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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了,那样快,一眨眼的工夫,过去六年。大孟的婚到底也没离成。我再有生花妙笔,一到法院全是白搭。那时,法院厉害,无论你撒什么种子,到它那儿都开一样的花结一样的果。没有不透风的墙,倒是我帮大孟写离婚的状子的事,让“计划生育”知道了,跳着脚跑到我家门口,甩开腮帮子换着花样把我给骂得个狗血淋头。从此,和我结下了不解之仇,气得我妈我爸差点儿没晕过去,忙不迭地向“计划生育”说好话道歉,回过头来说我:“你这小兔崽子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怎么着?宁拆一座庙,不拆一对婚,你懂不懂?你还没结婚呢,先忙着闹离婚去了!”大孟赶紧过来替我说话,说全是他的主意,说这日子实在是没法子过了,才走这步棋的。“计划生育”听见了,跑过来不饶他,又是一通席天卷地地骂。
  六年的日子这么过,再绵软的性子也磨出老茧来了,骂够了,打够了,大孟浑身钢打铁铸,刀枪不入。他精疲力尽地光顾着和老婆周旋了,竟忽略了女儿贝贝。贝贝已经不再是小孩子了,她长成一个快十六岁的大姑娘,个头快赶上大孟了,胸脯也突突地挺起来了,站在大院里,亭亭玉立,模样长得越来越像她妈,俊俏得格外惹人眼目。
  自从六年前砖没有偷成,还进了一趟公安局,大孟的小偏楼就再没盖成。他也没心盖了。一家子就那么凑合着混。没办法睡,只好在屋子中间拉了一个帘儿,“计划生育”也睁一眼闭一眼了。两口子三更半夜里,不是往死里打,就是恩爱起来不顾一切,哪种骚动,对于一个正在成长的小姑娘,都不会有什么好的影响。
  大孟那时光顾着和老婆干了,无论是和老婆打架,还是和老婆干那种事,都只是发泄,是报复。他忽略了贝贝,“计划生育”一直没有孩子,心更不在这儿了。
  其实,早就给大孟敲过警钟。
  贝贝十一岁那年,生平头一次进了公安局。
  家里的环境和气氛,实在让她忍受不了。她想起妈妈,可妈妈再也找不到了。她便想起了姥姥。在她十一年的记忆里,只有这样一个亲人了。小时候,她曾经去过姥姥家。于是,她把爸爸平日放钱的小木箱打开,偷偷拿了十块钱,跑到了火车站。她什么也没拿,只背着自己上学的书包,围上一条天蓝色的围巾。那是妈妈生前一直爱围的围巾。妈妈死后,便一直放在箱底,没有人动过。
  可是到了火车站,站在售票窗口,她不知该买去哪儿的票。她不清楚姥姥的具体地址。那一刻,她又想到去流浪,只要离开家就行,到别处可以给别人干活,自己养活自己。可她又有些怕,她怕坏人,怕到了陌生地方再也回不了家。她犹犹豫豫在火车站售票大厅里徘徊了半夜,最后,倚在一个大理石柱子旁,迷迷糊糊睡着了。大概她的样子太可怜,也太可疑吧,服务员阿姨推醒了她,问她,她什么也不说。人家以为她是个走失了父母、迷了路的孩子,便把她送到了公安局。
  第二天,公安局好心的叔叔耐心地问清了贝贝的情况,把她送回了家。大孟一气之下,不问青红皂白,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是揍了贝贝一顿,贝贝伤心地哭着,眼泪一滴滴落在天蓝色的围巾上。那是妈妈的围巾,她更想妈妈了。
  “这个小丫头片子,现在才多大呀,心就这么野,不好好管教管教,还得了!”“计划生育”在一边煽风点火。从此以后,贝贝常常不回家,她怕“计划生育”,也怕爸爸。
  每一次,大孟教育孩子的唯一办法,就是从老婆那里学来的打和骂。越打,越骂,孩子离他的心越远。大孟的脑子远不如以前那么聪明了,他糊涂得可以,明显的智商不够用,他不明白这样做,让他不仅丢掉老婆,也渐渐丢掉孩子。如果说丢掉了老婆还可以再找,丢掉了孩子。他便彻底的没有了。不能怪那时我们大院的街坊没有提醒过大孟,只能怪大孟自己的心那时飘飘乎乎,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跟着老婆打架在飞,根本落不到孩子身上。
  孩子小时候不怕家境苦,也不怕失去父母,怕就怕这样的环境,说是有家、有父母,和没有一样,甚至比没有还要差。贝贝像一株水分、养料都不足的小苗苗,长得干瘪瘦小,而且畸形,就不奇怪。升中学的时候,成绩不好,也是在所难免的了。她被分配到一所各方面条件都不好的学校,我们这里称之“流氓学校”。
  大孟错就错在他连想都没想一下,应该给孩子转所学校,费些力气负好当爸爸的责任。他没有。他那时脑袋里装满的是酒、是烟、是打架、是骂人、是离婚……不是我当时确实警告过他,因为那时我已经找到一个中学老师的活儿,在学校里看得多了,对那所“流氓学校”也多少有所了解。但是,大孟没有听从我的意见。他那时找我来的目的很单一,很明确,就是让我帮他写离婚状子。
  在这样一所学校里,贝贝的孤独和痛苦,一下子有了倾泻的地方,就像一瓶酒终于倒进酒杯里一样。这个酒杯,就是她新交的朋友。那些新交的朋友,个个都比家里要好,在家里得不到的温暖,在这里却暖得烫人。再也不用听爸爸的骂,再也不用看“计划生育”的那冷冰冰的脸蛋了。孩子嘛,她还像一株缺乏水分的小苗,干渴了那么些日子,遇见了水,便大口大口地吮吸起来。她哪里顾得上分辨一下这究竟是什么样的水,雨水、露水、泉水、还是污染的河水?
  女孩子,到是十五六岁,是个最危险的年龄。女孩子爱美是天性,这种年龄所追求的美,带有许多未成年的因素,正是年老的拼命想年轻,小的拼命想变大,这是一种心理误差,就像在水里放两根棍子,离开一段距离,你要把它们对在一起,总会有一种眼睛的误差一样。比如,贝贝想像大人一样,穿双跟儿高一点的皮鞋,想梳一个头发卷一些的头,想买一件使胸脯挺一些的胸罩,想戴一块镀金的手表……而这一切,家里统统没有,即使有,她也不敢伸手向家里要。但是,她的这些好朋友手里都有,都能满足她的需要。她当然不会想到,她得到了这些东西的时候,也要失去许多东西,包括女孩子尚未成熟的青春,甚至一个少女最可宝贵的东西。孩子的成长,付出的代价有时候是自己想象不到的。
  偶然一次。大孟发现贝贝的衣兜里放着男孩子的照片、香烟和打火机,以及只有结过婚的男人才用的东西之后,他气急败坏,暴跳如雷,拎小鸡一样把女儿拎了起来,狠狠捧了一顿。我闻声跑过去,一把拉住大孟,他还气呼呼的,抡起拳头想接着揍贝贝,气得我不知哪儿来的那么大劲,一把把他推倒在地,大骂他:
  “你是她爸爸,不是畜生,有这么狠心向自己孩子下这样毒手的吗?”
  他拍拍屁股爬起来,挥舞着胳膊又朝贝贝一边打来一边吼道:
  “我就是畜生,我是!我不是畜生,我怎么养这畜生女儿?”我赶紧又拦住他,贝贝哭着跑出了家。“计划生育”在一边拖拉着鞋,嘴里噼噼叭叭地吐着葵花籽皮,像看一场什么杂技表演。
  这时候,一切已经为时过晚。对于一个正在青春期的孩子来说,只能把孩子打得更远。贝贝跑出了家,再也没有回来。
  当大孟再一次见到女儿的时候,是在公安局里了。
  贝贝参加了一个流氓集团。对于贝贝这样的女孩子,进流氓集团,比进一所学校还容易,很简单,家不要她了,自然便有这样的地方收留她。
  这是贝贝第二次进公安局。她刚刚过了十六岁。她被送去劳教所教养。大孟定期到劳教所看她,第一次,大孟走进这个比别处多了好多铁栏杆的地方,心里像被无数鞭子在抽。贝贝见到大孟的时候,用一种异样的目光,仿佛在望着一个陌生人。那目光让大孟心惊胆战,让他不由想起小时候听到那个故事:被判死刑的孩子见到他的妈妈,把他的妈妈的奶头咬下来……那是对不负责任的家长的惩罚。大孟悔恨交加,他已许久许久没有流泪了,但这次他当着贝贝的面,流下了眼泪。
  贝贝进了劳教所,我们大院少了一个人,老天爷好像不能眼看着我们大院少了一个人,得让另一个人替补贝贝。就在这后来不几天,小梦没和她家打一声招呼,突然回来了。把她妈先是吓了一跳,紧接着是哭,然后骂她心狠、心硬、心不想着妈、不想着爸、不想着家……小梦不说话,听她妈哭、听她妈骂,听她妈抖落出陈芝麻烂谷子般的数落。那几天,我不是听大孟家两口为贝贝闹,就是听小梦家为小梦哭。谁让我住在他们两家之间呢?大院因小梦回来更不得安宁了。谁也不知道小梦为什么突然回来,小梦也不对任何人讲,包括她妈她爸也不讲。我见了她几次,觉得她老了许多,或许是大西北太艰苦,她的眼角都隐隐出现了鱼尾纹。她光冲我苦笑,这一笑,鱼尾纹更显得明显起来。
  我看得出她有心事。这六年在大西北,并不顺心。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只有她一个人回来?那个大兵呢?结婚六年了,她没个孩子吗?开始,我以为她可能是回来休探亲假,六年没回家了,休的假肯定长。但是,她在家里呆的时间也太长了些,整天无所事事的样子,让她妈看着就来气。然后就是一把眼泪一把眼泪的数落她。她不吭声,不是傻傻地愣在哪儿,就是一甩手转回家去。我觉得她有难处,曾问过她:“需要我帮忙吗?你可千万别客气!”她摇摇头说:“不用!”然后,她拍拍我的肩膀:“还是你对我关心,我看出来了,姐姐我谢谢你!”她这个拍我肩膀的动作,还像过去那样亲昵,一下让我想起以往许多往事。不过,这个动作让我很不习惯,好像我还是个孩子。甚至,在她拍我的时候,我神经过敏地看看旁边有没有人。过去的事,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总让我作贼心虚,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我知道那一拍拉近了许多已经快被遗忘的事情的距离,过去的,便没有过去,像一枚书签,夹在哪本旧书里,以为忘记了,其实没有忘记,一下子就有出现在面前,书签还那么完好如初。我到现在也闹不清这是一种什么感情,只是觉得心里像爬过来许多条蚕一样的小虫子,咬噬着的心如桑叶一样沙沙作响。我知道,响起的声音,都是过去的声音,而不是现在的声音。这声音对她对我还能有什么作用吗?有什么意义吗?
  小梦越是这样什么也不讲,越让我猜想她一定是有什么事,而且,不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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