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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引言

  日历一张一张飘落。
  我们正在走向世纪末。
  从现在开始到2000年的时间序列上,乐观与悲观交叉,失望和希望杂陈,东西半球的世纪末心态将披上各自的文化色彩,本世纪的最后岁月不会寂寞。
  谁也说不清天地玄黄之际,时间的第一秒是怎样开始晃动创世纪的钟摆的,然而谁都明白岁月的长河还将奔流不息,2000年也不过是一个平凡小站。
  我们自不必踉踉跄跄。
  人类学家已经开始回顾历史了。
  20世纪是人类纪元以来,因为战争的相互残杀而死亡人数最多的一个世纪。两次惊心动魄的世界大战均发生在本世纪内。1亿2千万年轻的生命陈尸疆场。
  20世纪是血腥的世纪。
  20世纪也是西方工业社会步入后工业社会的世纪。科技和物质极一时之盛,人类已经在太空行走,在月亮上留下了蹒跚的脚印。
  20世纪是科学的世纪。
  20世纪还经历了人类借助科技、为了积累财富而滥伐森林、过量开采地下资源、从而使地球伤痕累累不堪重负的历程。我们完全可以说这是一场较之两次世界大战更为残酷、祸及子孙后代的全面战争,而且至今还在延续。
  20世纪是摧残的世纪。
  20世纪最后10年开始的那个寒风凛冽的冬天,在推倒柏林墙的斧凿声中,冷战时代结束了。
  20世纪是和平的世纪。
  众多的预言认为,从本世纪末到下一个世纪,人类中的绝大部分将小心翼翼地避开战争,世界会陷入经济竞争的“商战”之中,其激烈的程度虽然不是刀光血影,却也在生存这一根本问题上关乎着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的兴衰命运。
  一个本应永远是崭新的却又常常被人类忽略的字眼——生存长堤——将要作为新时代卷首的序言,伴随我们跋涉于世纪的峡谷。
  中国人绝不缺少灾难的记忆。
  中国既有著名的长城又有著名的各条河道的各种长堤。
  当长城作为已经衰朽的古迹无言地证实着历史的某一阶段时,我们的长堤却一直担负着护卫生命、家园的重任。从古老的都江堰到黄河、长江的抗洪堤无不如此。
  每一年夏天,我们都得提心吊胆地注视着狂傲的洪峰;现代资讯又使我们看见了非洲连年的旱灾,埃塞俄比亚嗷嗷待哺的黑人婴儿,还有地震、泥石流、火山爆发;触礁后的油船污染的海面,海水不再是轻盈的蓝色;成群结队游上海滩企图自杀的海鲸……
  人类只能面对灾难。
  当我们或先或后从灾难只要不降临到我的头上,世界就是太平的这一误区里拔足出来,匆忙回顾时就会发现;护卫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有形无形的生存长堤,几乎都是千疮百孔的。
  灾难正在逼近我们。
  1993年12月5日,中国的又一个暖冬。
  内蒙古西部巴彦淖尔盟境内蹬口县气温突然升高,人们在惶惑中莫名所以时,流经蹬口本来已经封冻的平静的黄河却在悄悄地躁动中。
  先是冰面上有了檬漾的轻烟一般的水气,继之生出了纵横交错的小小的裂缝,随着一阵阵暖风吹过,裂缝迅速地扩大,一切都是过早的春回大地的迹象,人们没有想到灾难两个字。
  气温还在升高。
  暖风一阵紧过一阵。
  封冻的黄河先是经历了表层的融化,然后是裂缝与裂缝的连接和切割,最后是轰然一声豁然开河。
  12月7日晚,月色下的黄河载着巨大的形状各异的冰块奔涌而去,在著名的三盛公水利枢纽下游3公里之外,因为冰块坚硬、连续的撞击而轰出一片决口。
  夺路而去的黄河水与大小冰块相拥相挤,达5184万立方米,所到之处墙倒房坍、人群落荒而逃,与黄河相伴了千百年的蹬口县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水冰之灾:1000多处房屋成为冰屑中的瓦砾1747户、1 人受灾,大小牧畜被洪水卷走的不计其数,近万顷良田顷刻间成为一片冰川。
  人们哭喊着:谁曾想到这要命的黄河大冬天也会闹灾呢?
  是的,大自然已经变得不可思议了。

  忧患岁月

  我们还要不要忧患意识?
  这是剪彩的年代呢?还是忧患的年代?
  1993年却是世界的忧患之年。
  众所周知的日本一直是以忧患意识作为其国民教育的主要脉络的。日本的教科书上几十年不变地写道:“日本国土狭小,环境恶劣,没有资源,只有靠技术、靠奋斗,否则就会亡国。”“日本人一天不拼命干活,第二天就没有饭吃。”近几年来,日本人还常说:“我们是坐在金矿和火药库上的。”
  日本政府本来可以写几本大书历数其战后一片废墟之上,以战败国的赤手空拳建设成亚洲第一经济强国的光荣的。而且,这一切并不夸张,到目前为止,小小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亚洲的75%,储蓄率高于美国的10%,在电子、汽车等高科技行业有足够的实力和美国、德国一争高下。
  日本人是太精明了,从不露富,从不炫耀,还反复告诫国人“不要忘记穷日子和苦日子。”无论我们在情感上是如何看待日本人的,中国人的良知只要没有泯灭就决不能忘记“南京大屠杀”,我们却不能不正视眼前的事实:日本人在“商场”上已经洗雪了当年战场上的败绩,并且取得了他们曾经企图用枪杆子掠夺而没有得到的一切!
  一个在血液中注入了忧患意识的民族,绝对是强大的民族,也正因为如此,小国便成了大国。
  德国总理科尔在1993年临近结束时的联邦会议上发表演讲说:“德国人的独创精神和进取精神已远远落后于美国和日本。”科尔说这番话时,德国已经在近几年世界最具竞争力的国家排列表上,从1992年的第二位跌至1993年的第五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世界第二跌至第十一。科尔作为一国的总理完全可以把这种下跌归纳到为两德统一所付出的巨大的经济代价,况且这种代价是人所共知世所公认的。然而德国的总理没有因此原谅自己,而是及时地向社会和全体人民敲响了警钟,并要求所有的德国人对当前的严竣形势“有足够而且清醒的认识。”
  韩国总统金泳三除了提出公开官员财产等廉政措施外,身体力行,不坐外国车,不吃豪华宴席,总统请客在总统府吃饭也就是一汤一菜一碗饭而已。金泳三对自己的下属声色俱厉地警告说:“我们的人均收入只有7000多美元,怎么能去挥霍享受呢?”
  韩国人以坐外国车为耻。
  韩国的地下资源相当贫乏,韩国人是以创造性的劳动来弥补的,他们用来激励人民的口号是:“资源有限,创意无限。”
  路透社在报道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时表明:1/3以上的英国人想不出他们国家哪怕是一件可以值得骄傲的事情。而《经济学家》周刊更加直率地指出:“经济现实使人们认识到美国过去那种显赫地位已一去不复返了。”
  伦敦的雾依旧那么浓,这很像英国这个老牌帝国的面纱,路透社所说的“普遍的危机感”也正在像雾一般弥漫。
  美国是一个离天堂和地狱都是最为接近的国家。它的强大体现在各个方面:经济实力、文化的包罗万象、可怕的核打击力量以及暴力犯罪等。
  《华盛顿邮报》曾有一篇关于首都华盛顿市区青少年在贫民窟生活情况的报道,5年中,哥伦比亚特区已经有224个18岁以下的少儿在枪战中丧生,许多刚刚10岁的孩子已不得不安排自己的“后事”,比如西方社会通行的立遗嘱之类。
  1993年11月1日,克林顿总统在一次黑人教育家的聚会上神情激动地说:“我们必须提醒整个美国,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我们不能再让一个11岁的孩子筹划自己的葬礼。”
  克林顿还谈到,美国本来可以庆祝冷战结束、经济起飞的,“可是,我们正以别的国家不能容忍的速度浪费着我国最宝贵的资源——年轻人。”
  看来克林顿也有忧患的时候,他的日子过得并不轻松。
  当近年来中国的媒体充斥着大腕、大款、明星、富翁、富婆的种种新闻,人们先是被深圳的大款与北京的大款斗富,一时兴起竟摔掉了4万元的茅台酒惊讶;然后是广州开吃黄金宴——以金箔包裹食物吞而食之,并有文章举出中医药中黄金作为微量元素有药用作为佐证,似乎我们真的到了吃黄金的年代了。
  公款吃喝每年吃了1000个亿,这是报章上屡见不鲜的一个数字。
  1993年的头5个月,公款购车耗去的人民币是145亿元。
  又据《中国日报》1993年8月5日报道:北京各大饭店每天倒掉的吃剩下来的珍馐佳肴为10吨还多!
  与此同时,我们还有8500万农民年人均收入不足300元而不得温饱,其中的2700万人则在绝对贫困线之下,也就是说年人均收入不足200元,为当代中国的赤贫者。
  我们还有500万学龄儿童因贫困而不能上学!
  民谣云:一屁股坐掉一幢楼,一顿饭吃掉三头牛,一包烟抽掉五斤油,吃了喝了还有礼品,分到房子还管装修,民脂民膏搜刮尽,花花银子如水流。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万不可小看了民谣,民谣中有民意、民气、民风、民怨、民忧。
  中国的老百姓对各种各样的公款吃喝实在是已经到了莫可奈何的程度,这里说的是公款吃喝,也就是说慷国家之慨、以人民的财产来一掷干金的吃喝,与别的吃喝无关。
  由此可知,吃饭问题始终是中国的老大难问题,难就难在一方面有七八千万人吃不饱饭,另一方面却是愈演愈烈的吃喝风。
  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如此挥霍公款变成桌上美味的,同样也没有哪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像中国的领导人那样,苦口婆心地反反复复地教育自己的官员应该怎样去“吃饭”,甚至有过明确的“四菜一汤”的规定。有统计说,从六十年代至今,政府部门下发的有关禁止大吃大喝的文件达120多份,1988年以来的类似文件便有30多份,那是货真价实的红头文件,却被货真价实地糊弄过去了。
  到了1992年,每年1000亿的公款吃喝打不住了,奢靡是无底洞,又深又黑,据香港报刊消息,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说,仅1993上半年,政府部门和各级国营企业单位的“公款招待吃喝玩乐的应酬费就超过了1100亿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加不少”。
  香港《联合报》在一篇社论中说,“对比大陆国民的生活水平,这样的挥霍浪费实在令人触目惊心。去年,大陆人均全年生产总值只有300来块美元,与香港人均台湾人均相比,悬殊甚大。而去年每个农民的全年平均收入还不到800元人民币,还有9000万农村人口收入更低,许多贫困山区的儿童,在危房中坐砖地上课或因买不起课本而退学失学。”
  有关评论还指出:“半年吃逾千亿元的现象,显示了权力不受制约的腐败,部分由于结构性的体制使然。”
  也许是世纪末情结的关系吧?世界被忧患笼罩着。发达国家的恶梦永远是经济衰退及一些重大社会问题,如暴力犯罪、吸毒贩毒等。科尔或许是更为典型的,在他领导的经济实力可以独步欧洲的国家里,他却在为德国人的独创精神和进取精神担忧,并及时地告诫了他的民众。
  从1993年炒来炒去的新闻中,中国人看不到忧患。而是发了还要发,快了还要快,然而肥皂泡总是会散去,忧患却像山一样沉重。
  仅仅从经济而言,我们的忧患是双重的,一则中国为贫困而忧,二则为奢靡忧。扶贫和希望工程在点燃人心中还没有泯灭的良知和希望;腐败的瘟疫仍在得意地横行。
  笔者从真正的贫困者中录下几则剪影,实在是想提醒国人:那是你我的同胞,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中。
  报载:浙江北郊山区一农户,因为母女两人争穿一条短裤,竟使女儿走上了绝路。
  井冈山,中国革命的摇篮,至今仍有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无上衣可穿,贫穷把她们变成了“天体主义者”。
  海南岛五指山,有的山区农民年收入不足200元,一年中半年的主食是木瓜。
  四川大巴山区的农民为了给孩子们上学付几元钱的学费,不得不到集市上出售自己的口粮。
  四川凉山地区一个少数民族农家,土木结构的房屋内人畜混居、小阁楼上堆放的干草便是一家人的“被褥”,墙角的土豆便是食粮。
  “两根木头一个窝,三块石头架口锅”,这是他们的写照。“照明蜡烛化,吃水扁担化,道路崎岖化,被褥永久化”便是他们的“四化”。
  贫困是可以吞噬一切的,从生命到精神到理智,而消除贫困却要比制造贫困不知道艰难、复杂多少倍,因为贫困也可以成为一种堕性,不死不活地维持着,代代相传,愚昧、疾病、文盲,所有可以矮化人类智商的基因顽强地繁衍、扩张,这就是我们眼前的一种很值得探讨的经济现象:富的富一片,穷的穷一片;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金钱和赤贫都可以传宗接代。
  不知道阳光什么时候才能真的照进大山里?
  山外的人,都市的人,忙忙碌碌牢骚满腹的人,其实很少知道山里边的人,他们也是人。
  贵州山区生活着这样一些中国的老人、孩子和妇女:他们的背永远是驼的,他们的腿永远是站不直的,他们的牙齿全部是又黑又黄的。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他们蹲在墙角落的阳光里,到死也想不明白山外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而在这一片祖辈相传的大山里,魔鬼为什么要独独缠住他们?谁能知道背负魔鬼的翻山越岭辛勤劳作,一年的人均收入却只是217元?这217元相当于城市孩子一个普通的玩具,一件时装的半只袖子,一顿公款吃喝的烟钱而已!
  当地百姓所说的魔鬼就是地方性氟中毒,由于贵州山区煤的含氟量高,燃烧时释放的大量有毒气体便弥漫着,人们便在这被严重毒化了的环境中生活、劳作,最后把一代又一代的人摧残到站也站不直、躺也躺不平。
  中小学的教室里,一律以煤炉取暖。难闻的毒气可以把人呛得喘不过气来,孩子们却早就习以为常,呼吸、嘻笑、大声地读书,一个年级的学生常常是百分之百的氟斑牙患者。
  由氟斑牙到氟骨症,氟的侵入在人体内形成的毒害乃至最后夺走人命,是有一个渐进过程的,而这种病本来有直接、有效的防治办法即改造炉灶,使有害气体排放到大气中。
  为什么不改炉灶呢?这既非高、精、尖的项目,改造费用也不过就是60-70元一户。
  织金县熊家场乡大树弯村一个患氟骨症多年的农妇刘德珍正抱着1岁的小儿子烤火,旁边站着9岁和14岁的两个大儿子,牙齿斑黄,神情木然。“为什么不改一下炉灶呢?”她告诉防疫人员:“我家收入一年才100多元,改了炉灶吃什么呀?”
  新寨村一农户,几年中五口之家因氟骨症接连死去两人,剩下的也都患有严重的氟骨症,丧失了劳动能力,眼巴巴地等着救济粮捱命。
  驼背90度的中老年人不说.那些躯杆畸形的儿童和少年,生命的活鲜已经没有了,荡然无存了,他们在来到这个世界不久,不是先天,而仅仅因为家里付不出6O-7O元无法改造炉灶.便注定了终身残疾的命运。
  贵州省是中国地方性氟中毒最严重的一个省,患病人口达1400多万,占全省人口的45.6%。
  贵州有茅台酒、黄果树瀑布。
  贵州还有遵义城、大渡河。
  贵州的山水名胜是如此地迷人,而大山之中的我们的同胞,却是颈项不能活动、上肢不能屈伸、下肢不能伸直,他们活着,没有男人的坚挺,没有女人的柔媚,没有白的牙齿黑的头发。
  改变并最后结束这种状况,从理论上说并不困难,不妨算一笔账,1400万患者若以3人一户计应是470万户,也就是说需300万元人民币便可一次性地为氟症毒害患者缓解病痛,并彻底地解救现在和将来的孩子们。
  农民太穷没有钱,政府也没有钱,每年下拨的防治经费只有近4万元。
  对于贵州来说,哪还有比抢救人的资源更为重要而迫切的呢?
  令人沮丧、痛心的是,据卫生部地方病防疫司的人士说,由于污染区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经费短缺、防治人员不足,再加上交通不便,照目前的防治速度,解决贵州山区氟污染尚需数百年。
  数百年!
  也就是说还需几个世纪!
  这1400万山区贫民以及他们的子孙、子孙的子孙,仍然得弯腰曲腿地走过漫长的代代相传不能直立的人生,那真是被魔鬼咬住了!
  氟中毒者并不影响生育,前文提到的那位已经氟毒入骨的农妇一年前生下了第三个儿子,作为国策之一的计划生育政策,大概也因山高路远交通不便似乎并未走进这氟气漫卷的深山,残疾者的后代在数百年之后又将是1400万的多少倍数?
  贵州山区的现实与远景,这属于整个中国的悲哀,明确无误地发出了一个信息。对于人类而言,空气和水与五谷杂粮是同等重要的。
  不仅重要在有还是没有?
  更重要在它们的质量:好或者差,差到甚至有毒,最后葬送人类。
  一个例证便是:在中国南方,人们已经争相食用泰国大米了,而自己土地上生产的粮食正日益受到冷遇,因为我国的粮食中农药残留成分已经使消费者不放心了。
  当贫困与某些顽固的地方病缠结在一起的时候,治理的艰难说明:在未来岁月里,生态环境将要决定一个民族的兴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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