吆喝道：“哪条线缺人，请要了她去。” A线、B线、D线的线长打量了我一番，彼此推让。因C线线长是梅县人，便答应要我去她那条线。表姐露出一脸的感激，我心里却委屈得想掉泪。 我被安排在流水线上当插件工。这是一条没完没了的流水线，工作时间一天8小时是不正常的，而12小时是正常的。那些电子元件虽然有棱角，但大小不一，不好插，没干多少天，手指上便是一团黑黑的淤血，十指连心地痛。 因新来，没有床位，我只好和表姐睡一张1米宽的双层铁丝床的上铺。铁丝床太软，翻身都要两人一起翻，躺在床上，如同煎鱼，一伸手臂，被流水线弄得紧张兮兮的手指居然会神经质地抖动，接着又是一阵穿心穿肺的痛…… 在这家电子厂，我度过了打工生涯中最艰难的4个月。有了这份体验，什么苦不能吃？什么气不能受？ 二、边打工边求学，让我发现了新的岸 流水线，有多少打工妹在用青春的舟揖泅渡这流水线？前面没有岸的呼唤，也没有航标灯的昭示。 在做插件工的打工妹与苛刻的香港老板之间，在现代化拔地而起的高楼与打工者简陋的住房之间，使我懂得了什么叫艰辛，什么叫生存。 来深圳4个月后，我发觉不少打工的姐妹受不住流水线超负荷的运转，一个个熬得面黄肌瘦，精神紧张。精明一点的、有本事的便纷纷“温工跳槽”。 于是，我也走出流水线，到一家宾馆去做服务员，后调到中餐部，没多久又晋升为领班。年末被总公司评为“先进工作者”。在100多名临时工中，我是惟一评上“先进”的。我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做一行、爱一行、钻一行。无论是做什么，我都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做好，不是那种时时要人提醒你做什么或怎么做的人。在宾馆有了一个好的开始，时常得到领导和宾馆顾客的好评。但我不知足，我设计着更高的目标，我觉得自己可以有更大的作为，于是，我“跳槽”了。 在南油工业区一家装饰公司尝试着做过秘书，当过总经理助理；在蛇口一家印务公司学过制版技术，后被这家印务公司抽调到八卦岭干了一段时间，来来回回一干就干了4年。 虽然换了这么多行当，我却从未真正安分过。我很欣赏希腊诗人埃利蒂斯的诗句：“尽你所能把自己镌刻在某个地方，然后再大方地把你自己磨掉。” 1986年夏天，表姐和她的男朋友（也是在深圳打工认识的老乡）回梅县结婚去了，她也许永远不会再回深圳来打工了，表姐告别一群工友离开深圳时，神情中流露出对深圳的深深依恋使我的心不但很酸而且很痛。虽然那时候我没有归家的念头，但我不知道自己日后是否也会走表姐的路，因为在深圳一无专长，二无知识的打工妹是很难有栖身之地的，难道我也心甘情愿退出这片天空么？ 拥拥挤挤的城市，竞争者如海如潮，跳进这个海里的外来工，往往不知哪里是岸，可每个人都在找寻自己的岸。文化越高，专业知识越强，在深圳越容易找到岸，那时候我知道自己离岸好远、好远。 其实来深圳半年后，我便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在繁重的打工之余，我开始找机会自学，从初中开始补起，直至大专毕业，在打工的前7年，我坚持自学了6年半，我7年打工的积蓄，几乎全部用来交了学费。 我在深圳大学求学的日子里，我发现了新的岸，便想方设法往岸上靠。 我觉得读书不仅仅是为了实现“大学梦”，更重要的是充实自己。在深圳谁不时时充实自己，谁就走到了被淘汰的行列。 在深圳，边打工、边求学是很艰辛的，老板随时会炒你的“鱿鱼”。与我一起读深大中文系大专班的同学，不少人都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没有坚持下去。我周围的人用讥讽的语气对我说：“读这么多书有什么用？始终改变不了打工的命运。” 我是个执著的女孩，只要我决定的事，我会努力去做，并力求完美。讥讽的语言我听得多了，早已习以为常了。 我虽然觉得自己很平凡，但我尽力使自己不被淹没在茫茫人海中。我不知自己将来能做什么，会做什么，但我力求每一天都能过得充实、愉快。 三、在这别人的城市里流浪，我把又高又蓝的天空叫做“安子的天空” 为了便于边打工边读书，我多次炒了老板的“鱿鱼”，为了维护打工妹应有的尊严，我也多次失业过。 流浪在深圳的大街上，我不敢看天，深圳林立的高楼撑起来的天空特别高、特别蓝，蓝得让我抬头看了就想掉泪。这繁华的城市，是别人的城市；这蓝蓝的天空，也是别人的天空。后来我才知道又高又蓝的天空叫“安子的天空”。我有什么？我能够要什么？工作？生存？尊严？一切都必须先向自己要自身的价值。 记得有次失业后去一家很不起眼的公司求职，只是一份很普通的办公室文员工作，我如实填上简历，秘书看完表格，用略带讥讽的口气对我说：“小姐，你说我公司能招一个初中生当文员吗？你看看来见这份工的，最差的都是大专生，还有几位研究生呢。你说你在读大专，拿到大专文凭再来求职吧。”在周围几位求职者不很友好的目光注视下，我恨不能地上有个裂缝能够钻进去。 先求生存，再求发展，这是我来到深圳感悟出的人生真谛。生活一旦步入正轨，有了一份可靠的工作，我不但继续求学，热心组织蛇口半岛诗社，而且拿起了笔，写下了一首首、一篇篇对生活的种种感受的诗歌和散文。 但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也会被老板“炒鱿鱼”，原因是我常星期天请假不加班，影响了车间里其他员工的情绪。老板需要的是连星期天都加班的打工者。 因我是生产骨干，公司培养一个出来不容易，一走对公司也是一种损失。“不走也行，除非你答应以后加班不请假，否则……”老板还有一点人情味，放软口气对我说。 我想，还有半年就大专毕业了，读下来多么不容易，于是我断然地说：“我走，我这就走！”说起来这么潇洒，可当我走出厂门时，眼泪却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心也顿时沉重起来。下一站到哪里，我自己都不知道。别以为边打工、边读书很浪漫、很潇洒，其实那份深重有几人扛得起？ 我回过头想和朝夕相处的工友告别，“去去去，你不想干，人家还要干哪！”香港主管把我挡在门外，一脸的无情。隔着窗玻璃，我望了一眼依然在里面忙碌的伙伴们，眼泪忍不住往下掉。 离开蛇口，我惟一可以投靠的人便是深圳青年诗人客人，一个我值得依赖的人，在人生的旅途中可以边走边交谈的知音。 我和客人是在1989年3月认识的。认识他那天，我在他的学生宿舍里，看到他竞选校学生会主席时的格言：“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从那一刻起，这句话便深深地铭刻在我心中了。但我和他之间在无形中存在着一种距离，他是深大的高材生，中文系学生会主席，诗社社长，即将毕业，前途一片光明。而我是没有深圳户口的打工妹。和他在一块，我内心时常会涌出一种莫名的自卑。这种自卑来自他周围好友、同学怀疑的目光和我周围工友善意的劝解。 为拉近和客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取得一种心理平衡，我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不断充实自己，尽量在他面前保持一种自信。也许正是缘于我对生活、对诗歌的那份热爱，客人对我多了一份欣赏，多了一份理解，多了一份关爱。 1990年底，当在深圳市委机关工作的客人听到我失业的消息时，并没有感到突然，而是安慰我：“炒老板‘鱿鱼’和被老板炒‘鱿鱼’并没有什么两样。以前你经常炒老板‘鱿鱼’，现在被老板炒了，你只是心理不平衡罢了，洒脱一点，就当自己又炒了一次老板的‘鱿鱼’。”并告诉我：“经历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笔财富，你该好好利用这笔财富。”正是客人这句话开启了我的思路。 是啊，7年了，我作为打工族中的一员，什么苦没有吃过？什么气没受过？什么体验没感受过！其中的苦辣酸甜，其中的悲欢离合，也许只有同命运的人才领悟得到。 四、人在深圳，应该努力追求两种东西：一是技能，二是知识。 在另一个有10万打工仔、打工妹聚集的工业区——八卦岭，我到一家展视厅去打工。1991年春，我开始构思写《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 凭着一股激情，我边打工边应付最后半年的大专课程，边从事《青春驿站》的创作，仅用半年的时间，1991年8月到12月，这部作品便陆续在《深圳特区报》上连载。这是我7年打工生涯的结晶。 后来，我先后在《深圳商报》、《深圳青年》、《特区企业文化》、深圳广播电台等开设的“打工仔信箱”、“打工者之家”、“安子的天空”等栏目中担任专栏作者、节目主持人。通过这些渠道，我每天都可以收到各地打工同胞各种各样的来信、来稿。主持深圳广播电台“安子的天空”两年多来，有不少打工听众来信说，出来打工，心中始终有一种难言的自卑感，自己一无户口、二元金钱，甚至连“拍拖”的资格都没有，感叹人生没有什么意义。 我觉得这是当前打工族中普遍存在的心态。于是，组织了几位有类似经历的打工朋友一起到直播室座谈。最后大家一致认为，既然来到深圳，就应该努力追求两样东西：一是技能，二是知识。只要能珍惜自己的青春时光，加强学习，充实自己拥有知识和技能，何愁天涯无芳草，何愁美梦不成真？不少听众听了广播后，纷纷表示要“觉悟前非，积极面对人生”。 有一位从陕西来的打工仔齐军武，上班时不幸双臂被机器轧碎，不能写、不能吃，日常生活不能自理，到深圳寻梦的他寻到的是生活的严酷。原本性格开朗、积极向上的人一下子变得消沉，失去了对生活的信心和热爱。周围的同事和朋友也为他感到悲伤和苦痛。 我在“安子的天空”节目中讲了这位断臂青年的故事，并呼唤“让千万双手，托起他心中的太阳”。讲故事的人哭了，听众流下了热泪，齐军武在宿舍里也听得泪流满面，他托人给我写信说：“我心中的太阳，在安子的天空中升起来了。”从此以后，他不再消极，想方设法把快乐传递给别人，不让人家为他忧愁。 为满足读者和听众的要求，我曾经到过横岗大家乐、沙头角大家乐、深圳大家乐和打工同胞见面，多次举办读者联谊会讲述我的打工历程，为大家签名。有一次在横岗，一个晚上便签了近500本《青春驿站》。凌晨一点了，那些打工同胞还呼唤着“安子”的名字，久久不愿离去。想起这些，使我又感动又不安。这些年，共收到听众、读者来信3万多封，我试着去解答这些人心中的困惑，并把有代表性、有普遍性的来稿、来信分类整理、解答、编辑成《安子的天空》、《青春絮语》这两本书信体散文集。后来还出版了《人性的超越——百万临工大扫描》一书。并参加深圳市委宣传部写作组与人合著了《深圳维纳斯之迷》一书。 自我的第一本书《青春驿站》出版后，全国几十家报纸、杂志纷纷报道了“安子现象”、“安子的打工生涯”、“深圳有个安子”等。在社会上获得了不少荣誉，先后被评选为深圳十大杰出青年、全国先进女职工，走进人民大会堂出席了团中央十三大。还加入了中国作协广东分会，被选为深圳市作协理事。面对这一切，我一直冷静而清醒。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我无怨无悔。 五、只有敢闯，勇于拼搏，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 在深圳博物馆门前的广场，矗立着一尊用双臂撑裂铁门框的巨人雕塑。它形象地记载着深圳当年在一种几乎完全封闭的状态下，率先改革，“杀出一条血路”的历史。建特区之初，深圳每前进一步，都得趟过一片旧体制的“雷区”；每确立一个新的理念，都得冲破一些传统意识形态的“禁地”。 “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为使更多的打工者遇难有助，社交有座，娱乐有所，成才有路，在我的倡导和带动下，1991年在八卦岭成立了深圳第一个“打工者之家”。1992年，我调入深圳市委宣传部《特区企业文化》杂志社任编辑、记者。1994年调人深圳市劳动局劳动时报社任编辑、记者。1996年8月，我把深圳劳动时报社主办的劳动者俱乐部接管过来，改组为“安子的天空俱乐部”。以此为据点，我希望为打工一族营造一片充实自己、提高自己、发展自己，最终实现自我的一个最佳场所，并为此竭尽全力，把俱乐部搞好，真正做到为打工者服务的目的。 应深圳以及八卦岭工业区众多用人单位的委托和数十万打工朋友的热切期望，1997年6月，我又在俱乐部内创办了深圳市好友就业市场。深圳市好友就业市场以“真实、准确、高效”为己任，已形成规范化的大型劳务人才集市。全市有4000多家企业和3万多名求职者得到了“好友”服务，“好友”始终做到：您的满意，就是好友的承诺。“好友”真正成了用工单位和求职者的“好友”。 为探索出一条公益服务性职业介绍机构的新路子，深圳市好友就业市场以全市最低的收费标准为求职者服务，对残疾人士、伤残退伍军人，持市劳动局颁发的失业证的求职者和来深圳生活难以维持的求职者一律免收一切服务费用。 同时，还组织了求职成功者义工服务队，为尚未找到工作的打工同胞无偿服务。 1997年12月，我又与深圳亿通公司合作开通了“安子热线”。人，最难的是找到自我最佳位置，我试图在这繁华的都市里为心灵有困惑的都市寻梦者找到一个谈心的角落。 “安子本是个‘不安分’的女孩，但又是个可以让人放心的女孩”这是客人在认识我不久对我的评价。我在一篇散文中对“不安分”是这样理解的：“假如你是一个‘不安分’的人，可通过各种途径来达到你追求的目标。获得满足并不在于你在做什么工作，而在于你如何对待你的工作，如何在工作中发挥自身的潜能，实现你自己的人生价值。” 有一年，在深圳各界代表纪念“五·四”座谈会上，我记得自己说过这么一段话：“只有不断学习，向知识进军，掌握一门技术，让知识和技术给自己以力量，我们这一代青年人才能永不落伍于这个飞跃发展的时代。” 最后，我想说一句：只要敢闯，勇于拼搏，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 如今，在这座别人的城市，我有了一个深圳的家，小女儿也快6岁了，并拥有了安子的天空。安子的天空，那是属于都市寻梦人的天空。 1998年12月20日，中央电视台把中国改革开放20年专题片《20年·20人》的主人公集结在北京，组织了一台晚会《共同的日子》。主持人要20个人每人向全国观众说一句话，表达对改革开放20年的看法。我面对全国观众，面对中国上亿的打工一族，面对所有的都市寻梦人，深情地说：“机会都是给有准备的头脑的人准备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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