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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追求的痛苦,期盼的迟到




  人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天才的音乐家在他的那条广阔明亮的金光大道上,才走了一程,一程又一程……便突然中断停顿了!
  人民的音乐家施光南,就这样过早地突然离开人民而去了!
  他还有数百首音乐作品一直被压在抽屉里,没有发表,没有机会和“阵地”与喜爱他的听众见面;他留下许许多多的辉煌旋律,但人们还期望着他谱写出更多更美的歌曲;他还有许许多多的事要做,他的脑海里还有许许多多的优美旋律没有倾注出来,他还有许许多多的心愿没有了却……
  我们现实生活中往往有一种奇特的现象:有奇特天才有重大贡献的中年(我们指的主要是中年)高级知识分子,在活着的时候,不甚为“人们”重视,推崇,关注,支持,照顾(当然,有的的确被支持、关注了,但与他们的重大成就和天才来比,这种关注支持照顾还差得太远太远);而死了后,才有人出来大声疾呼,为其惊叹,冠予最高荣誉!
  49岁时便离开人世的施光南就是一个典型!
  当然还有蒋筑英;
  还有张广厚;
  还有……
  他们都是英年早逝!
  “今天施光南要是还活着,会不会有人庄重地冠予他‘人民音乐家’的光荣称号呢?”一位音乐界人士感叹道,“难说……”
  中国普遍存在的平均主义现象和“红眼病”,使许多“拔尖人才”未能被承认;甚至在被承认之后,还会有人刁难,拆台……
  光南去世后发生的一件小小的事情,就十分令人深思!
  一天,北京电视台的一位编导给中央乐团去了一个电话。
  “你们团的负责人在吗?请帮助找一下。”
  “什么事?”
  “我们要一下施光南同志夫人的地址。”
  “干什么?”
  “准备拍个电视片。”
  “拍谁不好?干吗非拍他?”
  “……”北京电视台的编导被对方诘问得目瞪口呆,心想,“授予施光南‘人民音乐家’称号,有人还妒忌不是?……”
  光南活着的时候,有一个梦寐以求的强烈而迫切的愿望:在祖国的首都北京举办一次真正的《施光南声乐作品音乐会》。
  然而,几乎没有哪个组织哪个领导有能力站出来为这位已经蜚声中国乐坛十数年的著名作曲家做主,支持,帮助。
  当然,领导有领导的难处……
  光南为此曾经骑着破旧的自行车四处奔波,求援;他的好友晓光等也时常陪他去四处奔波求援……
  可是,现实令他失望。
  找他所在的单位中央乐团。没钱!
  找中国音乐家协会。没钱!
  找文化部。没钱!
  光南在世的这半生中,同学朋友和有关领导曾经协助支持他举办过四次音乐会。
  第一次,他还在101中读书的时候,他的同学、他的团组织为他举办的;
  第二次,中国音乐家协会天津分会在天津为他举办的;
  第三次,武汉青年联合会为他在武汉举办的;
  第四次,广州市的有关部门为他在广州举办的。
  然而,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别人更没有料到,广州的音乐会,竟是一次使他那样矛盾而痛苦的音乐会!
  他在心里疾呼:“现实为什么如此不公平?为什么如此冷峻?这简直是一个令人无法忍受的讽刺!”
  施光南是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在他为举办音乐会奔波无着的时候,全国青联秘书长贾志刚向他伸出了友谊之手。
  “我来找找门路,试试看。”贾志刚了解光南的苦衷,“作曲家太穷!还不如作家,比作家更穷!”
  贾志刚向全国青联主席办公会议作了汇报,获得了支持。全国青联下文,向各省市的青联组织发出呼吁,希望他们为名作曲家施光南筹资举办音乐会出力。
  湖北省青联首先响应。但有一个条件,音乐会必须在武汉举办。
  光南到了武汉,特邀他的好友词作家晓光前去为这场音乐会写朗诵词;特邀吴雁泽、关牧村、关贵敏、殷秀梅、程志和张暴默等十几位歌唱家前去演唱施光南的作品。这些歌唱家都是自愿无偿地去协助作曲家演出的。
  音乐会开得十分成功,每场演出均是座无虚席,但是,只在城里的剧场里演出两场,便把队伍拉到武汉钢铁公司和武汉石化厂等单位厂家去演出。这当然是光南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必然安排,可从主观上考虑,他是多么希望能在剧场里再多演几场呀!因为那里的音响效果好,而且这也是许多他的歌迷们和他的崇拜者的希望。但是,经费不足……
  1989年初,中国歌剧舞剧院艺通公司为著名的词作家乔羽举办了一个音乐会。这次活动的组织委员会主席是文化部副部长高占祥;副主席是著名词作家晓光。
  “你们公司能否也为光南同志搞个音乐会呀?”晓光等好友向艺通公司总经理伍绍平建议道。
  “我也很想为光南助一臂之力,但这笔经费太大,没有七八万元到十万元是下不来的,这得靠赞助。”伍总经理说,“这样吧,请光南同志本人和全国青联分头都写一份委托书给我们。我们去出面办。”
  晓光陪着伍总经理去拜访施光南。
  光南感激地写了“委托书”。但他觉得希望不大,因为他碰的壁太多啦!
  “你们先做一些演出准备吧。”伍总经理说,“也许能很快办成……”
  光南和晓光着手讨论这场音乐会应该如何办?
  “我看,得突出你的作品风格的四个特色:民族性、时代性、艺术性和群众性。”晓光说。
  “你的想法很好。”光南极为同意,接着又感叹道,“你和立平等中年挚友同行一样,毕竟是很了解我的,毕竟都深知中年人在事业与生活中的艰辛苦涩的……”
  艺通公司的伍总经理匆匆赶来见施光南。
  “‘六四’事件后,市场疲软,生产滑坡,国家和企业都较困难。在北京拉赞助,看来没有多大的希望。”伍总经理摊开双手,脸有难色,但仍极为热心,“我想到南方,到广州再跑跑……”
  广州当时正大抓“扫黄”,希望搞一些健康的音乐会,在社会上扬扬正气,伍总经理闻讯飞快赶到广州市。
  “太好啦,广州的听众很爱听民族音乐。”广州的有关负责同志听说是大名鼎鼎的作曲家施光南的声乐作品音乐会,极为亢奋,“光南的音乐会肯定好卖票,只要有五万元基本经费,便可以动手搞……”他们让伍总经理赶快告诉施光南,“你们快把演员队伍拉来吧,经费我们全包了,你们不用管……”
  当实干的伍总经理把这个消息带回北京告诉施光南时,光南惊喜异常。他紧紧握着伍绍平同志的手,热泪盈眶……
  施光南的这次声乐音乐会,更多的著名歌唱家伸出了支援之手。胡松华、吴雁泽、罗天婵、杨洪基、柳石明、关牧村、殷秀梅、董文华、张暴默、程志、关贵敏、佟铁鑫、阎维文、冯健雪、韩芝萍、聂建华等等,深知光南的人品、才华和重大成就与强烈的事业心,都热情地表示,愿意不计报酬承担任务;同时,他们觉得能有这样的机会演唱施光南的作品,也是一种荣幸。如此强大阵容的演员队伍,这在中国音乐会的历史上,可能是前所未有的!
  1989年金秋时节,全国青联副主席李源潮,还有施光南,中国歌剧舞剧院副院长田军利和词作家晓光,带着一支一百多人组成的高水平的由独唱演员和乐队及合唱队、舞美队组成的演出队伍,浩浩荡荡,南下广州。
  秋日的广州,依然炎热异常。此时,正逢“广州秋季交易会”和旅游旺季,城里所有的饭店宾馆均已住满;许多高档次的剧场,也已早为某些演出所安排了。光南的队伍只有住到郊外的一个一般水平的旅馆。住宿条件差些不说,空调设备失灵了,热得同志们难以忍受。男子汉们不得不光着膀子,只穿一条短裤就在房间里工作,开会。女同胞们就只好忍着了……
  音乐会原来商定的好几件事,执行起来都令人很不如意,叫人心中很不愉快;音乐会只能在剧场极大、音响极差的中山堂举办;主人提出,音乐会由他们主办,把原来的主办单位全国青联和中国歌剧舞剧院改为扮演“总策划”的角色;演出的经费赞助单位,竟是香港的万利烟草公司(万宝路烟草总公司的子公司)……
  听到第三个消息时的那个晚上,施光南完全木了、呆了。他脸色苍白,说不出话来。大半天也没有缓过气来!
  “我一辈子不抽烟,我最恨的是烟草对人类的毒害!”施光南把脑袋瓜摇得像货郎鼓那样,“我怎么能接受这个现实?四年前,‘555’烟草公司提出赞助我,我都拒绝了……”
  光南的一家都极为反对抽烟,他们的家是个“无烟区”!他的夫人洪如丁是禁烟协会的会员。她与丈夫一样,视烟如仇!
  那个晚上,突然来了空调,房间里冷嗖嗖的。
  “这可怎么办?”穿着短裤的李源潮又急又冷,用手直搓大腿,“这可怎么办?你不接受这个赞助,谁来为你拿钱呀?”在场的人也一同劝说光南道,“没有万利烟草公司的这十几万元,咱们这一百多张嘴,怎么对付呀?谁来管咱们吃住等等费用?”
  “我和烟草公司及其经理没有什么成见和私怨。有人要卖烟,有人要吸烟,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有什么办法?但是我反对这个现实……”光南心情沉重,痛苦,而倔强地说,“我只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家,实在太可怜!我居然得在我最厌恶的东西面前低头受掣时……难道真的得在‘金钱面前屈从’?!”他越说,语调愈发带有些悲愤,忧郁,伤感,“前回,武汉钢铁公司等单位的支持赞助,我已感到有些难堪。我的艺术居然养活不了我的艺术!这真是天大的讽刺!是的,过去我忍受了一些现实。在太原领奖时,为了‘艺术’与应酬,在招待会上,服务员小姐端过来盛满啤酒的酒杯送到面前,要我品尝。鉴定时,不抽烟不喝酒的我忍耐着,‘强颜欢笑’,违心地说了句话:‘味道不错!’酒嘛,少量的,对人体还有点儿益处。可烟呢?到处都在宣传烟草对人体的危害;每天每天,烟草毒害了多少人?!而我却要用他们毒害人赚的钱,来开我的音乐会?!来弘扬我的艺术?!这简直是对崇高艺术的亵渎与玷污!这实在令人太痛苦了!”
  广州的音乐会,由于作曲家本人认为人格与艺术受到了污辱,难以接受,而搁浅了。
  “事情已经到了如此地步。这一百多号人的开支怎么办?现在是欲退不能了。不办也得办呀?!”伍总经理焦灼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围着晓光同志身边团团转,“你同光南交情深,只有你去做工作了……你要劝他面对现实呀!没有人家的这笔钱,我们是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呀……”
  “看来,也只有如此啦。”穿着背心短裤的晓光,满脸阴霾,心事重重,一股无名火直往上冒,他为朋友光南的委屈与屡遭逆境而愤愤不平!他暗中自言自语道,“他妈的!只好‘卖身’啦。可悲,可叹!”他郁郁不乐地闷想着,“可是要用什么法子才能叫光南愿意‘忍辱负重’呢?”
  夜色深沉,蚊虫凶恶,光南睡不着,晓光睡不着。所有承担这副重担的几位北京南下的头头脑脑们,全都睡不着!大家沉默无语,面面相觑。只等光南的脑瓜子“开窍”……
  “光南,已经是没有什么‘锦囊妙计’啦!”晓光的语调低沉得如同从深洞里发出来的一样,“千缺万缺,就缺一个字——钱!今天的现实就是这样!有什么办法呀?为了这一百多号人,只有委屈你忍辱负重了……同志们理解你,我理解你,知道你心里十分难过!可你还是得忍着……将来,有机会,我们会把今天的这个真相公布出去的……人们总会看到你那真正的明亮纯洁的心海的……”
  “……”光南脸色灰暗,泪光闪烁,心儿直往下沉,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也顾不得那么多啦!”晓光见光南已经默不做声,便横下心来,对伍经理说,“不管光南同意不同意,就这么办了吧,我替他作主了。”
  通宵无眠。一夜之间,光南突然消瘦苍老了许多。清早起来以后,他不言不语,像个哑巴……
  记者招待会在东方宾馆的会议大厅举行。
  会议厅的里里外外,全是万利烟草公司的各种大小广告。摆着的,挂着的,红红紫紫的,花花绿绿的,成了个“烟草世界”。而忧闷不乐的施光南为了“大局”,只好再次“强颜欢笑”……他忧郁沉闷地步入会议大厅。好在他是深度近视眼,周围的东西看不大清楚……但是,他就坐在主席台上,那些摆满的万利小广告、万宝路香烟和打火机,那就再也没法避开他的视线了……
  音乐家崇高庄严的脸膛,竟然只能从那堆“万利公司独家赞助”等招牌的空隙里露出来,让记者们端详,探究,让摄影记者拍照留影……闪光灯的亮光中,万利公司与施光南的名字,并列地摆在主席台上最显眼的地方!
  显然,他那光辉洁白的名字,被染上污点了!
  光南的脸上,一阵火烧火燎的,热辣辣的。他的心上身上,针扎一般,一阵阵隐隐作痛!
  几位主持人分别讲话,回答了记者们的提问。光南当然不能不说话。
  “我对广州广东是很有感情的。我的父母曾经在黄埔军校当过教员……”在记者们面前,光南如同哑巴吃黄连一般,有苦只能往肚里咽,又违心地说,“我的音乐会在广州举办,我很高兴……”
  摄影机的镜头对准他,聚光灯在他眼前乱闪……他觉得一阵阵头昏眼花……
  他的心情十分沉重,直有一种莫名其妙地被人“卖在了这里”的感觉!他的心在饮位,在流血……
  香港万利烟草公司的老板走过来,拉着光南和晓光等同志的手,一起合影。他甚至热情地赠送同志们每人一套(每套两本)他著的书——介绍他的烟草公司与香烟的基本知识及生产过程的书。这个老板倒是甚为精灵聪明。他本人不抽烟,而却是一位香烟生产生意专家,他甚至可以讲出抽烟的几大好处……真是叫人哭笑不得!
  举办音乐会的中山堂大门前,飘飞着许多各色各样的气球,悬吊着许多广告;墙壁上也张贴着许多广告。
  “我的视力不好,看不大清楚。你好好看看,那气球上有没有我们音乐会名称的标语广告?”光南对晓光说。
  “没有,没有施光南声乐作品音乐会的招牌。根本找不到!真窝囊!”晓光的胸口和喉头都如同堵满了什么似的,好生闷气,“只有好几条‘万利烟草公司独家赞助’和‘南粤放歌’等的招牌和标语……”千真万确,没有经济基础,便没有实力,便没有说话的地方,便没有“主权”,便……
  寄人篱下!
  再一次的失望与伤害,骤然袭上光南的心头!
  音乐会倒是开得热闹成功的,有关党政领导及地方音乐协会等许多负责人光临观看,给予赞誉;报刊、电台、电视台也争相报道,给予高度评价。
  然而,光南依旧是带着一颗隐痛创伤的心,北上回京的……
  光南终于没有见到他在京举办的声乐作品音乐会,便早早地走了……
  他逝去时,组织上问家属有什么要求?他的妻子洪如丁悲痛地说:“我有四条要求:请立即为文化部所属的各部门的中高级知识分子做体检;希望尽快在北京举办《施光南声乐作品音乐会》;希望把《屈原》歌剧搬上舞台,实现光南生前的夙愿;尽快出版施光南综合性的歌曲集……”
  文化部领导同意光南妻子的四条请求。立即拨款,决定于北京举办《施光南声乐作品音乐会》。
  但是,在筹备音乐会的过程中,仍然遇到不少具体困难。例如,请演员也是一个难题。有些演员本人愿意为这个音乐会演出,可单位领导却不放人,说排不出时间。这种现象,1989年春节前后光南在世亲自筹备时就遇到过。
  音乐会的组委会负责人去找某部队歌舞团借演员。那里的几位著名歌唱家都表示十分愿意前来演唱。
  “我们的演员没有时间。”某歌舞团的同志回答,“他们要上外地为首长演出。”“他们总有回来的时候……”组委会的同志说,“希望你们支持我们,支持已经去世的施光南同志……”
  “他们马上又要下基层,为部队演出。”
  全国青联负责人出面去商量,仍然碰壁。
  “你亲自出面打个电话找他们团长商量吧。”全国青联负责同志找到光南的夫人洪如丁,“你出面,他们总不能挡驾吧。”
  洪如丁给某歌舞团打了电话:“我是施光南的夫人,我有事要找你们的团长,请你帮助一下。”
  “他很忙……”接电话的人回答。
  “请你一定帮忙找一下团长,我有要事要同他商量。”
  “你的事我们知道……”
  “我希望亲自同团长谈。”
  “首长没有时间。”
  “能不能把首长家的电话告诉我……”
  “他不回家。”
  “他总有回家的时候?”
  “首长家的电话不让随便告诉别人……”
  光南家属的请求都没有能打动对方的心……最后,这个团只有个别大胆而仗义的歌唱家自作主张出席了音乐会,为观众演唱了……
  组委会克服了种种阻力困难,辛苦努力,终于使《施光南声乐作品音乐会》于施光南50大寿诞辰纪念日的第二天1900年8月23日在北京胜利开幕了……
  在京的数十位著名歌唱家踊跃前来为观众们演唱施光南的许多优美作品……
  1991苹4月18日,在纪念人民音乐家施光南逝世一周年时,由洪如丁主编的,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的《人民音乐家施光南歌曲101首》终于出版,与读者观众见面了,并在人大会堂隆重地举行了首发式……
  《屈原》歌剧已在紧张的排练之中。于施光南弥留之际在他病榻前一再表示要为这个歌剧搬上舞台而努力的晓光、王立平、王世光、王酩、凯传等好友,都在时时刻刻地关注和操心着此事。他们说:“光南呀,请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奔走呼吁,寻求支持,争取早日让这部凝聚着您最后心血的遗作,屹立于中国的舞台上……”
  但是,阻力仍然是有的。
  “要把《屈原》搬上舞台,谈何容易?”有人说,“唉,先对付着就是,让他夫人去奔走吧……先不要让她失望。时间久了,慢慢也就不会那么急迫了……”
  《施光南声乐作品音乐会》如愿举办了,的确得到了文化部和各方面的积极支持和重视……
  但是,假如,逝者还活着,这个音乐会是否能够这么顺利这么快举办?因为人民音乐家的突然早逝,对社会对人们震动极大,“人们”这才予以反省,予以重视;假如,这个音乐会能在一年前半年前举办,能不能为音乐家带来某些慰藉,减轻他的病情,延长他的寿命?因为他的早逝,一半是因创作与生活重担的重压而积劳成疾,另一半是为他的音乐会能够早日举办而四处奔波求人,日夜操心,以至失望发愁,焦虑,苦恼,郁闷而伤了身体;假如,这个音乐会能够在他生前举办,让他亲眼看到他的成果的丰收壮丽场景,也许他在天之灵会觉得有更大更多的快慰。而今,他却是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的……
  49岁的施光南就这样极不应该地,匆匆地,毫无准备地,简单地,突然地划下了他人生的休止符,圈下了他人生的句号!
  然而,更多更多的还活着的,已有重大贡献成就的,仍然生活条件差的或尚可的中年高中级知识分子——这批五六十年代我们党和人民亲手培养成长起来的宝贵人才的人生句号,会不会有人也会这样匆匆突然地划下呢?这个问题已经不能不令人关注,令人担忧了!
  知识分子的问题,年年讲,月月讲,“精神食粮”可说是丰富的;但是,物质上的艰难,依旧是个“大悬案”,尽啻已经有不少改善……谁都明白: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金钱财富,知识能使祖国富强;可是,一落实到具体的人身上,往往便化为乌有了——教授不如个体户,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拿笔杆子的不如……如此种种现象,社会上比比皆是!
  社会上劳动报酬分配的不公,何时能够得以真正解决?按劳动取酬的原则,何时能够真正实现呢?
  近年的各级政协会议上,流行着的几句顺口溜,实在是极为引人沉思的:
  
  不说白不说,
  说了也白说,
  白说也得说,
  但愿不白说。
                  1991年夏于北京
                    “古榕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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