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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校园上岗留下我们的羞色与光彩




  越过那道无形的门坎“你怎么啦?”
  “没什么……”寒假归来的同学们都在宿舍里又说又笑地嚷嚷着,可高德水的心境怎么也好不起来。刚过去的一个学期是他进大学的头半年,这大学门进来时,他就深感“圣殿”真是太难入了,不说作为一个贫困地区的农家子弟考大学有多难,单说在接到入学通知书后为凑那几千元的学杂费便可“一夜白了少年头”。高德水明白自己如果不是当时幸运地得到家乡洛阳的一家公司义助,就有可能失去迈进“圣殿”这一步。那时他高德水确实得意过一阵,因为整个洛阳的上万名考上大学的学子中,有许多也是贫穷家庭,但全县被资助的只有两名学生,他高德水是其中的一名。
  能不得意吗?第一个学期每月有保障的150元这笔资助的奖学金,虽然有时他也感到手头有些紧,但丝毫没有那种“有了上顿没下顿”的危机感。这学期可就不同了,一切都得靠自己。高德水早已从几位最低生活水平的“穷仔”学友那儿了解到:像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上大学,每月一般生活费在200—300元左右。哪来这么多钱呀?
  高德水十分清楚自己那个只种几亩薄地的家是无法供得起这巨额费用的,但放寒假时他还是期望在新学年开学时能从家里带一笔至少可以维持最基本的学业费用。
  可老天爷就是不长眼。大旱造成地里的庄稼几乎颗粒无收且不说,因为姥姥过世家母悲伤过度而一时疏忽造成唯一能变钱财的几头牲畜死亡殆尽。高德水记不得他上大学后回家过的这头一个春节是怎么过的,他眼前一直浮现的是临离家时母亲抖抖嗦嗦地给他掏钱的情景:“儿啊,妈知道你上学要吃饭花钱,可家里实在拿不出,这50元还是你爸借来给我治病的……”高德水哪敢接这样的钱,他是孝子,说么也要让母亲留着这笔钱去给爸看病。但等到他上了火车后才发现,母亲还是把钱装进了他书包里。
  高德水就是带着这30元回到了北京的校园。
  30元,加上学校补发的每人每月的几十元副食补贴,高德水掐来掐去也觉得不可能维持新学年最基本的生活。有件事他从来没跟人说过,那就是他在新学年开始的第一天开饭时,别人都上了饭堂,而他却躲到了厕所——他不是去拉屎拉尿,而是去看看……唉,他真不想启口,因为这事太有点那个了。还是说吧,穷人的事本来就没啥面子可掩的了。他说当时突然想起了上高中时的情形,那时他也没钱,一天的伙食费压缩到1元以下。
  有几次因为没了钱他就跑到厕所,因为那些粗心的同学们总常常不小心在蹲坑时把口袋里的菜票掉在旁边,甚至掉在坑内。他穷急了就乘没人时从坑边坑内捡起菜票冲一冲就去用现在是大学,同学们不用饭票使饭卡,但在上厕所时掉钱扔钢嘣的还是大有人在。高德水没路可走,却想通过“重温”中学时的“厕所之道”来解燃眉之急。然而那天偏偏同学都很“精明”,他高德水从厕所出来时一无所获,不过后来他说亏得这一无所获,因为否则以后总感这是自己大学生涯里的一件难以洗刷的屈辱之事。
  日子还得过,学业总得完成。高德水在走投无路时走进了学校团委,他听人说那儿正在筹建一个勤工俭学指导中心,是专门帮助有经济困难学生的。
  “我们的工作刚起步。如果安排你上学校的北楼打扫卫生你愿意吗?
  那儿原先雇的临时工走了,正好需要人。”老师用商量的口气跟他说,“每天早晚扫两次,一个月100元你看行不行?”
  “行!”高德水一听每月有100元的收入,他连半点犹豫都没有。事后他说当时就是老师说给50块一月让去掏粪挖沟都不会打个磕,“有饭钱了我就可以把学上下去,这是最根本的。”
  第二天什么时候起的床,高德水现在还说不出个准点。“反正把老师分配的楼道卫生打扫干净后,我又回去眯盹了好一会才听起床号响……”
  他说他起这么早一方面是第一天上岗心里特别激动,想把事情做得让人满意些,另一方面也免得被同学们看到面子上不太好看。但后来高德水打扫楼道的事还是让同学们都知道了,于是有人用羡慕的眼看他,更多的人则向他投来惊奇的目光。不管是羡慕还是惊奇,高德水从此就成了学校的一名校内勤工俭学正式上岗人员,并由开始的承包扫一层楼道到承包三层楼道,月收入固定在300元左右……1998年7月,高德水顺利完成了4年大学学业,以优异成绩被家乡的著名国有大企业——洛阳拖拉机厂接收。
  在大学生勤工俭学的庞大队伍里和高等教育悠久历史中,高德水既不是最突出的一位,也不是第一位“吃螃蟹者”。“勤工俭学”这四个字也许自人类有大学起开始,它便同步诞生了。不说远的,从第一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开拓者严复、蔡元培留洋求学时当码头工,到新中国的缔造者周恩来、邓小平在法国做工求学以及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等等传世的故事里,“勤工俭学”早已成为大学生的一种可贵精神而载入史册。至于在外国,总统的儿子到饭店刷碗,大富豪的千金去游乐场当招待员比比皆是,不足为奇。美国现任总统克林顿在上大学时就当过几年的勤杂工。
  共和国成立后的新一代中国大学生在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的那次著名谈话后,也掀起过轰轰烈烈的勤工俭学热。然而过去的这些“勤工俭学”更多的意义,是出于对大学生自我素质的培养。特别是人民翻身作主后的新中国大学生上学,一直延续了“上学靠国家”的制度,他们不用为入学后的生活而担心操劳。那三四十年里,我们的大学生是真正的“天之骄子”,入学吃用国家包,毕业出来有国家分配,所要费心的就是好好听课用功。
  然而“并轨”后的情况就不再是这样了,先不说一年几千元的学杂费令许多经济贫困的学子和家长们措手不及,无所适从,单单上学后的吃饭问题就让学生们愁死了。学校有限的“奖、学、贷、补、免”,常常仅是给那些本来就不愁吃穿而成绩又好的学生“锦上添花”,至于学习基础本来就差、又要顾这愁那的贫困生们就只能“雪上添霜”,苦苦挣扎。
  高德水是94级大学生,虽然他根本不可能算得上勤工俭学大军中的前驱,但作为一名当时“并轨试点”学校的贫困生,作为由学校出面安排和特设的“贫困生勤工俭学岗”上岗人员,他属于今天千千万万上岗者中的“先行者”。
  既然是“先行”,便包含着先于别人的勇敢行动,又有打破先前传统的精神。大学生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在校“勤工俭学”上岗、学校拿不出更多的资金补免而设岗让贫困生做工——这事一经师生相传和新闻媒体披露,一时间校内外沸沸扬扬,众说不一。
  先是一些教授们难以理解——“耻也,你考试出了三只‘红灯’,把这楼道扫得如此干净有何而用?”一位老教授暴跳如雷地指着正在扫楼道的学生鼻尖,从三楼骂到一楼,后来又在课堂上公开说:“再见××在晚自习时扫楼道,就让他永远别上我的课!”
  其次是一些家长的不理解——江西南昌刘某是个下岗工人,每月他都要靠起早摸黑、走千家万户收破烂换来的二三百元钱寄给在武汉读大学的儿子。上个月儿子来信说:“爸你别再寄钱来了,我在学校已经有了一份每月能得200多元的活做……”刘某一看信,连夜乘火车到了武汉。跑进学生宿舍,同学们告诉他说你儿子在食堂帮厨。刘某闯进食堂一看,果不其然,儿子正系着腰围布,满头大汗地与食堂师傅们一起涮锅洗碗。刘某心头顿起三丈怒火,抄起一根木棍就朝儿子劈去:“小兔崽子,谁让你到大学来当伙头军的呀!跪下,今天你不立保证从明儿个起不再来此打工,就别再认我这个爸!”后来儿子真的跪了下来,哭着向自己的老爸保证今后再不打工。“那好,你不是怕没钱用吗?
  这800元是我上星期卖血得来的,你先拿着,以后我每两个月寄800元来!”
  刘某从口袋里抽出一把钱,扔给了儿子,头也不回地出了校门。
  再次是社会上的一些人不理解——上海某高校校长曾经一连接到好几封这样的来信:你枉为一个著名大学校长,听说你们那儿把我们地区的几名“状元”都从课堂上赶到了学校的厕所、食堂,还有去老师家当“小差”。请问你校长先生,你知道我们的那些学生他们是怎样上的大学吗?他们是我们全乡父老乡亲们每人一块钱一块钱凑着送上大学的呀!我们为啥这样做?那是因为我们这儿从来没人考上过名牌大学,那是因为我们在明天还等着他们学有所成回来建设和改变穷山僻壤……你说你不叫他们好好上课却让去干苦活,对得起谁?
  呜呼!学生冤也。老师冤也。校长更冤也。
  教授有传统的观念,家长和社会上的一些人不了解学校校长、老师包括学生在内的苦衷可以理解。然而令许多人不可理解的是,那为数不少的贫困生他们面对“上岗”所表现的种种行为也让人惋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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