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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应美国旧金山美国艺术剧院之邀，于1988年9月上旬赴旧金山市参加他们为纪念奥尼尔诞生100周年的话剧《马可·百万》的演出，11月下旬回沪，前后两个半月，其中排练一个月，演出一个月共35场。这里姑且记下一些排练中的感受。 在旧金山，记者来访问或和观众座谈，他们常常要提这样一个问题：你感觉在美国演戏和在中国有何不同？ 当然，生疏的、异国的舞台、观众和合作者，第一次用英语演戏，这对我都是新鲜的体验，紧张而又有趣。但就创作、特别是排练工作来说，确又并没有感到和国内有多大相异之处。如果说有，那也许是属于导演乔伊卡琳个人的工作特点：她并没有在案头工作上花费多少时间。在进入排练之前，先由美工师和服装设计师向全体演职员谈了他们的设想，然后由乔伊本人做了一个简短的导演阐述，讲了半个多钟头，内容大体上有三点： （一）奥尼尔创作此剧是受了美国作家辛克来·刘易斯的小说《白壁德》的影响，剧中的马可波罗是白壁德式的人物。 （二）此剧演出难度大，过去数度在美国演出，都未能引起很大注意。此次得到了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奥尼尔的专家波葛特教授的支持，他提供了原剧本中一些未经发表的部分，很有助于体现原作的主题。 （三）此次演出，想从全新的角度处理此戏。要突出它的讽刺意义，尽可能使人感到滑稽可笑，希望能使人感到：我们又发现了一个奥尼尔的新剧本。 在她谈过之后，全体演员对了两天词，就开始走大地位，动作起来了。 去美国之前，乔伊已和我通过几次信，她的这些基本想法，我已有所了解，对我理解这个剧本，确有很大帮助。因此，不作什么案头讨论就进入的排练，倒也不使我感到突然。何况，也的确有这样的导演，他们不善过多的理性分析，他们喜欢通过动作来抓取剧作的真髓，去塑造人物。乔伊原是个很有成就的演员，她演的奥尼尔的《啊，荒野》以及其它名剧，都是很得人望的。这样的工作方法，也许正是演员做导演的一个特点吧。 戏的情节并不复杂：13世纪，马可波罗跟他的父亲和叔父来到元朝大都经商。元朝皇帝忽必烈汗原是希望他父亲能从罗马主教那里带100个贤人来和中国学者展开有关灵魂不朽问题的辩论的。罗马主教认为这是不恭之请，没有派人来。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无奈，就抬出只有十七岁的马可波罗来搪塞，忽必烈汗见马可波罗倒也颇有智慧，便把他留下，对他进行东方式的教育。待他长成，还加以重用，送他到扬州当总督，……长成后的马可波罗使忽必烈汗非常失望。一是因为马在扬州实施高压政策，横征暴敛，民怨沸腾，他完全无视精神的价值，成了一个十足的拜金狂；二是因为库卡钦——忽必烈最钟爱的外孙女爱上了马可波罗，而库卡钦公主即将远嫁波斯国王。此时，马认为自己已发够了财，要求退休回意大利。而即将出发去波斯的库卡钦却突然提出：希望马可波罗在回意大利时，能首先伴送她到波斯去，从大都到波斯，需要两年的航程。谁知道路上会掀起什么样的感情狂澜，会招致怎么样的后果？！然而，为了不使任性的小库卡钦在远离故士前失望，忽必烈终于同意了她的请求…… 第二幕第一场。在码头上，大船即将启旋远航了，忽必烈来到船上为库卡钦送行。一开场，便是忽必烈对库卡钦说的一大段话—— 忽必烈：“我得走了。（把她揽在怀里）该说的都说定了。小花儿，一切稀罕的事都是没法向人说明白的秘密。就因为这，人生注定了是孤独的。可我真盼望能有什么神力向我保证：我答应了你的请求，能给你带来幸福。哦，老傻瓜，我又惹得你哭了。……就当没听见吧，按照你自己的心愿去做吧。谁又能事先看清楚自己哪件事是做错了？！反正一个人活着，不是快乐就是悲哀。……别哭了！就是现在，我也可以跟阿尔根（波斯国王的名字）取消你和他的婚姻。就是为这打一仗，也在所不惜！” 排练了多少遍，演公主的沈馥（美籍华人）和我都觉得没有什么味道。我以一种惯用的告别时有些哀伤的语调读这段台词，听起来，总像是一个哲人对人生的幽远的冥思，或是对公主的长者式的开导。不，不，这时的忽必烈不应给人这样的印象！而且，两个人的感情都显得不够复杂，没有“戏”可看，不能从冲突中迸出性格的光彩。 “忽必烈说的‘稀罕事’是指什么？”乔伊似乎不解地问。 当然，这是指埋藏库卡钦心底的爱情了。此时此刻，离别在即，忽必烈更加为自己钟爱的外孙女担忧了。在两年的航程中，库卡钦和马可波罗的关系将向哪个方向发展？！不论马可波罗接受或不接受她的爱，都不会有好的结果的。 “对，这是分别前的最后时刻了，今后不知是否还能见面。你说，要说的话都已说过了，那末，在这之前，我们究竟说了些什么？！”惯于思考的沈馥诘问着，眼里闪着思辨的光。 那么说，是要做一个即兴的小品了。虽然很少这样的经验，但我觉得有必要这样试一试。我（忽必烈）尽一切努力劝库卡钦不要让马可波罗伴送她去波斯，脑子里挤出一切理由，口吻一忽儿软一忽儿硬。然而沈馥（库卡钦）顽强得很，她干方百计抵制，有时哀求，有时又任性得无可理喻。将近十分钟的对话之后，我们却感到无话可说了，谁也说服不了谁，随之，是一个长长的不愉快的沉默。 “好，好，这一场戏就从现在开始吧！”乔伊满意地说。 从这个不愉快的沉默开始，我抓住了忽必烈的不平衡的心理状态。就要起碇了，我该上岸了，但是，总不能就在这样不愉快的情绪中分别吧。在那不到两分钟的一段台词里，一忽儿安慰她，似乎是向她让了步，甚至替她作解释；一忽儿又有些懊恼，担心自己的允诺会给她带来不幸和痛苦；一忽儿又想还不如把她留下，恨不得把马可波罗一刀杀掉。此时，他像一只在狂暴海浪中大上大下地颠簸着的小船，听任自己情感的驱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是我自己的奴隶！”他不再是一个沉思的哲人，他是一个任性的君主，同时又是一个无法使用自己权威的被情感所支配的软弱老者。最后，他不能不向库卡钦告别了：“活着，这是一个人向另一个人能做出的唯一劝告！……如果你得到幸福，不要忘记我！” 由于要掩饰内心的惶惶不安，止住自己的哽咽，在说“不要忘记我”时，我忽然用了极其严厉的，像发怒的君王吩咐侍从、长者威吓没有出息的女儿时的那种生硬、粗鲁的声音。 “好，好，我喜欢你用这样的方式来传达此时此刻的感情。”乔伊的声音此时很甜美。 “我不知道……”我耸耸肩：“你觉得怎样，弗莱达？（沈馥的西洋名字）” “很合乎忽必烈的粗犷的性格。”沈馥沉思地点点头。 我摊开双手，无助地说：“唉，我这个演员本来是李斯廉郝华型的，真弄不懂，怎么被你们变成华莱士比雷了！” 排练场上的人都开怀大笑。 其实，我是在暗自得意的。李斯廉郝华是个优雅的知识分子型的电影演员，在三四十年代，他演的罗蜜欧，《卖花女》中的黑堇思教授，《飘》里面的阿希莱，都呈现出一派沉静、睿智的风格。而同时期的华莱士比雷则是以演粗野的莽汉闻名于世的。我在自己准备台词时，时常担心把这个满口哲理语言的忽必烈演得像个沉思的学者。现在看来，我已经逐渐抓住这个人物粗犷豪放的特点了；对于我自己，是个可喜的突破。 排练的日程是紧张的。然而乔伊总是从容不迫的样子。她常常像是不大明白似地，提出那样这样的问题，和演员一起摸索人物的形象。在第一幕第八场中，马可波罗从扬州回朝述职，忽必烈对他在扬州的作为很为不满，但在对话时，却有时说出一些过分赞誉的话。难道这是出于真情吗？忽必烈对于马可波罗是既不满又赞赏他搜刮民脂的才智吗？对于这个问题，乔伊不置可否，但却一味要求饰演马可波罗的丹·瑞卡特目中无人似地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洋洋洒洒地讲述他的一套积聚财富的诀窍。随着排练的进展，我越来越觉得眼前这个马可波罗压根儿没理会忽必烈对他的指责，他极端自信，自鸣得意，以至于对自己弄钱的本领非常自我陶醉！这时，我才感觉到，忽必烈对他的那些赞誉原是一些反话，是一种不耐烦的挪揄和讽刺。妙就妙在马可波罗对此毫无党察，自我感觉仍然良好，这不但给忽必烈添上了一层诡谲的色彩，而且使两人性格对比更加鲜明了。 美国同行们很喜欢思考和讨论。演马可波罗的丹·瑞卡特、演元朝老臣朱荫的兰道尔金以及演公主的沈馥，他们的戏都很吃重，往往不期而然地聚集在我的化妆间里，谈论对角色的认识，对戏的处理。说着说着，就拿出感情对起台词，动作起来。琢磨得有所收获，就满意地叹息说：“有味儿，有味儿！”丹·瑞卡特并不满足于把马可波罗演成一个简单的拜金狂，我认为奥尼尔笔下的马可波罗和忽必烈一样，也是一个具有强烈悲剧性的人物。一心追逐财富的结果，放掉了纯真的爱情，最后自己也感到无限空虚、迷惘。（的确，许多美国朋友对我说：美国人整天忙些什么？弄钱，弄钱！然而，生活是多么空洞乏味啊！）全剧的最后一场，库卡钦公主由于得不到她所追求的爱情，在波斯抑郁以终。面对她的灵柩，忽必烈无限伤怀。而与此同时，马可波罗却在他的老家威尼斯，滔滔不绝地发表关于发展丝织工业的演说。在他讲到丝织工业需要孵养几百万条蚕虫时，人们只听到“百万，百万”这样的字眼。戏到此时结束，丹·瑞卡特（马可波罗）开始还声嘶力竭地喊着：“百万，百万”，逐渐，声音越来越低，越来越显得空洞了。他的眼睛呆呆地望着剧场楼厅的黑暗空间，那里传来微弱无力的回声：“百万……百万……” 和同行们一起讨论这出戏的悲剧性，对我是极好的启示。固然，忽必烈汗追求精神完美而不得，却遭受着沉沦的物质世界带给他的幻灭和痛苦，这是一种悲剧；而马可波罗，被物质欲望驱策着，无法停步，贪得无厌地积聚财富，最后不能不感到精神上的羸弱和空虚，这也是一种悲剧。也许，这是奥尼尔企图在这部作品中表现的人的劫难吧？！在进行排练的日子里，我访问了坐落在丹维尔的奥尼尔故居“大道别墅”。望着他那阴暗的书房，窗外萧索的丘陵地，再听解说员讲述着奥尼尔晚年的孤寂状态，这个想法就更为鲜明了。《马可·百万》并不是一出历史剧，而是作者借题发挥之作，在剧中的马可波罗这个人物身上，凝结着奥尼尔对拜金社会的诅咒，一种带有无限痛楚之情的诅咒。而他笔下的忽必烈汗，则笼罩着他自己的影子，涂抹着他的孤独和失落感。但，却又不失他对生活的深沉的爱恋和希望。 因此，《马可·百万》并不像某些评论家所认为的那样，只是一出浮泛的抨击拜金主义的讽刺剧，它还渗透着奥尼尔所痛切感到的人世的悲哀。 这样的认识，使我在表演最后一场——忽必烈哭库卡钦公主时，更容易引发出一种深沉的悲剧感，一种带有哲理性的痛苦…… 一个月的排练是短暂的，然而它给我的回味是无穷尽的。饶有兴味地共同探索人物的精神世界，探索作品的奥秘，也探索人生。不断有新的发现，不断引起共同的惊奇和快意，这大概是艺术创造的最大享受，也是美国同行们和我都最为留恋的事吧。 首场演出的帷幕就要拉开了。我进入化妆间，惊奇地发现许多合作者给我写来的祝愿信。导演乔伊卡琳写道：“你的来临使演出丰富了百万倍。和‘李斯廉郝华’和‘华莱士比雷’合作、特别是和孙道临本人合作，对我是个彻底的享受……”丹·瑞卡特则写道：“你是真正的灵感。……王尔德说：‘生活在真理中，啊，那是最伟大的生活——生活在真理中！’”演元朝老臣的兰道尔金写道：“能有机会认识这样有意义的剧本并和你一起演出，我的感谢之情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能看你的表演，和你一起谈话，听你谈你的计划，你的梦想……这一切，都太奇妙了！”沈馥写道：“和你一起工作，认识你，真是奇妙的经验。让我们再次合作吧。生活，纵然它也有不少恐怖和艰辛，但你使它成为一个充满勇气、爱和巨大幽默的历程！” 这些信里所用的惊人的大字眼真正使我感到惶恐和愧作。然而，美国同行们这样率真的热情又不能不使我激动。他们并不像我们那样善于节制自己的感情。但，也就是因为这样率真的热情，才使我强烈感到：真正的对艺术的美的追求是可以超越国界的。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感到：在美国演戏和在自己国土上演戏，并没有多大的相异之处吧。 （选自《走进阳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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