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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科学精神，一种人文精神，两者都需要很好的发扬并且需要很好地结合。迷信与伪科学的泛滥，与这些精神的某种缺失有密切的关系。新年伊始，本刊记者郭宏就此问题采访了全国政协常委龚育之教授。 记者：20世纪即将成为历史，在新千年临近之时，回顾1999年，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谈论的热点之一便是法轮大法事件，不知道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龚育之：法轮大法事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是这些年来日渐泛滥的迷信和伪科学逆流的一个集中的爆发。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三尺之冰非一日可化。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见事迟了一些，值得认真反思，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党政领导干部、思想工作干部，要反思，中国人民、中国各界，都要反思。 科学界也要反思。 首先，法轮大法和各种迷信逆流是反对科学的，伪造科学的。同反科学、伪科学的东西作斗争，科学界责无旁贷。这方面，我们做得如何？成效如何？值得反思。 其次，科学教育，科学普及，科学宣传，多年来教育界科学界做了大量工作，为什么许多人，并不是全无科学知识，却那么容易轻信一些神秘迷信的东西为“科学”？我们的科学教育中，有什么弱点？有什么缺失？值得反思。 尤其值得反思的是，科学界竟然有一些人，也迷信法轮大法以及诸如此类的神秘义的东西。怎么会这样？问题出在哪里？当人们批评法轮大法违反科学的时候，法轮大法的信众就反诘：“你们说它反科学，为什么科学家也信呢？”这是需要回答的问题。 记者：您说科学界有必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反思，我们就从第一个方面开始，请您谈谈，多年来科学界都做过哪些工作？ 龚育之：同迷信和伪科学作斗争，科学界是做了工作的。远的，将近二十年前国家科委分工联系科协工作的副主任、中国科协促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联盟委员会第一任主任于光远就开始抓了。近的，从我接触多的一点的情况来说，1995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就建立了一个以何祚庥为首的保卫科学精神小组，准备系统地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后来，这个计划扩大了范围，提高了层次，在全国科协朱光亚主席，后来是周光召主席的指导下，在科协普及部和宣传部的支持下，以全国科协促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联盟委员会的名义创立了一个以“捍卫科学尊严，反对迷信和伪科学”为主题的常设的系列的论坛，从1995年开始，五年来围绕这个论坛开展了一些活动。 记者：这些活动发生了一些社会影响吧？ 龚育之：是的，但同客观形势的需要来比，大大地不足。一是参加论坛活动的科学界人士，不够广泛，“老是那么几个老头”，活跃分子队伍没有不断扩大。二是从社会支持来看，不够热烈，相当时候还感到有些受冷落，不是哪个人要风光。科学界反迷信反伪科学的活动，要受到主流新闻媒体和思想领导部门的更多的支持，才可能对社会发生较大的影响，网上法轮大法拥护者就曾经嘲笑反伪科学的人只能动员几张小报。 记者：第二个方面呢？您认为我国的科学教育和科学普及工作中有什么缺失没有？ 龚育之：比较注意了科学知识的传播，这当然是对的，对科学精神的养成注意得不够，这是一个缺失。科学发展的成果，不仅表现在科学知识上，更宝贵的是表现在长期科学实践中形成为优良传统的科学精神上。什么是科学精神呢？科学精神是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科学之所以能够不断前进的本质的东西。科学精神就是尊重事实、尊重真理、反对迷信、反对盲从；就是不断创新、不断开拓、反对守旧、反对因循；就是实践的检验，批判的头脑，理性的思考，自由的讨论。 我们过去在素质上的弱点和工作上的失误，不但由于科学知识的普及程度和发展水平不高，尤其在于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不足。这种不足，使许多人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或者说，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掌握思想的武器，去鉴别科学和迷信，科学和伪科学。 记者：除了“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的足是否也与迷信和伪科学的滋长有关联呢？ 龚育之：当然有关联。我们的教育和宣传的弱点，不仅在于科学精神不足，而且也在于人文精神不足，我赞成许多人文学者的这个意见。从促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联盟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提倡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结合。 什么叫人文精神？人们说了许多，有些说得很有启发，有的说得玄玄乎乎。我无意在这里给人文精神作一个界说。我以为，通俗地说，用我们大家听得懂的语言来说，就其核心来说，我们讲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讲到了人文精神。人的意义，人生的追求，目的、理想、信念、道德、价值等等，这中间的高尚的、善良的、健康的精神，就属于我们要发扬的人文精神，一些人精神空虚，就是由于这方面的失落、混乱和迷误而来的。生老病死，得失际遇，穷达祸福，顺利和挫折，机会和风险，在人生途中，在这些问题面前，如果没有科学的通达的态度，没有高尚的坦荡的情操，就容易被神秘主义的迷信所俘虏。所以除了要讲世界观、方法论，这是解决认识问题，还要讲世界观、人生观，这是讲价值问题。 记者：不能只强调科学精神，还要强调人文精神。 龚育之：是的。但是，我认为还要强调，我们提倡的人文精神应该是具有现代科学意识的人文精神，我们提倡的科学精神应该是充满高度人文关怀的科学精神。 从二十年代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就出现过把科学和科学精神排除在探讨人生观问题之外的思潮。在这种思潮看来，人生观问题似乎只能是宗教和玄学的事，科学是无能为力的。这种思潮我认为是不足取的。离开科学甚至贬斥科学来讲人文精神，也是会走向迷失的。 探讨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树立追求真善美的人生观，当然不能只靠科学，只靠自然科学。文学和艺术，哲学和历史，伦理和道德，政治和社会，影响于人生观甚大，但这些又都必须贯串科学精神而不能违背科学精神。而科学精神本身，也有深刻的人文意义。近代科学的诞生，把人从神权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这不是充满着人文精神吗？自动化和信息化技术的发展，把人从繁重的单调的劳动下解放出来，控制论奠基人维纳的著作，书名就叫《把人当人来用》，不也是充满着人文精神吗？ 科学界的优良传统中的道德观念，既是宝贵的人文精神，也是宝贵的科学精神。古往今来，科学界的优秀分子，为真理，为科学，为人类进步而斗争，充满着献身精神，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他们在科学研究中孜孜不倦，锲而不舍，自甘淡泊，不求闻达，把精力倾注在事业中，而不是花费在享乐上。他们意识到自己从事的科学工作对于社会、人类的责任，积极地参加对侵略，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维护人道，保护生态，保护环境的种种斗争。这都是科学精神中的人文精神的高度体现。 对科学精神中的人文精神重视不够，张扬不力，也是我们的科学教育、科学宣传中的一个弱点。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需要反思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一些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科学家也会走入迷信的误区？ 龚育之：科学精神上的缺失，人文精神上的缺失，这些问题也反映在科学家身上。科学家，有成就的科学家，有科学头脑、科学精神，否则怎么能做出成就呢？但也不一定时时事事都能头脑清醒地贯彻科学精神，在科学家做出专业成就的领域里，当然坚持和发扬了科学精神，在这些领域外，也可能模糊了科学精神。 “捍卫科学尊严”论坛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一个《倡议书》，共四条，第一条就是对科学自身提出，倡议“科学工作者坚持科学精神，遵守科学道德，维护科学的严肃性、严密性和规范性”“对尚未被科学界接受的假说，取认真研究，科学求证的态度，对违背基本的科学事实和规律，弄虚作假，借`科学'之名招摇过市的行为，坚决反对”。下面三条是对党政领导干部，包括科技工作领导干部，对新闻界，对政法部门提出的，科学界首先要自律。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有一篇《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研究》，这篇一百年前的著作，还有活生生的现实的意义，它对当时英国几位有卓越成就的科学家华莱士、克鲁克斯等，怎样成了请神术，招魂术这些江湖骗术的俘虏，作了精辟的分析，科学家怎么信起迷信来了？恩格斯提供了一个答案。 恩格斯说：这些科学家在虔诚地研究唯灵论者的表演时，用了各种科学仪器，就是忘记了“主要的仪器”——“一颗抱怀疑态度的有批判力的头脑”。恩格斯这篇文章最后归结为：单凭经验是对付不了唯灵论者的，第一，那些“高级的”现象，只有当有关的“研究家”已经着迷到只能看到他应看到或他想看到的东西的时候，才能够显现出来。第二，唯灵论者并不在乎成百件所谓事实被揭露为骗局，成打的所谓神媒被揭露为下流的江湖骗子，只要所谓的奇迹还没有被逐一揭穿。 大家知道，逐一揭穿，这是做不到的，因为一个无穷集合是不可能一一穷举的。 恩格斯的结论是：蔑视理论思维，蔑视唯物论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 重新读一读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重新学一学唯物论和辩证法，这就是生活向我们科学界提出的要求。 记者：谢谢您给我们的读者讲了这些既深刻又通俗易懂的知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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