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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回忆



作者:华罗庚

                  一

  那是70年代初一个深秋时节的夜晚。会客室里两个人在倾谈。在一张方桌的两边,随着谈话的深入,两人越来越凑近到桌子的一个角上。孙儿女们也知趣,提前睡觉去了。
  “你可否谈谈这几年来到乌蒙山区、大渡河畔、白山黑水,把数学应用于实际的情况和体会?”客人的诚挚、关心、支持、细致入微的态度感动了我。我觉得有千言万语要讲,但又不知从何说起。
  对我自己来说,这曾是做梦都想不到的事。书斋和教室是我的天地,特别是一个单科独进、自学出身的人,数学总算学了一点,而其它学识可以说一无所有。我羡慕那些受过正规教育的人们。数理化,天地生,都有起码的常识。所以对我来说,这是不容易跨出的一步呀!但事实上也不是想像中的那样困难。因为这是大家共同关心的事,与群众有了共同语言,共同心愿,众擎易举,众志成城,何况还有像今天和我坐在一起促膝谈心,关怀我、鼓励我、支持我、指引我的人呢!不正是他们爬雪山,过草地,靠小米加步枪解放了全中国吗?难道这一点困难,我们就无法克服?难道学术权威的浮名,反而妨碍了为人民服务的宏愿?能力有大小,莫以善小而不为!做一点算一点嘛。
  当然这不是我当时所谈的原话,而是当时谈经历时涉及到的实际原则。客人在静听着,不时提出问题。我们的心在共鸣,脑在同想,越谈越深。他突然提到了一个问题:今后你的工作打算是什么?我因思虑已久,脱口而出,提出了解2个字:“大统筹,广优选,联运输,大平衡。”客人沉默了片时,看得出他在用心思索。“我赞成你的方向和到实际中去找课题的道路。但是你所提到的12个字,能不能改动一下?其中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一切事物在发展,所以最后三个字可否改一下?”他态度平易近人,用的是商量的口吻,并且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则性方面来帮我思考,启发我自己修改自己的提法,这比起听滔滔不绝教育人和简单地批评“头脑僵化”的效果要好多少呀!
  当时我真是见树不见林,以为我们国家正遭遇到由于不平衡所造成的损失和困难,眼前的现象蒙蔽了我,因而忘记了不断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正道。于是,我想到把“大平衡”改为“策发展”是否好些,他点头了。后来在实际中经过反复考验,数学理论深刻推演,也确实证明计划经济中“策发展”比“大平衡”确切得多,积极得多。
  夜深了,秋凉如水,可敬的客人留下了理论上的指点,方向性的引导,使我朦胧地认识到科学与社会与哲学的关系。我送了他一程又一程,但终于赶不上他快捷而安详的步伐,不得不停了下来以目相送。西风紧,霜花浓,不戴帽子,不围围巾,背影在朦胧的月色中消失了。那时虽然林彪之流已经自我爆炸,但还是处于十年浩劫的旋涡之中。他的话使我充满了信心,下定了决心,必须投身到生产实际里去找问题,从发展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二

  1982年秋。
  一间病房,一张病床,一架监护仪在不断传出波状的信号。两位护士聚精会神地不断做记录。病床上躺着一位病人——我。据说负责医生已经向领导报告过病情危急了。看来又是一次心肌梗塞。房门上挂着谢绝探视的牌子,护士们不断轻声地向探视的人们婉言解释,病人需要绝对安静,不能让他知道有客来访。
  病人安详地躺在床上,不言不语,似乎是在绝对静养中,但不时地眼开眼闭,似喜似忧。看来反映出病人是静中有动,表面的安静,掩盖不了脑海中的波涛。病人在深思,在探索。
  这真是大海捞针吗?有些像。但海是有限的,而思想领域是无穷的。这根针——这一线索已经失去了十多年了,积极寻找已花了两年的精力。原先以为旧路难迷,驾轻就熟,自己想出过的关于把数学方法更有效地用到计划经济中的理论还不是手到拿来。但事情竟出意外。在十二大召开前后,感觉到60年代日夜钻研上述理论写下的手稿,将有用武之地了。当年题了一句话“三年之病,在书七年之艾”①,原想未雨绸缪,为国家做些储备工作。现在看来“三年”前所留下的“艾”用得上了,这是多么高兴的事呀!恨不得一口气就写下来,向党献礼。但事与愿违,竟如茫茫烟海求之不得了!
  ①出自孟子:“今之欲王者,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不为蓄,终身不得。”(因针灸用艾,以收藏多年干透的效果最好)。此处改用为“三年之病”、“七年之艾”,比喻办事必须早作大量的准备工作。
  回忆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我就对将数学方法应用于计划经济有过一个打算,数学上的蓝图草构已形成了。这一想法还必须在实践中逐步修改、补充和上升。从车间从工段做起,先把基础打好,然后立柱上梁。前面的就是上面所谈到的“大统筹,广优选,联运输”。在这个基础上,最后一步就是“策发展”从何说起?在混乱中争取得时间,具备了“策发展”了,论结构这是屋顶了。
  十年浩劫中,一开始就有些“独具只眼”的人看准了这一目标进攻,置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指示于不顾。但一些正直的领导不惜冒着被人扣“唯生产力论”大帽子的危险,支持我们前往试点。发展由车间而厂矿而企业而全省全市,使我们能接触千百万的工矿负责同志、工程技术人员和工农大众。经验教导了我们,群众支持了我们,前九个字有了良好的基础。可在那个混乱的年代,后三个字“策发展”从何说起?在混乱中争取得到时间,具备了“策发展”的条件了。但三个月过去了,我竟一筹莫展。曾经想出过的理论忘得一干二净。我一生搞研究,只知道发现、发明是困难的,焉知道一个思想被遗忘后,找出来也真不容易。

                  三

  主治医生静静地进来了,了解病情,进行检查。
  委婉地问:是不是你最近太累了,因为报上登载你们到两淮煤矿工作做得有成绩,领导表扬了你们;是否你太辛苦了?不!两淮工作不是忙,我们共同工作的六十多人,加上本单位的一百多人,他们比我忙多了,日夜不休,并且大家都保护我,尽量使我少工作多休息,小事不烦我。和以往我到各省市去一样,大家团结得很好。虽然来自五个部、七个学会,所有的专家们都精心细致地工作,在这样无倾轧、出成绩的集体里,同时又事隔三个月了,这不致于是病原。医生点点头去了。
  当她再来的时候,完全转换了一个讲法。她说:我知道你是一个脑子停不下来的人,与其下“命令”叫你不想,这是不可能的,还不如让你专心一致地想你所认为重要的问题吧!同时,虽然我不懂,但知道你是在思索一个对人民有利的问题。可是你不要轻视你还是个重病人。我们正在用监护装置观察你病情的变化情况,请你服从我们的医嘱,即使好了些,你门上的谢绝探视的牌子我们也不准备摘掉,一直等到你安静地找到思路为止。
  这种高明的治疗方法,先解除了我思想上的顾虑,实际上是一帆风顺,从来没有停止过我的工作,在三个月后出院的时候,整个思路出来了。
  但是其中重要定理的证明,想来想去找不到我60年代原来的简单而明了的证明。又下决心硬拼,终于找到一个复杂的证明,整个架子总算基本上完成了。
  但看来这证明不是我以往的风格,成为美中不足。在1983年9月写了七个摘要寄给了《科学通报》。
  在我欣然离开医院的时候,我第一次心肌梗塞后出院时的诗篇又出现在耳边。

    呼伦贝尔骏马,珠穆朗玛雄鹰,驰骋原野志千里,翱翔太空意凌云,
  一心为人民。
    壮士临阵决死,哪管些许伤痕,向千年老魔作战,为百代新风斗争,
  慷慨掷此身。

                  四

  在原来的理论已经明确之后,我刚好有个出国的机会。60年代的老东西,经过了二十多年,是否已经变为陈迹了?我可以有机会和国外学者交换看法了。我总是反对“不要班门弄斧”的成语,而应当改为“弄斧必到班门”。这次真是胆虚心怯、诚惶诚恐,我对经济学一无所知,“斧”还不知轻重,就居然要献丑了,但是想到“献丑”总比“藏拙”更有学习机会,因此也就硬着头皮一试了。
  此番出国能把我闭户造车所获得的成果和世界上著名经济学流派相比较,使我放了心。他们还没有尝试过这一方法。同时,我的新证明也出来了,居然又是当年“直接法”的风格。
  在我正准备向关心我写回忆录的这位可敬的领导同志去信汇报的时候,新华社、《人民日报》转发了《瞭望》周刊登载的胡耀邦同志给我的信件。如今回忆起来,执行他指示中的一条,我整整花了两年时间,幸亏还有了医生及大家帮忙,并接触了许多国外科学家,进行交流。不然我就是做出来了,也会怀疑国外早已有人做出来了。我衷心喜悦我60年代的东西,虽然事隔20年,但还没有落后,这是托天之幸。客观地看来,这一结果的诞生也是快到时候了,而我不过先行一步而已。
  再回到开始的12个字,前九个“大统筹,广优选,联运输”可以说是见树不见林的方法,其内容主要是我们推广了二十多年的统筹方法、优选法、线性规律,还有些经过精炼,去粗取精留下的若干老方法,而“策发展”是一门见林不见树的方法。联合在一起得到一整套的处理计划经济的方法(国外有些专家认为这对自由经济也有用)。我对整个过程有个深刻的体会:工作的开始必须扎根于基层,一步一个脚印扩大应用范围,而扎实的理论功夫是把一些感性知识发展到系统认识的必由之路。作歪诗一首以述经验,或有助于不从根上起、只想高里攀的初学之人。

               材大难为用辩

                 (一)

          杜甫有诗古柏行,他为大树鸣不平,
          我今为之转一语,此树幸得到门庭,
          苗长易遭牛羊践,材成难免斧锯侵,
          怎得参天二千尺,端赖丞相遗爱深,
          树大难用似不妥,大可分小诸器成,
          小材充大倾楼宇,大则误国小误身,
          为人休轻做小事,小善原是大善根,
          自负树大不小就,浮薄轻夸负此身。
                 (二)
          个人要求虽如此,为国必须统筹论,
          科学分工尽其用,高瞻远瞩育贤能。

                  五

  人贵有自知之明。古人有一比喻“爱屋及乌”。“屋”就是祖国大厦,而个人仅仅是屋角里的一只楼鸦而已。此一虚语,确有实据。
  且说其一,美国科学院院长普雷斯教授破格给我这前一年当选的外籍院士致赞词的时候,在介绍我的科学成就之后他加上一句:“他是一个自学出身的人,但他教了千百万人民。”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这掌声使我回想到:过去像我这样一个往深里钻、向高处攀的人,象牙塔是我的安乐窝;如果不是党的领导,我是不可能到数以百万计的群众中去的,到生产实践中去的。这是以往科学工作者少有的机会。
  我感谢众多人民来信的祝贺。方毅同志也写信鼓励和祝贺:“这是美国科学院一百二十年历史里获得这个荣誉称号的第一个中国科学家。”实际上这是党的声音,鼓励着我向通天塔上再添一份砖,再添一块瓦,一块又一块,一份心力又一份心力。
  不但如此,爱国侨胞、台湾同胞、港澳同胞都争先恐后地和我合影留念。一位老侨胞有力的手捧着一盆西洋参,热泪盈眶地对我说:你的光荣是我们大家的光荣,这盆参表示我们希望你长寿,能为祖国多做贡献的心意。
  即使有些批评我们工作做得还不够的意见,对我们帮助也是很大的。他们是希望我们好上加好呀!不然还不会批评我们呢。对同情我们在艰苦环境中奋力工作的,我们固然感不尽言,百倍为之;即使不然,科学是真理,不行就不行,我们一定努力赶上那些条件比我们好又在我们前面攀登的朋友。只有团结才能把通天塔造成。
  最后只有一句话:“饮水思源。”以此献给启发我们到生产中去搞问题、以主人翁的态度去搞工作的人——那是一位普通的明白人——胡耀邦同志。

        (选自《岁月消磨不了的记忆》,珠海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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