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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写在笑纹里

  农业是门深奥的学问,并不是能吃大苦流大汗就行。坦率说,王金友是外行,但他想成为内行。
  向本村的老农请教。“大伯,你看咱村到底怎样才能多打粮食?”
  老农把烟袋锅朝鞋底上磕磕。“办法是有,可上边不让啊。”
  “什么办法?你只管说。”
  “种黄烟!”老农说,“从前种过,每亩能收入150元左右,拔了黄烟再种麦子,又有钱又有粮。可是,上级不许这么干啦。”
  王金友顿开茅塞。是啊,小凤凰村一片丘陵地,最不适于种棉花,为什么偏要反自然规律而行呢?莫非不许种黄烟,只许种棉花也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这个当年忠心耿耿的红卫兵小将,再也不想执行他不理解的指示了。他去为农民请命——改种黄烟。
  公社开会时,他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是公社党委委员)。他算了一笔账,明明令人信服,但被否决了。党委会的决议:种棉花!
  贫瘠的丘陵地种棉花?连有起码农业常识的人也不会这么说,这么干!这么蠢!
  在县委扩大会上,他再次慷慨陈词,仍然没用。
  他仍不死心。趁地委委员开会的时候,他去了,去力争。
  地委书记史炳廉曾是炮兵师师长,经过血雨腥风考验过的干部,想必还保留着当年那种实事求是精神吧?
  王金友直抒己见,慷慨激昂。
  “那好吧。”史书记果然精神不泯,他找了县委张书记研究。研究的结果是,王金友的意见被采纳了。
  权,权哪!一句话决定着全村600多人的肚子哪!他百感交集地跑着,他欢天喜地地跑着。没跑回村里,没去告诉父老乡亲这个小小的胜利,他先到烟草公司去要种子,怕夜长梦多。
  回到村里时,见一群社员正在拆旧日的烤烟房。村支书朝着抡起镐头的人大声喊道:“别拆!别拆!”
  他事先与3个生产队商量出具体办法,然后在大会上宣布:每个生产队种40亩黄烟,盖两个烤烟房。
  “没钱盖咋办?”
  “不盖烤烟房,烟叶收了,烂了,丰产不丰收,你说咋办?”他又说。
  “都听明白了?干吧,散会!”
  年底结算,黄烟收入23000元,每队分配现金5000元,粮食亩产从251斤增加到412斤,一年增产17万斤!
  这个村历来完不成征购任务,现在不但完成了,而且社员分得口粮人均400斤!
  老队长说:“金友啊,没想到你一年就叫村子变了个样!”社员要说的,都写在笑纹里了。
   
六、这“纲要”他宁可不过

  公社老书记说:“金友,你今年搞得不错。过‘纲要’了没有?”
  王金友说:“没有。”
  按当时“以粮为纲”的指标是,亩产800斤叫“跨长江”,亩产500斤叫“过纲要”。
  公社书记暗授机宜:“才差80斤,你就报500斤算了。”
  是呀,虚报80斤,就“过纲要”了,兴许他也能捞到些个人的政治资本了,可是坑害的是农民,难道大跃进浮夸风造成的灾难还不够惨重吗?不,这个“纲要”他宁可不“过”。
  “书记,412斤就是412斤,一斤也不能多报。”
  书记无言以对,一副尴尬相。
  1971年底,他在开过支委会后召集全村社员大会。
  他先以平淡的语气肯定了成绩(他深信成绩不必大事渲染,更不需为自己歌功颂德),话锋一转,“今年增加的收入本来应该更多些,只因为我没有经验,该到手的钱飞走啦。”
  社员们开始卿卿喳喳,小凤凰村历史上第一次分了这么多钱,这么多粮,金友,咱们的好书记,你怎么还说没经验,还检讨起来了?数百个脑袋高昂着,数百双耳朵恭听着,咱们的金友一定有新招儿。他果然宣布了:“如果每队多盖一处烤烟房,烟叶收下来就不会烤不迭啦,那样咱村的收入就不是23000元,而是28000元!”“明年增加烤烟设备,种烟面积扩大到210亩。”
  种烟面积扩大了,烤烟房先增建到12处,最后增加到18处。
  盖房子木头从哪里来?可以买,但好不容易分到点钱,得节省着花。
  除了发动社员投资,还有一个好办法。
  办法是扒祖坟。全村的坟集中一处埋葬,既可增加耕地,又可将有用的棺材板作木料盖房子,这也是穷出来的办法。
  试想这样一个忤逆祖宗的设想,在70年代的中国农村提出,会引起什么反应?
  从这点看,“敢冲”倒也名副其实,他敢于蔑视宗法祖制,敢于向几千年的封建愚昧和世俗压力挑战!
  开动员大会后,只有一位支委带头,再开会,再动员,他陈说利害,强调哪个队扒出来的木材归哪个队建房使用,想想吧,年终我们将有比去年成倍、三倍的收入,辈辈受穷的祖先地下有知不会怪罪的。
  动员大会后,他和老父亲带头将自家的祖坟先扒了,全村立即响应,仅5天,全村的祖坟全集中到了一处!完全自愿。
  王金友书记领着全村人日夜苦干,仅一个月时间,新建了12处烟房,加上旧的共18处。
  那年干旱,但年底每个生产队分配观金1 元,平均每个社员分得现金50元!对于农民来说,这近乎是一个不可奢求的天文数字了。
  农民们用颤抖的双手接过钱,他们高兴得哭了。
   
七、夜明珠

  工人与贫下中农政治上享有最崇高的地位,可是在某个历史时期,谁也不情愿到这个队伍里去成为其中的一员,所以汉语里才有“农转非”这个词儿。王金友当年自愿到这个先进队伍中去的历史背景是显而易见的,但他完全可以作出更为“明智”的选择,而大可不必的“非转农”这一选择是基于对谁也没有言明的决心:这辈子绝意仕途啦!
  他一进入这群吃大苦、耐大劳、流大汗、目光呆滞面无表情心地善良的人们中间,就深深地爱上了他们,并倾注了全部感情。他知道政策决定一切,现有的生产关系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他无力扭转乾坤,但他能否在政策的夹缝中,冒点风险,施展才智,让全村——他的权限之内——改变一下状况呢?
  栽地瓜秧,担水,磨破的血泡,红肿的肩膀……这些,永远铭刻在他的记忆中,远比痛在肉体上要深刻得多!
  生产队挣了些钱,下一步就是减轻肌肉的劳损了。他买进上海50拖拉机,还有3部小拖拉机,4台柴油机,全套配备的机械化。拖拉机和牛拖着大水囊,爬过崎岖的路,爬上陡峭的坡,直接将水灌溉到地头,这情景让他兴奋不已,让社员们热泪盈眶。西方人上了月球,小凤凰村人解放了肩膀!
  有了钱可以买化肥,又加上这年风调雨顺,小凤凰村的粮食大幅度增产,烤烟净赚近6万元!
  村里办起了小化工厂,每年又挣5-6万元。
  1973年每个生产队分得2万元,社员人均收入100元!
  他不声不响,隐土一般致力于全村人致富,但消息还是藏不住。
  县委书记问:“小老王,你村亩产多少斤?”
  小老王回答了一个数。县委书记嚷起来:“哎呀,人家的村子都‘跨长江’了,你怎么还是连‘纲要’都过不去?”
  相毗邻的A村支部书记坚定而积极地执行了上级让他们种棉花的指示(A村地质情况也不适于种棉花),结果怎么样?有一次A村的支部书记问王金友:
  “小老王,你们亩产多少斤?”
  “400多斤。”
  “你就不如我啦,俺村500多斤,过‘纲要’了。”
  王支书知道A村是先进村,A书记是先进个人。
  “你村一个队能分多少钱?”小老王反问。
  “1000元!”A村支书自豪地说,“你呢?”
  “2万元。”他淡淡地说。20倍!20倍哪!
  A村书记涨红了脸,低下了头。
  王金友书记既不浮夸也不露富,他知道两者都会导致对社员切身利益的损害。复杂的人情世态,把他变得更加老成持重,城府深深了。他宁可不当先进,不戴光荣花,不露山不显水,把一颗夜明珠深深埋在地下。
  可是夜明珠不论埋得多深,它总要闪光。
  A村书记硬着头皮,红着脸来到小凤凰村。
  “王书记呀,俺村拉不开栓啦,你口里不吃,肚子里挪挪,借点粮食给俺救救急吧。”
  “要什么粮?要多少?”
  “5000斤高粱吧。”A村支书说,“高粱就行。”
  此刻,锦旗、奖状、光荣花都不及高粱能救急。
  夜明珠的光不止射到A村。
  山东电视台的记者来采访他,王金友上了电视。
  省农展馆他的大照片和先进事迹占满了整整一栏!
  大众日报、人民日报相继载文,称他是“知识青年的楷模”。
  他,夏天仍然光着脊梁,赤着脚,冬天仍然一件黑色破棉袄,腰里扎着一根草绳子,扒粪,推车,种地……活脱脱一个农哥们。
   
八、带着铁锨去上任

  1973年,上级给他挂了一个职:共青团地委副书记。下半年派他到省委党校干训班学习7个月。
  1974年夏天返回诸城正逢发大水,他跟着救灾工作组救灾去了。
  年底,潍坊地委书记找他谈话,“你当大队书记干得不错,城关和相州是县里的两个大公社,你可以任选一个,去当公社书记。”
  “不,”他断然辞谢,“我已发誓在村里干一辈子!”
  “你先回去,考虑好了再来找我。”
  “现在已经考虑好了——不去。”
  这事就作罢了,他很高兴自己没受仕途诱惑。
  然而没料想事隔不久,县委书记张修林又找来了,语气温和而坚定不容置辩。
  “县委已决定你到程戈庄公社当书记。”
  “不。我已发誓,绝不——”
  “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书记厉声问道。
  “是。”
  话已至此,他知道别无选择了。
  他的无奈的接受,不是消极的随波逐流,也不是权宜的审时度势。或许因为他本就是农民的儿子、土地的儿子,他越多地与他们接触,就越深切地爱他们。由于爱,在这个毁坏得七零八落,充满创痪和彷徨的现实世界以外,还存在着一个理想与价值的王国,那一直是他精神的支撑。
  通向这个王国的幻想,燃烧成光明的火炬,已隐隐约约地烛照着自己曾经阴郁的心境了。
  程戈庄公社,他太熟悉了。茅草洼解涝岭,早在十几年前,他在那里上过学。一路上坑坑洼洼,爬沟走崖,踩着满地杂草碎石。学校门前是几万亩的大洼地,冬天,云卷雪拥混混沌沌,雪化了或下过雨后一片泥泞,非拔掉鞋不可。即使夏秋季节,洼地里长满野草蒿莱,点缀上远近的陋舍茅屋,也是一种“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的凄凉景象。
  唉,十几年后他重踏旧地,历史的车轮竟然停止了转动一般,西风古道依旧,衰败荒凉依旧。
  程戈庄是全县最落后的四个公社之一,号称“四大落后”。
  从前他当村支部书记管一个村600来口人,现在他的权限陡然增到53个自然村,34000多人。3万多人哪,怎么让他们压弯的腰直起来?怎么让他们菜黄色的脸变得红润?怎么让他们木讷呆滞的眼珠活泛起来,可能的话露些笑容?
  “我去可以,不过我有一个要求。”他对县委书记说。
  “你说吧,尽量满足你。”
  “我怎么干,怎么调整,怎么布局,上级不要干涉不要限制,而是给我些支持。”王金友十分明白,僵化强硬的官僚桎梏,最终导致婆婆与童养媳的关系。那样,他纵有三头六臂,也是困兽犹斗。
  “唔……这个……可以……可是……”
  “年底算总账。”
  “好,就依你。”
  王金友暗想,这不失是一位开明的领导。
  现在摆在面前的,主要是与自然搏斗了。是啊,顺境也好,逆境也好,人生就是一场无休止的以寡敌众的搏斗。
  王金友书记带着一把铁锨去上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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