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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百忍成金”




  今天钱老板来得晚。老唐进店时,阿荣正和一个黑人警察比划着说不清。警察不容分说地晃着手里的一张纸。老唐近前一看,也就明白了:福临门粤菜餐馆门口有烟蒂、废纸、空牛奶盒之类的垃圾,违反卫生条例,要罚款。无奈他也不谙英语,帮不上忙。阿荣只好接受这50元罚款,而老唐就拿笤帚到门口把这些行人扔的东西打扫干净。心里却想:真倒霉,看来今天不好过了。
  果然,钱老板一进门就嚷嚷:“这样阴凉的天气还开什么冷气?!快关了。毛主席教导我们,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懂不懂?!”
  老唐已经知道老板的习性:爱说粗话,还爱用毛主席怎么教导的之类来责备、挖苦伙计们。老板移民来美国之前,是广东某农村公社中学的厨房头,又参加过“文化大革命”,一些常用的毛泽东语录,不管用得合适不合适,他倒似乎已经烂熟于心。如前几天气温很高的时候,阿敏开了一罐啤酒,老唐早上喝过的鸳鸯茶纸杯还留着(图个干净),阿荣的汽水罐也都放在电饭煲旁的小柜子上。(按店规大热天里伙计们可以饮用汽水、啤酒,但平时慑于老板的虎威大家都不喝。)钱老板进门一眼看见就瞪圆了眼发了火:“怎么啦?又是啤酒又是咖啡(他把鸳鸯茶杯看作咖啡杯了),福临门可不是卖咖啡的!”
  大家只好都不吭声。
  他便阴阳怪声地说,“我可是按毛主席的教导官兵一致,对谁都一样严格要求。”阿敏,阿珍大概听得一头雾水,莫名其妙。
  稍停,钱老板又指着不锈钢水槽的油污说:“这么脏的油迹我就不信看不见,真是像毛主席说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自由主义非反不可……”
  看阿敏拿来金属丝团,老唐调好了肥皂粉,好像两个人都要挤着清理不锈钢水槽,钱老板便又发了话:“这还用两个人干吗?为什么不会去把橱窗、磅称台擦洗干净!毛主席说过了嘛,灰尘不扫它是不会自己跑掉的……”
  在资本主义垄断一切的纽约唐人街,一个在大陆农村中学当过厨房头的小餐馆老板竟然如此随心所欲、左右逢源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语录,真使老唐觉得滑稽可笑。他实在听得心烦,便抽起脚下油腻腻的脚踏板,带上刷子和肥皂水到门外大街上去刷洗……
  在人屋檐下,怎能不低头?阿敏把啤酒罐移到小柜底下去了,老唐干脆把那个鸳鸯茶纸杯扔进了垃圾桶。
  这是早几天发生的事了。今天一早接到卫生警察的罚单,进门就责备不该开冷气,老唐只好关了冷气,阿荣也闷着头管自己去烤那些猪,那些鸡,那些鸭……
  而别的人不明不白的,就不知钱老板的闷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了。
  跟着头一个进店里来的是“张姑娘”,张姑娘年纪不小了,快50了吧?仍然有一头梳理整齐的、长长的斑白头发,直直的鼻子,周正的五官,按时下流行的穿法,着一件素雅的圆下摆衬衣,薄薄盖着多半个臀部,身材苗条。但见她袅袅婷婷地走路,有板有眼他说话:“Boss呀,我拿来一盒豆粥,还有咖啡、菠萝包。粥是退油火的,你吃点粥再做啦。”
  “忙不过来,你先放下吧!”钱老板不冷不热地说,人还在厨房里不出来。
  这时,阿荣从里面端了一大盆豉油鸡到外面柜台来,也就平淡地说一句:“你放下好了。”
  老唐有点过意不去,便补了一句:“多谢了!你把东西放下啊”
  张姑娘自讨没趣似的,只好把那些豆粥、咖啡之类放在桌子上,然后一扭一扭地出了店门。
  阿荣看她的背影说:“麦哥你不知道,她这样眷顾着福临门都怕有两年了,隔两天总来走动一下,带点吃的,又买点什么带走。真不知道她偷偷地恋上谁了。”
  “唉,真是可怜的人!”老唐感慨地说。
  说话间,阿珍、阿敏前后脚就来上工了。
  阿珍比较醒目(粤语:机灵),看气氛不大对头,说声“早上好”,就只顾准备迎接忙碌的餐期。
  阿敏却还是楞头楞脑地我行我素。他进门就搬张椅子在门脸高处的关老爷圣像下,拿了几柱香,熟练地掏出打火机点着香。深深地鞠躬如仪,然后踩到椅子上,把香在香炉上插好;又从上面取下三只小酒盅,把酒(实际上是自来水——纽约的自来水符合卫生标准,可以随便饮用)酹在地上,又续满自来水,权当是换了新酒,又踩到椅子上,让老唐一杯一杯地递给他,他再在关老爷圣像前放好。这才下来,移开了椅子,再一次深深地揖拜。于是,他每天上工的第一件大事就算办妥。也不知道是钱老板交办的,还是他自觉自愿承担的,老唐问过他,他只是说关老爷是有神通的,敬神心要诚。
  办完这件事,阿敏就到厕所和厨房之间的小空档里去。这里有烧开水的小锅炉,有放杯子、胶叉、纸巾的地方,还有个顶橱,是堆放纸盒、锡盒等餐具杂物和乌龙茶茶叶的地方,还有一个放满饮料、各种酱料和水果罐头的大冰柜。冰柜旁还有一个阿敏的小工作案。他就在这里摆开了他的尖刀、宽刀、长刀、短刀,就在这里把鸡栏、猪栏送来的大猪、小(乳)猪、鸡鸭等等按烧烤的需要适当切割、涂料,然后送到厨房锅灶旁边的大烤炉去,由阿荣烧烤炮制成烧猪、乳猪、烧鸭等等。这些烧腊首先供应本餐馆的堂食和外卖,也批发给一些没有烧烤设备和人力的大小酒家、餐馆,从中赚取加工费。
  阿敏就这样猛干一阵,完事了便到厅堂里来端张椅子一坐,架起了二郎腿。接着摸摸口袋,有烟就点一支;口袋里空了,就到老唐的收银机下面的小柜子里取一盒Kent牌香烟。这烟外卖一合1.8元,阿敏只交1元,最多交1.4元,拍拍老唐的肩膀,说:“麦哥,就这样啦?”店伙嘛,收个成本就算,老唐当然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随他去。而阿敏又有了烟,便点着,深吸一口,很舒服地把烟吐出来,然后用右手夹着烟,左手又是从左到右捋了捋自己那两撇黑胡子,再摊开两只伤痕累累的手掌,冲着老唐狡黠地眨眨眼,突然冒出一句粤曲:“为佐两餐乜都济(粤语:什么都乐意)呀,前世!”
  不知是今天太匆忙没有先给肚子垫点底(平日他往往先饮早茶后上工),还是做了活又累得饿了,他一眼看见张姑娘送来的面包、咖啡,不由分说抓起一个面包便咬了一大口。碰巧这时候钱老板从厨房出来了,见状登时虎起了脸:“吃,吃,一个个好吃懒做。饿死你啦?就会吃!”
  阿敏大出意外(他是店里的主力,过去不知吃过多少张姑娘送来的食品),见那口气又不容分说,便不知所措地停住手僵在那里。
  老板还是日常的穿着:一件油腻腻、脏得有点发黄的白背心,一条蓝黑色的西装短裤。这时气冲冲地坐在饭厅里换儿媳给他买的新皮鞋,一边结鞋带,一边恶狠狠地说:“我刚算过账。福临门每月房租2800元,平均每日约90多元,每日要开支工资300多元,还有水电杂费,饭菜成本,每日如果只做1000元生意就只够维持,没有赚头,你们做人可要醒目一点!”
  话说到这种程度,好像生意好坏全由伙计们左右似的,大家也就不好说什么,都各忙各的,连阿敏也扔了烟头进里面去了。
  吃早饭时,自然都是闷闷不乐,没点胃口。
  下午3点多钟,茂昌行接单后送来一箱箱纸饭盒,盛菜的锡盒,还有米、油、酱料等等。老唐手忙脚乱地处理这一大堆杂物。钱老板正好又从厨房出来,见状就说:“要这么多东西干什么?”老唐说,“上一回向银丰借过纸饭盒,这一回怕不够用就多进了一些。”“何须这么多!用几多订几多嘛,福临门就这么点地方,我们又不是开杂货铺!”
  又噎得人不知说什么好了。
  随后客人渐渐多了。一个女顾客说:“我要扣火肉(烧猪肉)饭。”老唐以为是要两个客饭,就盛好了两纸盒饭,她却执意只要一份。老唐就准备把剩下的饭倒回电饭堡去,阿敏却说不用了,过一会儿自己吃吧。老板见了就责问怎么回事,并让老唐立即倒回锅里去。话音刚落,阿荣就来给自己弄饭吃(他是想什么时候吃就可以什么时候吃的),老板便又说那就别倒回去了,给他吃吧。可阿荣却并不想吃这盒饭(他历来愿意自己到前面来亲自挑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吃),反应又慢,迟疑着未置可否。老唐盯着这父子俩左右不是,无所适从,不留神、已经有客人迸店来买外卖饭菜了。钱老板便又责问他怎么有客人都看不见,眼睛啦?!直把个唐教授气了个倒憋气。
  憋气归憋气,该做什么还得做什么。老唐心里想,看我将来在笔下怎么给你画像吧,你神气什么?!但想过后还得急急地去“银丰”、“发记”、“宫豪”、“洪顺楼”等好几个地方送鸡,送鸭,送烧猪。等转回来气还没喘匀,水还没喝一口,老板又要他和姚叔去送乳猪。
  送就送吧,虎落平阳被犬欺,谁叫你给人家当苦力呢!老唐把茶杯放下,拿起小本就准备记数。老板眯着眼盯着秤星报了数:65磅。老唐忙填上一式两份的账单。又问:“送哪儿呀?”
  “田鸭仔。”
  “什么?田什么?”老唐第一次听见这样怪的店名,真不敢相信有个餐馆是叫做“田鸭仔”的。
  “田什么,田什么,田你个大饭桶!”老板的火气又爆发了。
  “田鸭仔,麦哥记下来吧。Boss也别生气。人家从来没有到‘田鸭仔’送过货嘛。”姚叔赶忙打圆场。
  “表叔,你有意见好好说,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哪!”老唐到底憋不住了。
  钱老板不理不睬,一面进厨房,一面扔下一句话:“哼,不是看在亲戚份上,我早把你一脚踢了!”
  老唐气得满脸紫红。
  阿敏、阿珍都说“真不讲理,太不像话了!”阿珍多次对阿敏、老唐说过,这钱老板没文化,只认钱,太粗鲁,太不讲理了。
  老唐还想去论理,姚叔忙拉住他说:“先不理他,我们还是送货去吧。”
  从孔子大厦侧面穿过,老唐和姚叔一前一后抬着4只乳猪,沿着熙熙攘攘的包厘街招摇过市。他想起在五七干校和同事们合力扛电线杆行走在田野上,可比这沉重得多。只是老板的气难受,便闷闷的不吭声。见老唐还是气不顺,姚叔又耐心地劝他:在这里除了出力做事,还就是得讲个“忍”字,正所谓“受人二分四(指碎银子,清代币制,用秤称银子给佣人发饷),低头兼下气嘛!”还说他的住处十分逼窄,简直是只能容身。子女都劝他回大陆安度晚年。他虽已62岁,自觉身体还好,准备再做两三年,多赚点钱就回广东开平老家去养老,落叶归根嘛!看着姚叔相当壮实的裸露的胳膊,老唐觉得自己还能理解他,而且相信他早先在广东老家也一定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憨厚本分的老农。
  这时,老唐想起早上阿珍11点45分来上工,他随便说声“怎么这样早啊?”钱老板竟气哼哼地说:“还早,再晚就别来上工了!”气得阿珍不知说什么好。也是这个老板信赖的“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黄牛”出来说话:“人家又没有迟到,还不到该她上工的12点,你说她做什么?!”老板也只好哼一声就走了。由此,老唐又觉得姚叔是个正直善良的老农。
  回来的路上,见一位30多岁的男子在街头摆卖字画,其中两幅大字就是“百忍成金”和“忍”字。“忍”字旁附小字两行:事临头三思为妙,怒上心忍字为高。开价每张字20-40元。老唐无心问津,却把个“忍”字深深地印在心头。
  等他和姚叔回到店里,正赶上餐期高峰,人人都忙得一塌糊涂。老唐既顾不上喝口茶,也没空去上厕所便站到了收银机跟前。这时,一个外卖罗汉斋正好出菜,但老唐却记不准价格。通常,阿珍会帮帮他。阿珍把菜名价格记得烂熟,大概看着老唐这个“文化人”(凭老唐那一千多度的近视眼境,或者凭她的第六感觉,她就觉得他有文化)做得难受,能帮的地方总帮着他,但眼下厅堂坐满了客人,她顾不上老唐,老唐也不便麻烦她。正迟疑间,阿荣出来了。老唐便问他一个“罗汉斋”该收多少钱?“三块两毛五!”阿荣不假思索,老唐便照收不误。
  没曾想,却给钱老板撞了个正着:“你怎么自作主张少收了两毛五?!”
  “是吗?不过我可不是自作主张,我是问过阿荣的呀!”老唐不得不作解释。
  “阿荣只管烧腊,他知道什么价!”
  老唐无言了,不懂就得问,问了又不对,不问也不对,真是无所适从了。
  过了一会儿,他看看电饭煲里的饭快没有了,便拿起不锈钢盆准备进厨房去舀饭。刚到门口,就听见钱老板和阿敏的对话。
  “阿敏,你看这烟雾腾腾的,你上去把通风机整一整吧。”老板说。几个火锅上面是纵横交错的管道,通风机也在其中。那老掉牙的通风机老爱出故障,可老板为省钱老拖着不肯换新的。眼下这大伏天,爬到上面去检修可不是好玩的。
  “Boss呀,你知啦,我只会劏猪杀鸭,哪里会整修什么通风机啊!”阿敏一点商量的余地都不给,显然是在报早餐那个面包的一箭之仇。
  钱老板的笑容立即僵住了,他转身抄起了炒勺。闷热的厨房里立即响起了炒勺敲打铁锅的哐哐声。阿敏赶紧溜了,和老唐打照面时做了个狡黠的鬼脸。
  “我丢那妈个合家铲(粤语:全家死光),就要嗦嗦声这样做才赚得到钱哪!”
  “哐眶哐!”“这是为房租做的!”
  “哐哐哐!”“这是为政府做的!”
  “哐哐哐!”“这是为伙计做的!”
  ……厨房里烟熏火燎,烟雾中传来钱老板敲打铁锅和咬牙切齿的咒骂声。老唐想起听老板说过,一天生意不超过一千元,就只够交房租、水电、营业税和伙计的工资,只够维持的话,便不言声地只管听着,从忙着烹炒的老板和碗橱之间的夹缝中闪身进去舀饭。这时老板正在起锅,见是老唐来舀饭,便一边摇铃出菜,一边转身对他说,“我都是骂给他们听的,你不要多心,好好做!”
  “你骂人有什么用呢,有话还是好好说吧。”老唐一边说一边端起不锈钢盆上冒尖的白米饭往厅堂柜台那边去了。
  然而真是祸不单行,今天清账时现金数竟比收银机打出来的数字少了10元。老唐神情沮丧地和阿敏、阿珍一说,他们都主张从结账后的银箱中取出10元补充。“麦哥,别太认真,过一阵收了钱少打10元进去就是了;P姐也这样做过的。”阿珍替他出主意,眼神里充满了同情。
  但老唐竟不愿意地说:“算啦,你们看今天Boss不知吃错了什么药。破财消灾吧,我自认倒霉垫上好啦!”便从自己的钱包里取出10元补上。阿敏和阿珍都不以为然地摇摇头,阿敏不客气地说:“麦哥,你真是无谓(粤语:没必要),白白便宜了这个扑街(粤语:倒卧街头)!”
  这时,张姑娘又飘然而至。她仍是袅袅婷婷地走路,嗲声嗲气地说话:“Boss呀,麻烦你炒一个苦瓜牛饭,做一个净汤面,再要一客例汤啦!”
  阿珍撇一撇嘴不愿意搭理她。
  阿敏悄声对老唐说:“我猜她准是个为妓女牵线拉客的货色,真是可怜。”又说:“明天你Off(休息),别管了,快走吧。”顺手将一盒为外卖多做的扬州炒饭交到老唐手里。
  每逢休息日,弟弟就开车来接老唐回皇后区的住处去过礼拜。那里比较安静,又有冷气,可以充分休息。
  在车上,老唐对弟弟诉说了这天的种种遭遇,颇为愤意不平的样子,还露出如果弟弟支持就不再到福临门去打工,不再受这种窝囊气的意思。
  弟弟倒不以为然地说:“在这里给别人打工就得讲个忍字,哪有不挨骂受气的。表叔就是这样一个粗人,你可别太认真了,忍着吧,就当他唱歌仔好了。只是那10元倒可以不给他垫上。一天做下来,上千元的生意,10元上下的差错是正常的嘛!”
  看来,“百忍成金”已经成为许多美国华侨人生的座右铭了。
  这使老唐想起自己参加工作不久写的一篇小杂感《阿Q精神新解》。他在文章里说,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被人打了,欺侮了之后,总爱说什么“儿子打了老子”,借此安慰自己,以取得心态的平衡。这固然是中国国民性的弱点之一,但如果把这种精神用在处理今天种种复杂的人际关系或者处理所谓“人民内部矛盾”,则又未必就没有一点积极的意义。试想,在调升级别工资,在安排住房、工作等等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中,由于条件的限制(最普遍的是调升名额有限,或住房不足),加上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不纯,哪里有绝对的公正呢?当你受到委屈的时候,难道真的为了这类事情去跳井、上吊不成?不,当然不该这么轻生,走极端。而这时,阿Q式的自我安慰、乐天安命就能起到平息怒火的作用……
  这些天在唐人街华人餐馆的种种见闻和亲身遭遇,使他惊讶地发现,原来阿Q式的自轻自贱和自我安慰的“精神胜利法”,已经被许多美国华人化为风趣和幽默,成为安度艰难岁月的精神武器了。如果今天再来写这种文章,就有更丰富的材料和更新鲜的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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