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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德国都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侵略国和战败国。但是，战后两个国家对于战争的态度却很不相同。 德国驻波兰总督汉斯·弗朗克在纽伦堡就刑前说：“千年易过，德国的罪孽难消。” 日本的东条英机、广田弘义、土肥原贤二、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板垣征四郎等七名甲级战犯在被处绞刑前三呼：“天皇陛下万岁！”另外339名被处死的乙级和丙级战犯中，认为自己无罪而代人受过的占53％，只有9％的人自认有罪。 战后，德国政府审判并一直追查纳粹战犯。 日本不但没有审判一个战犯，在大工业城市名古屋附近的山顶上，竟然树立起一座高大的“为大日本捐躯的民族英雄”“七名殉难武士”的纪念碑。纪念碑上刻着，这七名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甲级战犯是因为日本“在战争中由于美国投掷原子弹、苏联撕毁中立条约以及缺乏必要的物资而遭到失败”。碑文最后说：“要放眼太平洋，想想谁应付战争责任。”而靖国神社中至今都供奉着1000多名日本战犯的牌位。 1970年12月，西德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在华沙无名烈士墓和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这位二战时期坚定的反法西斯战士、与纳粹暴行毫无关系的国家总理，就在大庭广众之下双膝下跪，代表德国向波兰人民深深悔罪。一位波兰记者写道：“不必这样做的他，替所有必须这样做而没有这样做的人下跪了。”勃兰特的惊世之举，得到了波兰人民乃至全世界的赞叹。1971年，他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战后德国的历届政府和历任领导人，也都表现出了勇于承担战争罪责的道德勇气。 1975年10月，日本天皇裕仁访问美国，这个当年亲自决定向美国不宣而战的最大战犯，仅仅是到华盛顿无名战士碑献花并低头致意。1978年10月，中国副总理邓小平访问日本会见裕仁天皇时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裕仁于是竟也顺坡下驴地说：“在两国漫长历史中的一段时间内出现了不幸的事件，但正如您说的那样，这已成为过去。”裕仁就是这样既没有承认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更无反省和谢罪之意。对此，日本的学者评价道：“从曾经侵略过他国的一个大国元首的角度看，天皇的话太没有人性。” 德国人战后闭门思过，表现出坦率承认错误的勇气。在今天的德国，谁再鼓吹法西斯主义，立即会陷于孤立。1994年9月，联邦议院通过新的反纳粹和反刑事犯罪法案，法案除继续禁止使用纳粹党的各种标志，口号及其敬礼仪式外，还规定，凡同情纳粹、对犹太人和其他外国人进行诽谤、攻击、恶意伤害者，凡宣扬种族歧视及否认希特勒“第三帝国”的大屠杀为犯罪行为者，可判三年至五年有期徒刑。1995年，巴伐利亚洲的几名警察，就因行纳粹的举手礼而被开除公职。 而在日本，反省战争责任从来没有成为政府和国民的认真的行为，相反，鼓吹军国主义的人还很有市场，近在1997年12月，在日本大阪举行的“南京大屠杀60周年纪念大会”上，一位当年参加南京大屠杀的侵华日军士兵到会作证言，但面对右翼势力的恐吓，他不仅隐姓埋名，还只能躲在屏风后面讲话，当今日本的军国主义邪风之昌盛，由此可见一斑。 五十年过后，德国人基本上走出了那段历史，并告别了那场噩梦；可是一些日本人从心理上还是沉浸在那场梦中，并始终在竭力粉饰他们当年的“鬼子”形象。 从对待战争罪责的态度，就不能不说到战争赔偿问题。在这个方面，德国与日本同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德国人不仅在道义上勇于承认历史罪责，还承担了赔偿责任。1953年西德通过了第一个对战争受害者的赔偿法，政府每年支付数十亿马克的赔偿费，到两德统一前，已经支付的赔偿金额近800亿马克。1991年，德国政府捐款5亿马克，表示对波兰受害者的赔偿。1993年4月，德国又向前苏联的三个共和国一次性赔偿10亿马克。预计到20世纪末，德国支付的赔偿将达到1020亿马克。除了政府赔偿之外，当年参与纳粹罪恶活动的大公司也决定向受害者赔偿。从1986年起，克虏伯、弗兰克等几家著名公司开始向当年集中营的幸存者进行赔偿，金额己达5800万马克。 可是日本人呢，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尽管它早已成了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可是在这方面却是一毛不拔。 当然，如果说日本人始终是“一毛不拔”，这也不公平，根据战后远东委员会制定的临时赔偿方案，中国从1948年1月至1949年9月，自日本运回22船次赔偿物资，计35912.76吨，价值不足2500万美元，而中国的战时直接损失，据国民政府行政院赔偿委员会的估计，不下620亿美元。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表的白皮书指出，在日本八年侵华战争中，中国的直接经济损失达62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 1952年4月，台湾当局在与日本签订和约时，放弃了战争索赔要求。70年代，在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过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公开表示放弃战争索赔，并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作了申明。但有些日本人却借中国放弃索赔倒打一耙，说“日本从来就不是侵略国家”，“既然是两国交战，中国也有责任”，所以“中国根本没有资格索赔”，等等。事实已经一再证明，中国人越是高姿态，日本人就越是得寸进尺。即使仅仅从让日本人铭记战争罪责的角度，中国政府和人民也应该坚持赔偿。正因为日本人一毛不拔，进行了赔偿让他心疼肉疼他才会记忆深刻，才不至于死不认账。 战后，曾经遭受日本侵略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缅甸、越南等国，一直明确表示保留要求日本赔偿的权利，结果，从1955年起的21年中，日本不得不向东南亚国家支付了16亿美元的赔偿金额。其中菲律宾5.5亿美元，缅甸3.4亿美元，印度尼西亚2.3亿美元，越南3.9亿美元。中国在那场战争中的牺牲最大、受害最深、损失最重，在赔偿问题上却弄成这样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嘲讽。 香港有学者指出，日本侵华战争损失再加上利息，对华赔偿总额已经超过现值美元1 亿。这一数字看似甚巨，但比之甲午战后日本从中国强行勒索的2.3亿两白银的赔款，与当时两国各自财政收入的比例要小得多。而海峡两边的政府及首脑所有关于放弃战争索赔的承诺，并不具长期的国际法之效力。况且，政府只有权放弃国家索赔，而对于民间赔偿，任何政府也元权放弃或豁免，即使宣布了在法律上也无效。因为获得损害赔偿的权利，既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人权的最重要内容。 就像暴发户在突然发迹后为了让人们相信他本来就是名门之后望族出身，都要“重修”或干脆编造家谱一样，日本人创造了经济奇迹，成了世界第二号工业大国，于是格外关心起自己的过去“行状”来了，如今“财大气粗”的日本人，再也不是战败之时可怜兮兮的惨相，再也不是美国占领军面前奴颜婢膝的孙子，他们不仅要向美国佬说“不”，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发起挑战。 进入80年代以后，日本人更开始来劲，日本政府登上前台不断为大日本帝国辩护，为侵略战争辩护。 1982年发生了著名的教科书事件。日本文部省在审定全国统一使用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时，竟然把30年代日本企图征服中国的历史说成是“进入”而非“侵略”。这种公然篡改历史的行径激起了日本各大报和所有反对党的义愤，不过，直到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及韩国等纷纷提出强烈正式抗议之后，日本政府才勉强宣布把那几段文字改掉。可是，日本政府是在外国的压力之下被迫那样做的，这一事实既能遏制民族主义，也许实际上同样能煽起民族主义。一位公开承认自己是自民党“鸽派”的议员也牢骚满腹地说：“要是我们连想教孩子们哪些东西也得同外国人商量，那我们可受不了。” 1989年2月，日本首相竹下登在国会辩论中说：“前一次大战的宣战诏书是在国务大臣的辅弼下发布的，那次战争是不是侵略战争要由后世的历史学家去评论。”竹下既否认了天皇的战争责任，也否认了日本的侵略，同时，他甚至还企图连同希特勒的侵略罪责也一并开脱。谈到纳粹德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他说：“什么行为算是侵略行为？我想可能是有一些侵略行为，但将整个战争都看作是侵略战争，从学术研究的角度难以下这个定义。”这位日本首相口气包天，看来是要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定案全部都翻过来。 尽管日本的内阁频繁换届，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是也有固定不变的东西，向史实挑战就是一个一以贯之的主题。每一届新的内阁上台，几乎总要有一个什么大臣跳出来宣称战争有理或是侵略有功，尽管至少已经有四五个大臣为这种政治丑闻而下台，但它仍然是走马灯似的日本政府的保留节目。 1995年，在日本战败五十周年的时候，日本国会通过《以历史为教训重申和平决心的决议》。这个酝酿已久的“不战决议”中，根本没有“道歉”或“悔过”的字眼，却说“对全世界的战死者”表示真诚的追悼，实际上为日本政要继续参拜靖国神社在作铺垫。 政客粉墨登场，学者一唱一和。80年代中期，日本拓殖大学讲师田中正明著书《南京大屠杀之虚构》，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这本书，居然得了日本的一个图书奖，1990年，日本众议员石原慎太郎对美国一杂志发表谈话：“我不认为发生过所谓（南京）大屠杀”。1994年，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再次散布“南京大屠杀捏造”论，就连当年参加侵华战争的、属于未流战犯的小角色也赤膊上阵，1993年4月，一个名叫桥本光治的人，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揭露南京大屠杀史实的东史郎。桥本对号入座地说，东史郎根据“阵中日记”写的《我们南京步兵队》一书中的一个将中国人塞入邮袋火烧并炸死的日本兵指的就是他，这是对他名誉的损害。桥本在起诉书中还称，“就连南京大屠杀也是虚构的”，“不仅是对日本军队，而且也是对全体日本人的伤害”。一些旧军人组织了“桥本声援会”，声言“为了我们的子孙，一定要使桥本赢得这场审判”。日本的板仓由明、亩田正已等战史学家也借题发挥，一并参加了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大合唱。 人们过去一直认为日本人是缺乏幽默感的民族，看来，那是一种偏见。君不见，日本人动不动就拿历史开玩笑，如此的国际幽默是任何民族也不具备的。如果有一天日本人宣布“广岛原子弹之虚构”你也不要吃惊，因为假如他们一旦认为有必要再来一次“脱亚入欧”，或者价值观完全变了，挨原子弹成了落后无能和愚蠢耻辱的代名词，那么他们没准儿就会这么干的。 其实，那些竭力否认侵略战争、否认侵华暴行的日本人，只要抽空到东京动物园转一趟，就一定会大有收获。在这个动物园里，有一个笼子的前面挂着的牌子上写着“所有动物中最危险的动物”的字样。但是里边却没有任何动物，而只有一面镜子，所以说，日本人是很了解这一点的，“鬼子”的行径也无可辩驳地证明着，到底什么是“所有动物中最危险的动物”。 针对日本国内一再涌动的否认侵略战争的浪潮，有良知的日本人曾经说，这是一个“不会反省的民族”。 设身处地，反省和忏悔对于日本人来说，确实是一件难而又难的事情。日本人由于主要受“耻辱感文化”的支配，没有固定不变的道德标准和善恶是非观念，因此对行为的判断就不是对与错或功与罪，而是对国家即天皇的忠诚与否和相对于利益的利与弊。耻辱感是对他人批评的一种反应，只要自己的坏的行为不为世人所知，就不必烦恼；而忏悔和认错不仅不能使一个人感到宽慰，相反只能是自找麻烦。并且，在他们看来，公开的反省对眼前的利益只会有损无益，奉行集团实用主义的日本人从来是以今天的利益为惟一的标准。所以也就不存在对过去的行为负责的问题，因此根本没有反省和忏悔那么一说。笔者已经着重说过，我们不该指望这样一个民族会自觉地真诚反省战争责任问题，除非反省能使日本人获得巨大的现实利益，或者不反省就要使他们蒙受巨大的直接损失。 日本人的忠孝一体和举国一致，更使反省战争责任问题困难重重，在这点上，日本与中国大不一样，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很难用于日本。 日本历来只有“一个日本”，而中国却从来存在着“两个中国”。 揭露731部队罪行的日本作家森树诚一说：整个访华期间，在我们所到之处都可以听到“应该把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日本人民区别开”的说法。然而，果真能把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人民分割开吗？我们日本人听到中国方面的这些言辞，真就心安理得了吗？日本人虽然是被一部分军部领导人引上歧途的，但是他们都自认为是以天皇为首领的巨大村落共同体的成员，民族意识特别强，因此把大和民族看作是位居“世界之冠”的民族。军部正是利用了他们的这种思想意识，把他们驱赶进全体国民总动员的疯狂战争之中的，我们是由相同民族构成的单一的民族国家，长期在岛国里接受着没有个性的集团主义教育，已经养成了一套忠君爱国的精神。在我们日本，确实存在一种容易受到独裁者引诱的国民素质。“为了祖国”之类的“黑话”，俨然成了一道免罪符，直到战后，过了几十年后的今天，有些人仍然举着它晃来晃去，并且至今仍然有效。 中国则完全不同。中国的儒家虽然强调“君臣父子”，但从本质上并不培养对个人的绝对忠诚。尤其是几千年的黑暗政治、剥削压迫加上异族统治等等，更早已把中国人对政府的忠诚扫荡一空。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分离，统治者与老百姓的分离，也导致了中国人观念中的国家与祖国的分离。于是，就有了“两个中国”：“祖国”是中国人的，而“国家”是当国者的。统治者视权力为命根子，把国家作为自己的囊中之物，因此，爱国或者卖国，卫国或者叛国，都只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小民百姓虽然忧国忧民，虽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与为了维护既得利益的权贵们的“爱国”，其内涵还是大不一样的。中国的统治者即使想下地狱，老百姓中也极少有人愿为之殉葬。 日本从明治到二战时期的领导人，大部是具有献身精神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即使是把日本民族拖进了灾难，但又确实是要为这个国家争夺利益；他们也没有因为掌握国家权力而使自己变成巨富，没有因为争权夺利而出卖民族利益。可是，同一时期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却是一连串的野心家加上物欲狂，从挪用北洋军费修建起来的颐和园到大发国难财的四大家族，就是国人皆知的明证，更不要说他们卖国求荣的斑斑劣迹了。 日本甲级战犯虽为人类所不耻，但在国内却作为“民族英雄”受到“尊敬”。中国的那些统治者，却大都是身败名裂，只留下一个千古骂名。因此，日本人可以认为“香烟铺的老板娘与东条英机都有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但中国人决不会认为在甲午战败或丢失东三省的问题上，一个老百姓与统治者同有“四亿分之一的责任”。 中国人谴责腐败的清政府和慈禧太后，谴责卖国的北洋政府和袁世凯，谴责不抵抗的南京政府和蒋介石，并不会觉得自己与他们有什么共同的责任，也不会觉得是自己的耻辱。而日本人要进行这种谴责的时候，首先心理上就难以有明确的区分。 在日本，也有许多正直的人一直在严肃地反省战争责任。 前一桥大学教授藤原彰说：“作为日本人，承认自己是战争加害者决不是一件愉快的事。然而，历史的事实是无法抹煞的，我们要做的是将事实如实地正确地告诉人们，搞清事情发生的原因。既然许多日本人都去过战场，更需要搞清侵略战争的史实和其中加害音的经历。这才是真正的和平友好之路。” 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1994年12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前两个月，曾拒绝接受日本的最高文化奖，理由是它跟国家有密切关系。他抵达斯德哥尔摩领奖前在记者会上说： 我们当然非常问心有愧，对亚洲人民更是如此，即使是在今天，我还是相信我们必须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负责，我认为我们必须赎罪，特别是对亚洲而言。我对日本政府以及他们对世界和平的态度都有意见。日本一定要为本身的战争暴行负责，并留在和平的道路上。要是我们放弃日本“和平宪法”的精神，一个非常可怕和非常危险的日本是会出现的。 如果说日本政治的右倾化毕竟还不是“主流”的话，那么，能够严肃反省侵略战争责任的思考，在日本也只是大音稀声。 自我反省是一种价值观，也是一种能力。日本启蒙哲学家中江兆民说，“自省的能力”“就是自己反省自己在做什么、在说什么、在想什么的能力”，他认为，一个人如果具备这种反省能力，他就知道自己的行为正当不正当，具有反省能力的人，就是一个道德的人，没有这种能力的人，就很可能陷入歧途。而自省的准则，就是理与义，“民权是至理，自由平等是大义”。 反省作为一种价值观，是不能也不应强加于人。在真正的意义上，反省只能是自己的事情，是一个人内心的、一个民族内部的事情。对于不具备这种能力和没有这种自觉的人，靠外力而强迫其反省，是极为困难的，或者说那根本不能称为反省。没有自觉的被迫的所谓反省，即使样子做得再像，也没有意义，因为它不会导致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一反省的目的。 反省或者不反省，是日本人自己的事情，自己一定要重蹈覆辙的人，别人是拦不住的。但是，如果日本人继续伤害被害民族的感情，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日本侵略了中国和亚洲，日本人制造了南京大屠杀和无数屠杀无辜平民的血案，日本对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欠下了无尽的血债，这本是历史的不争之论。日本人之所以一再掩耳盗铃地向史实挑战，只不过说明他们自己感到罪孽太深重罢了。 掩耳者为了盗铃。掩耳可以自欺，但却不能欺人；他可以堵住自己的耳朵，却无法使天下人塞听。谁都知道，精明的日本人从来不干折本的买卖，从来不做无用功，从来不搞无利可图之举，而现在，他们以这么大的热情，花了这么大的气力，连续地全方位地向铁证如山的历史事实挑战，他们要干什么呢？ 曾经深受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之害的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正在为维护亚洲和平和世界和平而努力的人们，不能不严重关注日本人这些系列动作的最终目的—— 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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