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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拜天是她出游的日子。
  瞧,她出来了,穿着花丝葛紧身旗袍,淡紫色的底子上撒满了浅绿的碎花儿,袖口和旗袍的下摆外边露出细白细白的胳膊腿儿。高高的领口连扣两个纽襻儿,衬得那张粉脸像梨花儿似的。其实,她并没搽粉,天生就这么白,一头青丝天然打着鬈儿,洗得干干净净,再抹上那么一层梳头油,乌亮乌亮的,散发着一股清香。眉毛精心地摘过,细细的,长长的,弯弯的,像两道月牙儿。她年已三十五岁,妙龄已过,称不上娇艳了,脸上的肉皮儿也有些松弛,可身条儿保持得好,不像旁人家的媳妇那样,生过几个孩子就早早地发了福,一个赛一个地胖。何况她又十分会打扮自己,不是靠珍珠翡翠往身上堆砌,而是让自己的美恰如其分地得到显示。一件半旧旗袍,胸前缀一朵白兰花,这在上海南京路也许平平无奇,可在北京的这条小胡同里,就足够艳冠群芳了。
  她坐在三轮车的座儿上,布篷子遮住了早晨的阳光,一抹淡淡的阴影儿罩住她的上半身,有一种浮云遮月的朦胧意韵。两条细长的白腿,穿着长筒丝袜,月白色尖口儿布鞋,像曲艺演员爱穿的那种样式,一只脚踩在踏板上,另一只跷起来,摆成一个优美的×形。她不用吩咐,车夫就像识途老马,轻车熟路地拉着她穿过胡同,到她想去的地方去。
  车夫是她的丈夫,叫石凤德,人称“德子”。
  德子早先不住这条胡同,去年才搬来的。他在三轮联社工作,这工作当然不起眼,解放前叫“臭拉车的”,骆驼祥子一类的角色。现在当然把这个“臭”字去掉了,可也没人叫他“三轮儿司机”。德子四十多了,红脸膛儿,剃光头,头顶和下巴都是尖的,颧骨挺高,整个脑袋像个枣核儿,媳妇说得好听,像“香榧子”。德子大高个儿,胳膊腿儿成年累月让三轮儿给练出来了,一疙瘩一疙瘩的肉,要多瓷实有多瓷实,让太阳晒成了古铜色儿。他嘴笨,卖力气的人,不大会说话,厚嘴唇,眯缝眼,透着憨厚样儿。这么个粗笨男人,竟然娶了个天仙似的媳妇,不是天意的安排,就是命运的偶合。“德子,你他妈的是不是跑到王母娘娘的瑶池偷看仙女洗澡,藏了人家的衣裳,才拐了个媳妇来?”有人这么问他,德子只是咧开厚嘴唇嘿嘿一笑了事,并不回答。那笑容,美滋滋的,说明他确认自己是捡了个大便宜,说是“拐”的也无妨。可他那媳妇并不像拐来的,她对德子甭提多体贴。衣裳给他洗得干干净净,熨得板板正正。他出车回来,饭菜早就预备好了,变着法儿地给他调剂口味,拉车挣的钱,多半花在拉车人的嘴里。夏天,德子吃完晚饭往凉席上一躺,媳妇坐在旁边,手里拿把芭蕉扇,给他轰蚊子。冬天,一只热水袋早把被窝悟热了,他全靠脚力挣钱,可不能冻了脚。德子知足,总觉得欠了媳妇的情分,又不知该怎么报答。
  他报答的办法简单而有趣。每逢礼拜天,德子就不出车了,拉着他的媳妇出去玩,逛王府井,逛西单,逛北海、天坛,再远了就去颐和园、香山、十三陵。媳妇坐车,像个贵妇人,他拉车,像个雇来的车夫。
  这会儿,两日子收拾停当,三轮儿出了院门,轻快地行驶在胡同里。
  胡同里好多人出来看。出门上班的,手里提溜个包儿,一边儿走,一边儿向那车瞄一眼。上街买油饼儿的,手里托个笸箩,站住脚,朝那车瞥一眼。在街门口倒泔水的,端着盆,也往那车瞅一眼,不提防泔水洒在脚面上。这些都是路遇。还有专门等着看的,都是些半大孩子,不知是出于什么心理,一到礼拜天,早早地就到门口等着这辆车。那会儿,北京还没有普及电视,人们也不像现在这么迷球赛之类,大伙儿奔日子奔得乏味,平常谁家打架便是附近居民的一次娱乐,纷纷跑来围观。自从德子两口儿搬来,“德子拉车”便也成了胡同里的一景。
  德子不怕看,双手握着车把,两脚悠然自得地蹬着脚蹬子,径直朝前驶去,乐于当街坊们的展览品。他的媳妇也不怕看,那贵妇人的派头儿,决不因人们的围观而微露羞怯之色。她居高临下,一双微微下垂的眼睛,目光从街坊们的头顶扫过,巡视着这些浑浑噩噩的看客。
  在胡同北头住的小黑子是美术印刷厂的工人,有一次拿回一张刚印出来的画——克拉姆斯柯依的传世名作《无名女郎》,他奶奶一瞅就说:“哟,这不是德子媳妇吗?”街坊们也都说像。当然,不是哪儿都像,那帽子、衣裳当然不像,高鼻子、深眼窝也不像,年纪也比德子媳妇“少相”,就是那个“劲儿”像。那女郎斜靠在出游的马车上,微微扭过脸来,低垂着眼睑,高傲地俯视着人生……黑子奶奶说:“活脱一个德子媳妇!”无形中,这张画又大大抬高了德子媳妇的身价,增添了一种神秘色彩,《无名女郎》使她在胡同里有了名。
  德子媳妇并没有因此而变得傲慢起来,红花儿还要绿叶衬,远亲不如近邻,街坊们是得罪不起的。车子一路走,她一路和人们打着招呼:“吃了吗,您哪?”
  “吃了,吃了,”人们照例这样作答,并再找补上一句,“出去遛遛?”
  她答:“出去遛遛。”
  三轮儿驶出了胡同,往北奔大街走了,看热闹的人也渐渐走散了。
  只有疯顺儿没走。他站在胡同口大伙儿倒垃圾的地方,一手扶着电线杆子,一手伸着食指,抠着嘴,哈喇子顺手流到胳膊肘儿上。他望着远去的德子媳妇,含糊不清地说了句:“好咳……”瓮声瓮气,像是嘴里衔着个热茄子,舌头不听使唤。疯顺儿是街道主任孙桂贞的儿子,生下来起名叫“风顺儿”,是“一帆风顺”的意思,不曾想这小子越长越不顺,三岁才会走路,八岁才会说话,说也说不利落,连裤腰带都不会自个儿系。现在都十六七岁了,挺高的个子,还像个拖鼻涕、流哈喇子的孩子,吃饱了没事就往胡同口一站,愣愣地冲着什么都能看半天,然后感叹一番“好咳……”再蹒跚地挪个地方发愣。人们叫他“疯顺儿”,他妈是街道主任又怎么着?反正谁也听不清“疯”和“风”有什么差别。他妈忌讳这个名儿,就把“风”字免去,叫他“顺儿”。
  “顺儿!你还不回来塞?”这是他妈在叫他了。“塞”,就是吃饭。
  孙桂贞站在院门日,腆着胖墩墩的肚子,望着这边儿叫。挫老婆高声,她这一嗓子,整个胡同都能听见。
  疯顺儿快快地往回走,到了家门口,还恋恋不舍地扭头往胡同口又瞅了一眼,那儿,德子的车拐过弯去了,瞅不见了。
  孙桂贞往家里推推疯顺儿:“快塞去吧,还瞅什么?”
  住德子前边那排的马三胜正好走过来,就笑着搭上了茬儿:“他瞅德子媳妇呢!孙主任,您赶明儿也给疯顺儿找这么个媳妇!”
  疯顺儿嘿嘿地一笑,缓慢地转着脖子说:“好咳……”
  马三胜开心地大笑:“您瞅,怎么样?”
  孙桂贞瞪了他一眼:“呣们顺儿才十七,早着呢,用不着张罗媳妇!”
  “这倒是!”马三胜顺着她说。他有这个本事:什么话茬儿都能接上,瞎打哈哈的话还说得挺认真,“孙主任,您家的疯顺儿是贵人语迟,说不定后福无穷,到时候,说媳妇的人挤破门,拣好的挑!这辈于,谁也不知道谁走到哪一步!哎,就说德子吧,这小子论长相没长相,论家产没家产,论工作也没个露脸儿的工作,可媳妇倒挺是样儿,也不知是怎么走了桃花儿运,从哪勾搭来的?”
  马三胜是个大工厂的锅炉工,他瞅不起德子这拉车的。
  孙桂贞笑了:“三胜,你小子说话没正经的,瞅着人家的媳妇眼馋?谁像你?三十多了,从农村诓了个媳妇来都留不住,还让她跑喽!”
  “瞧您说的!那是我嫌她土,跟她打离婚啦。您瞅我赶明儿娶个更好的!”马三胜用手胡嘻着脸上的胡茬子,讪讪地说。随即又把话题绕回来,“要说诓,没准儿德子这媳妇才是诓来的呢!瞧那娘们儿的做派,官儿太太似的,怎么鬼迷心窍跟了他呢?”
  “就说呢!德子旧根儿不在咱这儿住家,咱也不知根知底。也许,他媳妇的娘家是个富贵人家,解放后失了势才肯嫁给这个臭拉车的,图他个阶级成分儿?”孙桂贞说。她这话似乎不大合乎街道主任的阶级立场。
  “倒也不言定。资本家又不像地主,财产不充公,不至于连姑娘都找不到好主儿,呣们厂的老板今儿还拿定息嘛,姑爷还是个干部哩!我说德子媳妇没准儿是哪个奔台湾去的大官儿的小老婆啊什么的。”马三胜坚持他的推断,尽管说不出什么根据。如果他看过老舍的《骆驼祥子》,也许会联想更丰富、更具体些,干脆就认定德子媳妇就是那个跟拉车的私通的虎妞得啦。
  “咳,甭管人家是怎回事了,”孙桂贞说,“我瞅德子媳妇倒是个有心路的人,过去吃香的、喝辣的,年月变了,就嫁给个工人,家里又没拖累,还是享清福。天生的富贵人,就是个富贵命。三胜,你可别满世界去嚼人家的舌头,‘台湾’啊‘官儿太太’啊什么的,这话说不得,留神让德子听见了,跟你翻扯!”
  “咳!呣们家住这胡同几十年了,还怕他?”马三胜一笑,“他翻扯怎么着?我说屈了他,让他自个儿说给咱们老街坊们听听!他搬这儿来也年把了,怎么压根儿没瞧见他丈母娘家有个人毛儿来过?”
  “呃?”孙桂贞也犯了寻思,“这娘们儿也三十好几了,怎么也没个孩子?横是都撇下了,跟着德子跑出来的?”
  “妈,还塞不塞啦?”疯顺儿在院门里头等得不耐烦了,瓮声瓮气地催他妈。
  孙桂贞这才想起了吃饭的茬儿,丢下了马三胜,往院里走,一边儿走,一边儿还琢磨着刚才说的这码事儿。德子媳妇到底是怎么个话儿?身为街道主任,连本胡同的人头儿都模不清,多少有点儿“失职”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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