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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海隅落日





  迟孟桓乘着他的那顶私家轿打道回府,一路上心烦意乱,很不是滋味儿。
  今天,林牧师太让他难堪了,在大庭广众之中一点情面也不留:“请你出去!”堂堂的太平绅士之子、迟氏万利商行的董事总经理何曾受过这种羞辱?当他灰溜溜地退出教堂时,愤愤地下了决心:罢了!从此不再理睬这个鬼佬,不再登他的门,大埔泮涌的那块地皮,老子也不给了!可是,他在教堂外头转了一圈儿,却又改变了主意。那个娇小妩媚的倚阑小姐使他不忍离去,回味着自己紧挨在她的身边,轻轻地嗅着她那醉人的芳香,聆听着“我们应当彼此相爱”的福音,激动之情不能自己。不,不能放弃她!刚才也不怪林牧师,只怪自己太莽撞了,没有受过洗礼就要吃人家的圣餐,自讨没趣。小不忍则乱大谋,他忍受了那份羞辱和尴尬,等在教堂门口,恭而敬之地向林牧师提出受洗入教的申请,而林牧师却支支吾吾、吞吞吐吐,也没有给他一个明确答复。迟孟桓不禁感叹:你们这些洋人,一出娘胎便是上帝的宠儿,而我要入教却为什么这样麻烦?可是,无论如何麻烦,迟孟桓也不愿放弃这个努力,因为这对他太重要了,关系到迟氏家族未来的命运……
  半个世纪之前,迟孟桓的父亲迟天任冒着零丁洋上的枪林弹雨,摇着自家的小船为攻打广州的英军运送给养,那是拿性命赌博啊,炮弹、枪子儿可不长眼睛,不管是林则徐打的,还是义律打的,只要一块弹片、一粒枪于儿崩到他身上,也就没有了后来的一切。那场赌博,他赌赢了,英军打败了大清国,割占了香港岛,他也发了财,舍舟登岸,在太平山街成家立业。那时候,会说汉语的洋人和会说英语的华人部太少了,迟天任凭着在战争期间学会的几句洋径浜英语,居然当上了英商洋行的买办,从此背靠大树,广开财源。当时他的薪水并不高,年薪不过三十七英镑十先令,合时价一百八十元,每月仅十五元而已,但他为洋行代理对华贸易业务的佣金却相当丰厚,高达成交额的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三,同时还可以从中国客户手里拿到一笔可观的回扣,每年的收入数十倍于薪金。与此同时,他还另辟蹊径,横向发展,投资于鸦片、地产、苦力贩运、保险、金融生意,并且兼营糖业、花纱、煤炭等等业务,数十年间,成为巨富,全港数得着的几家大公司都有他的股份,十几家公司董事会里有他的一席之地,势力范围遍及省港和华南、华东地区以及澳门和东南亚。他的六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嫁娶的都是大洋行的买办子女,形成了一张姻亲财阀网络,流动的金钱只要被他盯上,就插翅难飞。迟天任有一句名言:“不会赚钱的人是傻瓜,不会花钱的人是傻瓜中的傻瓜。”迟天任赚钱的技巧炉火纯青,花钱的技巧也出神入化,一个疍户出身的暴发户竟然能成为“社会贤达”,荣获太平绅士桂冠,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但是他都做到了,用钱买到了无价之宝、钱,真是个好东西!
  迟孟桓比他的父亲幸运多了,他口含着银匙出生,没有尝过创业的艰难,从不知道什么叫贫穷。他在皇仁书院接受了正规的英文教育,毕业后接手打理家族生意,成为迟氏万利商行年轻的董事总经理。在迟天任的七个子女中,他是惟一的儿子,所以不须等老爹咽气,他已经事实上继承了数百万家资,在今日香港,不算恰和、汇丰等等那几家洋商巨头,华人当中像迟氏这样的富商还没有几个。但是,迟孟桓在继承了父亲巨额财富的同时,也继承了一个难以弥补的缺憾:疍户出身的家世。
  疍户是香港的“吉卜赛人”,他们在岸上没有立锥之地,世世代代在水上漂流,或以采珠、捕蚝为生,或做海上贩运,在三百六十行之中总也算个行当,但岸上的居民却对他们备加歧视,看见他们的乌篷小船,就立即联想到“乞丐”、“小偷”、“流氓”、“海盗”这些侮辱性的字眼儿。如果迟孟桓一家至今仍操此业,远离岸上的人群,躲进小船在海上游荡,倒也罢了,但既已成为港岛富豪,无论如何再也不愿意与水上“吉卜赛人”认同,那卑微的出身便成为耻辱,好似一块洗不去、挖不掉的胎记。在太平山街老宅的祖堂里供奉着的迟家祖先遗像,其实都是迟天任凭着口述的相貌特征请人画的,他的父母生前根本不可能留下什么照片。他给了画像的人优厚的酬金,把他的先考、先妣画上顶戴朝服、凤冠霞帔,造成官宦世家的假象,给自己壮壮门面,唬唬那些不知底细的人罢了。
  迟孟桓对此很不甘心。十年前,他搬出了太平山街的老宅,住进了云成街的一座花园洋房。那里原是一位英国商人的住宅,从事鸦片生意。当时,中国已经开始在九龙一带设立税关,征收过往货物的厘金,鸦片税高达每篓十六两白银;缉私船日夜在海上巡视,查处那些避开通商口岸利用帆船向中国走私的外商。这一“海关封锁”政策使洋商吃尽苦头,很快便周转不灵,一些洋行和外资公司接连停业、关门,频频破产。经济衰退使香港地价暴跌,破产英商廉价抛售房产、地皮,异军突起的华商乘机冲破港英政府设置的华洋界限,向维多利亚城中部蚕食,越过鸭巴甸街,挤进威灵顿街、云成街一带。迟府新宅的原主就是在那个时候卷铺盖走人的。当时只有二十出头的迟孟桓已极具商业眼光,不失时机地买下了那处房产。按说,迟氏在太平山街的老宅并非不豪华,那座唐楼飞檐斗拱;画栋雕梁,也已经住得了;但周围的环境实在糟糕,市井小民的住所肮脏、拥挤、空气污浊,《循环日报》主笔王韬曾著文形容:“华民所居者率多小如蜗舍,密若蜂房。计一椽之赁,月必费十余金,故一屋中多者常至七八家,少亦二三家,同居异囗。寻丈之地,而一家之男妇老稚,眼食盥浴,咸聚处其中,有若蚕之在茧,蠖之蛰穴,非人类所居。”倒是一点儿也不夸张。当年驻港英军司令盖乃尔·唐诺万将军则鄙夷地指责道:“华人在视觉、听觉和嗅觉上的表现,都不适宜与欧人为邻。”那样一种屈辱,实在令人难以忍受,使迟孟桓决计搬出太平山区,挤进“高尚住宅区”,与洋人为邻,这在当时只有极少数华人富商可以做到。迁居云成街是他的一大举措,这里已经逼近半山洋人别墅区,从楼上的窗户就可以看到总督府,连呼吸都觉得舒畅了。
  云咸街的迟氏“新居”其实也是老宅——洋人的老宅,建造年代可以追溯到香港开埠之初,看上去很旧了。迟孟桓搬来的时候,并未加以任何装修和改造,不但房子的外观丝毫未动,壁炉、老式烟囱等等都统统保留,连原有的家具陈设以及挂在客厅里的那些油画都一概作价买了下来,原封不动。暴发户最怕人家说他根抵浅,迟孟桓要的就是这个“老”、这个“旧”,这才显得世泽绵长,底气十足。原房主正急于用钱,乐得把这些带不走的破烂甩卖给他。但有一幅祖上的画像,肩披金红缓带,胸挂大十字勋章,那代表了家族的荣誉,自然不肯相让,执意要带走。迟孟桓没法儿,只好请一位西洋画师照原样复制了一幅,配上锈迹斑斑的旧框,仍然挂在原处。就为了这点儿事,房子的交接推迟了半个月。原房主和受雇复制的画师都颇为不解:这是人家的祖宗,你挂在这儿顶礼膜拜,算哪门子的孝子贤孙?迟孟桓也不解释。管他是谁的祖宗?就凭那画像上的碧眼红发、缓带勋章,就可以作镇宅之宝,以后有人来访,只要看见这幅画像,毫无疑问就认为是迟家的先人,起码也得沾亲带故,他老人家的作用就起到了。
  十年过去了,迟府的花园洋房虽然几经维修,但原貌仍然不改,那幅赝品祖宗像也仍然挂在客厅里。然而迟孟恒渐渐觉得,这一徒有虚表的装饰品帮不了他太大的忙,因为他毕竟无法具体地指出与画像上的“祖先”是什么血缘关系,只能含糊其辞,改变不了自己的华人身份。而港府即使对于华人的“精英”也时时怀有戒心,犹如“庶出”永远也无法与“嫡系”的地位相提并论。自从1881年港府首次立例批准华人加入英国国籍,迟孟桓就有意“归化”入籍,以在香港分享英国臣民享有的一切权利。今年9月港府公布的第二十一号法例又明确规定,入籍的手续费每人二百五十元港币,更激起迟孟桓脱胎换骨的强烈愿望。这点手续费当然是小意思,全家人加起来也没有几个钱,他毫不在意。以迟氏父子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获得批准也不成任何问题。真正使迟孟桓感到为难的是,他即使入了籍也无法续上英国家谱,而只能做“英籍华人”,这在真正的英国人眼里仍然是“二等公民”。他怨恨自己诞生在这个黄脸低鼻的种族,并且懊悔没有未雨绸缎,早些攀上一个洋人亲戚。迟孟桓结过三次婚,原配妻子和二姨太都出身于买办世家,在生意上帮了迟氏大忙,但毕竟没有一点儿洋人血缘。三姨太是他从西环妓寮中赎出来的一名烟花女子,人虽然生得靓,却只能养在家里充当花瓶,上不得社交台盘,入籍大事当然就更指望不上她了。
  在烦恼之际,迟孟桓想到了林若翰和他的女儿倚阑。林牧师出身于英格兰名门望族,在香港又是受人尊敬的社会贤达,而上帝偏偏让他缺了两样东西:一个是儿子,一个是钱。如果迟孟桓做了他的女婿,为他填补了这两样不足,从而接过他家族的光荣,岂不两全其美?更何况倚阑小姐正值豆蔻年华,相貌俊美,气质高雅,又是皇仁书院的毕业生,正经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这是迟孟桓的原配和两房姨太太都无法相比的。如果能够成为林牧师的乘龙快婿,迟孟桓入主翰园就顺理成章,德高望重的老岳父和年轻貌美的如夫人将为他打入香港的洋人社会铺平道路,那该是何等春风得意!
  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美妙的构想,迟孟桓像以往在生意上捕捉到战机决不放手一样,展开了有计划、有步骤的进攻:先是趁林牧师出外未归之机,三天两头派人给倚阑小姐送上一束鲜花,每次都附上自己的一张名片,持续月余,给她造成强烈的印象之后,再献上一份厚礼,就不致显得突兀,易于被她接受了。然后以请求入教为手段,与林牧师套近乎,从感情上征服老头子,排除最后一个障碍。而现在,事情却恰恰卡在了这里……
  迟孟桓一路思前想后,烦躁不安,轿子已经颤颤悠悠地进了云成街,来到自己的家门。
  等候在院子里的迟府管家老莫,看见主人回来了,赶紧跑过来,打开搂花铁门,把轿子迎进院子里。四名轿夫前后一声:“落!”轿子稳稳地落了地,老莫上前搀着主人下了轿,笑眯眯地问道:“少爷,怎么样啊?这洋教堂……”
  迟孟桓连理都没理他,阴沉着脸往里走。老莫一看少爷的神色不对,也就住了口,默默地跟在他身后。
  老莫其实并不算老,年纪不过四十出头,瘦长身材,白净面皮,穿一件藏青洋布长衫,头戴瓜皮小帽,脑后垂着一条长辫子,干净利索。这副相貌、打扮,生人乍一看,并不像个守宅护院的家奴,倒像是一位账房先生或者家塾的教师。他十二岁从新安乡下到香港谋生,当过餐馆的跑堂、药铺的学徒、办馆的外卖、轮船公司检票的、鸦片馆把门的、赌场的“托儿”,哪一行都没干长,但因此结交了三教九流,把香港混得透熟。后来他被“西多瑞”洋行的买办“冯老枪”看中,收作跟班,为冯氏的家族生意出了不知多少深见功力的主意,赢得一个绰号“扭计祖宗”——点子大王。五年前,冯老枪巴结着迟天任两家联姻,要把他嫁不出去的妹子给迟府大少爷迟孟桓作二姨太,也是老莫出的主意。迟孟桓看不上冯老枪的妹子,却看上了老莫,要挟说:别的陪嫁我不要,就要老莫。就这样,把“扭计祖宗”挖到了手,老莫随着二姨太进了云咸街的迟府洋宅,尽心尽意地伺候新主子,成为无话不谈的心腹智囊。
  迟府的这座花园洋房,虽然地势不如翰园,规模、气势却比翰园大得多,主楼之外,又有前后花园、游泳池、网球场,园内四季鲜花盛开,园丁、轿夫、男女仆人、厨子不下十数人,还专门养着两头奶牛,每天由仆妇挤了鲜奶,供迟府一家饮用。
  迟孟桓绕过楼前的喷水池,踏着台阶,进了客厅。
  他疲惫地跌坐在沙发上,抬头就看见墙上那幅冒牌祖宗的画像,刺得他两眼发胀,忧郁地吁了口气。
  “少爷,”老莫恭敬地站在一旁,见他这副神色,便知道事情不顺,轻声问道,“是不是等一等再开午餐?”
  “去,去,还吃什么饭!”迟孟桓不耐烦地挥了挥手,眼望着画像上那碧眼金发的洋人,说,“唉!我在皇仁书院读书的时候,怎么就没想到入他们的洋教呢?现在‘急来抱佛脚’,才知道这么麻烦,那些经文啰嗦得不得了,还有乱七八糟的手续。烦死人了!老莫!”
  “少爷,我在呢。”
  “你明天给我买一本《圣经》,还有……凡是和基督教有关的书,都给我买来!”
  “是,少爷,这个不难,只要跑一趟,就能办到。”老莫答应道,抬起那双饱经世故的眼睛,望着主人,“不过,我倒要提醒少爷:这可不是做学问,埋头读书,研究《圣经》,也不见得就能解决问题。好比大清国的科举,那些熟读四书、五经的穷酸腐儒,有多少人直到老死也没考上个功名,而金榜题名的状元公却不见得有什么真才实学,人家是‘功夫在诗外’,有道是:‘猜准题不如跟准人,投门拜帖还要送金银’,这世界上大大小小的事,猫有猫道,鼠有鼠道,都是事在人为……”
  “嗯?”迟孟恒心里一动,倏地站了起来,拍着这位“扭计祖宗”的肩膀,说,“好,说得好!你跟我来,到我房间里好好地商量商量!”

  翰园的餐厅里,已经结束了沉闷的午餐,主、客三人各怀心事,却都不能摆到餐桌上来。
  林若翰放下刀叉,拿起餐巾擦了擦嘴唇,向易君恕点点头,三个人一起站起身来。步出餐厅,进了客厅,林若翰轻轻地叫了声:“倚阑!”
  倚阑停住了,她心里也有话要对父亲说。
  等易君恕上了楼梯,林若翰背着手走出了客厅,来到楼前的草坪上,闷闷地一声叹息。
  “Dad,”倚阑走到他的跟前,迟疑地说,“你今天……”
  “爸爸今天的心情很不好,”林若翰说,“那个迟孟桓……”
  “那个人讨厌死了,”倚阑心里一阵委屈,眼睛就湿润了,“他简直……简直是欺负人!”
  “嗯,”林若翰心情沉重地点了点头,他并不知道女儿另有苦衷,但仅凭迟孟桓在他面前的表现,也就足够得出这个结论了,“这个人居心险恶,他哪里是要做上帝的仆人?不,他的目标是要做翰园的主人!”老牧师深情地看着自己的庭院,“翰园虽小,凝聚着我三十八年的心血,也是日后我留给你的惟一遗产,我……我不能让它落到别人的手里!”
  “Dad……”倚阑听到“遗产”二字,心中的隐痛又被触动,两眼泪光闪闪,“不要说什么‘遗产’,我和dad永远在一起,谁也别想把我们的家抢走!”
  “孩子,我已经是将近六十岁的人了,有些事情,不能不想到,”林若翰喃喃地说,“要保住翰园,保护我的女儿,我肩上的责任还很重啊!”他想对倚阑说:过去,你嘲笑爸爸“热衷政治”,却不知道政治的厉害,迟孟桓只不过是个太平绅士的儿子,我都不得不有所顾忌,如果我……不,这些都不是和女儿谈论的内容,他想了想,说,“你也要懂得世道艰难,刻苦自励,易先生是一位难得的老师,要认真地跟他读书,学好汉文,将来对你是大有用处的。”
  “是,dad,”倚阑郑重地点点头,“我记住了!”

  夜晚,易君恕的房门被敲响了:“笃,笃,笃……”
  “谁?”易君恕问道。
  “易先生,是我呀。”门外传来阿宽的声音。
  “哦,请进!”
  阿宽推门进来,手里恭恭敬敬地拿着一个信封。
  易君恕一眼看见那信封,心突突地跳了起来:“噢,是我的家信来了吗?”说着,迫不及待地伸过手去,这封信让他等得太久、太苦了!
  “不,先生,”阿宽道,“这是牧师要我送给你的……”
  “嗯?”易君恕大失所望,这不是他所等待的家信!但又觉得奇怪,“翰翁天天和我见面,还用得着写信吗?”
  他从阿宽手里接过那个信封,上面果然是林若翰的手迹,以工整但不大熟练的楷书写着:“敬呈易君恕先生”。易君恕打开封口,伸进两个指头,抽出看时,却并不是信笺,而是一沓硬刷刷的港币,使他十分诧异:“这……是什么意思?”
  “一点小意思,”阿宽谦恭地说,“牧师说,是送给先生的零用钱,不成敬意,请先生笑纳。”
  “翰翁太多礼了,”易君恕把信封和钞票放在写字台上,说,“我从北京到香港,一路费用不菲,全靠翰翁慷慨解囊,来到这里,又多有打扰,已经深感过意不去,怎么能再接受他的赠予?何况我也没有什么用钱之处,请替我奉还翰翁!”
  “这是牧师交代的事,我只有照办,先生如果不收……”阿宽面有难色,嗫嚅道,“那就让我阿宽为难了。”
  “这有何难?”易君恕不以为然,“你若有不便,我去当面奉还翰翁……”
  “不,先生,”阿宽急忙拦阻,却又吞吞吐吐,“那就更不合适了……”
  “为什么?”易君恕见他那欲言又止的样子,不禁疑窦丛生,“阿宽,你虽然是翰翁的管家,奉命行事,但你我毕竟是自己同胞,相处月余,已是无话不谈。这钱,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请给我讲清楚,否则,来得不明不白,我决不能收!”
  “唉,先生!”阿宽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这事情本来就明明白白,你还一定要我点破吗?阳历11月到月底了,该‘出粮’了,先生给小姐讲课也讲了一个月了,牧师当然要付报酬,这钱是你应该拿的!”
  “什么?”易君恕顿时脸涨得通红,想起了那天迟孟桓在他背后说的话:“噢,家庭教师啊?”如今阿宽送来了“工钱”,果然让他说中了,便觉得受了侮辱,“难道我成了这里的佣工吗?”
  “先生可别这么说,”阿宽解释道,“牧师对先生并没有丝毫的恶意,在香港,请人做事,就要付钱,天经地义,牧师本人为教会工作,也是按月领取薪水。先生辛辛苦苦地讲课,牧师如果不付报酬,他心里不安,可是,他又知道我们中国人讲义气、顾情面,怕先生不收,所以派我送来,先生还是收下为好。”
  易君恕这才知道误解了翰翁,心中又顿生歉意。暗想,如果执意退回这钱,反倒伤了情面,既然如此,只好入乡随俗,暂且收下。只是这样一来,为倚阑小姐授课的责任也就更觉沉重了,务必兢兢业业,收到实效,否则便辜负了翰翁一片苦心。
  阿宽完成了使命,这才放下心来。
  “阿宽,”易君恕说,“我还要问你一件事,倚阑小姐要辞退阿惠……她跟翰翁说了没有?”
  “没有,”阿宽说,“牧师这场大病,多亏了阿惠伺候,人心都是肉长的,她还忍心辞了阿惠?再说,为了迟孟桓那个恶少,伤了自己的人,也不值啊!这回月底‘出粮’,阿惠的工钱照发,那件事就不提了。”
  “噢!”易君恕吁了口气,这桩不大不小的心事也就了结了。
  阿宽正要告辞,看见写字台上放着一页八行信笺,已经写满了字。阿宽虽然识不得几个字,对读书人却是十分敬重,便说:“先生这是为讲课写的?”
  “是啊,”易君恕随口说,“明天给小姐讲这首《过零丁洋》……”
  “好哇,”阿宽不禁肃然起敬,“这是大宋文丞相的诗!”
  “嗯?这……你也知道?”易君恕一愣,这个苦力出身的阿宽,竟然知道大宋丞相文天祥和他的《过零丁洋》,倒是京城来的举人没有想到的。
  “先生,”阿宽谦卑地笑笑,说,“我阿宽没读过书,只是听人家讲古,知道文丞相的大名。在香港的华人里面,大宋文丞相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这首《过零丁洋》,就是在我们家门口作的嘛,我年轻的时候,装货、送船,零丁洋不知道过了多少次!”
  “什么?”易君恕吃了一惊,他自幼把这首诗倒背如流,却只是纸上谈兵,并不知道这零丁洋的具体方位,而今在阿宽说来却如叙家常,使他仿佛见了大宋遗老,“你快告诉我,零丁洋在哪里啊?”
  “先生,你请看,”阿宽走到窗前,朝西北方向指着说,“假如我们坐一条小船,从维多利亚港出去,过了右边的昂船洲、青衣岛,前面的那座比香港还大的岛是大屿山,它旁边的小岛是灯笼洲,大屿山和灯笼洲中间的那道窄窄的海峡,是大名鼎鼎的汲水门,船从香港去广州、出外洋的必经之途,出了汲水门,前面就是零丁洋了!”
  易君恕站在窗前,随着他的指点,举目看去:港岛上空,夜气弥天,月色朦胧;维多利亚港灯光万盏,像是繁星点点的银河,迤逦向西北伸展,灯光渐渐稀落,大大小小的岛屿像怪兽浮出海面,莽莽苍苍的大屿山如巨鲸卧波;大屿山外,一片汪洋浑然连着天际,闪烁着两点三点渔火……
  啊,那就是千载不朽的零丁洋!六百多年前,元军攻陷南宋京城临安,席卷江南,张世杰、陆秀夫、文天祥辅佐死里逃生的两位皇子赵囗、赵囗,转战闽、粤,矢志抗元复国,不幸,文天祥因叛将出卖,为元军所俘,被押解前往广东厓山。那里有沦落海隅地角的南宋流亡政权,有文天祥誓死效忠的少帝,有和他同仇敌汽的将士,而此番前去,却不能和他们相见,他所乘坐的元军战船正是要“征剿”自己的军队!船过零丁洋,文天祥一腔悲愤喷涌而出,化作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诗篇: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落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抛絮,身世飘摇而打萍;
    皇恐滩头说皇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厓山之役是宋、元最后一战,大宋从此灭亡了。文天祥没有能挽救他的国家,可是他的诗篇却比获胜的元朝还要长久,一直流传到今天!”易君恕遥望零丁洋,激动不已,“在厓山兵败、国家危亡之际,陆秀夫郑重地穿起朝服,背着年仅九岁的少帝赵囗,蹈海而死,也是名垂千古的壮举!阿宽,这些想必也是你所熟知的吧?”
  “是啊,本地故老相传,有许多宋朝的故事,”阿宽说,“宋王台就是宋朝小皇帝住过的地方……”
  “宋王台?”易君恕眼睛一亮,“在什么地方?”
  “在九龙,”阿宽指着夜幕下的维多利亚港的北岸,说,“当时,宋朝的人马往这边撤退,元军在后边紧紧追赶,眼看小皇帝就要被敌军捉住,好危险!忽然,他面前的一块巨石‘哗啦!’裂开了,小皇帝急忙躲了进去,等元军走远了,才从裂缝里走出来,躲过了一场大难。他们君臣就在这裹住了下来。”阿宽说起从别人“讲古”听来的故事,绘声绘色,好像他亲眼见过似的,“有一天,小皇帝又登上那块巨石,朝远处望去,看着周围群山环抱,很有气势,飞鹅山、东山、大老山、慈云山、鸡胸山、狮子山、烟墩山、鹰巢山,数了数,一共八座山峰,云遮雾绕,有龙蛇气象,就说:‘这八座山,每山一龙!’他身边的一位大臣——大概就是陆秀夫,连忙说:‘陛下贵为天子,也是一龙!’小皇帝听他说得有理,就把这个地方赐名‘九龙’了。”
  “嗯……”易君恕听得似信非信,这种民间传说往往穿凿附会,添枝加叶,也不足怪,“你说的那个小皇帝,是景炎帝赵囗呢,还是祥兴帝赵囗?”
  “这……我就说不清楚了,”阿宽毕竟受他的知识所限,语焉不详,“不过,宋朝小皇帝是没有错的,那块大石头上还刻着字呢!”
  “噢?”易君恕顿时升腾起探究的欲望,南宋末年那少帝孤臣的悲壮历史一向为他所景仰,如今来到了故实旧地,又岂能放过!“宋王台离这儿远吗?”
  “不远,过海到了尖沙嘴,也只有七八里路了,”阿宽说,“哪天先生要去看,我陪你去!”
  次日,用过早餐,易君恕和倚阑照例到书房去上课,林若翰乘了他的私家轿,到教堂去,处理一些日常事务。
  一走进教堂,他就不由得想起上个星期日在这里遇到的种种不快,难以言表的惶惶不安又在搅扰他,连接待教友的来访都不能集中精力了。这位教友坐在他的办公桌前,充满感情地述说她在身患绝症、家庭又遭受不幸之时,如何受到了主的启示……林若翰正襟危坐,身体微微前倾,眯起眼睛望着这位虔诚的女教徒,好似在凝神倾听她那动人的倾诉,而脑际却分明浮现出总督的面孔,那令人不敢逼视的凌厉目光,鹰钩鼻子,微微翘起的小胡子,和那转瞬即逝的冷笑,把老牧师的心境打乱了……
  他想到,在下个星期天,如果总督没有什么特殊事情,必然还会到这里来参加主日崇拜,那时见了总督,将难免尴尬。他觉得自己应该在本周之内去拜见总督一次,不是去做什么解释,只是一次礼节性的拜见,让总督当面感到他的真诚,消除误解。但是,这又是难以做到的,因为在香港,总督至高无上,只有辅政司、律政司、财务司这三位最重要的官员可以直接觐见总督,而他林若翰却什么官都不是,充其量算一位“社会贤达”,仍然是老百姓一个,离总督太远了,严格的等级制度使他不可能得到这个机会。当然,迫不得已也可以请骆克先生帮忙,但他不愿意那样做,因为,骆克先生虽然在官职上是他的上司,而在学术上却又是他的晚辈,老牧师不好意思屈节以求,那样,即使骆克先生在总督面前引见了他,自己也觉得脸上无光。可是,如果连骆克的这层关系也不利用,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面前的女教友声泪俱下地把她的故事讲完了,上帝把她和她的全家从危难中拯救了出来,这是圣迹的真实显示,如果牧师允许,她愿意在下一次的主日崇拜把自己的亲身体验向广大教友宣讲……
  这么生动的范例真是求之不得!可是很遗憾,尽管林若翰从头到尾都在极力倾听,却没有听明白,直到故事的结尾也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他突然想到,应该给总督写一封信!这封信可以越过那一层层官阶的楼梯,直接送到总督的手中,这比觐见总督要容易得多,快捷得多,却也能收到当面觐见之效。对,这是惟一可行的办法,他必须赶快做,在下一个主日崇拜之前,一定要把这封信送到总督的手里。
  那位女教友眼含着热泪,等待林牧师对她的要求作出答复。
  “是的,是的,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处不在的,我们每个人应当对此深信不疑……”他用三言两语就结束了谈话,那位女教友悲哀地望着他,惶惑不已。
  办公室里的自鸣钟敲响了十二点,他向那位女教友道了“再见”,便出了教堂,乘上轿子,匆匆地赶回翰园。不是急于吃午餐,而是酝酿中的那封信必须赶快写。
  回到翰园,从楼里跑过来给他开门的是阿惠。
  “阿宽呢?”他问。
  “宽叔陪易先生去宋王台了,小姐也一起去了,”阿惠说,“他们没有等牧师回来,先吃了午饭,就走了。”
  “嗯?宋王台?”林若翰一愣,“他们去宋王台去做什么?”
  “小姐要我告诉牧师,易先生给她讲的一首什么诗……”阿惠说得含含糊糊,她毕竟不像阿宽,记不清楚那些陈年古代的故事,“反正是跟宋王台有关系的……”
  “没有关系也不要紧,易先生在这里待得问了,出去走走也好,”林若翰说着,往院子里走去,突然,心里一阵不安,“哎呀,他不该往那边去,要是遇到什么麻烦……”
  “牧师,不要紧的,”阿惠一听就明白牧师担心的什么,却笑笑说,“我回家经常从那里走,宋王台在界限街里面,新安县的官兵过不来,不会遇到麻烦。”
  “噢,那就好。”林若翰这才放下心来。

  维多利亚港岸边的天星渡轮码头,进进出出的人群川流不息。今年刚刚开通的小轮渡海服务,使维多利亚港两岸的交通大为便利了,以往客商往来,都是以木船摆渡,如今乘坐小轮船,轻便、快捷,由中环到尖沙嘴一点六公里的水路,只在须臾之间。
  阿宽陪着易君恕和倚阑小姐,随着上船的人流,走进码头。从对岸过来的渡轮刚好靠岸,下了船的乘客鱼贯而出。这种渡轮不比定期航班的远线客轮,航班与航班之间留有较大间隔,客人上落井然有序,小轮渡海路程近,间隔短,客流量大,又是草创时期,码头简陋,客人还不熟悉章程,上落时候便拥挤不堪,进出码头的客人熙熙攘攘,摩肩接踵。
  从对岸过来刚刚下船的人群之中,匆匆走来一主一仆。主人是一位高大魁梧的青年,头戴青缎便帽,身穿古铜色暗花宁绸夹袍,外罩青缎马褂,足蹬双梁布鞋。一副方正的脸盘,颧骨和面颊如斧凿刀削,棱角分明,肤色略黑面红润,两道浓眉,一双大眼,炯炯有神。此人便是今年春天赴京会试而中途愤然退场南归的广州府举人,家住在对岸新安县锦田村的那位邓伯雄。紧随在旁边的是他的仆僮龙仔,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那模样还稚气未脱,脸上透着乡下人进城的新鲜好奇,身穿青布夹袄夹裤,赤脚穿着草鞋,肩上挎着一个蓝布包袱。
  他们随着人群走出码头,与忙着进港上船的人群擦肩而过。猛然间,邓伯雄看见身旁走过一个身穿长袍马褂的人,很觉面熟,便站住了脚,回头看去,只望见那人一个背影,那修长挺拔的身材,步履匆匆但不失沉稳持重的走路姿态,觉得十分熟悉,心中不禁疑惑起来。
  “少爷,快走啊,”龙仔在前边叫他,“你在看什么?”
  “龙仔,好奇怪啊,”邓伯雄说,“那边走过去的好像是我的一个熟人……”
  “少爷,是什么人啊?”
  “就是我常跟你提起的那位易先生,”邓伯雄抬手指着说,“你看,你看,就是那个人!”
  “嗯?”龙仔并不认识易先生,但听少爷说过多次,对少爷的那位朋友早已十分景仰,便伸长了脖子,随着他的手势往后面眺望。“少爷,不对吧?易先生家在几千里外的北京,怎么会在这里呢?你看,那个人旁边还有个穿长裙的鬼婆,两人在说话呢!这怎么能是易先生?”
  邓伯雄也含糊了。今年初夏,他从北京回来的时候,曾经相约易君恕南下新安一游,至今还记得,当时易君恕无限伤感地说:“我也盼望有那么一天,只是路途遥远,愚兄一不为官,二不经商,哪有机缘作数千里远游啊?你我兄弟只有在梦中相见了!”
  “是啊,无缘无故,他怎么会到这里来呢?更不会跟什么鬼婆在一起,恐怕是我看错了!”邓伯雄怅然若失,心中升起对远方的朋友的深深思念。
  后面的人群拥挤过来,对站在当路的这两人不耐烦地推搡着,还嘁嘁嚓嚓地埋怨。邓伯雄只好转过身来,说:“龙仔,算了,我们走吧!”
  两人出了码头,匆匆上了干诺道,往闹市区走去。他们从乡下进城来,是有事情要办的。
  “哎呀,不好!”邓伯雄又突然失声叫道,停住了脚步。
  “少爷,”龙仔吃了一惊,“什么事?”
  “一件大事!”邓伯雄说,“我听人说,在新安县城里张贴着悬赏缉拿‘康党’的告示,上面有易君恕的名字,天下人重名重姓在所难免,倒也不一定是他。不过,我这位兄长是个热血汉子,我在北京就和他一起听过康先生的演讲,说不定……说不定出事之后,他从北京逃到这里来了,龙仔呀,刚才那个人是他,肯定是他,我不会认错的!”
  “刚才要是叫住他就好了,”龙仔说,“谁叫我们错过了呢?他现在恐怕已经上船了!”
  “我们不进香港了,回去!”邓伯雄断然说,“到船上去找他!”
  两人原路返回,匆匆赶到天星码头,渡轮已经鸣响汽笛,缓缓离岸。
  邓伯雄望洋兴叹:“君恕兄,我们怎么就无缘一见啊!”
  跟着他跑得气喘吁吁的龙仔问:“少爷,这怎么办?”
  “等下一班渡轮,过海去找他,”邓伯雄说,“一定要追上他!”

  易君恕和倚阑、阿宽一行三人,乘渡轮过了海峡,在尖沙嘴登岸。回头望,虽然与港岛只有盈盈一水之隔,脚下却已经是九龙半岛,神州大陆东南海隅的一个小小的岬角。易君恕自从在天津上船,两个多月来还是第一次渡海踏上大陆的土地,心中激动不已。
  午后的斜阳照射着九龙半岛,巍峨的狮子山莽莽苍苍,紫烟蒸腾。周围群山苍翠,原野葱绿,点缀着三三两两的农家村舍。倚阑在港岛生活了十七年,也是第一次过海来到九龙半岛,看到这郊野风光,觉得十分新鲜:“宽叔,九龙的山,我只认得这座狮子山,听说宋王台的那座山叫Sacred Hill——圣山,它在哪里啊?”
  “噢,宋王台名气很大,那座圣山倒并不高,在这里看不到,”阿宽说,“还有一段路哩!”
  阿宽在码头轿站叫了两顶“路轿”,请易先生和小姐坐了,他像识途老马,带领他们,沿着山间土路,往东北方向走去。
  过了红磡、土瓜湾,到了马头围一带,便看见前方一座金字塔式的山峰,灰白色的城墙从峰顶迤逦而下,形成一个巨大的“人”字,一撇一捺垂向两面山坡,连接着地面上的一座小城。
  “宽叔,这就是圣山了吧?”倚阑又急着问。
  “不,小姐,圣山比它还要小得多,”阿宽指点着说,“前面的这座山叫白鹤山,从山顶围下来的那两道城墙,就是九龙寨城的城墙。你看,那是寨城的南门,从龙津桥出来,正对着九龙湾。”
  “哦,这就是九龙寨城!”易君恕脱口说道。他虽然是第一次见到这座寨城,却闻名已久了。
  早在道光十九年八月,英国驻华商务监督查尔斯·义律率领三艘英国快船赴九龙山强购食物,受到大清水师的拦阻,义律下令英船开火,大清水师奋勇还击,岸上的九龙炮台也发炮猛轰,把英军打得落花流水,狼狈而逃,义律险些丧命。九龙湾海战是英国第一次对华诉诸武力,成为鸦片战争的开端。香港被迫割让给英国之后,朝廷为加强九龙的防卫,正式设立了九龙司,并且兴建了这座寨城。咸丰十年,朝廷把九龙司割让给了英国,但九龙寨城却幸而被划在界外,得以保留至今。今年夏天,李鸿章与窦纳乐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又把香港的界址向北大大推进,但即便如此,这座寨城也仍然没有划归香港,《专条》中明文规定,“九龙城内驻扎之中国官员,仍可在城内各司其事”。在今后的九十九年之中,九龙寨城就是在香港境内仅有的一点中国主权了。
  远望着白鹤山上的“人”字形城墙,易君恕不禁想起北京的八达岭,感到非常亲切。几干年来,历代中国人不断地在边塞筑城,都是为了抵御外来侵略,白鹤山虽然比八达岭小得多,九龙寨城更无法和万里长城相比,用途却是一样的,小小的寨城依山西海,也颇具气势。九龙半岛是中国大陆的东南尽头,九龙寨城是此处边关第一座城池,虽然和北京相距数千里,山山水水却是连在一起的。现在,他只要沿着九龙湾向前走去,踏上龙津桥,就可以直入城门。那里不属于香港,不在英国的管辖内,仍然飘扬着大清国的龙旗,迈进城门就回到梦魂萦绕的祖国了……
  “先生,这寨城不大,里面的古迹倒也不少,”阿宽说,“有道光年间兴建的‘龙津义学’,还有咸丰年间翰墨将军张玉堂写的拳书大字,在本地很有名气……”
  “噢?”易君恕被引起了兴趣,“我们进去看看!”
  “哦,”阿宽猛然一个激灵,后悔自己说多了,“不行,先生……”
  “为什么?”倚阑奇怪地问,“那里不许参观?你不是去过的吗?”
  “是……是这样,”阿宽为难地说,“我和你都可以去,只是易先生不大方便,因为那里还是大清国的地盘,我怕的是……”话说了一半,又迟疑地咽住了,神色不安地望着易君恕。
  易君恕心里一阵刺痛,明白了:九龙寨城里驻扎着大清国的军队和官员,他这名逃犯是决不能涉足的!那座城门犹如国门,远远地望去,是那么亲切,那么让他依恋,可是,国门之内又铺设着悬赏捉拿他的天罗地网,令他望而生畏,纵使梦魂萦绕也不敢亲近!
  易君恕黯然神伤,不忍再看,转过脸去。
  难得的一次访古寻迹的郊游,勃勃兴致因此而蒙上了阴影,倚阑小姐这才真切地感到了易先生的危难处境。
  “这个地方,我们不去就是了!”倚阑不禁愤愤然。她转过脸来,望着易君恕,柔声说,“先生,你不要难过,我dad不是说了嘛:你在香港是绝对自由的,翰园就是你的家,我们有责任保护你!”
  “倚阑小姐……”易君恕神色悒郁地看了她一眼,心中无限感慨:自己已经沦落到这等地步,栖身于英占香港以求苟安的“自由”,七尺男儿反倒要受一位柔弱女子的“保护”!
  在他们身边,阿宽凄然地一声叹息。
  “先生,我们往这边走吧,”阿宽佝偻着肩背,眺望着九龙湾的西岸,抬手指点着说,“从这里过去,离宋王台已经不远了。”
  轿子随着阿宽向前走去。穿过一段田间小路,平畴之中凸起一座坡度平缓的山丘。
  “先生,这就是圣山!”阿宽说。
  “嗯?”易君恕下了轿子,抬眼望去,这“圣山”看来太平常了,只不过一座小小的荒丘而已,没有亭台楼阁,茂林嘉树,但见野草塞道,乱石横陈,一片破败,满目凄凉。
  “圣山怎么是这个样子啊?”倚阑很是失望,“一点也没有神圣感!”
  “小姐,”易君恕凝望着那座荒丘,喃喃地说,“当年,元军的铁蹄踏遍神州,大宋王朝只余留这一角残山剩水,也是这副凄凉破败景象!而南宋君臣在山穷水尽之际,仍然誓不降元,矢志抗敌,被后人尊为神圣的正是这一股浩然正气啊!”
  “嗯……”倚阑点了点头,不禁对这座荒丘肃然起敬,走下轿来,准备和易先生一起攀登。
  “易先生,小姐,”阿宽指点着山顶说,“请看,那里就是宋王台!”
  他们举目仰望,缓缓的山坡伸向坟莹似的山顶,最高处巍巍雄踞着一块庞然巨石。

  林若翰一个人默默地吃过午餐,便立即到书房里,给卜力总督写信。
  这封信很难写。要写得礼貌得体,决不可再出现什么礼仪上的纰漏。要写得情感真挚,如果充满了“外交辞令”,倒显得虚伪,会招致总督的反感。要写得文辞典雅,体现自己的学者风范,才不至于被当作一封普通的“公民来信”而不予重视。还要写得简洁凝练,总督日理万机,没有时间看长篇累续的私人信件,如果写得啰哩啰嗦,可能不等看完就被扔进字纸篓里去了,那就前功尽弃,还不如不写。但要达到这几项标准,却又决非易事。开了一个头,看看不行,被否定了,重新写起。写了一半,再次被扯掉。要么严肃得过了头,像哪位外国驻港总领事发来的“照会”,这当然不行,一名老百姓没有资格跟总督来这一套;要么谦早得过了分,像信徒跪在上帝面前的祈祷词,这更不行,总督毕竟是人而不是神,在神的面前自己和总督是平等的,何必这样低三下四?一封信扯了又写,写了又扯,如此反复数遍,面前仍然是一张白纸。
  林若翰突然觉得自己很可怜!二十多年前,他几乎是以受宠若惊的心情去觐见直隶总督李鸿章,得到的却是一番漫不经心的嘲讽;今年夏天,他毛遂自荐上书光绪皇帝,替岌岌可危的大清国指出一条出路,翘首以望等待了许久,竟没有等到一字批复,直到政变发生,希望彻底破灭;政变之后,他心急如焚地去觐见驻华公使窦纳乐,为大英帝国谋划远东政策,受到的却是不冷不热的应酬,窦纳乐并不需要他这位高参。人的尊严一次次遭受打击,中国官僚、英国官僚都没有给他任何面子,如今又要委屈自己去巴结一位刚刚上任的总督吗?如果说,他曾经在政治上有所“抱负”,那么政治已经让他尝够了苦头,自己年将六十,既没有得到中国朝廷的顶戴花翎,也没有得到英国王室的勋章爵位,甚至连香港的太平绅士都不是,还不如迟孟桓的老爹,那个疍户出身的华商!
  一想到迟孟桓那双贪婪的眼睛,老牧师的心脏就一阵绞痛。香港开埠以来,华、洋界限壁垒分明,等级森严,但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经济萧条却给华商提供了一个异军突起之机,他们善于理财,熟悉中国内地商情,又与海外华侨声气相通,充分利用香港的自由港这一优越条件,与中国大陆和海外开展贸易,甚至以低于欧洲竞争者的价格将大批中国货物投放英国市场,又以低于洋商的价格向香港居民提供英国商品。打破了洋商独霸香港的一统天下。而今,香港最大的地产主是华人,香港外国银行发行的通货极大部分掌握在华人手中,香港政府税收的百分之九十来自华人,少数华商巨头迅速崛起,成为左右香港经济命脉的不可忽视的势力。在取得经济上的优越地位之后,他们又觊觎政治权利,中环欧人居住区的界限被突破,港府的《华人归化英籍条例》使一些华人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当起了英国人,少数华人领袖相继出任立法局非官守议员、太平绅士,已经使欧人社会深感不安。往日,林若翰对这些并没有给予特别注意,如今,当太平绅士迟天任之子向他发起了猛烈进攻,他才突然感到自己竟然难以招架了!迟孟桓有恃无恐。凭借的是什么?一是雄厚的财力,二是政治资本,而这两样都是他林若翰所不具备的,老牧师纵使想在坎坷的“仕途”上激流勇退,老守翰园这一“私人城堡”,怕也守不住了,他必须为自己的余生,为爱女倚阑的前途殚精竭虑,谋求一条生路……
  给总督的这封信还是要写。总督是女王陛下在香港的惟一代表,统治二十五万居民的独裁者,他不依附于总督,还能依附于谁呢?
  林若翰极力使自己浮躁的心情安静下来,俯下身去,从字纸篓里把那些作废了的信槁再捡起来,揉皱的理平了,撕破的再拼起来,从中寻找尚可利用的字句。可惜没有,那些废槁没有什么利用价值,只配扔掉,必须另起炉灶,继续苦思冥想每一句话应该怎样措辞。
  突然之间,灵感袭来了,一个全新的构思涌上心头:一切对总督的赞颂之辞和自己的效忠表白都是多余的,这封信只需要对新总督的就任表示祝贺就可以了,然后附上自己的著作,作为赠送总督的礼物,也是最含蓄、最得体的自我介绍,哪怕总督只是随手翻一翻那些煌煌巨著,就会对他这位资深的牧师学者留下一个深刻而良好的印象,那么在下次主日崇拜时再见面就有了交谈的内容……
  这个主意实在是太好了。他马上付诸实施,只用几分钟就写完了这封信,反复推敲了几遍,没有发现任何纰漏。便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装进信封,在信封上写上:“敬呈亨利·亚瑟·卜力总督阁下”。
  然后便是准备赠给总督的书。林若翰几十年来出过不少书,被谭嗣同称为“著作等身”,如果把那些书全部拿出来,可以装满一辆人力车。他当然不会那样做,只需挑选其中的几本代表作,象征性地献给总督就可以了。他站起身来,在书架前检阅着自己的作品,经过慎重的筛选,确定了其中的三本:英文版《一个英国人眼中的中华帝国》和《香港——我的第二故乡》,这两本书记述了他在香港和中国内地的丰富阅历,相信对刚刚踏上这块土地的总督具有参考价值;还有汉文版《甲午战纪》,不但对亚洲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中国和日本作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分析,而且是直接用汉文写成的,体现了作者的“汉学”造诣,总督要统治华人占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这块土地,必然会特别重视这方面的人才。当然,汉文版的书,总督看不懂,但正因为看不懂,才更增加了一层神秘感。林若翰这样想着,又觉得这似乎有些向总督自荐的意思了,是不是欠妥?但反过来想想,他在信里毕竟没有明说“三千之中有毛遂,使白脱颖而出”之类的话,送几本书有什么不可以?如果总督慧眼识英才,岂不更好吗?主意已定,他在三本书的扉页上都签上名字,然后用礼品纸包扎在一起,就一切都准备停当了。
  “阿宽,你来一下!”他朝书房门外喊着。
  一阵细碎的脚步声,阿惠跑上楼来。
  “牧师,宽叔不在,他跟小姐和易先生出门去了。”
  “噢,我忘记了,”林若翰哑然一笑,“那么,这件事就由你去办吧!”
  “什么事,牧师?”
  “你把这封信和这一包书,替我送到总督府去。”
  “总督府?”阿惠吃惊地睁大了眼睛,“我怎么进得了总督府?门口有卫兵站岗的!”
  “你不用进去,交给卫兵就可以了,请他们转给总督。”
  “要是他们不肯呢?”阿惠还是不敢去,“他们会赶我走开的,也许把我当作小偷抓起来!牧师,我怕……”
  “会有这么严重吗?不,你拿上我的名片,对他们说你是林牧师家里的仆人,他们不会对你怎么样的……”林若翰说着,自己也有些犹豫,但是现在阿宽不在,他自己亲自送去又不合适,那么只有让阿惠去冒险了,“这样吧,我给你带上一些钱,如果遇到麻烦,就送他们‘贴士’……”
  “总督府的卫兵也会收‘贴士’吗?”
  “我想会的,”林若翰这一回说得很肯定,“去年的那件大案子你忘了?连高级警官都受贿,何况小小的卫兵?你们中国人说:‘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句话,我现在不得不信了!”
  阿惠只有从命了,尽管这件事使她从心眼里感到害怕,但主人交代她去做却又不能不做。她郑重地接过那封信和那一包书,林若翰又拿出一把港币,一枚一枚地放在她的手心里,一共十枚,都是一元面值,这比阿惠辛辛苦苦一个月的工钱还要多了。
  阿惠把钱收好,捧着信和书下楼去了,那十枚港币在她的衣袋里“叮当”作响。
  林若翰站在书房的窗前,看着阿惠出了院门,沿着山路朝下走去。

  屹立在上亚厘毕道旁的总督府,是这块殖民地最高统治者的住宅和办公处所,背靠太平山,面向维多利亚港,与圣约翰大教堂、英军司令官邸相毗邻,占据了港岛中区的最佳位置。而在“政府山”的这三座建筑物之中,最后落成的却是总督府。
  早在英国占领香港之初,相继两任外交大臣巴麦尊和阿伯丁都没有充分估计到这座岛屿所具有的商业潜力,阿伯丁曾在1842年1月指示驻华全权钦使兼商务监督璞鼎查:“香港应当考虑的只是军事地位问题,非军事需要的一切建筑物应即停建。”8月,璞鼎查视察香港,刚刚开辟的交通干线皇后大道正在施工,监狱和总巡理府尚未建成,“维多利亚城”还没有一座永久性的建筑,连钦使璞鼎查本人也是住在帐篷里。8月29日,由璞鼎查一手策划并亲自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使香港正式为英国所割占,此后优先修建的也是军港、海军仓库、炮台、弹药库、兵营等等军事设施。“政府山”最早出现的大型建筑是1844年开始修建的英军司令官邸,即民间所称的“旗杆屋”,1846年落成。随后又建起了主要供军政人员祈祷的圣约翰大教堂,而当时总督府还没有影子。从首任总督璞鼎查、第二任总督戴维斯、第三任总督般含,一直到第四任总督包令,都先后住过租赁的房舍,皇后大道、美梨练兵场旁边、“兵头花园”、坚道和春园街都曾经是临时的“总督府”所在地。上亚厘毕道的总督府在1851年才开始兴建,历时四年,至1855年竣工,正在任上的第四任总督包令从春园街搬过来,成为入主新总督府的第一人。
  新总督府的成本估价为一万四千英镑,而英国殖民地加尔各答总督府的造价却高达十六万七千英镑,印度总督府仅保镖就多达一百三十人,还养着一百四十六头大象,可见占地之广相比之下,香港总督府就小得多了,因为当时英国政府还没胡料到香港日后的经济飞速发展,它在殖民地排行榜中的地位仍然相当低微。但尽管如此,新总督府比起以往租赁的临时住所,还是宽敞、宏伟得多了。这座具有浓郁的殖民地色彩的建筑,外形和“旗杆屋”非常相像,蓝本都是英国17世纪著名建筑师琼斯设计的皇后别墅,砖墙瓦顶,楼高两层,三面都有深洞阳台,正面中间部分设计了颇具气派的爱奥尼亚式柱廊,为了适应香港的亚热带气候,在柱廊的上部和左右两翼所有的窗户都增加了木制百叶窗,通风、透光而又遮阳。与“旗杆屋”不同的是总督府的两层楼下又依据山势增加了一层地库,用坚固的花岗岩砌成一排连续的券门,支撑住整座建筑,从外面看上去则像是三层楼了。楼前绿草如茵,草坪的两侧有马房和工人房,北向的人口设有专门的停轿处。穿过草坪便进入大楼的一层,这里有总督的办公室、客厅、饭厅、图书室,还设置了供总督休息游乐的桌球房。两条楼梯通往楼上,一条是工人和佣人走的,另一条供主人专用,楼上便是总督的私人住宅了。花园在大楼的后面,一条双环扭结式的楼梯通往半圆形的守卫室,全副武装的哨兵从高处监视着地面,大楼庭院门口笔直地站着荷枪实弹的门卫,日夜守护着总督和他的一家。
  在香港开埠之初,这样一座总督府已是十分威武煊赫。
  包令退休之后,它又相继传给了第五任总督赫科莱斯·罗便臣、第六任总督麦当奴、第七任总督坚尼地和第八任总督轩尼诗。在轩尼诗任职期间,香港作为国际重要商埠的地位已非当年可比,外国政要和使节的来访日渐频繁,英国的威尔斯王子和维多王子也到港访问,送走迎来应接不暇,还有每年的女王寿辰都要大肆庆祝,授勋仪式也是在总督府举行,一楼的大厅已不敷使用,连楼上的总督私邸和楼下的花园也要用来招待宾客。轩尼诗感到总督府太小了,由行政局批准拨款四万元港币,准备修建附属设施。这一计划跨越了第九任总督宝云的任期,直到1887年第十任总督德辅执政时才付诸实施,在现有大楼的右侧增建了一座新楼作为副翼,于1891年落成。
  新楼的风格与旧楼基本一致,也是楼高两层加一层地库,但由于地基较低,看上去比旧楼矮了一截,补救的办法是在楼上加了隆起的中国式屋顶,使这座西洋式建筑多少涂上了一些东方色彩。另一个与旧楼不同之处是在前后两面的正中各增加了一个希腊式的三角形山墙,从而带有一些文艺复兴式的味道,整座建筑将古今中外杂糅,也就说不清是什么风格了。新楼与旧楼之间由宽阔的楼梯相连,一楼不仅有大饭厅和客厅,而且还设有大舞厅,总督阁下所举行的重大活动都有足够的场所了。政府山前面再没有高大的建筑物遮挡视线,从面北的柱廊和窗户纵目远望,港岛北部的海滨景色尽入眼底,居高临下的总督府占尽风光。
  现在,海空夕阳斜照,给耸立在政府山的大楼镶上了一圈金边,楼顶前沿笔直的旗杆上,红白蓝三色相间的“米”字旗迎风招展。正是喝下午茶的时间,在总督的办公室里,第十二任总督卜力和他最重要的助手辅政司骆克一边品味着浓得发苦的非洲咖啡,一边切磋着忙得放不下的政务。曾经担任第十任港督的德辅在卸任后所写的回忆录中说过:“总督需要亲自过问的事情很少,各项工作自有辅政司去处理,图清闲的港督只需在别人起草的文件上签签名,即可舒舒服服地把总督做到任满。”但实际上,德辅自己并没有享受到这份清闲,他上任之初便亲自起草了旨在扼制华人业主势力扩张的《欧人住宅区保留法例》,在五年任期之中,开始了维多利亚港中区的填海工程,建成了山顶缆车,成立了两家大型股份公司置地公司和电灯公司,并且还扩建了总督府,忙得不亦乐乎。他的继任者第十一任总督威廉·罗便臣更没有闲情逸致,不仅被财政赤字、经济衰退搞得头昏脑涨,而且在五年内竟然赶上了两次大瘟疫,三千五百多名香港居民丧生,连罗便臣夫人也未能幸免。焦头烂额的威廉·罗便臣为了摆脱困境,极力谋求扩张香港的地盘,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促成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签订。对于英国来说,能够胁迫大清帝国作出如此巨大的妥协,不仅归“功”于驻华公使窦纳乐那外交官加武夫的谈判技巧,为此出谋划策的港督威廉·罗便臣也“功”不可没,而他却又没有来得及享受这一成果,在今年二月便任满离职,把新租借地这颗成熟的桃子留给继任者第十二任总督卜力去摘取了。
  卜力的办公室悬挂着一幅巨大的地图,这幅地图正是窦纳乐与李鸿章谈判时所使用的地图的蓝本,它的区域包括了香港岛、九龙半岛和广东新安县的大部以及附近的岛屿和海域,也就是新任港督治下的全部领土和领水。此刻,卜力总督瘦长的背影几乎贴在地图上,他的手里拿着一只长柄的放大镜,仔细地观赏着新租借地纵横交错的山脉,山间谷地的一片片原野,和密密麻麻的村庄。这片展拓的界址,使香港的土地扩大了十一倍,水域扩大了四五十倍,人口增加了十万以上。
  “感谢我的前任为我留下了这笔‘遗产’,使我在扮演新的角色之时不至于感到舞台过于狭小。”卜力转过脸来,耸动着小胡子,鹰钩鼻上方那双淡蓝色的眼睛流露出不加掩饰的自负。
  这位新总督的全名叫Henry Arthur Blake,自从他抵港履新的那一天起,香港的华文报纸便以笔划极简省的两个汉字称呼他为“卜力”总督。卜力出生于鸦片战争爆发的1840年,英国发动那场战争的最重要收获便是攫取了中国的领土香港,五十八年后由鸦片战争的同龄人出任这块土地的总督,也许是卜力欢度五十八岁生日所得到的最有意义的礼物。而在此之前,他已经先后担任过巴哈马、纽芬兰和牙买加总督,积累了丰富的殖民地工作经验,对接手治理号称“东方直布罗陀”的香港也并不感到受宠若惊,自认为这份殊荣非他莫属,当之无愧,雄心勃勃地要做出一番成就。
  辅政司骆克坐在他的对面,手里端着咖啡杯却停止了啜饮,倒挂的“八”字眉下的那双充满智慧的眼睛微微眯起,两撇小胡子并不像卜力那样翘起,而是服服帖帖地分梳两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辅政司以恭顺谦卑之态注视着总督阁下,倾听着他所说的每一个字。
  历史在他们两人之间制造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巧合:卜力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同龄人,而骆克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同龄人。
  公元1858年5月,正当英法联军攻陷中国的大沽口时,这位James Stewart Lockhart出生于苏格兰北部阿吉尔的阿德希尔。他的祖父是一位成功的银行家,父亲迈尔斯·骆克哈特则是个无所事事、悠闲度日的绅士,因为富足的家境无须他再去工作。但是,充足的金钱毕竟并不能满足人的全部欲望,骆克哈特家族还缺少一样东西。而在迈尔斯娶了阿德希尔的大地主查尔斯·斯图尔特的侄女和继承人安娜·斯图尔特小姐为妻之后,这一愿望得以满足,便把标志着苏格兰古代王室高贵血统的“斯图尔特”纳入自己的姓氏。多年之后,他的第四个儿子“司图尔特·骆克先生”的大名在香港妇孺皆知,却很少有人知道他那高贵的姓氏其实是沾了姥姥家的光。
  骆克自幼具有出色的语言天赋,大学期间,希腊文、英文和修辞学的成绩优异,几经努力,他在1878年秋天考取了由英国政府派驻香港工作的“官学生”,经过九个月的汉语强化训练,通过了初级考试,于1879年10月2日从南安普敦启程东渡,一个半月之后到达香港,从此在漫长的仕途中,地处远东的香港成了他的“家”。
  在初到香港的三年里,他在广州师从欧阳辉先生,刻苦学习汉语,由此得以广泛涉猎中国的历史、文学、民俗、礼仪,并且对中国的古董、字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此孜孜以求,以“收藏家”自居。使他感触最深的是孔夫子的思想,一部薄薄的《论语》使他找到了治理这个东方民族的钥匙。在汉语人员奇缺的港府,骆克先后在殖民地秘书办公室、注册总局、鸦片税务署等等部门任职,迅速地步步高升,自1895年起成为港府中仅次于总督的行政长官辅政司。今年2月,罗便臣总督卸任之后,香港人士普遍认为,辅政司骆克将是代理总督的最佳人选。但是,结果却出人意料,伦敦任命了当时的驻港英军司令布莱克为代理总督的“护督”,之后,正式任命卜力为第十二任总督,骆克落空了。作为对骆克的一种“补偿”,女王授予了他一枚圣迈可及圣乔治三级勋章“C.M.G。”,仍然低于卜力的一级勋章。骆克尽管心有不快,但这位精通中国儒学的苏格兰人时时牢记着孔夫子“克己复礼”的教导,在与同僚的相处之中,尤其在总督面前,格外谦虚谨慎。现在正是用心博取新主子卜力总督赏识的时候,决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窦纳乐公使为我们打开了通往中国大陆的大门,”卜力继续说,“但同时也给我们制造了一些麻烦,在我看来,《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是一份不够成熟的文件,它还有不少明显的漏洞和欠缺。比如九龙寨城问题,简直不可思议!既然香港的界址已经展拓到深圳湾和大鹏湾,为什么近在九龙湾旁边的这座寨城却可以除外?我们又怎么可以允许在女王陛下治下的英国领土之内保留中国的驻军?”他用手里的长柄放大镜敲击着地图,“这是主权问题!窦公使在主权上向中国让步,太软弱了!”
  “总督一语击中要害!”骆克点点头说。其实他心里在想,若论“主权”,不要说新租借地,就连香港、九龙的主权本来也都属于中国,那是我们的前辈以武力加智谋夺过来的,如果中国再出个像林则徐那样的强硬派,和我们针锋相对地讲起“主权”来,理屈的将是我们。即使是面对李鸿章这样的软骨头,在谈判桌上也还是要把道理讲得冠冕堂皇。窦纳乐公使能够为我门争取到这个地步已经很不容易了,在大踏步挺进的同时作一些小小的让步,实属迫不得已,你还要谴责他?外交上从来没有笔直的大道,要想达到目的,常常要绕几个弯子,中国有一个著名的策略,叫作“若欲取之,必先予之”,这番道理,窦纳乐懂得,你却不懂得!
  但骆克决不会愚蠢到用这番道理去开导总督,而要以窦纳乐的“失误”来证明卜力的“英明”,于是接下去说:“九龙寨城的存在是我们的心腹之患,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我相信总督会亲自把它夺过来!”
  “当然,”卜力胸有成竹地笑笑,“其实要夺取九龙寨城也并不难!骆克先生,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专条》虽然允许中国官员继续驻扎在九龙城内,但下面还有一句话:‘惟不得与保卫香港之武备有所妨碍’!对此,李鸿章竟然没有表示反对,真是一个十足的傻瓜!现在我们可以利用这句话,把他们赶出去,理由就是:九龙城内的中国驻军妨碍了香港的安全!”
  好一位自作聪明的总督!骆克在心里说,你不要忘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是窦纳乐公使起草的,“惟不得与保卫香港之武备有所妨碍”那句话难道是无意中写上去的吗?不,那正是窦纳乐的苦心所在,为我们日后夺取九龙城预先设置了“伏笔”,文章作到这种地步,已经可圈可点。以这句话作为夺取九龙城的理由,无须你来“发现”,其实早已成为英国朝野各方人士的共识,自从《专条》签订以来,海军联合会香港支会、伦敦商会、香港总商会、英商中华社会都在谈论这同一议题。在你受命出任香港总督之前,署理港府事务的护督布莱克少将也已经给殖民地大臣张伯伦写了信。大家共同烧好了这份牛排,等着你来享用呢,你这个幸运儿!
  骆克并不想一味地吹捧卜力,那样会使总督飘飘然,而忽视了他人包括辅政司骆克先生的重要作用,因此他有必要提醒总督,夺取九龙城并非那么轻而易举。
  “可是……”他不失时机地来了一笔“但书”,“如果中国方面声称他们在九龙的驻军并没有对香港的安全造成威胁,而我们也找不出这方面的证据,又该怎么办?因为事实上就是如此,中国政府目前正处在内外交困之中,根本没有能力也没有胆量向我们进行哪怕一点点挑衅行动……”
  “无须什么证据!”卜力不假思索地打断了他的话,“我们有强大的陆军和海军,还有六百多人的皇家警察部队,对付一个小小的九龙城简直易如反掌!骆克先生,我想你一定给你的孩子讲过《狼和小羊》那个著名的故事吧?……”
  这时,办公室门外响起了一声:“报告!”把卜力的话打断了。
  “进来!”卜力头也不回地命令道。
  他的秘书走了进来,手里捧着文件夹,笔直地站在他的身旁,把文件夹打开来。
  “总督阁下,这是警察司梅轩利上尉送来的报告,请总督签字!”
  “好的,”卜力连看也不看那份报告,就向秘书伸过手去。秘书把已经准备在手中的笔递给他,他却突然收回了手,说,“不,你把这份报告留下,我看过之后再签字。告诉梅轩利上尉,请他明天上午九点钟到我这里来,我要听他谈一谈警察部队的情况。”
  “是,阁下!”秘书把文件夹放在总督的办公桌上,转身走出去了。
  “对不起,骆克先生,”卜力重新面对骆克,要继续意犹未尽的谈话,“我刚才讲到哪里了?”
  “《狼和小羊》。”骆克耸耸眉毛说。
  “对,《狼和小羊》,”卜力想起来了,“那个著名的故事最生动地阐明了一个真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弱肉强食,天经地义。在没有抵抗能力的敌人面前,其实什么理由都不必去讲,吃掉它就是了。”
  “《狼和小羊》,很精彩的一个比喻,”骆克会心地一笑,“可是很遗憾,中国人对这个西方寓言似乎缺乏应有的理解能力,他们保守而且固执,把不宣而战、弱肉强食看作可耻的行为。在中国的历史上,许多诸侯国之间、地方割据势力之间虽然也曾经发生过无数次战争,但谁也不肯承认自己是在侵略和掠夺对方,总是打出‘吊民代罪’、‘除暴安良’等等正义的旗号,非常忌讳‘师出无名’。在中国的军事家看来,最高明的战略是不采取军事行动、不造成流血冲突而使对方屈服,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卜力不以为然地摇摇手,从地图前踱过来,回到自己的座椅上,从茶几上的食盘里拈起一颗开心果,“请你告诉我,如果不诉诸武力,你有什么办法能说服那些野蛮人从九龙城撤走?”
  “有的,阁下,”骆克说,“以总督的智慧,可以想出充分的理由。您已经敏锐地指出《专条》在文字上的漏洞,而这些漏洞正好可以为我们所利用。我提醒阁下注意‘所有现在九龙城驻扎之中国官员’这一句话,在英、汉两种文本当中是有所不同的……”
  “吻”卜力若有所悟,手里捏着的开心果停在嘴边,也忘了吃,饶有兴致地琢磨着骆克的意思,“Chinese official—中国文官……”
  “是的,英文本使用的是‘中国文官’这个词,这就意味着中国无权在城内驻军!英、汉两种文本都是由双方大臣签字画押,经两国政府批准,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我们以此为理由,要求中国驻军撤出九龙城,他们还有什么话可说?”骆克那双眯缝眼闪烁着狡黠的光芒,望着总督,“而据我所知,中国在九龙城内一直实行的是军事管制,并不是文官管辖,他们的最高长官是大鹏协副将,城内的二百个平民都是军人家属和仆役之类,一旦撤军,必然随之一走而空。而且,‘Kowloon walled City’这个词毫无疑问指的是九龙寨城,也就是城墙以内的地方,他们撤出城去便没有立足之地,只能退到展拓界址的界限以外,九龙寨城不就自然而然地归属香港了吗?”
  一好,好极了!骆克先生,你的这一番文字游戏足以‘不战而屈人之兵’,比皇家炮舰还要厉害!”卜力把手里的开心果又丢回盘子里,兴奋地站了起来,重新走到地图前,“那么,中国的九龙税务司设在汲水门、长洲、佛头洲和九龙城外的这四个税关,是不是也可以用同样的办法把他们赶走?”
  “不必。”骆克笑了笑,说。
  “什么?”卜力对这一回答感到吃惊,“我们难道可以允许中国的税关继续保留在香港的土地上?难道可以容忍中国的缉私船在香港的水域游弋?难道可以眼睁睁地看着潮水一般的白银从香港流向中国?要知道,他们的这四个税关,每年仅仅征收鸦片税就是三十万两,还有其他税收高达七十万两!不,如果允许他们在新租借地保留税关,我们的经济利益将受到极大损害,香港将变成广州的财政附庸,而且香港作为自由港的国际形象也将被破坏!这是决不能允许的,骆克先生!”
  “总督的意见完全正确,中国的税关必须从新租借地赶走!可是总督似乎不必为此而伤脑筋,因为在《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中对这件事只字未提!”
  “是这样吗?”卜力一愣,“我对这些条文记不大清楚了,真地只字未提吗?”
  “是的,阁下,”骆克肯定地说,“我曾经仔细地把《专条》反复研究过许多遍,都没有找到有关关税的一个字。据我所知,当初在两国谈判的时候,窦纳乐公使的确曾经向李鸿章保证:在英国接管新租借地之后,将尽可能采取一切措施防止这一地区被利用来向中国走私,尽力保护中国关税;然而有意思的是,李鸿章竟然没有要求把这一保证写进《专条》……”
  “口头保证根本不具法律效力,我们完全可以不予承认!”卜力放心地笑了,他的右臂在地图上有力地一挥,“把他们赶走,统统赶走!这样,在这片土地上再也没有麻烦了!”
  “不,阁下,麻烦还会有的,”骆克却并不像总督那样乐观,“我们从李鸿章手里拿到了一份《专条》,还不等于占领了新租借地三百六十六平方英里的土地,更不等于驯服了那里的十万人口。我说过,中国人是非常保守而且固执的,尤其是农民,他们世世代代在一块土地上生活,很少迁移,乡土观念极为浓厚,以家族纽带构成了稳定而封闭的社会,不容许任何外界的力量来打破它。‘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是一首非常古老的中国民歌,代表了典型的农民意识,他们满足于这种原始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连他们的帝王也无法改变它,直到今天还是这样。他们非常排外,对两次鸦片战争记忆犹新,仇视外国人,尤其是英国人,根本不相信白人会带给他们幸福。而现在,我们正是要他们离开原来的祖国,归顺干女王陛下,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征服十万人要比征眼一个李鸿章困难得多!根据我在新租借地一个多月的调查中所观察到的情形,估计在正式接收时会遇到反抗的……”
  “反抗?一群农民会反抗政府?你估计得太严重了,”卜力轻蔑地笑了笑,“英国当年占领香港时遇到反抗了吗?”
  “不,五十七年前的情况和今天大不相同,新租借地和香港也大不相同。”骆克说,“义律钦使和伯麦司令占领香港时,岛上只有十六个村庄,七千四百五十个居民,当然容易治理。可以说,港府是先在这里建立了英国式的政法体制,然后才发展这个商埠,以后大量的移民从中国内地来港定居,就不得不服从已有的社会制度。今天的新租借地则不然,那里的居民至少从宋、元时代就定居在此,早已形成了锦田邓氏、新田文氏、上水廖氏、河上乡侯氏和粉岭彭氏这五大家族势力,他们自行组织社团,订立规约,建立团练公局,各自都有地方武装,不可轻视!如果我们强制他们改变这一切,势必会引起他们的反感,武力反抗也是可能发生的。所以,我认为,我们今后统治、管理这块地方,应该尽可能地维持现状,保留现有的乡村机构,保持原居民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
  卜力皱起了眉头,骆克的这番话调子越来越低,使他听得极不舒服。曾在巴哈马、纽芬兰和牙买加担任总督的卜力对于殖民地土著居民的民族情绪早有亲身体会,他并不感到奇怪,而奇怪的是将要和他在香港长期合作的辅政司骆克竟然极力渲染这种情绪。这使他不能不想到,在被世人通称为“英国”的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民族情绪也是照样存在的,大不列颠岛北部的苏格兰人、西南部的威尔士人和爱尔兰岛上的爱尔兰人至今仍对居于统治地位英格兰人有一种本能的戒备甚至仇视心理。而面前的这位骆克先生就是一个苏格兰人,在他的家乡,苏格兰人唱自己的歌,跳自己的舞,男人穿裙子,不肯和英格兰人作民族认同。如果你无意中和一个苏格兰人谈论“我们英国”如何如何,说不定会遭到白眼:“不,我是苏格兰人!”那么,这位骆克先生……
  “骆克先生!”卜力中途打断了骆克的喋喋不休,以凌厉的目光扫了他一眼,“我想提醒你,不要因为在中国人当中生活得太久,或者由于别的什么原因,而对弱小民族产生什么怜悯之心,我们的使命不是和他们交朋友,而是统治他们!一个月之前,女王陛下会同枢密院发布的命令已经明确指示了新租借地的施政方针:香港总督和立法局有权为和平、治安和该殖民地有良好的政府而制订法律,在香港施行的所有法律,对新租借地同样有效。这是我们行动的惟一准则,你大概不至于对此持有异议吧?”
  其实,卜力的话不必说这么多,在他那狐疑的眼神瞥来的一瞬间,骆克就已经透彻地领会到其中的含义了。骆克吃了一惊!总督怎么能怀疑他对女王的忠诚?如果没有骆克,你还能再找出第二人来,在你赴任之前就已对新租借地作了那么详尽的调查吗?那份调查报告,连殖民地大臣张伯伦都称赞它“极有价值,极有意思”,殖民地部甚至认为,新租借地需要什么,骆克是最好的裁判,这些,难道你都视而不见?洋洋万言的报告书,你大概并没有仔细阅读吧?要不然,你怎么会不被骆克的忠诚和尽职而感动?
  “总督阁下!”骆克放下手里的咖啡杯,倏地站起来,“为了捍卫祖国的利益,捍卫女王陛下的光荣和尊严,我不惜献出自己的一切!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仍然如此!”
  “你何必这么紧张呢?”卜力微微一笑,“骆克先生,我只不过要提醒你,不要在那些中国人面前失去了大英帝国的尊严!听说,你和新安县知县卢焕的关系很密切,还送给了他很贵重的礼物?”
  “报告总督……”骆克连忙解释说,“我那样做,是为了从他手里拿到新租借地的田土登记档案,那对我们是极其有用的!”
  “啊,贿赂?”卜力明白了,伸手拍拍他的肩膀,“对,这个由魔鬼发明的把戏在全世界都适用,当年异教徒只用三十个银币就诱使犹大出卖了耶稣!那么,你送给了新安县知县什么?是西洋自鸣钟,还是中国字画?我听说,你在香港还是一位颇有名气的收藏家,为了我们的事业,忍痛割爱了吧?”
  “不,阁下,”骆克说,“卢焕是一个士官僚,根本不懂得古董的价值,只认得钱!我用银子敲开了他的门,借出了新安县的田土登记簿册,整整抄录了三天,其代价比异教徒收买犹大的三十个银币还要高些呢!”
  “哈哈!妙极了,简直妙不可言!”卜力放声大笑,他似乎应该对骆克先生放心了,这个苏格兰人不但忠诚可靠,而且足智多谋,还有一点不露声色的幽默感,这将为他们以后的合作增添一些趣味,“骆克先生,看来你的银弹外交是成功的,不战而屈人之兵……那句话怎么讲?”
  骆克接下去说:“善之善者也!”
  “报告!”门外又响起秘书的声音。
  “进来!”卜力说。
  他的秘书走了进来,手里托着一个礼品纸包,上面放着一个信封。
  “总督阁下,您的信,还有一份礼物。”
  “噢?”卜力回过头来,看了一眼那个礼品纸包,朝骆克笑道,“你看,我们刚刚说到贿赂,就收到了贿赂,有意思!”
  秘书在咖啡桌上放下礼品纸包,然后把那个信封双手递给总督。
  卜力接过信封,扫了一眼正面,便翻过来看背面寄信人的签名。
  “John Ling,”他读出这个名字,有些奇怪地自言自语,“这是什么人?”
  “John Ling?”骆克心里一动,他的这位老朋友颇有一些中国文人式的清高,而卜力总督刚刚上任,他便急于写信来,倒是出人意料。但是,老朋友毕竟是老朋友,他在总督面前有义务作一番介绍,便对卜力说,“就是圣约翰大教堂的那位牧师,汉文名字叫林若翰。昨天的主日崇拜,我们刚刚听过他讲道……”
  “啊,是那位老牧师,”卜力想起来了,嘴角泛起了一丝微笑,他伸开双臂,模仿着林若翰讲道时的神情和语气,“‘约翰是诚实的!约翰没有撒谎!’一个神经质的老头儿!是他来的信?有什么公干?”
  骆克也莫名其妙地望着卜力手里的那个信封,猜不透林若翰给总督写信是要做什么。
  卜力打开信封,用两个指头抽出信纸,匆匆扫了一眼,就看完了那简短的几行字,顺手递给了骆克。
  “这封信……”骆克小心翼翼地问,“我可以看吗?”
  “当然,这里没有任何私人秘密,甚至可以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可惜晚了一些!”卜力冷笑着说,“到今天才想起来祝贺我就任香港总督,哈哈,神经病!”
  骆克默默地看完了这封信,不安地抬起头来。
  “阁下,林牧师在香港是一位知名人士,他的贺信虽然晚了一些,总也是一番好意……”
  “知名人士?”卜力转过脸来,看看秘书,“就职典礼为什么没有请他参加?”
  “报告阁下,”秘书说,“我们给他发了请柬,可是他并没有出席,打来了‘德律风’,说因病请假。”
  “因病……请假?”卜力皱起了眉头,“他被邀请,应该感到光荣;如果没有兴趣参加,悉听尊便,无须请什么假!”
  骆克暗暗替林若翰叫苦,如果他不写这信来,倒还不至于在总督心里留下这样印象!现在,如果不替他说句好话,以后再想扭转总督对他的看法,恐怕就难了。
  “总督阁下!”骆克说,“林牧师年纪大了,也许他当时确实身体不好,我看这封信还是很真诚的,他还赠送给总督三本书……”
  “打开来!”卜力命令道。
  秘书把那个礼品纸包打开,取出林若翰精心挑选的三本著作,递给总督。
  卜力只是随手翻了翻,就放在了一边,满脸的不屑。
  “一个不务正业的牧师!对他来说,只要会背诵《圣经》,会讲‘约翰是诚实的’,就足够混饭吃了,写这些东西做什么?”
  “阁下,”骆克迟疑了片刻,本不想再多嘴讨嫌,但还是忍不住说,“林若翰不仅是一位资深的牧师,而且还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汉学家,他在香港和中国内地居住、游历了三十多年,对华人社会有很细致的观察和了解,这些对总督治理香港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不妨抽暇读一读他的著作……”
  “现在是什么时候?当务之急是准备接管新租借地,我哪里有时间去读这些东西?何况他还把一本汉文的书也送给我,对不起,我不认识那些天书一般的方块字!”
  “那么,”骆克试探地说,“或许总督可以接见他一次,听他谈一谈?”
  “什么,接见他?莫名其妙!”卜力奇怪地盯着他,“我有什么必要接见这样一个人?”
  “为了阁下的事业,”骆克说,“总督刚刚上任,如果把一些知名人士笼络在周围,将如虎添翼;林牧师在教徒当中很有威望,这个人对我们是有用的,阁下!”
  “嗯,”卜力很不情愿地应了一声,“你这个人,总是在这些方面动脑筋!好吧,在我有空的时候,可以考虑拿出二十分钟的时间见他一面……”
  “安排在什么时候呢?”骆克却十分认真,紧跟着问,“总督决定了,由我来通知他。”
  “我看……”卜力想了想说,“就在明天吧,喝下午茶的时候,你还是像今天一样,到我这里来,一起和他谈谈。”
  “好的。”骆克答应着,朝总督办公桌前走去。
  “还有,你告诉他……”卜力望着骆克,又交代道。
  “阁下,让他事先作好哪些准备?”骆克摇动着“德律风”的摇把,说。
  “从那封信看来,他有些怕我,”卜力笑笑,“你告诉他,见了总督不要太紧张。”
  “好的,阁下,”骆克拿起了话筒,总机已经通了,“接线生,请给我接……”
  “等一等!”卜力突然说,“我改变主意了,明天我不能接见他,那样似乎太隆重了,拖一拖吧,以后再说!”
  骆克愣在那里,举在手里的话筒中传出接线生的声音:“先生,先生!请讲话,你要哪里?”

  圣山顶上,易君恕神情肃穆地仰望着那块巨石。
  此石高约丈许,宽约三丈左右,上部呈平坦的漫圆,好似巨龟的甲壳,四周圭角嶙峋,鬼斧神工,浑然天成。在这徐缓的山坡之上,不知何年何月,从天外飞来这块巨石,阅尽人间沧桑、世事兴亡,如今遍体苔痕雨迹,苍黑如铁。
  “先生,这样一块石头,怎么能证明就是宋朝皇帝的遗迹呢?”倚阑在旁边问道。
  “是啊,我也在想,”易君恕说,“这巨石上怎么不见前人的题咏?”
  “有啊,”阿宽说,“这是背面,正面刻着字呢!”
  “噢?”易君恕听了,便绕着巨石,转到北向的一面,举目看时,果然在醒目处刻着三个大字:“宋王台”,每字约三尺见方,书体在行、楷之间。右上方一行题款:“清嘉庆丁卯重修”。“宋王台”三字下面,又有一片密密麻麻的小字,可惜水蚀风化,已漫漶不清,难以辨认。
  “嘉庆丁卯当是嘉庆十二年,至今已有九十一年……”易君恕想了想,算出了这题款的年代,“不过,南宋沦亡是六百年前的事了,这题款却晚得多,不知有何依据?”
  “先生是做学问的人,凡事都刨根问底,”阿宽苦笑笑说,“这些事情,我们哪里说得清楚?”
  三人正面面相觑,忽然听得身后传来一声呼唤:“君恕兄!……”
  易君恕一愣,猛地回过头向山下看去,一条彪形大汉,正朝山上大步跑来,见他回过头,那人扬起了手,兴奋地大叫:“君恕兄!”
  “啊?邓伯雄!”
  易君恕惊喜万分,不顾脚下的荒草乱石,踉踉跄跄迎了过去,邓伯雄飞步跑过来,一把抱住了他,不禁喜极而泣,涕泪涌流:“兄长,我们终于又见面了!你怎么从北京千里迢迢……”
  “唉!伯雄,一言难尽!”易君恕望着久别重逢的挚友,两眼也涌出了热泪,“你不知道京城里出了大事吗?现在全国都在……”
  “明白了,新安县也张贴着告示!”邓伯雄悲愤地说,“兄长既然南下,为什么不来投奔小弟?我早就对你说过:无论何时来,锦田就是你的家!”
  “伯雄,”易君恕说,“我是担心……”
  “兄长不必担心,”邓伯雄昂然道,“我那里天高皇帝远,朝廷鞭长莫及,锦田邓氏也不把那小小的新安县令放在眼里!”
  “我担心的是,怕我牵连了你!”易君恕道,“新安县令上面还有广东巡抚、两广总督,贵乡在他们管辖之下,府上的身家性命当紧,不可为我而冒险啊!”
  “兄长说哪里话?”邓伯雄慨然道,“你我情同手足,患难之时就当共患难!走,快些跟我回家!”
  这时龙仔队后面跟了上来,听少爷这么说,就慌着要搀易先生下山。
  “不要这么性急,”易君恕忙说,“我现住在香港一位朋友的有上,纵使要走,总也要打个招呼,怎能不辞而别啊?”
  “嗯?”邓伯雄一愣,看看巨石旁边的倚阑和阿宽,“兄长在香港还有朋友?我从来也没有听你说起过……”
  “噢,我还没有来得及告诉你,”易君恕说,“林若翰老先生和康先生、梁先生、谭复生都是挚友,我是在北京和他相识的……”说到这里,易君恕犹豫了一下,觉得一两句话也难以说清自己和“鬼子大人”交往的来龙去脉,于是略过林若翰的国籍、身份不提,接着把倚阑和阿宽向他一一介绍,“这位小姐便是翰翁的女公子,这位是林府的管家阿宽。”
  “噢,”邓伯雄这才看清,原来在码头上和易君恕一起上船的女子并不是“鬼婆”,虽然一身洋装,却明明白白是华人模样,便拱了拱手,说,“久仰,久仰!承蒙府上款待君恕兄,邓某多谢了!”
  阿宽向邓伯雄见了礼,倚阑也不知该行什么礼,便朝邓伯雄点了点头,说:“邓先生太客气了!我常听易先生说起你,没想到今天在这里遇到了,真是巧得很!”
  “哪是碰巧啊?我和龙仔是一路追过来的,幸亏问了尖沙嘴轿站,他们说,那位北京口音的先生雇了轿子,到宋王台去了,不然我哪里找得到你们?”邓伯雄说着,看看易君恕,“兄长今天是专程到此?”
  “是啊,”倚阑替易先生答道,“先生给我讲文天祥的《过零丁洋》,说起南宋抗元的故事,所以慕名来寻访宋王台遗迹。”她跟随易先生读书月余,如今已不像当初那样对华人世界一无所知了。
  “嗯,君恕兄积习如此,”邓伯雄感叹道,“每到一处,总是要访古抒怀!”
  “伯雄,我倒要请教你,”易君恕不禁问道,“这宋王台果真是南宋遗迹吗?”
  “当然,绝对没有错的!”邓伯雄说起宋王台,如数家珍,“南宋经德佑之难,临安陷落,恭帝被俘,度宗遗孤二王由陆秀夫、张世杰护驾南下,景炎帝是在福州登基之后,和卫王囗一起辗转来到广东,曾在此驻跸。至今山下还有一个村庄名叫‘二王殿村’,便是当年的行宫遗址。宋《填海录》、《二王本末》、明《厓山集》以及本朝嘉庆年间编纂的《新安县志》都有景炎帝驻跸官富场的记载,宋朝时,本地称‘官富场’。……”
  易君恕信服地点点头。
  “元军追杀而来,他们又被迫一路转战,景炎帝在调州崩逝之后,祥兴帝囗继位,厓山战败,他们君臣守尽最后一寸宋士,蹈海而死,壮烈殉国,十余万具尸体使大海为之壅塞!”仿佛当年那悲壮的一幕在眼前重现,邓伯雄说到这里,激动不已,“其实,宋末二王在此驻跸不过数月之久,而在本地百姓心中却留下了长久的纪念。当年二王初到之时,土瓜湾百姓划船列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景炎帝赐百姓黄缎御伞一把,那把御伞一直流传至今,每年端午龙舟竞渡,总是先对御伞隆重祭拜!宋王台这座巨石,六百年屹立不倒,也是历史的一个见证!”
  易君恕和倚阑、阿宽凝神屏息,静听他这一番凿凿有据、声情并茂的讲解,不禁为之动容。
  “邓先生也是有学问的人,六百年间的事都装在心里,讲得清清楚楚!”阿宽感叹道,“我们祖祖辈辈生活在宋王台旁边,要好生珍惜这份荣耀哩!”
  倚阑默默地注视着那苍黑粗砺的巨石,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感觉在她血管中涌动,她有生十七年来,还是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这方天空下漫长而悲壮的历史,对于生她养她的这片土地,她所知道的实在太少了!
  “南宋沦亡,自然是大不幸,而末代少帝身边有那样忠勇节烈的乱世孤臣,国虽亡而永驻民心、长留青史,倒也是大幸!”易君恕伸手抚摩着巨石,无限感慨,“如今大清国风雨飘摇,危在旦夕,却无处寻觅当代的文天祥、陆秀夫了!”他转过脸来,望着邓伯雄,说,“伯雄,现在香港的新总督已经到任,接管新安县恐怕迫在眉睫……”
  “知道了,”邓伯雄神色沉郁地点点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那一刀早晚是要砍下来的,新安十万百姓正拭目以待,如若英夷动手,那就较量一番!”
  “啊?”倚阑诧异地看着他,“邓先生,香港的拓界,两国政府早就达成了协议,老百姓抵制又有什么作用啊?”
  “林小姐,岂不闻‘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邓伯雄浓眉倒竖,双目炯炯,“大清朝廷怕番鬼,我新安百姓却不怕,祖宗基业,寸土不让,哪怕像南宋君臣那样,血战到底,以死殉国,也决不做洋人统治之下的贱民!”
  倚阑听得骇然!很显然,邓伯雄并不知道面前的这位小姐是英格兰名门闺秀,而把她当作了自己的同胞,毫无顾忌地抒发对“英夷”、“番鬼”的仇视和愤恨,这使得倚阑的一颗心怦怦地狂跳不止!她看到,阿宽在一旁也已经神色不安,一定是在担心小姐和这位邓先生争吵起来……可是,倚阑却抑制住心中的激动,并没有发作。她自童年记事之初便从父亲口中得知,她有一位华人母亲,自然拥有一半中国血统,只不过长期以来自己不愿意正视罢了。今天,易先生教她诵读的文天祥慷慨悲壮的诗篇《过零丁洋》和这位邓先生讲述的宋王台史迹,使她对这片土地和华夏先民产生了亲近之感,那么,在华人和“英夷”不可避免的冲突之中,她的双脚应该站在哪一方呢?
  “伯雄,我知道你早有此心,”易君恕不无忧虑地望着邓伯雄说,“可是,如今的局势已经和签约之前大不相同了……”
  “李鸿章签订的一纸卖国条约,不必理睬它!”邓伯雄冷笑道,伸出他那双粗壮的大手,一握住易君恕的手,说,“君恕兄,早在谈判之初,你为此奔走呼号,新安百姓感谢你!现在,兄长从天而降,这是苍天助我,你和新安有缘啊!请兄长随我到台下,我有大事相商……”
  “伯雄啊……”易君恕被他的一片激情深深地感染,“你我兄弟早就有约,夏天在北京临别时,你对我说,新安是个好地方,约我来亲眼看一看!如今我既已到此,又岂能辜负你的一片盛情?不过,还请稍宽时日,待我与翰翁讲明此情,改日一定到府上拜望!”
  “好!”邓伯雄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一言为定!”
  晚霞烧红了海空。西边天际,残阳如血,宋王台上,暮色苍茫。

  港岛半山翰园的草坪上,林若翰焦躁不安地缓缓踱步,望着总督府的方向出神。眼看着夕阳一寸一寸地下沉,天就要黑了,门前的山径上还是不见阿惠的身影,倚阑和易先生也没有回来,林若翰有些着急了。他并不担心倚阑和易先生,他们从九龙回港,路程较远,中间还要乘坐渡轮,难免耽搁,何况还有阿宽陪着,不至于出现什么问题,他担心的是阿惠:那十个港币的“贴士”能不能使门卫动心?那封信和三本书有没有顺利地递交给总督?总督看到以后会是什么反应?这一切都是难以预料的!林若翰从楼前走到大门,又从大门走到楼前,如此反复走了不知多少个来回,越想心里越不踏实,到底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正当他再一次从大门返身走回小楼,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声呼唤:“牧师!”
  他猛地转过身去,啊?是阿惠回来了!
  “阿惠!”林若翰快步朝阿惠迎上去,迫不及待地问,“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那封信……”
  “信和书都交给卫兵了,”阿惠气喘吁吁地说,“他们收了‘贴士’,很高兴呢,叫我等在那里,说总督可能有回信……”
  “噢?”林若翰不禁两眼放光,“你拿来了总督的回信?快给我看!”
  “没有,牧师,”阿惠说,“我一直等到里面的人都下班了,也没有信送出来……”
  “那就算了,”林若翰怅然若失,喃喃地说,像是安慰阿惠,实则安慰自己,“没有关系,总督很忙,不一定当天就回信,也许……”
  正在这时,客厅里响起了清脆的铃声……
  “德律风!”阿惠说着,快步向客厅跑去!
  林若翰几乎和阿惠同时跑进了客厅,他猜想,“德律风”一定是从总督府打来的!阿惠拿起话筒还没有说话,就被他抢了过来。
  “我是林若翰牧师……”他握着话筒,自报家门,心脏在“咚咚”地狂跳。
  “下午好,林牧师!”话筒里传来一个极其恭敬谦和的声音,“我是迟孟桓……”
  迟孟桓?!林若翰一听到这个名字就心头火起,在这个时候,他哪里有心思听那个油头粉面、居心叵测的家伙啰嗦?简直要把“德律风”砸碎!但是,却又不能那样做,不管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牧师,一位来自英格兰名门望族的绅士,一位饱读诗书的“汉学家”,他不能在一怒之下失去控制,损害了自己的形象和威望……
  “下午好,迟先生,”他勉强忍住心中的厌恶和恼怒,向对方回敬一个问候,尽管语气低沉而冷淡,也仍然保持着起码的礼仪。但寒暄也就只是到此为止,他不打算和迟孟桓多费唇舌,想尽快结束这令人不愉快的谈话,便直截了当、开门见山,“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啊?是他……”阿惠在旁边不禁脱口而出。
  “阿惠,”林若翰用手掩住话筒,斜睨了她一眼,“你去忙吧!”。
  “是……”阿惠垂下了眼睑,知趣地走开了。
  “对不起,林牧师,打扰了,”话筒里,迟孟桓的声音震动着林若翰的耳膜,“昨天上午在圣约翰教堂,你答应为我入教施行洗礼,为此我感到非常荣幸……”
  “什么?”林若翰头脑“嗡”地一声,太阳穴在霍霍地跳动,眼前浮现出昨天上午被迟孟桓反复纠缠的情景,当时自己的心思全在总督身上,究竟对这个家伙说了些什么,已经记不清了,于是反问道,“我……答应过你吗?”
  “是的,我们在教堂门口道别的时候,你当面答应为我施洗,谢谢你,林牧师,衷心地感谢你!”迟孟桓说,“我想请问你,洗礼在什么时候举行?我期望着这一天早日到来!”
  “呃……”林若翰懊恼之极,自己当时心不在焉,既恼怒又不便发作,只好敷衍他,但敷衍毕竟有个限度,难道真地答应了为这个家伙施洗吗?荒唐,他怎么配做基督徒?如果让那样的人混入教会,简直是对基督的亵渎!但是,如果昨天自己确曾在慌乱中说过那样的话,也不能翻脸不认账,只能寻找理由来拖延这件事,让迟孟桓在拖延之中失去信心和耐心;而要找到拖延的理由,对一位老牧师来说也是不难的,于是说,“迟先生,如果你真心向往基督,愿意归顺主,那么应该明白:洗礼是一个神圣的仪式,它所要除掉的不是人身上的污秽,而是灵魂k的罪恶;它表明原来的那个人已经死了,归入了主的死,和主一同埋葬,又和基督一同复活而成为新人;它表明受洗的人甘愿当众宣布自己立誓做主的门徒,弃离罪恶,归顺基督,为主而活……”
  “我愿意,林牧师!”迟孟桓在“德律风”的另一端痛痛快快地答道,“我愿意当众宣布立誓做主的门徒,弃离罪恶,归顺基督,为主而活!请你指定一个时间,什么时候可以为我施洗?”
  “不,你太性急了,”林若翰说,他不能不吃惊迟孟桓的厚颜无耻和迫不及待,满腹邪念却丝毫不忌讳什么“罪恶”,完全不惧怕主的惩罚,“你应该知道,归顺基督并不能只凭口头的信誓旦旦,受洗的人必须真正认识自己的罪恶,诚心诚意地悔改,要经过长时间的慕道学习,领会教义,并且要在自己的生活中有切实的表现,经过教会的考察,被认为是合格的教徒,才可以接受洗礼……”
  “林牧师!”迟孟桓果然不耐烦了,打断了牧师的教导,说道,“这个……这个考察要多久?是不是可以通融通融,快一些为我作洗礼?”
  “对不起,迟先生!”林若翰冷冷地答道,“宗教是神圣的信仰,是主的事业,没有任何通融的余地,一个具有虔诚信仰的人决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
  “啊,话是这么说,”迟孟桓说,“可是在这个世界上,任何原则都没有一成不变的,事在人为,而人是有感情的,我想倚阑小姐已经告诉了你,我把一块十五英亩的地皮无偿地赠送给了她……”
  “请你不要侮辱我和我的女儿!”林若翰心中的怒火已经难以按捺,脸涨得通红,全身在颤抖,“迟先生,我和你之间不可能有任何交易,如果你想通过赠送地皮和入教而达到什么其它目的,那么,你错了!我的女儿并没有接受你的地皮,我现在正式告诉你,她不要,不要!林氏家族不可能接受任何不明不白的馈赠!”
  他终于无所顾忌地喊出了这番话,吐出了郁闷心中已久的怒气,不愿意再让迟孟桓的声音玷污自己的耳朵,“啪”地挂上了话筒,愤然转身朝楼梯走去。
  他用力太猛了,话筒没有挂稳,又从“德律风”机身上弹跳下来,螺旋形的电线吊着话筒在墙边晃荡,像一只钟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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