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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城市盲流(5)




             12 窝哥被戴上脚镣手铐

  当一个巨大的思想掏空和排挤了所有人的脑髓,欲统治和替代几亿人的思维的时候,由江青搞的八个革命样板戏,又开了历史先河,在整个文化艺术领域,唯我独尊,掀起狂澜。
  一切表现、反映人性本能的爱情、亲情、友情和人情的艺术,都被视之为异端邪说、非革命甚至反革命、资产阶级情感的病毒。
  吉它,一种西方早年流入中国的小乐器,在当时被江青定性为“小流氓”乐器,意即只释放靡靡之音,是黄色怪物。
  然而吉它琴却是最能表达、体现一种个人情感情绪的色彩十分丰富的乐器之———它既可以独奏,又可以伴奏,轻便,我喜欢它。
  那时,弹吉它的教材奇缺,乐器厂也几乎不生产这东西。
  凭着四处的偷经学艺,然后潜心总结研究,我竟然能编出几页吉它入门的教材来。
  我主动上门教学收学生,为了满足爱好者的需要,我找了两个朋友,用三层板,桦木木头,乳胶,做出了许多把吉它。我既能演奏独唱,又能简单教学,后来发展成供货上门;我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商品艺人”。当年,似乎还小有名气——也许是我血液中的遗传基因,也许是我的小聪明,或者两者皆有?总之,我能唱许多歌,我有不少“歌迷”、“拥趸”,有不少男女学生。
  王连便是其中一个。这小伙本是街道企业的普通工人,极追求西方生活方式、依照当时的流行语,便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
  他买了一把吉它琴,请我教他。
  他有一间小房间,布置得有点浪漫情调:地上,一张小地毯,四壁,糊上浅色纸(并非现时之墙纸墙布),一个小书柜塞进不少书,外国诗集、中国诗集、几本电影画报和言情小说。床头柜花瓶中永远有一束鲜花,那床头灯罩上,为随时变幻灯光而备有可盖上的红色、绿色或黄色的纱布,以改变着房间的气氛。
  一把吉它,挂在墙上最显眼的地方。他很爱打扮,虽穷,但宁肯把钱花在穿着上。
  每次我教他弹琴,从姿势到指形、手形、身形,这些,他几乎很快学会,他报答我的学费不外乎一餐饭或半包烟,我也不在乎。可惜他永远弹不出一首歌。
  但我发觉我每次去教琴上课,他那温馨的小房;司内总会有一位姿色绝好的小姐在他身边,几乎次次换人;
  他事先总对我“有言在先”:凡有第三者在场,别说你是老师,也别教我,你只表演,弹琴唱歌即可。
  这次当然不例外。我当练习,也无所谓。一首又一首曲于和独唱,他偶尔插入哼唱二三句,间歇中,拖过我手中的吉它,胡乱弹拨三两下,总有一句精彩的总结:“我今天嗓子不好,”或“我今天灵感未来。”当然,只有我知道,他既不会弹,更不会自弹自唱,随他去,与我有何关系?
  有趣的事来了。
  有一次,他邀了我去弹琴、唱歌(又换了新女客)。累了,饿了,我见他不开饭,自觉起身告辞了。他把我送至门口照例一句椒盐英语:“咕得儿拜”。我知道,他在为那房内的女士表演。
  走出几步,我猛想起我的弹琴拨子忘拿走,转身便去取。
  “……刚才那小伙子的琴弹得如何?”他在问那小姐,颇有点莺声燕语的味道。
  “好,弹得太好了,我都陶醉了!”那小姐赞叹出真话。
  “你觉得他的歌唱得怎么样?”他不失时机,更进一步。
  “哎呀,歌喉也不错,好有感情!”她说。
  “嗯,很好,你有很好的欣赏鉴赏能力。你晓得不,他是我许多学生中一个不太争气的学生,唉,我教得辛苦!”(天啊!)
  一般来说,我天性不乏幽默,也具有某种水平的小品谐剧创造能力,不过王连这一手功夫,我的确始料不及。他也许太聪明过分,也许,爱情太需要虚伪?
  故事才刚刚开始。
  他靠近那位姑娘:“人生要吃饭,却更需要音乐去消化,这就是幸福,如果连音乐都不懂,那就是块木头——这是许多漂亮的女孩子的致命伤……”他伸出一只手轻轻抚着那姑娘的肩头,另一只手搭在她的膝盖上:“你,外在能打90分,如果跟我学弹琴、唱歌,还有学诗,你就是标准的双百分,你的人生就会由此而增加光彩,由此而改变……”她睁着大眼睛,痴迷而陶醉。
  “我喜欢你,你有天赋和灵气,我只收你这一个学生——我会让你骄傲、幸福——你爱我吗?”王连双手扶起那姑娘站起来,捧着她鲜红的脸颊,吻着她半推半途的嘴唇……
  我掉过头,轻手轻脚走了。
  又一次,我偶然地去了他的家,站在门外,我隐隐地听到一阵收音机发出的噪音,我敲了门。他听出是我,把门打开一点。
  房里几乎没有灯光,窗子紧闭,还堵了一床被单,那小桌上一架收音机罩在一团半昏暗的台灯光线下。
  “听‘美国之音’……”他对我神秘地,又在挤眉,又在眨眼。
  “见识下自由世界的开放,物质发达的社会。”他小声地说着,走近收音机,蹲下,手在旋钮上拔弄着,这是一架五灯管收音机。“九九,你太老实了,人生就是享受,你不懂!”
  我停立着不动,思想一片混乱:“收听敌台?!”不到半分钟,我不是害怕,而是一种担心,我抽身赶快走了。
  也许是一种征兆,尽管如此,我还是没有逃脱。
  不久,我被叫到派出所。
  “你们叫我来有什么事情?”不像过去,毕竟也当过了几年社青,并非一进派出所就脚软,天生带有种负罪感,这次有点理直气壮。
  “啥事?你问我,我还问你呢!”一公安反问我。
  我真的是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自己无职无业,低头做人,谨慎小心得很,只求生存,别无所求。
  “你站那边去反省,想清楚,等会儿找你。”那公安同志用的这方法,我早已懂得。半小时过去了,我的回答使他生气:“你究竟是装傻还是装怪?你不干坏事我们会叫你来,我们吃饱饭了没事干?”
  这次我的确不是在装怪装傻,我干脆不讲话了。
  好久,他也许感到我这面间鼓不敲是敲不出声音了。他单刀直入道:“我问你,你在南桥河边认识哪些人?你们在干什么坏事?老实说,不许撒谎!”
  又是大包围,我索性道:“我如果犯了法,是跑不脱的,请你直说,我到底犯了啥法,我做了,我就认。”
  “好哇,你的态度还硬呢!我问你,也提醒你,你认不认识一个姓王的小伙子?”他也不耐烦。
  “河边上姓王的小伙子?”我脑筋一闪:“你是不是说的王汤圆?”
  “王汤圆,还李草鞋嘲,你们一起弹琴的!”
  “喔,是王连,对不对?”我说。。
  “是,就是他,你们狼狈为奸,干了些什么坏事,坦白交待,揭发有功。”
  我实实在在是在这世界上已太难有区分好坏事情的能力了。
  “他,我不知道,我,本人没有干过坏事,也没有和他干过任何坏事!”我回答得太直截了当,他暂时找不到话说。
  我从早上8点已站到了开饭时间12点钟。那公安在楼梯坎的炉子上煮起饭来。
  “你回去吃饭,2点钟再来交待问题,不要跑,逃跑,后果自负!”他手一挥,自顾做起菜来。
  出了派出所的门,我心中如压了块石头。这许多年来,我做人做事都尽量不与派出所这道门坎有沾连,太累了,太痛了。
  然而,今天,又从天上掉下啥祸事击中我?我紧张,我气恼,复又伤心……
  巧合,出了派出所大门,尚未抵达桥头,迎面撞到王连。他骑着一辆半新半旧的处理跑车,口中吹着口哨。他招呼了我。
  一瞬间,也许是出自自然,或者是出自同情,我说:“王连,我刚从派出所出来,你最近小心点,不多说了!”
  他很心虚紧张,还想多问,我手一摇,快步走了。我回到家,姐姐、母亲都用万分担心的目光审视我:你又闯了啥祸?
  匆匆吃了点饭,我无法对家人解释,仿佛,她们也很理解,我又去了派出所。整个下午,我都站着反省,直到天色已晚,那公安才对我道:“你的问题主要是揭发,主动,才有出路。今天晚了,你回去,写一个怎样认识王连的检举材料,明早8点钟准时交来,走!”
  返家后,一夜未眠,思前想后,自己究竟受到王连什么牵连?始终不明白。
  第二天一早,又到派出所报到。刚跨进大门口,那公安一眼便看见我,一个耳光扇得我金星直冒,怒吼道:“好胆大,你还敢搞共守同盟,通风报信,你是想罪加一等!进去!!”没有如昨天还可站墙角,而是一掌把我推进一间关人的黑房间——我心凉了半截,问题越来越严重了?!
  “你给我滚出来!”许久,门锁哗啦一声打开,我站在两三个公安面前。“看你表面还老实,结果你还很会演戏,今天不把问题彻底交待清楚,你就休想再回家了!”一把手铐,在我眼前晃来晃去。
  “同志,我究竟犯了啥法,我自己都搞不清楚,未必我认识一个人,他有问题我也算犯法?”我心一硬一冷,冒出了想说的话。
  “哪个是你的同志?你要我给你端出来,可以,那就不能算是你自己主动坦白交待的啰!”另一公安叼支烟,狠狠地瞪着我道。
  “如果我犯了啥法,我认就是了!”我自以为光明磊落。不料,那公安伸手猛地一掌,叉着我脖子吼道:“好嘛,你们诱奸少女,收听敌台,大唱黄色歌曲,这都不叫犯法,还叫守法?把你真的抓错了?你还敢给王连通风报信,你胆子好大!”
  我懵了,这一连串的罪名,如同瓢泼大雨,把我浇淋得晕头转向,成木鸡一只。我彻底明白,我被冤得太浑了。
  但是,我不会哀求,因为我知道,我的权利只有两个字——沉默。
  我接连在派出所被关了几天,情况越来越严重,王连被逮捕抓进了监狱。我瞅准一个机会,逃跑了,不敢回家,躲在乡下。
  不到两月,我才从参加了公判会的人的口中知道,他被判刑20年!我真是不寒而栗!他因为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参加了一个所谓“裴多非”黄色俱乐部,搞野合、群居,追求性解放;其二收听“美国之音”,散布反动言论;其三,与几个他的“女学生”发生肉体关系,被“学生”反戈揭发……
  虽然,后来他被减了刑提前释放,但我却是死里又一次逃生:许多年后,一位在公安局工作的朋友间接透露给我,第一,当时确实我本人循规蹈矩,没有介入参与过他的“罪行”;第二,我强硬抵触的态度和顽固立场反而救了我,但是,在那时候,不跑,肯定要受牵连,吃个劳教什么的太容易了!真是“躲脱不是祸,是祸躲不脱”,我太侥幸了!

  几乎是同时,1968年窝哥也被判了刑。因为“文革”,我长期在外躲避漂流,我算运气好,躲脱了祸事,然而,他抄了别人的家惹了祸,也同样被通缉,他在民办单位上班,没有我那逃避的自由。他的家庭出身,自然会成天然的“运动员”。在城里呆不下去,他躲到他兄弟下乡当知青的地方——绵竹县去。但是又惹了祸,加上单位造反派领导整他,他被判了20年重刑。
  直至1986年,也就是18年后,我才在成都街上见到他。那时,他已被提前释放,在街上蹬客三轮车。
  我们蹲在街沿边谈了很久,他见到我时,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在唏嘘喟叹一阵后,我才真正弄清楚他被抓、判刑、逃跑和提前释放的全过程。
  他父亲从万县警官学校毕业后,曾任重庆青木关警察局副局长,这种“伪警察”家庭出生,当然对他的影响很大。
  1968年底,他跑到他兄弟下乡当知青的地方绵竹县躲起。当知青自然很苦,听说县安办扣压了知青的安置费,他“见义勇为”,硬带头煽动和带领包括他兄弟在内的许多知青,冲进县安办,强制性提取了部分安置费(3300元)分给大家。据说他曾扬言:知识青年只有三条出路,乘“文革”之机大搞抢抄抓、打砸抢;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和蒋介石“反攻”大陆。这是他的政治反革命罪状。又:他持刀行凶杀人未遂(伤断对方一根小指头)这是刑事罪状。两罪合并,成了理所当然的“反革命杀人犯”。
  1968年,正值“7·23”布告和“8.28”命令出台,打击叛国投敌,严罚知识青年打砸抢抄抓——他撞到了枪口上。
  他从成都工厂里,被五花大绑押解到绵竹县看守所,他说,他每天惨遭毒打,拳头击胸,膝盖抵腹腔,用手腕粗的竹棍抽打腿股,一捆又一捆的竹棍被打成刷刷,那些“群专”(“文革”中群众专政指挥部)人员,在他伤痕累累时,不给药吃,还饿饭。天未见亮,县上一老头便开始敲起铜锣,挨家挨户通知:今天批斗成都的打砸抢抄现行反革命杀人犯,人人必须参加……
  窝哥说:“每周把我们(还有邓小娃判了13年)拖出去游街示众,叫那些不懂事的娃娃在我们脸上、身上吐口沫、扔石头……一个乡一个镇地游街,胸口上挂个牌,还强迫喊打倒自己,不喊便挨打……”
  他在绵竹县关押、折磨了7个月后,被当时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判了重刑20年,送到旺昌县101劳改厂劳改。
  在劳改工厂,他已几近残疾,内心十分不服,故此,逃跑了三次,都被狼大和摩托车抓回,最后一次在成都,在外面呆了15天。
  不服改造,竟越狱逃跑,这当然是罪上加罪。抓回来后,那些干事问他为啥不服改造要逃跑?他回答:“我不是不服从改造,我认为你们太黑,判我判得太重了!”
  “你以为你能跑得出我们的手掌吗,随便你跑到哪里,都会被抓回来!”
  “我跑到香港,你们就抓不回来了!”
  “我问你,你到香港干什么?当特务?”
  “我三(女上)在香港开布行,我想去当一个小工,这是我的实话。”
  窝哥虽然未加刑,但是,他坐了1年零8个月的“小间”。
  何谓“小间”?即靠山岩深挖建造的高不过2米,长宽不过2.5米,有一天窗透气,有一小洞递饭,有一马桶大小便,有些谷草和一床破草席的黑洞。
  “我的手,被土铐子反铐(土铐比正规手铐扎人痛,无法解开),脚上戴30多斤的脚镣……”他的眼神,从深度镜片后透出一种杀气和冷光。
  “那吃饭、解溲、放风总要打开嘛!”我问。
  “打开?哪有这么好的事!”他呸地在地上吐了一口唾沫。
  “那手被铐起,吃饭咋办呢,未必有人喂?”我又道。
  “把手从双脚下反过来,用嘴咬碗,脚夹碗,舌头舔,趴下去喝!”他说得似乎很轻巧。我听着,周身发麻。
  “唉,可恶的是那些苍蝇大的山蚊子,咬一口一个毒疙瘩,背上、后腰上、手上、脚上,全身无处不咬。咋办?你咬我也咬!我把它们赶到我的嘴唇舌头能触及的部位,一伸舌头,用唾液一粘住,舌尖往墙上一顶——都被牢牢粘死在墙上,密密麻麻。一个夏天下来,有上千只……”
  “有没有放风?”
  “放什么鬼风!”
  “有没有药吃?”
  “病死活该!许多人才关一两月便忍受不住,撞墙、割脉自杀……”
  我拼命吸烟,连问话都无力气了……
  通过窝哥的反抗和上诉,上面又进行了再调查,确实证明“故意杀人”与事实不相符合。当时窝哥带领众知青闹事,身上确实带有匕首。那次,他说,他很累了,走到一家饭馆门口,声言借张凳子坐坐,坐坐便还。可是,饭馆“受害人”早对知青的调皮捣蛋无好印象,气势汹汹回答不借,并恶言相加。当然,与窝哥一起的还有几个知青,窝哥觉得下不了台,扬言:“你不借还骂老子,谨防给你龟儿子一刀!”
  那饭馆伙计也不退人:“你娃敢,给你狗胆子你也不敢!”
  “你看我敢不敢!”窝哥抽了刀,耀武扬威地恐吓着他,刀在他面前挥舞着,殊不知,那年轻伙计伸手夺刀,自然反映,窝哥的刀子挥去了他一截小指头,这就是“故意杀人未遂”的实际经过。万幸,公安、检查院很负责,若干次取证、调查,对杀人者和受伤人叙述经过反复核对。终于最后认定:是“持刀误伤”。“反革命”罪,不言而喻,众所周之,夸大其词是当时的“极左”产物而已。
  窝哥被减成8年刑,可是,1981年10月提前释放出来时,计算起已经蹲了13年牢——当然,这类“文革”中造成的冤、假、错或过重案,比比皆是,只有算在“文化大革命”的头上了。
  朋友中,我还想补窝哥几句,他,是一个讲义气,易冲动,好打抱不平的人。且举几例:1966年“文革”中在“火烧西南局,炮打省市委”的战斗怒吼声中,人民南路“8.26”红卫兵们批斗西南局书记李井泉,窝哥竟敢在台下大吼:“这老人白发满头,你们又打又推,都是中国人,不要太过分了!”话说完,他上去搀扶,欲背李井泉,殊不知散会后他被不认识的人围攻暴打了一顿。
  还有:提前释放后,他义务献过三次血(虽然他已是骨瘦嶙嶙,身体极其虚弱),一是在火灾后救人,二是救垂危学生,三是为红十字会。
  听说,他现在还在蹬三轮车,辛劳、贫穷。但是,我相信,他的故事,除了他自己该总结外,我认为,记下来有益——免得有人再为那段伤心的历史进行开脱。

          13 生意上门,她竟是陈锡联的女儿

  人总要生存下去。1974年夏天,我、顾老师(原四川美院毕业后失业)、乐加相邀到公园去挣钱。我的任务是招揽生意。
  “朋友,来张写真速写画,画一张三角,画两张五角!”我手中拿着画像,见人便喊,可硬拉不到生意。
  我汗涔涔地往那树荫下坐着的乐加和顾老师处看了几眼,他们在眼鼓鼓地等着,希望能有客上门。
  都一上午了,还是没开张,我口干舌燥又喊了起来:
  “喂,朋友,来一趟成都不容易唷!雁过留声,人过留迹。这充满诗情画意的杜甫草堂已有千多年的历史,把你真实的容颜留在真实的风景中,做一个人生永恒的纪念;那不仅将证明你具有文化艺术的高超眼光,而且,这张由艺术家给你描绘的画像更具有无比的意义。你想,再过一千多年,你的尊容将会与伟大的杜甫诗人一样永放光芒、名垂千古——这不同于照相唷,这是艺术,资格的艺术——哪个先来?”我话说完了,围上来的六七个人也散了,各走各的路。
  我口若悬河,也许,是肚子饿得凶的原因。
  那些人走了,一个都没拉着,我对着他们的背后,悻悻道:“你们不要到那头去照相,他们用的是空胶卷,那些戴‘红袖套’的是冒充相馆头的,哄你是龟儿……”
  这一招还有点灵验,两个少女掉头朝我走来。“你看,画得如何?线条清晰流畅,形象逼真动人……”我激动地说着,一边挥着手中的招贴。
  “画一张要多少钱?”有个女孩动了心。
  “不贵,不贵,只收三角!”我边说边把她往树荫那头引。
  “是不是你自己画的?”
  “不,是的,是他们画的……”我有点结巴。
  她望了望那头僻静的乱树丛,看我一副迫不急待的样子,涨红着脸,紧张兮兮地转身走去。
  “喂……”我看着她的背影发木,我身上汗水都干了。
  “这样子拉生意要研究一下,那个燕胖子手艺那么拙,一天要画四五个人。”顾老师睁着永远是那么明亮的眼睛对我说。
  “对头,那胖子硬是有财运,样子稳得邦老,画面又脏,形象又不准。速写人像,没听说过还要用红色涂嘴唇、脸颊的。要好生研究他拉生意的方法!”乐加抽着半截烟锅巴,说完,又递给我。
  “我看这拉客上门的生意里头有心理学问。”顾老师穿着那件洗得泛白的衬衫,额头的皱纹在阳光下汗涔涔地一闪一闪。
  我坐在草地上思忖着他们的话,想着那一身又脏又烂的燕胖子拉客的神态和操作技巧。
  “自然灾害”年代,我正在读小学,饥饿迫使我与罗鹤做了几个月投机倒把的票证生意。啥“大方”(粮票)、“小方”(布票)、“满天飞”(全国粮票)我们都卖过。那种违法的交易比起拉客画像来更是需要机敏和反应。在热闹的街道中总有有隐蔽感的地方,人来人往,你要在那一两秒钟眼光的对视里,判断对方是否是“客”,或者是路人,或者是“牛脑壳”(公安、人保),没有识相的经验和反应,是不能做这种生意的。心有灵犀一点通,双方一“接火”,还不敢说话,只能用手势比划打哑语:先在半空划个圈(代表全国粮票“大方”),又速伸出数指头以示每斤单价,后收手掌按唇以示“小心”;另一只手往某个方向一指,食指、大指在香上沾口水作捻数状(意即到厕所里去钱票两清)。这一“系统工程”必须在短短二十秒钟迅速完成,达成协议者双双自觉入“交易厅”成交。
  若遇见目光对峙的并非“客人”的人,票贩子则目光迅速顺势飘移,那种若无其事的神态好像一切均未发生,最多,你不过疑惑他是“神经过敏”而感莫名其妙。此法源远流长,也许,这就是科学又精辟的“原始销售心理学”吧(多年后我亲自在开放后的深圳以外汇换人民币采用过此法,入“厕所交易厅”才发觉非我一家,早已形成“群众运动”了)。
  “妈哟,晌午都过了,肚皮也饿了。我再去试一下,不信拉不到客!”我又到小路叉口上去守株待兔。
  运气好像是来了。
  小路那头走来一群人,走在前面的,是一个女解放军,她身后走着几个男青年。他们一边看,一边谈。我一听,外地人,立即走上前去。
  我走到那为首的女解妹面前,很有礼貌地用四川椒盐普通话,神秘又含糊地,但不失严肃地在她眼前展开画板,忽又关上:“你看……很好,如何?……那边。”我的手在比划,头在摇晃,眼睛在热情地表达。
  我的突然出现,使那几个男青年紧张地围了上来,但我的有盐有味的举动,却吸引了那与我年纪相仿的女解妹。
  她漂亮的大眼睛惊疑地望着我,使劲地想弄明白我表达的意思。
  我把画夹又打开,把那速写像在她眼前又晃了晃,口里断续梦呓般地说道:“画像……艺术……”朝那乐加和顾老师“潜伏”的地方指了指。
  她脸上露出了笑容,终于有点明白了,当她完全反应过来时,我们已到了树荫下。乐加和顾老师早已打开了画夹,站得笔直笑嘻嘻地等在那里。他俩放了张报纸在石头上请她坐下,二话未说便认认真真地开始了工作。
  那几个男青年东张西望,一直围着我们。有一个人走近那坐下的女解妹凑着她耳朵低声说了几句什么,那女解妹挥了下手说了句:“没关系!”那男青年走开去,其余几个手抄在怀或手背在身后,左右地围着我们,毫无表情地欣赏着这些艺术家的土艺术。
  两支铅笔在唰唰响着,她温顺大方地坐在那里。
  我站在乐加背后装模作样地赞叹:“好,像!太像了,特别是眼睛……”
  乐加抬头瞟了我几眼,这是种暗示——不要称赞过火。我收了嘴,聚精会神地看着。
  不过10来分钟,两张都画好了,一张侧面,一张正面。她起身拿着画像看着:“很好,画得真像,很准确,真把我的那种气质神态给抓准了!不错。”她脸色微红,声音甜润。
  “我应该付你们多少钱,两位老师?”她把画卷在手中,显得很有教养,问道。
  “……我们一般每张收费三角,这两张画你随便给了就是。”说到钱,艺术家总比不上谈起他们的艺术那么干脆利落和大胆。
  “这样吧,两张我都要了,我给你们五元钱,好不好?”她扫视着我们站得笔直的身影,显得文雅又大方,好像特别理解我们这些落魄的下里巴人。
  我们收下钱,高兴得涨红了脸,连声谢谢。
  “走!我们去吃碗炸酱面,再喝二两!”乐加捏着那张五元的票子,眉飞色舞,挥着他那几乎旧成刷刷的衣袖。
  顾老师脸上挂着微笑,我们三个边走边笑地朝面馆走去。

  “你们站住!”我们才走了不到一百米,突然身后蹿出两个“红袖套”对我们大喝一声。
  “坏了,是公园‘人保组’的!”乐加脸色骤变,叫苦不迭。
  我们蹿进林子想溜走。
  “你们都不准跑,跟我们到管理处去!”
  话音刚落,又闪出来两个“人保”把我们围住。
  “画像卖手艺挣钱,又没有犯法!”我一肚子火气,嘴头分辨道。
  “少说空话,有话到人保组去说!”
  几个人三拉两扯,把我们押到人保组。
  进了公园人保组,被推进一间当然并非是专业的审讯室,我们并排站着。
  一个身穿蓝色公安制服的中年人,把我们周身上下看了个透彻。
  “把你们身上的东西摸出来放在桌上!”他厉声道。
  桌上摆满了东西:五元钱、几个分币、火柴几两粮票和几截香烟屁股、铅笔、小刀、擦子,剩下只有揩屁股用的几张草纸。“那个女解放军是不是你们画的?”他的眼神闪着职业的绿光,咄咄逼人。
  “是我画的。”乐加坦然说道。
  “你画的?我晓得的是你们两个都画了的,哄我!你,还有你!”他用手指着我和顾老师。
  “我也画了一张。”顾老师平静地说。
  “你们干了什么违法乱纪的事,今天必须老实交待!”他背着手走来走去。
  沉默。
  “看来你们都成了‘油条’了,是不想坦白交待了?”他手在桌上一拍。
  “我们没有违法,只是画几张人像求生。”乐加分辩道。
  “画像?谁叫你们画像?哪个同意的你们画像?”他态度越来越凶。
  “我们没得工作,画几张画讨点生活。”顾老师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到。
  他燃起一支烟,鼻子里嗯嗯直响。突然他手一指:“你是干啥的?快说!”这一闪电似的转向,使我一震。
  “报告,我是知青,想找碗饭吃。”我知道,在他们面前硬碰只有吃不了兜着走的份。
  他吸着烟,坐在桌边,眼睛在我们身上搜刮。
  “你,啥家庭出身?劳改过没有,劳教过没有,受过处分没有?!还有你和你!快讲,老实交待,不许隐瞒!”他跳起来指着我们。
  家庭出身,这犹如我们与生俱来的胎记一样,几乎成了耻辱的同义词和致命伤。
  乐加的父亲是国民党战犯,至今关押在战犯管理所;顾老师出身于地主家庭,本人是“黑人黑户”;我的出身是“国民党反革命子女”
  “好啊,你们狗日的想翻天啊!你们个个都是专政对象,不好生改造自己、背叛家庭、脱胎换骨当好人,竟然不务正业,搞投机倒把,挖社会主义墙角,骗人骗财,违法乱纪!”“人保”越说越快,口沫四溅,声震四壁。
  “我们没有骗,靠自己的手艺挣钱,也没有犯法。”出自一种自尊,乐加已忍受不住辱骂。
  突然,“人保”啪地一巴掌击在桌上,硬币都震得跳了起来。
  “你还敢嘴硬!你们晓不晓得,你们犯了大法,闯了大祸!”他开始暴跳如雷。我们三人面面相觑,感到莫明其妙。
  “你们非法画的那位女解放军同志是哪个?嗯?是首长,是中央首长——的女儿!是中央领导人陈锡联司令员的女儿!”
  我们眼睛鼓得大大的,起码有一分钟的沉默。其实当时并不是被这“伟大的”名字吓住了,实在是多半感到一种兴奋和得意。
  “你们胆大,竟然搞诈骗搞到中央首长的头上了,你们自己说,这严重的阶级报复该咋个处理!”
  他一古脑把气出完,就像抓到大特务一样得意洋洋,翘起二郎腿,叼起一支烟,用火柴哗地一下点燃,坐在椅上。
  “报告领导,我可不可以申请杆孬烟来抽?”我,毕竟是知青,对于那些威吓恐吓早已见惯不惊、习以为常了。
  我的手伸到他的面前不缩回来。
  “人保”被我这反常的举动搞懵了,他那双眼瞪着我,啼笑皆非,尴尬得下不了台。
  终于,我胜利了。他从烟盒中抽了枝“飞雁”摔给我。其实这烟比我们的烟屁股“芙蓉”牌还差个等级。我走上去,拿起火柴点燃猛吸了一口,说了声:“谢了。”
  不知道是否因为我比乐加、顾老师年轻些,还是因为碰巧“人保”的亲戚朋友、舅子老表中也许有人也在当知青,他公然还赠了杆烟给“诈骗犯”抽。
  场面十分尴尬,室内相当闷热。
  ……
  “快点进去!少装疯迷窍!”又是那几个男女“红袖套”,连推带揪又抓了一个人进来——我们定睛一看,乐了,原来是画像的同行、竞争生意的对手燕胖子。我把烟飞快地吸了一口乘势递给了乐加。
  “你们把我请来有什么事啊,嗯?”燕胖子身高1.8米,一边若无其事地环顾四周,一边在脏成油布样的“司机服”上作弹灰状。样子傲慢得很。
  “哪个请你龟儿来,站好!”“人保”找到了出气筒。
  “呵,你们没有请我嗦,那我就走啰!”边说,燕胖子边转身朝门口走。
  一把,他的后衣领被几个“红袖套”死抓住,拖了转来。他差点摔倒。
  他与我们站在一排,两边一看道:“呵,老苟,你们几位也被请来了嗦。你看见没有,那墙上几幅杜甫诗意画还装裱得可以,可惜,都是假的,赝品。”说着,他走近一幅国画,用指头沾口水在上面摸了摸。
  我们三个憋住气,简直想笑出声来。
  只见那“人保”忽地从椅子上跳起来,伸手对着燕胖子喉咙就是一叉:“你给老子站过去,放老实点!”
  “你们要打嗦。”燕胖子一伸手顺势抓起“人保”头上那顶威严的蓝帽于,抛向空中。
  这下,真正大祸临头了。六七个“红袖套”包括那“人保”一窝蜂围上去,抓的抓头发,扯的扯衣裳,一阵拳打脚踢,打得燕胖子倒在地上。
  “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文斗,不要武斗……”燕胖子倒在地上又滚又躲,抱头大喊。
  也许,这种奇特的抗拒方式起了作用,他们竟然齐齐地住了手。
  燕胖子的嘴角出了血,左眼睁不开,头发扯得乱七八糟,衣服也撕烂一大块。“你们不打了嗦。”他艰难地弓身单腿跪在地上拾起零落的铅笔和扯断带予的画夹,还有散在四处的纸。
  他立在那里,死死地把“人保”盯着,眼神中仿佛对方根本不存在。
  “你狗日的坏,你死编活编把中央警卫团来成都参观的解放军弄倒角角头画像,还强迫给人家‘剪影’。你骗了钱不说还敢攻击社会主义,造谣说你是电影演员下来体验流浪者的生活,明天还要拍一部劳动人民吃苦的电影,哪个不晓得你是个无业人员!你说,你今天的行为是收容还是劳教?”
  燕胖子揉着被打肿的一只眼睛,一手揩着嘴角的血:“我看最好是劳改,听说他们有固定伙食,每年还要发套衣服。”
  燕胖子是重庆大学的学生,因为生活不顺精神受过刺激中途辍学,人们都叫他燕疯子,但他表达出的个性和智慧,无法令人相信。
  几个“红袖套”还未等“人保”动手,又冲过去打了他几拳。
  “人保”被奚落得嘴皮发白、脸色发青,大声地骂道:“你们这些阶级敌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今天公然在首长、上面的人面前丢我们辖区的脸、肇我们公园的皮,不接受教育还敢公开对抗!共产党的政策是不打好人、专打坏人。走!把他带到所上去,好生修理。”
  “算了,他有病,放了他这回嘛。”我帮起腔。
  “我们不晓得她是中央首长的女儿,退钱给她就是啰!”
  “我们没有乱说话,五元钱是她自己愿意给的,可以对质的……”乐加和顾老师也在分辨。
  燕胖子没有开腔,又走到那幅杜甫诗意画前,自言自语道:“假的,就是假的!”这时,正欲发威的“人保”被一个人叫到外面叽咕了一阵,他进到屋里,脸色由阴稍微转晴。
  “我给你们几个说清楚,今天算你们运气好,这里的安全没有出事,但是,政治上出了事——我警告你们,下次抓到你们,决不客气!”
  我急忙伸手去桌上拿东西。
  “投机倒把的工具和赃款统统没收,都给我出去!”
  可是,我们四个人一动不动。
  “你们站着干啥?是不是还想进派出所过夜?”
  “报告领导,可不可以申请把那五元血汗钱还给我们?”我实在想不过。
  “呸!”他不是唾在我脸上,而是地上。
  乐加抓住我的袖子朝外快走。我们挤出门后,燕胖子掉过头来对屋中的所有人道:“我给你再说一遍,那幅画是假的,再挂,有损我们社会主义形象!”说完一瘸一拐地走在我们前头消失了。
  那次在人保组挨打后,燕胖子在床上躺了几个月。改革开放这几年不见了他,老苟说,他病死了。
  人生是短暂的。历史,有时很可笑。如果一个人能选择出身和家庭成分,这人类的发展史就要改变。中国的文化传统和道德理念就会产生紊乱。
  我能有选择的权利,岂不证明我也有被后代抛弃的理由?可是,我们的确都没有一个“好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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