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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知青岁月(5)




              13 劳改农场的犯人

        金河浪急水滔滔,
        连绵大山云折腰;
        湍湍急流难行船,
        山鸟展翅难飞高。

  四川最大的劳改农场,就在盐源县,就筑在这荒凉、人烟稀少的天然屏障中。要逃出盐源县,必须游过深不可测、恶浪滔天的金河,这当然是不可能办到的。像在有力的拳头中,盐源县被紧捏着。
  盐源劳改农场有三个分部,关了近四千人,距我们落户二十几里地的甘海公社有一个分部,主要负责栽种苹果树。
  盐源有这么大一个劳改农场,这是初到的我一点都不知道的。
  一次,我无聊,走出了双河公社地界。酷日当空,天上没有一丝云彩。远山在蒸腾中,地上干裂。爬了一个坡又涉上一个丘。踏寻在这贫瘠荒凉的不毛之地上,我像一只顽固的黑蚂蚁,东撞西碰,似乎想窜到地平线那边,找出大地苍凉的原因。
  山上的石头奇形怪状,小的如土炮的炮弹,大的有如圆圆的坟包,走了几十里路,几乎没有看见一个人,瞧到一棵树。我又累又渴,却找不到一条溪沟一滴水。这真是一块光秃秃的好去处!人一到这里扎下,只能有一个求生的想法——再苦,都要活下去!
  我已不能再胡乱走了。上了一个小山顶,我坐下歇息,拿出我的兰花烟吸了起来。突然,一掉头,就在这谷沟的另一面,一片葱绿,好惊讶,这不是彝族老乡的村落,便是知青的社队。我忽地站了起来,穿上汗渍的破球鞋直向那绿洲奔去。
  简直是桃花源!溪沟中流水潺潺,山坡上一垄垄的苹果树,那些树被红的青的大苹果吊得又低又矮。真是令人惊喜若狂,我快步跑过去,伸手就摘下一个比拳头还大的苹果,擦都不擦,张开大口便啃,好香好甜!我一生中还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苹果。几口吃完,又摘下两个左右开弓,索性坐在树下阴凉里大嚼起来,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吃个饱!
  我正在大嚼,突然背后扑通一声,吓我一跳,我急忙转过身,口中手中还有苹果半边。一个人形,在我面前如椿土似地在嗑头:“大哥,吃不得唷,这些苹果都编了号的,不见一个我要饿三天饭呀……”我停住吞咽,鼓着眼睛,对脚下跪着的人大惑不解。他发出的声音使我真有点不寒而栗。我定睛一看,才发现这是一个面带菜色的老人,头发蓬乱而花白。那身衣服虽洗得干净,却是疤上重疤,一副高度近视眼镜架在他的鼻梁上,有半边镜架,用根粗线绑着。
  “大爷,大爷,快起来,我吃了苹果赔你的钱就是,我实在是太口渴了!”我赶忙搀扶那大爷,有点不知所措。
  “我晓得你们是知青。这些树上的苹果都是编了号的,不要说吃了,就是掉下来一个,我都要讲清楚,即使烂在地上也要拿回去交给干部报销。你吃了这么多,又摘了这么多,我咋个给干部交待,就是不挨打也要饿饭关‘单间’啊!”说着,他已经泪眼迷蒙,嚎啕起来。
  我摸着胀鼓鼓的裤包中衣袋中的苹果,撩开苹果树叶,果然,那一个个青红生熟的苹果,都挂着一块小牌子,上面确实编有号码……
  “大爷,你们公社还要打人啊?”我仍然迷惑。
  “你是真的不晓得还是假的不晓得?我们是劳改犯,这是我们劳改农场种的苹果,我负责守这苹果园,你看嘛,那边就是我的窝棚。”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透过绿树丛隐隐发现一个矮草棚。我心想,惹祸了,这么多苹果哪来钱赔?况且……我突然反应到,36计,不如跑为上策,我的眼睛在梭巡,咬了下嘴唇,突然,那大爷扑通一下又跪了下来:“大哥,跑不得唷,你要帮我这把老骨头唷!”
  不知咋的,我喉咙猛一紧,鼻子有点发酸。面对这白发苍苍的老人,纵然我是个无牵无挂、天不怕地不怕的一条光棍,也狠不下心来拔脚开跑。
  “大爷,这样吧,我吃了的摘了的你数一下,我全部认账,我陪你去找于部,一切责任我负!”我扶他站了起来。他说:“没法了,只有这样子啰,你不晓得,他们整起人来黑得很喔。”
  我脱下衣服,把摘下的十几个苹果包里起,数了下,已经吃掉七个。
  我在前,他在后,慢慢走着。走近他守苹果的窝棚,他说:“我把碗筷拿到,再披件衣服。”出自好奇,我把头探进窝棚。搭在这小路边高坡上的窝棚,其材料主要是竹子和稻草,地上也铺了厚厚一层稻草。一个烧得变了形被烟熏得暗黑的锑盒挂在铁勾上,两个瓦罐和一挑粪桶,锄头,一床破烂的被盖“茶尔瓦”。这地方,再也看不见什么。
  他拿了碗筷放在一个挎包里,又披上件大棉衣:“小伙子,你不要跑了唷。”我回过头对跟在我身后的他大声道:“大爷,你放心,我肯定不会跑,我走前面你走后面吧!”我主动走在了前面。
  到队部要走七八里路,他已届满70岁了,只有走走歇歇。我递给他纸烟抽,他双手接过去点燃,一瞬间,我发现他二指夹烟吸烟的姿势,有一种相当优雅的感觉,一种潜在的风度和气质闪现在这一瞬中。
  “大爷,你不是犯投机倒把的法判的刑吧?”路上无聊,我们攀谈起来。
  “什么投机倒把,我是国民党黄埔军校的,起了义又反弋,结果被判了16年反革命罪,我早就刑满啰,在这个棚子里已呆了几年啰……”
  我的心沉重了,踩着高低不平的山间小路,十分懊悔。
  我的三舅就是关在石棉矿的劳改犯。他因任三青团洪雅分团书记,一解放就被判了十二年徒刑。据我母亲说,因为团聚无望,他的妻子迫于生活和政治压力与他离了婚,嫁了人。剩下两个孩子也随他妻子而去。虽就业已经多年,仍然没有亲人来看望过他,他也是在农场劳改了20年的犯人——十分凄凉的孤寡老人……
  我一边在走,一边在想,假如身后这位老人就是我从未晤面的三舅,假如……我的思想混乱极了!

  一路上看见的想到的东西都模糊起来,这是啥地方?坡坎上,远远地出现一座雕楼,一个背枪的军人影子在立着。“队部到了。”身后老人说话像是在憋气,又像在吞声。我把那包苹果换了下肩膀。
  “汪汪汪!”几声撕人心肺的狂吠冒出来,我还未定神,不知从哪里忽地窜出一条恶犬来,对着我身侧咆哮着。我从来未见过这一身长毛,身如小牛犊大的恶狗,那双红眼睛简直像要把我吞进肚里。
  “不要乱动,你不动,他就不会咬你。朝前走,一直走,不要后退……”老人小声地悄悄地对我说着。奇怪,那条狗见我们朝前走去,便停止了咆哮,却绕到我们身后,一步紧一步押解着、监视着我们,口鼻中发出呼呼警告声。当我停住脚,它又叫了起来,我开步走,它就停止了叫声。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条西藏种子的撵山犬,是劳改农场干部特别训练出的。监视、限制劳改人员超范围地界后便开咬的管教犬,只要劳改犯不出地界,它若无其事,一旦越界,三五个大汉未必斗得过它。
  可能我是生人,那狗一直把我们“押”进队部的小院门口才悄悄离去。
  院内,几个人正在从马背上卸东西,几个人在拆洗白菜,他们全都低着头不说话,像没看见我们。到了一间房门口,那大爷拿过我手中的苹果喊了一声一报告!”腰便弯成90度,再也不敢抬头,像一块弓形的山石放在那里。好久,没有响动。我立在墙边,一转眼,见墙角有个人戴着沉重的脚镣啼哩哗啦地在烈日中慢慢拖着脚步……
  “咋毬搞起的,这么多苹果掉了?”我从窗口中瞧见那位干部,一边嗑着白瓜子,一边瞟着摊在地上衣服中的那几个苹果。
  “报、报告干部,经过情况是这样子的……”
  “妈的个×!你们总是千方百计想方打条给我无事找事抗拒改造!”他忽地站起来,啪地一个耳光打在那一头白发的老人脸上,一脚,把几个苹果踢得乱滚,那老人一下跪了下来。
  我忍不住了,一脚踏进门坎:“报告干部,这些苹果是我摘来吃的,他不知道,与他无关,我承认赔偿。”
  可能,刚才那干部没有发现我,他一怔,眉头一皱:“又是你们知青惹事,龟儿子太不像话了嘛!”边说,边朝里面走。我不是犯人,也不虚,跨进了屋里:“来来来,整只成都烟,我们知青说话算数的,认赔就是啰。”他看了我一眼,勉强接了我的香烟,我赶紧给他擦燃火柴。
  “报告干部,是他偷的,我的确不晓得。”那老人指指我。
  “你给老子滚到那边去反省!”那干部手一挥,跪在地上的大爷急忙把苹果收捡起包好,躬腰进屋放在桌上,转身就跑开了。
  “我是双河公社的新知青,才下来的,是我偷的,第一次,第一次。”我嘻皮笑脸讨好他。
  “坐嘛,”他见我站着,口气稍缓和点:“来,剥瓜子!”他抓了把瓜子放在我面前。
  “你也喜欢音乐?”我抬头忽瞧见墙壁挂了一把旧二胡。
  “日他妈,你们知青恼火,老子还是难过,屁大爷想在这山旯旮头守这些死人唷!”他话是这样讲,口气对我却平和了许多。
  这干部看来不过40来岁,衣服干净,却有点来老先衰的感觉。我说你看要好多钱,我凑够赔给队部,不够拿衣服抵。
  “赔个屁唷!来,啃!”不仅不要我赔,他还抓起一个苹果扔了过来。
  其实我早已吃饱了,路上还打苹果饱嗝,不仅当时吃不下,恐怕今后见到苹果都要小心加小心了。
  “你会拉二胡?”他说这话时,像想了好久。
  “会,还会拉点小提琴,吹笛子。”我说的是真话。
  “来,拉两首来听。”他取下二胡,递给我。我当然要把握这个机会讨乖,免得吃眼前亏。
  我调了下音,拉了首《良霄》,这是我中学时向邻居毅头学的,自我感觉还听得。他听进去了:“吔,看不出来,还可以嘛!教下我,我只拉得来革命歌曲。”
  由于这把二胡,其实也是因为他的苦闷,我们竟然建立起了临时友谊。
  “这苹果咋这么大?”我找话问。
  “这是苏联种子,贵得很!”
  “苹果不赔了,那大爷就放了他嘛!”我像劝告,又像恳求,毕竟,太阳都落坡了,大爷还面墙站着。
  “哎,这些事,你就少管,有空来玩,记住,把二胡谱子给我抄起来!”他招了下手,一个年轻犯人快步来到,笑盈盈十分恭敬。“你把这位知青送出队部,不要遭狗咬了,记住来要唷!”
  我出了院子,又回过头来,看了又看那站在墙边的老人,心中放不下:“师兄,那个大爷得不得挨打唷?”那年轻人笑呵呵地对我道:“你放心,那老头多半没得事了,最多饿两顿饭!”我又问他那大爷是不是犯的反革命罪,他说:“凶喔,老头子老顾固不退火,每天早上一个人还要唱国民党的党歌,啥子三民主义……咋不遭嘛,算了,我们少谈政治,走!”
  那年冬天,我们分的口粮眼看就告罄,玉米粉中加一点米用甑子蒸,尽量多吃菜,但还是开始闹危机。秀玉告诉我:“九九,反正你爱东窜西跑,不如到劳改队去要点他们喂牛的牛豆回来煮着吃。”于是,我又想到那于部,那次送了乐谱去后,吃了他一顿死马肉,这么久了还没有去过。
  这次,算是最后一次,一幕使我寒心的景象深深刻在我的神经中。这惨景,让我死了心,决定不再与那龟儿干部打交道。
  冬天,四野更显得苍凉,光秃秃的山,光秃秃的大地,一股又一股寒风刺进衣领中,使我直打寒颤。饥与寒,饥最重要!
  终于,来到队部地界,那只撵山狗很通人性,像认识知青,它只尾随着我,离我五六尺远,不声不响。干部给我说过那狗完全分得清农民、知青和劳改犯人,当然,我只顾公开走路不必担惊受伯。
  刚进院门,忽看见院中那拴马的粗木桩上,吊着一个血肉模糊的人。我停下脚步,见那人赤裸着上身,身上布满着紫一条青一条伤痕,好像一层被里上去的有颜色的纹布。他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他的双手反剪,大拇指被一根细麻绳缠绑着,悬吊在那木桩拴牲口的铁环上,他脚下无鞋,脚尖踩在半块楞起的火砖上,整个身体重量悬在指头上,力沉在脚尖上——这是一种虽不致人死命,却令人十分痛苦的刑罚。我的心,不寒而栗,也不知怎的,我双脚无力,拖到了那干部的门口。我一看,他正端坐在木桌旁,一脸怒气,大口大口地吸着兰花烟。他见我来了,手一挥,不冷不热地说了句:“坐嘛!”
  屋里的空气都仿佛在结冰。我大气不敢出,也不便坐下,只是站在那里,真有点毛骨悚然。
  “……你狗日的耍流氓耍到我的头上来了,不给你们这些龟儿子点颜色看,你们是改造不好的……”那干部脸色发青,乱拍桌子。
  “报告,张老二喊来了!”是那个上次送我出队部的年轻人,他穿了一身新棉衣。他瞧见我,报告完毕冲我做了个怪相马上出去了。
  屋外一个战战兢兢的声音在喊:“报——告……”
  “你给老子进来!”
  那人一闪,站在桌子前,头垂得看不见脸。
  “张老二,你看到那桩桩上绑的人了吧?”
  “报告干部,是他,就是他,与我无关啊……”进来这人一口成都话,沙哑又慌乱。
  “放你妈的屁!我给你说清楚,不老实坦白,就吃‘铐子’(指手铐,脚镣)。”干部忽地站起来,从墙上取下一副大铁铐当地一声扔在桌上。我一抬眼,才发现那阴暗的墙角处挂满了脚铐、手铐和各种粗细绳子,还有几根大木棒。我倒抽了一口冷气,看来,这位干部朋友不打算回避我,当然,我也没有理由抽身走。
  “饶了我嘛,我错了,我下次不敢说了……”站在桌前的犯人张老二,一下跪在地上抬起了头。我猛一怔,原来是他,这时,他也瞥见了我,在用眼睛暗示我,想要我帮忙。
  “好生说嘛,坦白认错就是好人……”我鼓起勇气,让干部好下台。
  “他们这些是好人?他妈的强奸犯,没得一个好人!你在背后咋个煽动大家的,说!”干部拿起脚链在桌上一阵乱摔。
  “我说,我说冬天冷得遭不住了,干部该发衣服了……我错了嘛,不该说……”那叫张老二的人,不住哀求。
  “这么简单?不给你狗日的点颜色你是不得坦白的,人家都交待了,你还狡辩……”干部一边说,一边抓起一把绳子把那张老二的衣领抓住往外拖。我看张老二这瘦身坯,活像被干部提只空木桶:“站直!”张老二单薄的破衣服已被撕开一条长口子,“扑”地一声空响,张老二被干部的脚一句,手掌在后脑勺一拍打,面庞向地,完全失掉重心倒地。张老二手长伸出去,胸口贴在地上,身体像门板重重地跌在冷硬的地上。
  张老二还没有叫出声缓过气来,干部一伸手抓住后襟又把他提了起来:“站直!”我看见张老二已一身泥巴灰尘,脸色苍白。“扑通!”冷不防,又是一绊脚一砍掌,张老二又重重地四肢伸伸地摔扑在地上。这次,听得他“啊”了一声,又被提起来,脸上,头发上沾满了泥巴,嘴唇破了,血滴了下来:“我,坦白,我坦白交待啊……”张老二撕心微弱地哀叫着,仍被提起来站得直直的。这第三次摔下去,张老二的脸已破烂——据劳改队的人后来告诉我,这叫摔硬跤,不把犯人的脸摔烂摔破决不罢休……
  我见此状,牙齿暗咬,血往上涌,心一横,既来了,我今天就看个究竟!
  张老二动也不动地趴在了地下,没有了声音。那干部骑跨在他背脊上,一只膝盖抵住他腰部,那一束挽得整齐的粗麻绳在他手中轻轻一抖,松开来,他把张老二的双手毫不费力地反剪过来,那绳头在前膀上两肩处一缠一绕,绳子整齐地缠在那些关节上,不多不少,剩下一截绳头——他把张老二的大拇指牢牢地绑了起。这一连串动作,是那么熟练,是那么的轻松,仿如在编竹筐,又像在雕刻工艺作品——干部轻轻提起他,像捡起一张跌在地上的废纸……
  泪水,血水和唾沫鼻涕在往地上滴。此时,干部怒气仍未消,叫来三个犯人用竹棍打张老二。那几个犯人岂敢不服从。但看得出,他们高高举起,轻轻打下,干部见了,又命令另外两人持棍上来对准那三人乱打,立时,棍棒打击声,怪叫声响成一片……“你们胆大,欺到老子头上了,我守你们反成了你们守我了!”
  院子里,几十个犯人蹲在地上埋着头,端着大土碗无声无息地在向口里拨着老盐菜饭……他们若无其事,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我感到不解,他们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毫无表情,埋着头,像一堆整齐的石头,又像一群吃草的牲口。
  我的心被这场面的血腥冻僵了,我已没有勇气再呆下去,一种愤然之情上升着,但我强制着。我一句话没有说,走了,离开这可怕的“队部”,也不打算再回来。
  张老二这张面孔,我是忘记不了的。因为就在我下乡的第一个月,我到9队苏娃那里去耍,几个人游逛时,在山坡上撞到一个放羊的人,那人知道我们是成都刚来的知青,非常友好和兴奋,并送菜种给我,我只记得他说过他因为贩卖票证做黑市生意被判投机倒把罪,还未满刑,并且老家就在成都南门。
  我走后,他是死是活,我不清楚,几十年没有听说过也没有见过他。但是,我已清楚,他只不过与吊在木桩上那人说了于部的“坏话”。冬天来了,政府发给犯人的新棉衣早已经运到了队部,而恰好那干部的爱人一年一次刚到农场探亲,夫妻一年一次“鹊桥会”情景可以想像,衣服一直没有顾得发下去。冷得受不了,几个人就私下叽咕:“妈唷,当真话婆娘来了搞不赢上床,把我们不当人看嗦”有人打了小报告,本来视自已被同等流放(干部语)的某些干部心中早就有牢骚,这还了得?老办法——整人打人出气!
  口袋中空空如也,牛豆自然没有讨到,但我的记忆里却牢牢地塞进了一个巨大的问号7了一究竟犯了法,人还算不算人?
  后来,知青与犯人打成一片,买卖粮票布票、换菜疏和肉食。有一次,我还救了一位就了业的犯人的驾,使他未遭加刑,后来他还给我送了米。或许,是他们中间有我尚在劳改的舅舅的影子吧?
  劳改农场几幕,给了我后来坐牢上了一堂扎实的预备课。

              14 与犯人交易粮票

  我们这批“社闲”下乡队伍中,既有国民党的“残滓余孽”,也有补皮鞋、卖酱油、修锑锅、磨剪刀等“无正当职业”的手艺人,当然,也有类似我与陈墨君这样的黑五类子女。这批城镇居民来到盐源县,可以说,从县上的治安到生活秩序,都刮起了旋风,给贫瘠落后、平静的盐源县带来不小的震动。一系列社会“不良习气”,自然也包括求生经验,“落后”或“反动”的思想,既侵袭影响着老知青相对单纯、老实的生活观念,也“腐蚀”着安份守己的广大农民。
  从前知青吃不饱“跳丰收舞”,不外乎是偷鸡摸狗,掰瓜摘菜,具有某种意义上的无奈、胡闹和幽默成份,而这批经过生活历炼的男女老少们,对现实却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在这批人中,潜流着一种口号:为了生存,可以偷摸扒骗甚至抢,换言之,即“法无定法”。于是,人群簇拥的赶场天,人来人往的县城,买卖布票、粮票的票贩子东一个西一个开始出现;摸荷包偷东西的扒手小偷濒濒出击得手,那些劳改农场的犯人,就业人员和这群“散眼子”打得火热。毕竟,就业人员每月还有点工资,劳改犯人还有口饭吃,他们有农场果菜米的自给自足基本生活资料保障,较之我们这些挣工分的知哥知妹,没有任何农作经验的城镇下乡居民,劳改犯、就业人员的生活就更有其优越性,稳定性。难怪我刚下乡听小汪对我说:“九九,我们知青还不如人家劳改犯,没得吃的无人管,饿慌了靠人家劳改犯接济点米吃……不然,早就饿死了!”
  盐源县土地贫瘠,出产不丰,靠地生存的农民生活本来就够苦了,这批打空手来接受“再教育”的人,无疑是来抢稀饭吃。
  农民已经很可怜,仅我们公社,一年四季打赤脚无鞋穿的人可以说占三分之一,那些娃娃儿童,许多在冬天都无棉袄穿,女孩子,甚至大姑娘,衣服也是四季一件,确实有人穿不起裤子……人穷了,就爱胡思乱想,求生存就藐视法律,公社供销店被盗,县上公物被窃,劳改农场的鸡羊猪不翼而飞,政治谣言,封建迷信,不满言论四处乱飞,知青队伍成份在改变,思想在转化,许多人,已经不是一条驯服的牛了。
  我,自不待然,队上每天工分值八分钱,年终分口粮包括包谷洋芋不过两百多斤,没有一两肉,一两油,甚至买盐巴打煤油的钱都挣不够。说来令人不相信,有一次许队长找我借两元钱,说队上那唯一的一架车坏了,连买钢丝的钱都没有。我不信,他带了我去看,空坝上横倒那架架车,一头老母猪瘦得一层皮,六七头小猪在胡乱拱泥,饿得叫唤。我说我要看一下队上的库房,当然,少不了我要递支香烟给保管员。他打开门,一股光射了进去,几个大竹篓盛着稻种,墙上挂了十来张羊皮,地上一堆土豆。“九九,不瞒你说,今年的种子都毬没有留够,公社还在催交公粮,我们队上已经是盖了三年的短铺盖啰!”(即顾得了头顾不了尾,每年欠帐借粮吃。)
  队上确实太穷,一两百人只有四头耕牛,十几只羊子,竟掏不出两元钱!我们也穷,全部存款还不到两元。
  我们小队只有一口老母猪崽子,几间烂房子,而大队杨书记,一家人却占有若干间大瓦房,喂了十几条大肥猪!
  看来,靠干活分口粮只能是做一年吃半年,是得想法子!
  “九九,我晓得你六一和六二年困难时就背起书包做过票证生意,我们这山里头的农民把政府每年发的布票贴在墙上……”老何叭着烟,眼睛在眨,说了半截话。
  “贴在墙上,把布票贴在墙上?”我反映不过来老何说的是啥意思,眼睛睁得大大的。
  “这里农民有布票却无钱买布,成都的布票卖多少钱一尺?”老何少年老成,暗中比我老练多了。我恍然大悟。
  “收购这里的布票,拿回成都赚差价,这个生意简直做得!”我把膝头一拍,一下从地上站起来。
  “我们刚来的时候,农民把布票根本不当回事,只要伸手他们就送,没得钱缝衣服嘛!后来知青拿到布票也没多大用处,说到底,还是手中无钱买布。所以后来政府发的布票,农民干脆贴上墙当画看。”老何讲历史。
  “那太好了,我们今天就开始挨家挨户去伸手要!”我当然很激动。
  “哎呀,九九,你也是说起风就是雨,时过境迁,现在哪还有这么好的事情?你们这批来的人都把农民教聪明了,咋可能白白送你嘛!”老何左右开弓,捏着鼻涕,仍然两手一搓当手巾。
  “我们拿些东西去换?”
  “换?你我穿的在身上,吃的在肚皮里,除了几件烂衣服几床破被子,拿舌头去换啊?只有一个办法,出本钱去收购!”
  “本钱?哪来钱,我恐怕一年多没有看到过一元钱一张的票子了。”我十分懊恼。
  “本钱都没得,现在首先就要解决这个问题。我打听过,成都布票要卖四角多一尺,这里收购最多一尺两角多点,你算一下,差不多成倍的利润了!可惜搞不成!”
  我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打量搜索了我们的房子,恐怕最值钱的就是那几个当锅盖、当饭盆、当洗脸盆又当作洗脚盆的瓷盆盆了。
  怎样首先有点本钱,这是最难的事。
  “能不能从成都收点旧衣服来与农民交换布票?”老何手一扬猛然想起这个主意。
  “……好啊,不仅烂衣服,日用品罐罐坛坛都可以嘛,先有几十元就好打仗了。”我喜不自禁:“给成都的朋友写信,请他们帮忙!”
  马上动手,我给成都的好友罗鹤兄写了一信,正在封信口时,秀玉在门口喊:“九九,你的信!”我赶忙跑出来接信,一拆开,里面有五斤全国粮票,这是我在成都的大姐节省下来寄给我的。秀玉眼睛一亮:“九九,我们已一个多月没有见过油荤了,拿去与杨书记家换几块腊肉嘛。”“用不着找他们,九九,你拿到县城去卖个高价,又打盐又割肉,那不更自在?”老何又是比又是划,仿佛肉已下锅。
  “县上又不像成都有黑市交易地方,我卖给谁?”
  “嗨,你的脑袋也不开窍了,当然是卖给那些劳改就业人员,未必卖给县委书记?”老何鼓起眼睛:“卖给他们又稳当价钱又高,你又不是老表,没得问题!”
  这一激,我第二天一大早便出发,第一次在盐源做起票证生意。殊不知,刚走夜路就撞了鬼。
  盐源县城只有一条街,地上铺的石板路凸凹不平。唯一的两家餐馆,一家卖饭,一家卖面。里面,上百只苍蝇乱飞。那些人披着“茶尔瓦”,东一堆西一堆睡在地上。
  劳改农场那些就业人员,通常都会赶马车到县城来购物。我,临时勾搭上一个劳改农场的人,他们,每月有15元工资收入,这相当于我们200天的工分值。
  “要不要全国粮票?”我对他低声地,挤眉眨眼。
  “……咋卖?”他四顾,更加小声。
  “5角钱1斤。”我用手比划着。
  “4角5,你有多少?”他还价。
  “我只有5斤,少了5角不卖,我们知哥等钱买盐打油呢!”我坚持。
  “好,到那边去。”
  这县城清静,落后,原始得无法形容,然而,阶级斗争气氛却非常浓,肚子吃不饱,精神却处于“战斗状态”。
  正当我们在茅房互相递钱交货完毕那一瞬,一只有力的手使劲地揪住了我的衣领:“你们刚才在干什么坏事?说!”一个中年胖子,穿了一身半旧的干部服,恶狠狠地瞪着我,另一只手死抓住那就业人员的破烂袖子。
  “我,我们并没有干啥,只不过随便搭几句话。”我狡辩着,有点无所谓。
  “放屁,我看见你们在做黑市交易!你是知青,你不说,他迟早会坦白,说实话!”中年胖子那副神态,像抓住了特务。
  “……我们没有干啥……”就业人员分辩道。
  “你闭上嘴!等会有你的好戏!”中年胖子对他显然更加凶恶。
  “我告诉你,你们搞投机倒把,买卖票证,违法乱纪,不判刑都要批斗!”他口沫四溅理直气壮。我心想,这穷山僻壤,“阶级斗争”这么厉害?可惜,我在城市早已见惯不惊了。
  “我确实想骗他买我的粮票,但我们并未成交,你就把我抓住了,但是,抓错了!”我的口气不仅不软,而且有点酸溜溜的。
  “他妈的×!你把老子当成啥了?你认不到我?我是盐源县法庭的周庭长!”他有点暴跳起来。但我心想,又咋个,我不怕。
  “你是哪个公社、哪个大队、几小队的,叫啥名字?只要你检举,马上放你,我们只处理他。”自称周庭长的人在对我攻心。
  “我懂党的政策,可是我的确没有……”我油盐不进。
  “我给你讲了,咋不听,你只要检举他,没得你的事!”周庭长不敢相信我这个知青不仅不识抬举,公然还敢包庇坏人。
  我见那就业人员脸色铁青,开始瑟瑟发抖。我知道,他一旦被我揭发检举,其后果会是什么。
  我说:“周庭长,的确是我在找他,叫他买,正在说话,你就来了,他说不要,没他的事。不信,我给你写个保证书。”
  “好嘛,你既然要坚持,就跟我走一趟,说清楚!”他一把抓住我的衣领,像抓小偷一样,揪我走出厕所门,回头对那犯人道:“你等着,谅你不敢跑!”刚走出来,一条小巷,在我眼前一闪,我使劲一摆脱,转身开跑,口中骂了一声:“周庭长,你龟儿子,老鹰打饱嗝——鸡儿吃多了!你挨毬!”一阵风,我溜了。
  从此,我再也没有看见过那姓周的,回去讲给大家听后哈哈大笑一场。

              15 上山打柴遇恶狼

  在乡下,这柴禾问题始终解决不了。家中能烧的都拿来烧了,队上的东西只要是木头的,都已动了手。最后,连木桥都遭拆半边,公社的电话线杆都被锯跑半截。这当然并非全是知青的杰作,峦二(农民)也大有其份。实在是没烧的,逼慌了,只有去打柴。
  “火烧地”离我们住地要走三四十里,来回就近八十里路,这对农民来说,还并不算啥,可对我们知青来说。就具体了,特别是我们新知青,想到为了那七八十斤柴禾跑那么远一趟,硬划不来,没法,还是得去!农民许大顺答应带路。头天下午,得把“饭团”(辣椒、豆鼓、盐巴作馅,手捏紧成团,吃时用火烧烤)准备好,无饭团就准备好包谷馍。绳子、砍刀备好不算,还得养点气力,早点睡觉,夜半三更就得起身出发。
  四十来里爬坡上坎山路,全靠天上星星照明。起先我们跟在农民后面走,天一亮,嫌农民走得慢,自以为是,直朝前冲,哪知还未到目的地,已是手脚疲软,气喘吁吁。我们不知保存力量,农民一一赶了上去,手足麻利,他们已砍了许多柴,捆绑得结结实实,在地上坐着叭烟休息。我们竭尽全力,总算也每人砍了七十来斤干湿柴权。农民用肩担背扛,我们照学。下得半山腰,我已饿得来不起,走走歇歇,歇歇走走。选中一溪水,拿出玉米馍,捧了几簇树叶盖上,用火柴点燃。烧烤热后掏出,在手中拍拍灰,吞咽两口,俯身单手捧口凉水送下。二饱时起身赶路——必须在太阳落坡前赶回家,一来怕迷路,二来怕狼。
  李姐、秀玉毕竟是女性,体力有限,走一段总要稍歇一阵,除老何、陈墨是用肩担外,我与她们都是用背在背。
  几十里路,荒无人烟,夕阳渐渐西沉,与我们一起来的农民早已在前面消失。脚下路不像路,方向好像对头,又好像不对头。突然,一阵狂风卷来飞砂走石,远方山尖挂着的夕阳骤然隐没。头上乌云选来,一个雪亮的闪电撕开云层,逼出一个滚雷压下——天,才几分钟时间全昏暗下来。走在前面的老何与陈墨早无踪迹,前面十来米远的李姐和秀玉也只听得见她们的应答声。脚下,一两尺的距离一团漆黑,头上没有指南,心中没有方向,前面失去了联系……走在最后的我,背着一背柴禾,是退还是进?是停还是走?我已头昏眼黑,在恐惧中下意识地移动着双足……少见的暴雨混着狂风开始抽打我的全身。像梦游,更像旦了笔下的“地狱”,我的瞳孔已放大到最大限度。心乱跳得几乎蹦出口来,我忘记也舍不得甩掉背上越来越重的柴,只是用尽全身力气拼命地向四周呼喊着他们的名字。显然,我们大家都被这个黑色又恐怖的世界彻底吞食了。忽一下高陡,忽一下低洼,我已开始爬滚起来。我的神经在催促我,我总坚持地朝我认为是正确的方向移动……除了狂风暴雨的咆哮声,真像步入地狱,我什么也看不见,也什么都听不见。突然,我的正前方出现一对乒乓球大小的刺眼射灯,又像红又像绿,顿在我的面前一动不动。我马上意识到:狼!二哥曾告诉过我,盐源的老狼曾如何吃掉一个体形高大的成年人;而我又曾亲眼看见过一群农民手举锄头、扁担,在吆喝声中,一条巨形灰狼口咬一头百多斤重的肥猪的耳朵,用尾巴当鞭子赶着猪飞速奔跑的情景。我的手死命地在背上柴捆中抽扯出一根粗柴棍预防不测。那对“射灯”在向我逼近,我已在模糊中看到几只狼头的轮廓,我高举起手中的棍子……突然,几个人清晰的嘶声喊叫传来:“九九!九——九……你在哪儿……”我扭头朝声音发出的方向一看:仿佛好远好远,一线天光映出几个人形,只有尺来高,原来声音是李姐、秀玉、老何和陈墨发出的。“我在这儿……”我用尽吃奶的力气扯起最高音回应他们。“你不要动,站在原地等我们!”我依稀听到是秀玉的声音。我哪还敢动,手中棍子高举,二日飞快梭巡死死盯着那几对“射灯”……“你在哪儿?!”他们的声音终于近了,呼地一声,几条黑影和几对“射灯”一闪就不见了——确实是几条狼,好大!我头上背上不知是冒的冷汗还是流的雨水,感觉到浑身忽地无劲,全身冰冷。“快爬上来,把柴放倒起!”是李姐的声音。我一屁股坐下,把背上的柴捆脱丢在身后,手握棍子,一摸一爬地向她们的影子靠近。终于,我们手拉着手,大家都似乎松了口气。“你路走错啰,咋朝野坟坝狼窝头走哦?”好像是老何的声音。“我也不晓得咋个的,一直在你们后头走嘛!”我的声音显然有着颤抖和虚弱,一边抹着脸上在流的雨水一边回答。
  雨仍然在横竖乱扫,天仍然漆黑似墨,只是雷鸣闪电没有先前那么大了。我们五个,浑身湿透,牙冷得格格直响。没有电筒,伸手不见五指,只有一个挨着一个,手拉着手,一寸一步,小心翼翼地朝家的方向移动着。一个闪电劈下,我清楚地在一瞬间看见:李姐和秀玉发辫上在淌水,一身糊满污泥,脸色苍白……但她们并没有哭!
  二哥在前带路,身后是陈墨、李姐、秀玉,我走最后。我们好像在恶梦中漫游,又好像在漫游的恶梦中憧憬着那属于我们,又不是我们的家,真是一辈子都难忘怀!天边出现鱼肚色,大家终于瘫倒在家门口。
  第二天下午,我去找那背丢失的柴禾——它悬倚在一处陡壁边缘,当时若再后退一步,便掉下悬岩……好险!

               16 卖血逃难

  1971年冬天,我第一次从农村回成都探亲。
  但是,躲避和逃窜,仍然是我漂泊人生的主旋律。
  一个严冬的夜晚,我在床上被拖起来,丢进了派出所。我被推进一间屋子:“你狗日的不在农村‘抓革命生产’,跑回城头吃闲饭,你给我在里头老实点反省!”说完,门被反锁,居委会主任张妈和管段户籍转身离去。
  一股潮湿和霉臭扑鼻而入。我摸到一处墙边空隙地方蜷缩成一团。我总是想着他们刚才把我押出门时,手拿煤油灯立在家门口一直望着我的白发母亲……
  我在患感冒。不知啥时,昏昏沉沉中我听到门外夜风中刮进来两个男人的说话声:“那个九娃扯得很,他的妈是反革命现管,他老爹是国民党,明天干脆把他伙倒那些操妹贼娃子一堆办‘学习班’,好生收拾他龟儿子一下……”
  是在说我。我屏住呼吸,每个毛孔都渗满了绝望和伤心。我当“孝子贤孙”陪我妈挨批斗受欺凌的情景就像恶梦的犀利的碎片,漫天砍下来。所谓“学习班”,我已领教过多次。那些棍棍棒棒,绳绳套套的凌辱专政,我已实在没有力气再承受。“文革”抄家,他们要我下农村,要我打我妈,不打,就自己打自己……
  我必须赶在天亮前逃出去!我使劲地抬门,动不了。摸到墙头,上接屋檐,爬不出去。有一处像是窗子的小孔,是横七竖八的木头钉的,容易撬开。
  我手拉木条脚抵墙,牙一咬眼一闭,只听得“咔嚓”一声大响,窗破洞开。我憋着气一直不敢动,确定他们都睡着了,才像贼一样爬出窗子。我在大门高墙下垫了几匹砖翻身上墙往下一跳——我跑了。
  那是1971年冬天,我的罪名是“没得公社证明”。
  往哪里去?家,成了罗网;回农村,一千多里的大山路,腰无半文咋个走?又不会偷又不会抢,要想有路费快逃,三思后只有一个可靠办法——去川医卖血!
  我立即赶到四川医学院“献血处”。
  “献血拿证件来去后头排起!”身着白衣的女医生在登记,头也不抬,不耐烦地挥手叫我站到一边去。
  我木然呆立。一位登完记的中年眼镜对我说,政府规定“献血”要有证件,单位证明或户口簿都可以。这三件“法宝”我都望尘莫及。茫然又绝望的我,头重脚轻地在川医空坝子头踩着命中注定的伤心。
  没得钱,走不了路;不卖血,又哪来钱?真料不到连卖血都要“验明证身”!天已擦黑,须赶快找个地方躲起来。
  罗鹤君家住九眼桥。他是我的好朋友,从前我当社青倒霉的时候,我们总是“背时大团圆”。还是只有去找他。
  他揭开蜂窝煤炉子,在坛子里头舀了垒尖尖的一碗米煮起,由我黑起心胀了一顿干稀饭和老泡菜。我把想返乡下和卖血的打算及我的“在逃”告诉了他。他听后长叹一声,问了好久说不出话来。
  罗鹤早先也是最早的那批1962年“上山下乡”到茶场种茶树的老知青,为了抢回户口,他头发都愁脱了一半,好不容易回来当上一个工人。他供养着瘫痪在床的白发老母。
  他的家是公房,由隔邻两房椽伸出的那两部分交叠在一起构成他家的屋顶。这十来平方的地方终年四季白天黑夜均要点灯,没有亮瓦,四壁与邻共有,无处开窗。漏风飘雨,又潮又问。屋内地面低于路面两三尺,漆黑中踏进,不小心便栽筋斗或扭伤脚。
  他晚晚都是蜷在母亲脚下睡觉。我来了,只有打地铺。我们披衣坐着,相对无语。半包“春耕”孬烟打伙抽,包括烟锅巴在内。两颗欲熄未熄的火星在昏暗的煤油灯下闪来闪去……
  “九九,不要喊我们罗娃不上班呵,要遭扣钱……没得米下锅咋个办哟……”罗伯母在床上自言自语唠叨,又像是不停地说梦话。
  罗鹤愁眉苦脸地朝他母亲床头瞪了一眼,回头对我说:“不要多心,她开玩笑的。”我,开不了腔。
  “九九,你把年过了再来歇嘛,他们要来查夜,唉,咋得了哟……”
  罗伯母的声音凄凉悲哀,我好想马上离开,正欲开口,罗鹤呼地一口吹熄了煤油灯,说了声:“睡觉!”我们俩钻进被中,烂席铺地,好冷!
  罗鹤的户口在单位上。经过商量,我们去找到社青朋友正虎。为免难堪,罗鹤撒谎说我找到份临时工,借他的户口簿去登个记,当天归还。正虎毫不犹豫,爽快地把他家的户口簿借给了我(我非常歉然,当我手捧着那张贴有我照片的“献血证”时,他恐怕至今还不晓得是用的他的名字卖的血)。
  我终于“审查”过关,登记领了“许可单”。我满以为当即就可以喷血收钱。“你明早来查饿血!”那身着纯白衣衫的女医生口气有如那冰冻的天气。我忙问啥子叫“饿血”?她翻起像她衣服一样的眼白,对我大声说就是空起肚子不吃饭抽血化验。我忙说我已饿了快一天现在就想拍。这句无知的傻话惹出一个旁边男人的话:“你才饿了大半天,老子饿了三天还没有抽成呢!硬说老子的血有问题,日他妈哟,这二年哪个的血有好纯嘛咋个!”
  血,化验出了结果:血型A,色度十三。没得病菌没得杂质扬层高,纯得痴!
  喷出的血,共300CC。官方牌价每百CC人民币拾元,合计人民币共三十元。另外,发给了肉票半斤,白糖票一斤,糕点票一斤。
  血,是我的父母给我的,也正因为父母,我不得不逼它倒流出来。我一无所有,有的只是蠢蠢欲动的青春,一堆肉一把骨头和一汪烫血。如果还有什么,就是那像无边无际的雾形成的网一样使我怎么也挣不脱、逃不出的、娘胎中带来的、莫须有,赎不完的罪名了。
  22岁的我,少了点鲜血,多了点思想。
  罗鹤君陪我来到火车北站。昏暗的天空,昏暗的情。
  一个黄书包,内装一个瓷盅,一把牙刷,一张破毛巾,两件内衣裤外搭两个冷馒头——都是罗君相赠的家产。我把那血染成的“三根杠子”(当时10元一张的钞票俗称“杠子”)和罗君给我的“满天飞”(当时对全国通用粮票的雅称),深藏在“灌县”(指最隐蔽最贴身的荷包)中。如果还有什么带上了路,就是那一颗已破碎得难以粘合的心!携带的这一切,很小很轻,却又很沉很重。
  终于,我算可以理直气壮地逃了!
  我感到我像被抢去了什么,很不甘愿当傻瓜出那么多钱去买成都至西昌的全票。
  去年队上分口粮我还要倒补十多二十元;路上到盐源县还要转乘汽车,要在西昌住旅馆。回到队上没得米、没得油、没得盐,没得……但为了顺利地进站上车,我用几毛钱买了到一个小站的车票。
  在进站口,我和罗鹤君使劲地握手。离别好像被握成了灰,眼前的故乡,脚下的土地,云和天都在渐渐化成空白。我俩用潮湿的眼睛说了些话,到底是啥子意思,他不知道,我也不晓得!

  火车终于启动了!小站短途票是无座位的。没关系,盘腿坐在两车厢连接的空隙处。脑壳一埋,双手一抄,眼不见,耳不听,心——乱跳!
  一千多里路,300CC血,咋个睡得着?!
  车,轰轰隆隆;人,迷迷糊糊。唉,我的命运真像这鬼火车,不知道快慢,更不知道哪一站才是我的终点。
  买有车票的人,仿佛持有公民权。他们可以在自己的位置上说话看书,可以在车厢内自由地走来走去,可以神情自若,从那玻璃窗中观山望景。但我和我之类“赶飞车”的人就只能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而那些窗外绿水青山,夕阳黄昏,对我,不过是转换快速的空镜头。
  理所当然的查票开始了。刚好,我吃了半截冷馒头和两个大站的“(鬼其)头”。立时,我看到车头方向的人由少而多,不断地往车尾方向退却移动。撤到我的地盘时,我已敏感到“战况吃紧”。
  运气转好。紧挨餐车的连接处菜筐子旁恰好放了张凳子,我一坐下就不想起来。过了大概半小时,“查票的机器”又像蓖子梳乱发一样刮过来。一大拨男女乘客,像鸭子一样被赶进了餐车。起码有不下30个“飞车流民”。依照我的办法判断,中间有工人农民,但至少有一半是知青。
  “大型冷餐会”开始了,我缩在门边听得分明:阵阵粗言秽语声,嘻嘻哈哈声,搜查行李的乒乓声,打人声,求饶、辩解、对抗、缄默,声声入耳。
  又到一站,我把头伸出去良久,外面在下毛毛雨,天阴沉可怖,又黑又冷。“俘虏”们被赶下了车。
  一声汽笛长鸣,刺耳又凄凉。火车,缓缓启动了。我的头仍伸在窗外,我看见几十个人挤在一起,像石头一样立在空旷中,又用像石头一样的目光送着缓动的列车。我清楚地记得,人堆中,有几个女知青抱头在哭,一个男知青跳起来追着列车大骂粗话。
  我划着十字,暗自庆幸自己公然还可以继续蒙混下去。
  “起来!”我好梦惊醒。昏沉中两三个人七手八脚边吼边把我从凳子上扯下来。我反应过来:风水轮流转,该我了。
  我被押着边想边走乱打着主意,冷不防,身后跟着我的工人师兄突然拍了我的肩膀:“小伙子,你下到哪个地方?”当我回答是下在西昌盐源彝族自治县时,他说他有个表弟,是第九中学的,也下在盐源。一边说,一边递给我一根“飞雁”牌香烟,我饿虾虾般地吞云吐雾起来。他把我拉到一车厢连接处,小声告诉我说,今天晚上有规定,凡是抓到混车的,一律要“取重”,我再混,肯定混不下去了。我说这阵已是后半夜了,明天早上就到西昌了,要是下一站被赶下车,简直就惨了!他迟疑了一下,又说,办法倒是有,就怕我不会干。我说只要明天能到西昌,没得啥子怕头。他没开腔,推了我一把,意即要我朝前走,我也不便多问。
  在一截列车员休息的车厢连接处,他突然把我往侧边一掰,指着车门口对我说:“这道门是背向站台的,到西昌都不会开,你坐在门口梯子上,拿根绳子把自己绑好,天黑,没得人会发现,你敢不敢?”我说,只要不让补票挨罚赶下车,哪怕坐车顶都敢。他又叫我小心点,万一被发现,千万不要说出是他出的主意,不然他要挨事遭扣工资。说完,他不知从哪里扯了根粗绳子递给我,教我用中间绑在腰杆上,两头绑在铁扶手上。前后一看无人,他赶紧拿出钥匙打开车门。一股大风扑面而来,外面好黑!他帮我把腰部绑牢,又捆好一边的扶手,对我大声说了句:“千万把细点,注意安全,不要睡着啰!”门,被他推过来锁死。我急忙用剩下的那半截绳子把右边的扶手绑紧,生怕脱了,又用绳头穿过自己的皮带,多余的绳头挽在手上,把书包垫在屁股下,一动不敢动,死抓住铁扶栏,开始了这惊险恐怖的旅程。
  列车,像巨大而疯狂奔驰的远古爬虫,我,仿佛是那一丁点儿依附在这大爬虫身上的瘀块,我承受着它所承受的。
  ……模模糊糊的已经不是山,闪闪烁烁的也已经不是水。脚下轰轰的巨响,已被瞬间飞快的掠影磨擦成碎沫。车轮,碾着人形,一排排树木弯腰在我眼前嚎啕喊叫。一块块高大斜刺来的峭岩,像一扇扇阴森的黑门为我打开;无边的地平线在反着暗绿的光。闭目,被白发的老头,缺牙的老娘以及赤裸小孩掐着颈子;母亲,挥着一条又长又白的纱巾在我身后哭泣追赶。风,被可怕的时空压迫而猛烈劈来的风,像千万根无情的针头扎进我的肌肤。我被捂住口,不能喊叫;我被堵住鼻孔,不能呼吸。乌云和乱雨,拧成一条黑白的带子紧勒住我的咽喉,蒙住我的眼睛。我由发抖而疼痛,由疼痛而麻木。身体开始僵直……只有我的牙齿在牢牢地、坚定地紧紧咬着那钢铁的三个字:我——不——死!
  我实在记不起最后是怎样捱到天亮的。我只记得天微明,火车到了西昌站,好久我都解不开绳子。身体,像冰块般不知咋栽下地的;头发、衣领和耳朵湿透了,不知是雾水、雨水还是泪水。脸上、身上扑满烟灰,脚杆被许多飞溅起的小石子撞起包,眼睛好久好久痛得睁不开。由于太久的咬牙,嘴唇也出血了……
  我坐过车顶,站过挂勾,蜷曲过坐位下边,隐藏过车厢内的行李架上……我知道,在生命航程中我一旦被抛下,便只有沉沦,堕落或死亡……
  我的命运真像这辆鬼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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