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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初，中国驻南亚印度、缅甸、巴基斯坦三国大使馆有三位年轻的秘书：一等秘书毕朔望，一等秘书宫达非和三等秘书周南。宫达非年长毕朔望一岁，不过三十挂零，新婚燕尔的周南则年方二十二。数十年弹指一挥间！他们后来都在各自舞台上崭露头角，毕氏久负盛名于文坛，宫氏熟谙非洲事务，周氏更是独领香江风骚，阅尽紫荆朝霞。 新德里大使馆的浴缸 “江左才子”毕朔望出身江苏仪征望族，其父毕倚虹乃清末民初“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初涉外交时，毕氏有幸与毛泽东，特别是周恩来有所过往。毛曾在天安门城楼上“屈尊”向其求教英语发音，周则在出访途中戏称毕为“同进士出身”。 毕朔望先生原名“庆杭”，大约是出生于风景如画的西子湖畔的缘故。毕朔望的童年是在杭州涌金门外“柳浪闻莺”（旧西湖十景之一）度过的。他听惯了毗邻老屋的湖边青石阶上村姑们啪啪劈劈的捣衣声。每当夕阳西下时，凭窗远眺，青山如黛，湖平似镜，一切都融入霭霭暮色之中。“莺柳不关诗岁月，皆因西子最宜家。”（《过湖边废宅，颇议盛日》）“吾生犹得见雷峰，劫罢熏阳分外红。”（《〈西湖旧踪〉图集书后》），直到步入人生迟暮，毕朔望睿智的大脑里依然叠印着往昔暮春三月柳荫梢头新燕呢喃、芳草丛中彩蝶纷飞以及枫林晚秋、夕照山麓浑如老衲的雷峰塔影。 六岁那年，毕朔望依依不舍地告别家门前那一湖盈盈碧水，随着孓然一身的父亲来到繁华的十里洋场大上海。毕倚虹终因沉缅于声色，自陷污淖不能自拔，无可奈何地搁下了那支风靡一时的神来之笔。父亲撒手西去后，毕朔望一度寄养在著名通俗小说家包天笑家中，为生活计，他曾去上海中西大药房短暂见习。那些不经意接触到的英文药名竟成了毕朔望日后一口流畅纯正英语的“滥觞”。 回到扬州叔父身边的毕朔望想当梁思成弟子不成，于1937年秋窝窝囊囊剃了光头，进入以蒋介石为校长的中央政治大学新闻系。同时入校的还有其三兄毕庆芳，他后来改名“季龙”。新中国成立后，曾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企业管理学院深造并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毕季龙应召回国，先任外交部政策委员会秘书，旋赴开城板门店参加停战谈判，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参谋处、秘书处处长。嗣后，毕季龙历任外交部新闻司、国际条约法律司副司长，70年代末曾出任联合国负责技术合作与发展事务的副秘书长。 几个月后，南京失陷，仇寇屠城，毕朔望辗转赣湘，最后来到一片沸腾的武汉三镇。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他见到了日夜思念的恩师许孟雄先生。 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英文系的许孟雄教授在抗战前夕自沈阳东北大学转至中央政治大学外文系执教，同时兼授“大一”的基础英语。“许先生那一口流利的英语委实是妙不可言！”毕朔望说。秉性耿直的许孟雄授课之余每每痛骂当局腐败无能，丧权辱国。这无疑是撒向毕朔望心灵的第一颗革命种子。 在漫长的人生旅程中，让毕朔望对中央政大生出些许依恋的便是因为这位英语大师许孟雄。“我与许先生有生死之交，是他把我领进了共产党！”60年后，毕朔望诉说如烟往事依旧激情难按。 在武汉，尽管毕朔望与刁光覃、夏淳一起登台演剧，还曾当过埃德加·斯诺的助手，但许孟雄终究还是把他带到了王炳南身边。毕朔望成了王炳南任组长的中共长江局对外宣传小组最年轻的成员，在这个周恩来直接领导、可算是中共最早的外事机构里，除毕朔望外，还有周恩来的秘书兼英语译员陈家康，许孟雄，以及王炳南那位漂亮的德国夫人安娜利泽女士。 未几，毕朔望自汉口撤至“陪都”重庆，供职于《新华日报》，皖南事变后不久，奉命疏散至缅甸。离开渝都前夕，毕朔望乘夜色来到曾家岩“周公馆”。他从怀里掏出那封尚有体温的介绍信，恭恭敬敬递了上去。周恩来在详细询问了有关情况后，又反复强调了党的组织原则。毕朔望如沐春风，寒意尽驱。多少年来，这嘉陵江畔竟夜长谈的难忘一幕从不曾离开毕朔望的记忆：“恩严曾到我，雾结巴山时。……”在以后的日子里，毕朔望又历尽难险，流寓印度加尔各答、德里等地。 在加尔各答的日子是难以忘怀的。毕朔望就在国民党政府的总领事陈质平眼皮下从事地下革命活动。他通过中航公司内的中共党员与重庆方面保持联系。从英国人那里搞来的那台收报机所接受的大量延安消息都由毕朔望译成了英文，送往加尔各答诸通讯媒体。毕朔望曾冒着风险掩护藏族革命青年、后来担任八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平措汪杰。1945年暮春，毕朔望迎来了着一身延安呢制服、跟随董必武前往旧金山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的章汉夫和陈家康。章系重庆《新华日报》总编辑，毕朔望曾与之朝夕相处，“同坐一条板凳编夜班国际新闻”。数年后，章汉夫、陈家康分别就任新中国外交部的副部长和亚洲司副司长。1972年1月1日章汉夫在狱中含冤去世。毕氏撰文缅怀先贤，极尽沉痛悲凉至极：“听说他临终衣衫都不周全了，这不禁使我想起瞿秋白在长汀穿一身中式小褂裤从容就义的情景；瞿和章都是江苏武进人，都是大有学问的人，生死又都极悲壮。”“往事渺矣，但此际只合目便似见他昏昏灯火悄然奋笔唯呛咳氤氲聊破岑寂的情景，复念其辞世之际必有百种孤愤，遂觉凄凉难持。……” 当毕朔望在加尔各答介绍前往巴黎参加世界职工代表大会的中国工会领袖邓发会见年轻的缅共总书记德钦丹东以后，他与恩师重新聚首的日子就不远了。 许孟雄与高足毕朔望分手后旋入重庆中央大学执教，遂与五四时期火烧赵家楼的“急先锋”罗家伦先生订交。1947年暮春，罗家伦获任国民党时代的最后一任驻印度大使，便拉上许孟雄一起上路。 毕朔望与许孟雄先生再度重逢是在印度加尔各答机场。也是藉许孟雄之推荐，毕朔望旋即又来到新德里为国际劳工（亚洲）会议作口译，他的译技令印度总理尼赫鲁先生也赞叹不已。 工作之余，毕朔望常去中国使馆“金特豪斯”(Jind House)探望许孟雄，这里原本是印度北方邦一位土王的“行宫”。给毕朔望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使馆内如同北京中山公园一样开阔的草坪外，就是大使办公室卫生间那只专供罗家伦先生使用的大浴缸。由于许孟雄的特别关照，毕朔望不仅得暇享用罗家伦的专车，而且还不止一次地在那只大浴缸里沐浴。当毕朔望头枕浴缸，安然仰卧在碧水清波之间时，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两三年后，毛泽东亲自介绍入党的黄埔一期生袁仲贤将军会坐到罗家伦的座椅上！而自己，竟能取代许孟雄的角色！ 1950年春暮，毕朔望自日内瓦国际劳工局星夜兼程回到早已获得新生的古都北京。该时，继东欧大批兄弟国与新中国建交后，印度成为第一个与我建立邦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草创时期的外交部迅速组成驻印使馆的强大阵容。被周恩来誉为情报战线“后三杰”之一的申健偕夫人熊友榛女士等先行前往。随后，袁大使便率领大部人马从北京起程。毕朔望就这样千里来寻故地，再度来到新德里。数月后，毕朔望又回到了久违的“金特豪斯”。面对大使馆里那只已经不再光亮洁白的浴缸，抚今追昔的毕朔望从心底发出物是人非的叹息！ 印度，南亚次大陆上的美丽国家，她如神牛饮水般探险进了烟波浩淼的印度洋中。毕朔望就这样开始了他在这块古老而年轻的国土上第二个6年。 40余年后，毕朔望的同事裴默农先生这样写道：“毕朔望从此一直伴随袁大使出入于外交场合，他具有外交官和高级译员的双重身份，而且熟悉印度情况，起重要的参谋作用。袁大使任职期间，从对外的一般酬酢到重要会谈，毕朔望几乎无役不与。他不但有深厚的中文根底，而且英语水平之高，连印度许多高级官员也自叹不如，以为他出身英国牛津或剑桥。”裴氏彼时系使馆二等秘书，在新中国外交官最早踏上印度国土以前，他就已在加尔各答泰戈尔大学专攻印度问题。故而有人戏言：裴默农是地下冒出来的！ 毕朔望擅诗。1986年9月25日，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纪念印度友人森德拉尔百岁诞辰，以追怀大师多年为印中友谊呼吁奔走之劳绩。据毕氏称：“我在新德里时有幸与森翁过从，观其布衣隆额行公卿间，坦荡诚挚，风骨嶙峋，复宽和可亲，不觉为之倾倒，及今难忘。”云云。当日，毕作《金缕曲》云：“我亦蹉跎久。卅年来，冰川望断。炎南故友。官道咸阳音尘歇，白马长安立瘦。记不起，从前胜游。独忆森翁目如电，问后生到此心凄否？百代计，谁信守。 君生丁亥吾己丑。一霎间，锁摧镣折，无独有偶。才过旌旗风雨作，百废待兴成愁。何时是，国丰人寿？新命旧邦神杲杲，这东方须尔长携手：期共进，且好求。”毕朔望亦写新体诗，且时有佳作。1979年秋，时任中国作协外事办公室主任的毕朔望陪外国友人赴杭州参观访问。在奔驰的火车上，他读到张志新事迹，掩面大恸而泣下，几乎呜咽有声。入夜辗转反侧，几不能寐，以愤怒的笔触，为烈士不屈的英灵、血海般的冤情写下了那首京华为之轰动、名噪一时的《只因......》。 名字里的故事 1937年秋暮，毕朔望曾耳闻目睹唐生智将军气壮如牛地呼喊“保卫南京”。他恐怕没有想到在此之前，唐生智在青岛招考青年秘书时，宫达非就是许多满怀希望的应试者之一。 宫达非1917年出生在山东莱阳万第镇后瓦马村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莱阳地处在远远伸入渤海和黄海的胶东半岛的腹地中枢，天时更兼地利，至今仍是山东最发达的地区。也许有地域方面的原因，宫达非自小就萌生了闯世界的激情与抱负。家道中落催化了这位农家子弟的宿愿趋于实现。他走烟台，下青岛，都是日观沧海，夜听涛声之处，但终归于失败。只有当宫达非在1937年投身抗日洪流、找到了共产党以后，所有的希冀才开始变得清晰明朗起来。12年后，在新中国诞生后不久，宫达非先生终于圆了少年之梦。 宫达非去的是缅甸，他是姚仲明大使麾下的一等秘书。年长宫达非3 岁的姚仲明先生也是山东老乡，他是在宫氏家乡一带开始他最初的涉外生涯的。先是担任北平军调部青岛执行小组中共代表，后来当过烟台市长。仰光、曼德勒（瓦城）是40年代初出国门的毕朔望夫妇曾经进行了艰苦卓绝斗争的地方。不过，当宫达非奉命北上、风尘仆仆第一次来到举目无亲的北京城时，毕朔望还在千里之外的日内瓦翘首云天，望眼欲穿。待到毕朔望随袁仲贤将军一行人马启程前往新德里履新之际，宫达非已经在伊洛瓦底江畔的“和平之城”──仰光街头徜徉多时了。临行前，一生嗜学的宫达非特意到北京新华书店买了一套大学课本，然后经广州迈出国门…… 毕、宫二氏，一为“江左才子”，一为“胶东才子”，年龄相仿，且皆为报人。宫达非主持山东解放区各级机关报政多年，历任《泰山时报》、《鲁中日报》、《鲁中南报》社长兼总编辑。开始，宫专任《鲁中南报》总编辑，社长就是大奸康生！宫达非至今还记得，该报报头也是康生所题。宫氏最初在《大众日报》当编辑之际，“文革”中以发表“八七”讲话而名闻天下的王力即是该报的记者之一。就是在这次臭名昭著的讲话中，这位王秀才仍不忘报“一箭之仇”，声称：“外交部形势大好，连最顽固的宫达非……也被揪出来了！” 步入人生迟暮的宫达非淡泊名利，从不吹嘘自己的“光荣历史”，只是对“达非”这一名字情有独钟，每每不加掩饰。他曾致函笔者：“我一生只是对自己的名字感到满意，因为这是我参加革命后自己改的” ，“还曾引起毛主席的注意。”自得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宫达非原名世勋，这是乡下的教书先生起的，通俗流行而不俗气。参加革命后他改名“达非”，寄托抱负，寓意隽永，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符号”了。还是在彷徨中苦苦探索追寻真理的日子里，少年宫达非对苏俄大文豪高尔基的一句留传不广泛的名言留下很深的印象：我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否定这个世界！这孕育了他以推翻旧世界为己任的远大志向，怀抱革命终身。嗣后，宫达非又从《礼记·大学》里的一句话受到启示：“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宋代理学大师朱熹有过注释。简言之，“致知”“格物”就是穷究事物的原理，从而获得真理。宫达非又将朱氏的考释进一步加以引申发挥。他认为，只有“穷其非”，方能“知其知”。这便是改名“达非”的缘由。不少人注意到宫达非的名字，每每问其故，其中也有不少非洲朋友。间或宫氏亦笑而应曰：“我的名字就是到非洲去！”宫氏此言不谬。将近半个世纪的外交生涯，除了常驻仰光的6年外， 从北非名城拉巴特到一片葱绿的金沙萨，非洲事务是其不变的主旋律。即使离休后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他也是中非友好协会会长。 1970年盛夏，南也门总统委员会主席鲁巴伊首次访华，8月11日下午3时50分，毛泽东在上海会见这位来自传说中人类新祖诺亚制造方舟国度的风云人物。时任外交部西亚非洲司副司长的宫达非随同周恩来陪见。这是继毛泽东1965年深秋在北京会见刚果（布）总统与桑巴一代总统夫人以来，宫达非第二次参加的类似活动。在与年轻的阿拉伯英雄鲁巴伊长时间谈话开始之前，一向对属下名姓饶有兴趣的毛泽东注意到了“宫达非”这个与众不同、令人费解的名字：“你怎么叫达非？什么意思啊？”他老人家右手指不停在左手掌里来回比划，充满智慧的大脑快速运转，极力想读解内中奥秘。其实毛泽东对宫达非应该有印象，他曾用十分赞赏的口吻肯定宫对非洲事务的独到见解。60年代初，马里总统莫迪博·凯塔奉行“社会主义”，遭到右派反对。我使馆将情况报回称：马里变了，从“社会主义”开始转向“资本主义”云云。外交部西亚非洲司接报，由宫达非副司长电复。电文明确指出：“马里是非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性质。对左派当然要做工作，对右派更要做工作。我们的政策不能变。”毛泽东阅后批曰：“这个电报写得好！有马列主义水平。” 与贵宾的谈话很快开始了。面对毛泽东屈尊“讨教”，宫达非终究未置可否地报以微笑，不作一语。宫达非后来说：在毛主席这样的睿哲伟人面前，任何解释都是多余的。 两年半后，十余年间一直被中国所有媒体怒斥为“美国走狗”的蒙博托总统抵达严寒笼罩的北京。在“红旗”轿车里，这位扎伊尔的铁腕人物感慨系之：“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我带来了扎伊尔人民的友好情谊。”温文尔雅的周恩来总理答曰：“海尔·塞拉西皇帝和尼雷尔总统都说：中国是非洲的真正朋友。”1月3日傍晚5 时30分，当中南海完全隐入冬日的沉沉暮色以后，毛泽东在游泳池书房会见了这位叱咤风云、孔武有力的将军。“根据我们党的决定，国家领导人要戴这种豹皮帽子。”初次见面的蒙博托忙不迭对自己这身装束解释道。“我戴的帽子是真豹皮，他们戴的是假豹皮。”他指指身旁的外交国务委员恩古扎。“豹皮，吓人啊！”毛泽东仰头指指蒙博托的帽子，发出了会心的微笑。 “你到中国来比哪一个都快。说来就来啦，卢蒙巴他没有来。”“对，他没有来得及。”待宾主落座后，风趣而坦率的谈话便开始了。“我们是支持他的。我们还支持基赞加、缪塞尔，就是不支持你。我们给他们钱和武器，他们就是不会打，打不赢啊！那我有啥办法啊？”毛泽东毫不掩饰地说。“过去使我分裂的事情统统勾销！”但是，蒙博托的毫爽丝毫没有冲淡毛泽东幽默里的严肃反省。 毛泽东的坦诚令蒙博托大为感动。出了中南海，他激动地对周恩来说：“给我们派一个能执行您政策的大使。”“好！”周恩来十分痛快地答应了：“我们一定会比台湾搞得更好！”其实重病在身的周恩来早已指示外交部：“扎伊尔让宫达非去！”当天晚上，按周恩来的指示，外交部有关部门急电中国驻伊拉克使馆，宫达非大使立即结束任期，在举行例行的离任拜会后，即前往金沙萨。 宫达非果然不负厚望，他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令国民党“外交部”次长杨西昆大伤脑筋。到后来，甚至台湾媒体和“农业部”的许多人都知道宫达非其人其名。宫达非成了蒙博托的“座上宾”。 1974年12月27日，刚过了81岁生日的毛泽东在长沙会见第二次访华的蒙博托。“感谢贵国给我们派了一个好大使！......”征尘甫卸的蒙博托一见睽违已久的毛泽东，就滔滔不绝地打开了话匣子。老人家毕竟年事已高，听罢蒙大将军所言，便顾问左右：“大使何许人也？”答曰：宫达非。 朔雪严风俱是家 “风掣红旗过绿江，高歌彻夜月苍黄。”（《初渡鸭绿江》）当毕朔望、宫达非等辈翩然南下，飞往异国他邦之际，周南先生却随韩念龙将军北上，去了战火纷飞的朝鲜。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坐了好一阵子闷罐子车的周南跨过冰天雪地的鸭绿江。周南这样写道：“50年援朝军兴，时婚后甫一日，投笔振袂，慷慨就道，夤夜渡江，冰坚三尺，积雪没胫。” 新婚之夜，时任北京外国语学校级主任的周南匆匆告别新婚娘子黄过，前往韩念龙为首的“总政工作队”报到。 一身戎装的周南来到江界附近，那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宋时轮将军所率9 军团的驻地。韩念龙的“总政工作队”与兵团敌工部联合组建了“俘管团”，负责战俘的管理工作。韩念龙是政委，周南则是“俘管团”的内勤组组长，他的任务就是用英语给当了俘虏的美国大兵上政治课。当其时也，在这个远离祖国的小山村里，围炉夜话，济济一室的年轻人日后不少成了外交界的知名人物：著名教育家韦悫之子韦建业、林霭丽夫妇，温业湛、李玉池，还有周南的新婚夫人黄过女士。 一年后，当9兵团的英勇健儿挥戈东向， 中国人民志愿军仁义之师推进到元山一带的时候，原定出任驻印度大使馆公使的韩念龙接到北京调令：出使巴基斯坦！韩念龙差不多把“俘管团”的主要班底都带到了卡拉奇。周南以三等秘书的身份随忠厚长者郑为之参赞先行出发，为韩念龙一班人马打前站。 “朔雪严风俱是家，中华儿女自天涯。”（《东非即事》）周南就这样脱下戎装，从风雪迷漫的朝鲜战场来到了椰林婆娑、棕榈摇曳的卡拉奇。这个充满伊斯兰风情的海滨城市使周南等初出国门的后生小子眼界大开。安息着国父真纳的巨大陵寝通体洁白，在阳光下银光闪闪，剔透晶莹。流离失所的难民成群结队，在繁华街头摩肩接踵，让年轻新中国外交官周南对“印巴分治”的始作俑者、“末代总督”大人蒙巴顿有了全新的感受。英国老牌殖民主义“分而治之”伎俩的第一次感性认识，为周南30年后与老奸巨滑的英国佬打交道作了最初思想准备。 周南与毕朔望、宫达非差不多同时卸任回国。他先是在办公厅秘书翻译科统领一大帮“名牌”译员和冀朝铸、邱应觉等青年后生。待到1956年西欧非洲司一分为二，新设西亚非洲司后，周南即在其“燕京”老学长柯华司长帐下出任非洲科科长。彼时，宫达非是亚非司的专员。翌年春，西非“黄金之国”加纳首告独立，周南有幸随中国特使聂荣臻元帅第一次踏上非洲炎热的国土。阿克拉港湾吹来湿润的风，令周南心旷神怡，惬意莫名。及至60年代初，中国与坦噶尼喀（坦桑尼亚）建立邦交，周南第三次出国门，跟随何英大使常驻“平安之港”达累斯萨拉姆6年之久，最后官至一等秘书、使馆研究室主任。故而他在《六十述怀》里有“十载客炎方”之句，南亚到东非，前后刚好十年。“朔雪炎风俱是家，中华儿女自天涯。三分宇内终为主，一片丹心久著花。烽火千山繁鼓角，波涛百丈起龙蛇。椰林处处殷于血，无赖西风逐晚霞。”（《东非即事》）周南的心底里埋藏着对非洲人民的深深情愫。周南善诗，从这首《东非即事》可见一斑，甚至其人其名亦有诗韵。 周南原名高庆琏，后改名“庆琮”。周南一名是其在未名湖畔秘密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后所改，典出《诗经》。被郭沫若誉为“将军本色是诗人”的陈毅元帅见到周南时，每每乐呵呵地大声说道：“周南，召（Shao）南！”“召南”即为《诗经》篇目。1959年2月21日深夜，睡梦中的周南被召至中南海颐年堂， 因毛泽东马上要会见喀麦隆人民联盟代表让·保罗·桑德以及几内亚、肯尼亚、马达加斯加的青年代表。周南以外交部西亚非洲司科长的身份，与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团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等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一起陪见。毛泽东在非洲客人到达之前从颐年堂里间慢步踱出，陈老总、耀邦等一干要员纷纷起立。老人家挨个问大家姓甚名谁，何方人氏。轮到周南自报家门时，陈毅老总插话说：“周南，召南，诗唱周南第一章么！”此晚，毛泽东心致颇高，随口念出一句古诗，然后问周南：“那你是河南洛阳那一带的人氏罗？”待周南作出否定的回答之后，毛泽东一笑释然：“噢，那就不相干了。”两年后，周南随陈毅出席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在“却来湖上数天鹅。”(《数天鹅》)的日子里，周南有《日内瓦会议纪事》一首：“寒雨连朝霰未收，万邦宫里议春秋。迷蒙勃郎峰头雪，出没莱蒙水上舟。屈理究词嗤异类，振聋发聩是神州。喧喧作态终何益，一下帕东霸业休。”清新可诵。 那时在国内，由于天灾人祸，周南与很多中国人一样，日子也不好过。他瘦得连胯骨也露了出来，睡在硬板床上暗暗叫苦。感谢周南在卡拉奇的第二任“顶头上司”耿飚将军，这位分管外交部后勤工作的副部长、昔年“杨(成武)、罗(瑞卿 )、耿(飚)兵团”的副司令头脑很活络，他打通了罗瑞卿总长、总后李聚奎部长、 陈锡联司令员等人的“关节”，由外交部总务司副司长陈仰山率领一支十来人的队伍，前往东北等地打黄羊，以改善伙食。由于铁道部长吕正操将军的大力支持，3个月后，“战利品”——几千只黄羊顺利运回北京。周南很幸运地分到了一个羊头。周南宝贝得不得了，回到家中，在锅里煮了一遍又一遍，生怕剩下一点一滴油星……但是最苦的日子还是要数十年“文革”浩劫中的“谪贬”下放。 大约是“实践出真情”。窃以为周南写江西干校生活的诗章堪称一绝。他把英国著名小说家狄更斯那种“带泪的幽默”演绎得淋漓尽致：“发落赣江西，拄杖薅新秧。好风来自南，荣辱一时忘。忽而遭呵责，四顾意茫茫。心慕陶彭泽，壶中旨酒藏。日暮荷锄归，一醉卧羲皇。煮水茅棚下，独对青山岗。佳禽时一鸣，日午野花香。山我融一体，恍若悟道常。细读两汉书，古人风谊长。抛卷一长啸，浩气充肺肠。从事接沧溟，谤议庸何伤。”(《六十叙怀》)先是“稼穑”，种田插秧；后来又换行当烧锅炉。可谓：面对青山，背靠锅炉，一卷《汉书》在手，一杯淡酒入肠…… “白浪蹴天浮，望断惊鸥，自由神向黯中愁。”(《浪淘沙·初抵纽约》)在周南漫漫40余载外交旅程里，“十载居纽约，日日事谯诤”(《六十叙怀》)的常驻联合国生涯起着承前启后的枢纽作用。他从一等秘书、参赞渐次缓慢而正常地升迁到大使衔副代表。不过，让周南留在历史上的还是80年代中期开始的那些“谈判任首席，折冲供趋走”的前后十余载难忘岁月。事实上，自周南在巴基斯坦“从兹理洋务”起，他与英国佬有一种不解之缘。故且不论阴魂不散的蒙巴顿在卡拉奇街头巷尾给周南上的殖民主义的第一课。“文革”甫兴，发配赣西上高之际，周南携妇将雏，带上了英文原版莎士比亚全集，还有《史记》等古籍，一心扎根农村广阔天地，脱胎换骨，改造思想，颇有燕赵慷慨悲歌的荆轲之风，不作复返京城之念。感谢英国人帮了大忙！1971年，毛泽东读到了英国著名记者马克斯韦尔的《印度对华战争》。1962年中印边境武装冲突时，马克思斯韦尔是英国《泰晤士报》驻新德里特派记者，他精心搜集了印度政府的内部材料，客观叙述和分析了中印边境问题和冲突的背景，说明冲突是印度政府推行“前进政策”的结果。此书出版后反响强烈，曾被认为是可信性很高的权威著作。毛泽东最早从《参考资料》上看到《印度斯坦时报》刊登的该书部分章节的摘要，认为很有价值。周恩来当即决定翻译出版大字本送毛泽东等中央高层领导参阅。外交部很快落实总理指示，组织专门的翻译班子，周南以其扎实的中英文功底，荣任“审校”，旋即返京……。马氏煌煌大作迅速由柯柏年、周南、龚普生、田进、葛绮云、吴景荣6位外交官、教授合作译出， 次年即由三联书店出版。该书译者署名“陆仁”，即“六人”的谐音。 斗转星移，20余年过去，周南与马克斯韦尔先生重逢香江，拊掌大笑曰：“鄙人当年从干校调回北京，还是阁下的功劳啊！”“此话怎讲？”马氏惊诧莫名而细问其故，亦为之解颐。 周南是营造谈判氛围的高手，海阔天空，纵横千年，常以诗词隐喻时局，风花雪月，时令节气，皆成佳喻。1984年4月11日，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第12轮谈判开始之前，周南和伊文思就北京、伦敦的花季足足侃了5分钟，看似信手拈来，其实皆有寓意。后来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对邓小平说：“如果没有周先生，就如同中国的宴会上没有茅台酒。”不过“茅台酒”也有烈性。1993年底，在香港频频“作秀”、被媒体讥为“肥彭”的彭定康与周南一起参加宝莲禅寺天坛大佛开光典礼。在记者的穷追猛究下，周南答曰：“谁搞‘三违背’，定会苦海无边，罪过！罪过！谁搞‘三符合’，自是功德无量，善哉！善哉！”末了还添上一句：“阿弥陀佛”，众皆捧腹。 香港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为《周南诗词选》作序云：“（周南）偶有所作，轩轩逸气，吐句清警，波澜壮阔，不同凡响。”内地宿儒钱钟书先生评价周南：“征引古人名章佳句，如瓶泻水。”此诚不为虚言。新中国外交界旧学功底精深者不多。陈毅元帅之外，擅长古典诗词者不过寥寥三四，李一氓、陈家康后当首推周南矣。如果说毕朔望是地地道道的文人，宫达非是名符其实的思想家，那么周南其实是书生本色，他的种种“头衔”只是适应某种需要的“符号”罢了。 《大地》 〔２０００年 第４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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