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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文





  评述
  他是中国影坛酷哥,被认为姜文是大陆最好的演员,这位36岁的演员不是把利润放在艺术满足之上的商业演员。凭着诸如《阳光灿烂的日子》之类的电影他推翻了权威(他自己也是这部电影的导演)。这部电影是在“痞子作家”王朔的一部小说的基础上改编的,讲的是文革中一群十来岁的孩子们。姜被认为是性感的象征,并且是国内最聪明的艺术家之一,未婚爸爸的身份(他和一个法国女友有个女儿)和他在流行肥皂剧《北京人在纽约》中的角色使他的这个形象更为鲜明。姜文因在张艺谋导演的电影中出任主角而首次出名,他还在《红高粱》中演一个劳动者,最新的一部电影《帝王的阴影》在中国放映后也引起了轰动。它讲述的是秦朝(约公元前200年)两个同父异母兄弟的故事,他们不但政见不同,在人生之路上也分道扬遮。这部作品因不符合历史事实而遭指责,姜文并未为此狼狈不堪,但他因而成了争议性人物。

                个人档案

  1963年生,河北唐山人,原名姜小军。1984年毕业于中央戏剧院表演系。1985年在影片《末代皇后》中成功塑造了爱新觉罗·溥仪的形象。翌年在影片《芙蓉镇》中饰秦书田,于1987年获第十届中国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后又在《春桃》中饰刘向高,于1989年获第十二届中国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还曾主演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
  所摄影视剧。
  年份《名片》
  1998 《鬼子来了》
  1997 《有话好好说》
  1997 《宋家皇朝》
  1996 《秦颂》
  1995 《阳光灿烂的日子》
  1993 《大路》
  1991 《大太监李莲英》
  1990 《闺阁情怨》
  1989 《本命年》
  1988 《春桃》
  1987 《红高粱》
  1986 《芙蓉镇》
  1985 《末代皇后》
  1997 《北京人在纽约》(TV)

             霸王之“气”与“情”

  姜文显得霸气,这几乎是许多观众和舆论界对他的第一印象。如果姜文的确是霸气,这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因为在目前的男演员的座次里,他就是第一把交椅。
  由于他的自信和位置,他说话可以不必像小公务员那样谦卑,那样战战兢兢。他敢作敢当。对有的导演抱怨资金紧缺无法一展宏图,他不以为然,直言不讳地奚落道:没钱,别拍呀!谁逼迫你钱不够非拍不可了?姜文对那些总是投机拍个主旋律获奖的导演和不管质量如何拍一部戏先挣出一套房子的导演表示轻蔑。他豪无顾忌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后,并不请求记者。“千万别把我私下的话写下来”。而不少演艺圈人士,远没有姜文正大光明,他们往往既想通过记者的笔达到低毁对手的目的,又妄图在被暗箭刺伤的对手面前装出慈悲或大度。如果演艺圈里姜文这样磊落的人比例大一些,风气肯定比现在好。姜文已到了不在乎别人竞争因而也不用打击对手的地步。
  由于这些原因,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姜文是个性极强的人。正因为他的个性和脾气,不了解姜文的圈内人也常有“姜文难合作”的说法。但了解姜文的人都知道:姜文其实是个很重友情、很重亲情的人。每口出差去外地,他都会打个电报报平安,并买些好东西带给父母。每次拍电报,他都会请父母亲去拍片现场看他拍戏。等电影拍完了,他也一定要请父母和弟妹去看首场。而姜文的父母也很重视姜文的事业,看了他演的电影,也一定会严格地提出批评意见,指出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对于父母的意见,姜文也相当重视。据笔者所知,姜文接拍《北京人在纽约》,就是先请父母看了小说,在父母对原小说说“好”之后才决定接拍的。而《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夏雨被确定演马小军,也是姜文母亲帮助姜文做出了最后的决定。俗语说:棍棒之下出孝子。姜文的成功不全是父母使棍棒的结果,但姜文成了孝子倒是真的。如今姜文不但以自己的功成名就成为父母一生的骄傲,他还以自己的成功带动了弟弟姜武对表演事业的热爱,并将父母安在一套高级住宅楼里安度晚年,他对父母也可谓尽心尽力了。
  姜文和他的法国妻子桑德林生育一女,名叫姜一郎。小一郎长得可爱,是姜文的心头肉和掌上明珠。一郎出生后刚满月,姜文就开始亲自给她洗澡、换尿布、喂她吃牛奶。喝水,抱着她在家里走来走去,那份耐心真是少见。一郎再长得大一点后,姜文就带她去看他演的话剧,带她去拍摄现场看拍戏。要是一郎不在他身边,他几乎一天一个电话,向桑德林问一郎的情况,或者在电话里听一听一郎的声音,感觉也是很大的安慰。而只要有朋友去姜文家,只要一郎在,姜文也会满心欢喜地将女儿带出来见见朋友。如在外面谈起女儿,姜文的爱女之情更是溢于言表,因女儿而产生的那份得意和满足是其他人无可替代的。

             个性的演员、特别的导演

  人家说,姜文是个好演员,又是好导演。他自己偏偏不这样看;人家称赞他有天才,有魅力,他讲他有的只是努力;人家关心电影有没有卖点,他说,先得让自己迷恋再想让别人称赞。你说说。他是不是“出格”的一条好汉?

  本色演员与性格演员

  有的评论说,姜文在《末代皇后》和《芙蓉镇》中扮演的角色离他本人比较远,显示出他是一个性格演员;而《北京人在纽约》中的角色比较贴近他本人,说明他是本色演员。姜文对此一笑置之,他出言无忌:那些人,我估计他们自己也不明白什么是本色演员,什么是性格演员。这是我们在上戏剧学院时用过的一些词,比较专业,现在在很多不专业的人的嘴里滚来滚去,使这两个词变得很没价值。说《末代皇后》和《芙蓉镇》离我远的人,他不认识我,他不知道离我远还是不远;说《北京人在纽约》离我近的人,他也不认识“我,完全凭主观想象。我没什么兴趣评价这个。对于我来说,我演得象这个角色就够了,像不像我自己无所谓,我不是为了我自己去演这个角色,是为了把这个角色演得像那么回事。现在谈是什么样的演员没有意义,你就是说我是最伟大的演员我也不会太高兴。

  天才与努力

  许多人说姜文是好演员好导演,张艺谋更称赞他是天才,还有其他人认为他有头脑,有见解。
  对这些溢美之词,姜文十分有“自知之明”。“我才导了一部都不到半的片,这话说得太早了。其实说我是不是好导演无所谓,有人说好就一定有人说不好,像希区柯克这样的导演也有人说他除了拍悬念片还会拍什么呀。根本就甭听这个。关键是我能不能拍出一个好的有意思的片子来,这片子将来还有人愿意看,自己拍的时候挺倾尽心血、挺迷恋就可以了。”
  “我倒是经常有看不上自己的时候,挺多的。有时一天做的事自己就想想,尤其是一高兴喝点酒,经常会觉得自己能做到的事没做好,不理想。我们现在经常把本来就应该的事说成挺了不起。一个导演导的戏不错,那是应该的,在咱们这儿成天才了,成了不起的人了,成鬼才了,成了事儿了。好多话说反了,导演认真要求这是起码的。比如说拍鬼子片,服装是国民党的,这就不能开拍。他给拍了还给演了,还获得好评了,这就不对劲了。我们这种不对劲的事太多了,看见像那么回事就太当回事。我觉着这不好,一是对被夸的人不好,容易让他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第二是让那些学电影和看电影的人不知道什么叫对什么叫不对了。做点起码的事就觉得了不起,而对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变得没标准了。”
  姜文说他是有点成绩,但这跟他的努力有关。可是“魅力吗?我倒看不出来,说不准确,但努力却是实在的。当然,这个努力是不能强求的。拍《阳光灿烂的日子》就得先过我这关,我并不比别人高明,但我都不爱看,人家怎么看。所以影片拍摄六个月,剪辑六个月,整整一年时间。人不能先想结果,应该是把过程做好,有取宠心态就完蛋。”

  电影艺术

  姜文对有关电影的所有艺术都有兴趣,他凭自己的聪明和实践形成了许多独特的见解。“我认为用语言文字确实是很难表达电影的内容。而且我反复地说,希望大家能真正地理解和重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人拍电影是要拍字里行间的东西,但并不是拍那些字。我有这样一个理想和追求,我觉得电影应该是要表达那些文字语言难以表达的东西和无法表达的东西,这样才有电影存在的意义。每个片子我都是这样做的,一方面我在这样追求,一方面我也愿意这样做。”
  “我觉得对一部电影在看之前最好有点儿猜测。还是认真地把脑子洗于净去看它。这一点很重要。我觉得是这样,每当我觉得一个东西有价值的时候,开始是我在控制它,创造它,努力地研究它。可是到了一定的程度,我发现我无能为力了。我只能跟着它走,我发现某些东西并不是我要把它创造出来,而是原本它就存在。这个时候我也好,编剧也好,摄影也好,剪接师也好,都只能随着这个作品的脾气走。这个是让我们打心眼里觉得高兴的事情。”
  “我有时候就是因为知道在哪个方向又弄不太清楚的时候才想拍,在拍的过程中就奔那儿去了。我所说的那东西是非常具体非常适的一种东西,比如我们在这儿拍的日本人和兵的戏,拍得不错,但后边要拍农民的戏,好的地方在哪儿,有点模糊,到真正拍那段戏的时候可能会更清楚。电影是不断清晰起来的,把自己想要的东西给挖出来,这是我有兴趣也挺迷恋的过程,拍完了大概就能搞清楚了。
  “我拍电影和演电影的时间比较少,大部分时间是作为观众看电影,我有一个作为普通观众的心理,让别人和我共同去感受一件事我比较有兴趣,如果做出大爷的状态讲点什么东西那没劲。”
  “‘强劲的想象产生真实’,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道理。艺术创作本身想象力是很重要的,我们去体验生活固然非常重要,但是它是个手段,它要得来的是什么,是对这件事情的感受和想象力。这种主观的真实更重要。有那么一件事,举办一个模仿卓别林的比赛,卓别林自己也参加了,但他没有得第一,他对自己缺乏想象,没有迷恋卓别林的那人想象力强。所以有时候我挺怀疑那种说法的,什么纪实性,拍得像纪录片等等。如果说用纪实性的风格可以,或者说像纪录片可以,而真把它做成那样就没有味道了。因为你无论如何是经过剪接处理的东西,已经带有主观色彩了。你只不过是给人看一种真实感的东西。一种真实的感觉,这个可能比真实更有意思。因为绝对的真实很难找到,你通过想象,创造出来的真实可能会比真实真实,它到本质里去了,就是剥掉衬衣,割到了皮肉,看到了骨头,甚至骨髓。”
  “我不能说我先想什么,后想什么。我同时想很多事,只是后来大致找到了一个方向,然后这还得告诉自己什么是不要的。什么是要的我还说不清楚,把不要的拿掉,于是就找到了个圈,从这个圈再往里突破,找到那个最痒痒的地方。我只能这样做。”
  为了找到这个痒痒,“就往前走吧,一天天地工作,积累起来,你就往前推动了。到目前为止取得的成果超过我的预期。我没什么可遗憾的,我也就这水平,我也没法拍得比这个更好了,你就是再给我人力物力多点,我估计也够呛。比如说,我们正在玉田县拍片子电话都很难打,突然就不明白了,不知道鬼子在打人的时候是怎样称呼中国人的,是叫畜生,还是支那猪,还是什么别的。于是我们就有人爬到很高的台子上,用手机给日本打电话。这还不够,我们还找了一些过去跟日本军队有关系的人。”
  “细节是基础。可以通过它使大家容易相信一件事。大家经常会说一个故事通过一个很小的细节比真事还像真的。这说法我不反对,但是没挠到痒痒处,仅仅有细节就够了吗?我不知道现在为什么不把它当成一件大事来说。”
  “我们很多片子,本意是好的,但是有一个很要重的问题,就是针脚活儿做得不好,把一个真事拍成假事了。我是这么想电影,如果你拍的完全是一个娱乐片也就罢了,如果你涉及到一个民族情感,涉及到重大的历史问题,你很容易被对方利用。好多片子是真事,是重大历史题材。拍出来像假的。”
  “我是一个业余导演,不太懂电影理论,我是以一个普通观众的心态来拍电影的。我也不太相信理论,理论告诉你应该写分镜头剧本,分镜头剧本可能拍出一个好片子,然后从片子上扒下来的,拿这个再去告诉别人,这个叫分镜。如果这样,他一辈子也拍不出好片子。”
  “观众的期望对我来说也不一定就是一件好事,我担心这个期望过高。我发现这样的问题。这二十年来,观众的水准在不断提高,从《阳光灿烂的日子》开始到《秦颂》,再到《有话好好说》,我跟着剧组去参加首映式,这三次我都很惊讶地发现这个问题。而且他们水准增高的速度超过很多人的想象。我们跟普通观众交流的时候,觉得他们所谈出来的东西,所问的问题其实超过了许多拍电影的人。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可怕的,也就是对一些拍电影的人来说,其实他已经丧失了拍电影的权利。对于我可能很多人有误解,认为我不在乎观众,不在乎市场,这是一个误解。但是我不能用那样的办法去在乎市场。我也非常怀疑那样做,其根本目的并不是在乎观众,而是在乎观众兜里的钱,我觉得这可能就会适得其反了。你们掏钱吧。如果不去把电影的质量做好,而只想着去掏观众兜里的那点钱,变着法说各种好听的话让大家进电影院一回,这样最终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选演员

  作为一个导演,选择演员是关键,姜文选择演员的标准只是两个字:合适,至于是不是职业演员,那无关紧要,只要符合剧本要求就得了(打破机械主义的观点!)
  “其实职业和非职业演员并没有明显的界线,谁都是从非职业过来,关键是符不符合角色的要求和整个戏的追求。我五年前拍《阳光灿烂的日子》时,夏雨他们都是非职业演员,这不能当成个事儿来说。我选演员的时候并没有考虑谁是职业谁是非职业,只要合适就行。我脑子里没有这些观念,其实我并不清楚我算不算职业演员,合适就可以,不合适再职业也没用。”
  “别管多专业或多不专业的演员,到一个新的剧组要熟悉故事中的生活,就像萝卜白菜洗了都得腌,腌出味儿来,等拍的时候再切丝切片。而我们有些片子,切的时候还没味儿呢,萝卜上边撒点盐或泡点酱油,楞说是咸菜,不好吃。”

  剧本与片酬

  有人问姜文,一个角色、剧本你都不看好,但片酬极诱人,你接不接这个片子?姜文觉得要遵循一个起码的标准,能演好什么就去演,演不好就不演,不管片酬多高,至于片酬的诱惑力呢?姜文这么说:“那得看这个诱惑力有多大了。跟人家行贿的人说的一样,说给我的贿赂使我后半辈子可以不当官了,当官也没这些钱,那我就冒险要这个贿赂。说你给我的这点贿赂将来不够干嘛,我还得为这个丢一个官,那我就不要呗。人都是一样的,你给我这么多钱,演了以后,人家说这姜文演的是什么玩意儿,什么也不是呀。那我可能就没有机会演到好的片子了,那我就不干了。如果说给我的这钱,我将来无论干什么都能保证生活得好,那我就——还有一条,我还想干电影呢。如果让这事把我给毁了,那这钱给我多少我也不干。”挺个性,又挺原则吧。

  票房与电影

  许多导演拍片子时头一个蹦到脑子里的想法就是:我的片子票房会怎样?有没有卖点?姜文认为,拍电影不能只顾迎合观众的胃口,兴什么就拍什么。
  “如果这样,十有八九不成功。只有真对哪个题材有兴趣,不拍就难受的话,你才可能深入到某种深层的感情去,才会拨动观众的感情点,大家才有兴趣,最终票房成绩也自然不赖啦,但老说票房有什么意思?票房又不是衡量影片的推一标准。电影是分工的,有人投资,有人拉钱,有人花钱,有人卖钱,导演把戏导好,演员把戏演好,编剧把本写好,你当一个零件,把事儿做好了什么都有了。作为一个导演影片质量是第一的,质量好将来发行、炒作都容易做到。拍电影的时候老想着找什么卖点,以后钱怎么花、钱怎么回来,甚至想着怎么分钱,这戏拍得好吗?我特别怀疑这事。我们说进口影片谈的都是票房,老提花多少钱,导演演员挣多少钱,卖多少钱,创什么票房纪录,从不没人提那活儿是怎么干出来的,好象刚明白电影是能卖的,突然懂得这事儿就把其它的事儿给忘了。我看最近咱们这儿片子都是这么要求的,弄得电影评论胡说八道,摄制组乱七八糟,我觉得挺不好。好的电影不是这么拍出的,还是得有一些专业人士挺认真挺迷恋的,细细地琢磨服装,琢磨场景,琢磨怎么弄出一个好东西。”

               兴趣性格与成功

  姜文十分注重兴趣对一个人事业的影响。在有人认定他是成功者的时候,他对自己进行了反思。
  “我不知道拿什么来衡量我自己,有些活干得还不错,有些我也不知道。我演话剧的时候,观众的反应我能直接知道,那时候我知道好还是不好。演电影的时候有点稀里糊涂,我看我自己的电影不是马上能进戏,看自己导的片子还可以,比如《阳光灿烂的日子》,觉得还挺好。
  一个成功的人有什么标志,这就更难回答了。起码有一点,就是他对他所从事的职业要有兴趣,应该是迷恋,不干他难受。我们上戏剧学院的时候,老师就跟我们说,别看你们考来了,但你们是不是对这事有兴趣,要没兴趣就该干什么干什么去。现在好多人都追求某种事,但他可能根本就没兴趣兴当主持人了,大家都当主持人,我也当当吧。那么多人都做生意,他们是有兴趣吗,我现在挺怀疑这事。看着别人做生意都得了仁瓜俩枣,他也得去,可能过些日子他又后悔了,说谁耽误他的青春了,我看好多做生意的人可能做别的更好。一说出国哗啦一下都出国了,你愿意出国吗?有兴趣吗?到那边好吗?他也不想这事,看别人出国了他也跟着出去。我演完《北京人在纽约》后,就有人问我,你演成这样,我想去美国还去不去了?我说你爱去不去,你要想去哪怕是火海你也去。
  我觉得一个人能够发现自己的兴趣可能对他未来成功比较重要,我还是挺幸运的,我毕竟是在做我想做的事。”
  但是众所周知,姜文并非十分“随和”的人,他有主见,有什么观点主张,就会毫无顾忌地说出来,从不愿迎合哪个人,这使他显得“霸气”。所以另有人奇怪:从他这种性格,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里岂不要跟头连连吗?可为什么姜文他无论干导演还是演员都这么顺呢?姜文哈哈一笑:你以为我就不栽跟头了吗?你可能栽一个跟头就不起来了,我可能栽十个跟头我还起来。我倒想顺顺溜溜的,可顺溜不了,它就是跟头趔趄的。
  “你得把这个看成是正常的。比如说我找钱找不到,我确实也撮火,也着急,也生气,我也发毒誓,再也不怎么怎么着,但是最后我还能哈哈大笑一下,设身处地地想想,假如我是投资人,是不是会把钱痛痛快快交给姜文。他可能更愿意给有保险系数的导演,这么一想,心里也就好受多了。”
  这就是姜文,他不认为自己是“本色演员”,可他是个本色的人,这个人有个性、有才华,更可贵的是他没有侥幸心理,并不刻意追求成功,谁又能否认他是成功者,否认他赢得了广大影迷的厚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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