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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黯淡与辉煌




   
1

  生活,真是个奇异的魔术师。
  1993年那个冰雪将至的初冬,就读于美国新墨西哥大学研究院体育管理系的郎平,率日本八百伴超级明星队,与刚刚组建不久的中国女排结对厮杀时,她断然不会想到:一年零两个月以后,自己会接替栗晓峰而执掌中国女排的帅印。
  那是一次具有商业意味的比赛。
  日本八百伴流通集团为提高企业知名度,创建了世界上第一支多国籍职业女子排球队。这支得到国际排球联合会认可的球队由两个阵容组成,一个阵容特聘郎平挂帅,包括中国、美国、俄罗斯的选手,号称“超级明星队”;另一个阵容是由当今著名选手路易丝为首的古巴选手组成,名曰“哈瓦那金牌队”。栗晓峰腹背受敌,与郎平和路易丝轮番操戈,一路烽烟迭起,从北杀到南,又从南杀到北。
  自巴塞罗那奥运会以来,俄罗斯队、美国队都曾战败过古巴队,连早已威风不再的日本队也有过让古巴队俯首称臣的纪录。惟中国队每战古巴,必败无疑。以至外界流传一种说法:中国女排患了“恐古症”。
  出人意外的是,新披帅袍的栗晓峰在这次征战中,先于12月刀日以3:0轻取古巴队,翌日又连拔两城,大败郎平和路易丝,使笼罩在浓重阴影中的中国女排宛如一轮旭日冲破云层,亿万国人精神不由为之一振!以致郎平赛后由衷地向记者表示,“中国女排如果积累经验,在战术上出新,将是一支很有希望的队伍”,她“要招募更强的队员,给中国女排树立一个强有力的对立面”。
  可惜,栗晓峰没有等到和郎平重新交手的那一天。
   
2

  历史的时针,按照它亘古不变的节奏指向了公元1995年2月15日21点13分。
  这是一个普通的冬夜。天空墨蓝,银河倒泻。当夜幕中飞机红色的指示灯有如流星,终于融入人间的万盏灯火中时,中国排球历史上新的一页被真正翻开了——郎平出现在美国联合航空公司UA803号航班的舱口。她穿一身白色的运动服,脑后梳一条马尾巴,稍施淡妆,略显疲惫,那张早已为亿万国人所熟悉的脸依然那么生动,那么平和。
  这之前,郎平因解除在美执教所需的巨额赔偿金等问题,几次反复,未能成行,还是香港一位颇有爱国心的巨富答应担负这笔费用,郎平才在中国排球的翘首企盼中,微笑着走下了铺着红地毯的飞机舷梯……
  她没有想到,她受到了英雄凯旋一般的欢迎,国内几十家新闻媒体、上百名记者早已聚集在机场出口大厅、隔离区和停机坪边缘等候,各种型号的录音与摄像设备高高举起,宛如一片钢铁筑就的丛林,光是因观众覆盖面最大而被传媒同仁视为“大哥大”的中央电视台,就派出四支采访劲旅:体育部、海外中心、《东方时空》的“焦点访谈”和“东方之子”。
  联合国秘书长加利或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来京,也不过如此。
  接连几天,各种新闻媒体不惜以巨大篇幅渲染郎平的回归,或直抒胸臆或借外电之口,为土生土长的北京姑娘郎平罩上了一层神圣的光环,仿佛她已经不是排球——这一人类所创造的普通游戏中的一,名技艺超群的选手,而是二战中挽狂澜于既倒的斯大林亦或邱吉尔!和前一段受到狂轰滥炸的前乒乓国手小山智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同样是中国培养出来的体育明星,同样都曾代表日本与中国对战,难道仅仅就因为小山智丽是负气出嫁,已取得了日本国籍,从此再无可能代表中国出征;而郎平则是赴美留学,只拿到了美国的“绿卡”,在千呼万唤中终于回国执掌女排的教鞭,便一个成了万人唾弃的“汉奸”,一个成了众人倾慕的英雄?
  新闻只能向我们展示现实,而不能照亮现实。
  球赛的英文表述是:ball game,意思是一种游戏。这种本来以增进人类健康为宗旨的游戏被赋予了竞争的色彩后,才有了输赢。输赢固然可以满足人们的成功欲和自豪感,但它并不特别重要,更为重要的是竞技本身。较之人类为谋求生存所进行的实用性活动,这种没有实用性目的的体育竞技才是人类自由的真正体现,因为人类活动的本质就是最大限度地挖掘自身的潜能。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名次与输赢才具有了令人肃然的理性之光。
  遗憾的是,由于历史与文化的原因,体育竞技在中国成了一驾负载极重的政治战车,仿佛一跑一跳之间,都与民族兴衰休戚相关。曾经“五连冠”的中国女排更成了一个巨大无朋的精神投射场,人们把无法实现的梦,几乎全部倾注在了女排姑娘的肩上。郎平被舆论界“爆炒”,栗晓峰被国人冷落,以至何智丽被大加贬斥,莫不源于这样一种心态。
  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我决定采访栗晓峰。
   
3

  如同我预料的一样,栗晓峰拒绝采访。
  他说,执教中国女排21个月,他觉得很累。现在“无官一身轻”,他想安安静静地休息一段时间,不想被外界一再干扰。
  他还说,从13岁加盟八一队,至今已有了整整30年的排球生涯,无论以后的出路如何,排球都已经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他要顾及排球界方方面面的关系,不想再介入排球界的是是非非当中去。
  我握着电话听筒,想了想说:“栗指导,我很理解你的想法,但是我想问你两个问题:第一,执教中国女排的21个月,是不是你人生中最为刻骨铭心的一段时光?第二,在中国女排主教练任上,你是否尽心竭力了?”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后,我接着说:“既然如此,你难道不希望把这一段日子真实地记录下来,对自己,对全国人民有一个交待吗?”
  “有那个必要吗?”听筒里传出粟晓峰的声音。
  我和栗晓峰的夫人杨亚光曾在一个部队当兵,因为是朋友,一直很关注有关栗晓峰的行踪与报道。我知道,他这21个月是在怎样一种处境与心态中走过的,于是我坚持道:
  “我觉得有这个必要。”
  栗晓峰哈哈一笑,那笑声从听简的另一端传来,略显沙哑和凄凉,俄顷,笑声止住,念白传出:“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况且,我乃败军之帅,焉敢言勇?”
  我的心被震颤了,凭直觉我断定,栗晓峰不是缄口不言。他的情感如同冰层下的湍流:喧腾而热烈,只是尚未有适宜的出口供它奔涌而出。
  于是我说:
  “如果仅仅是你个人的荣辱进退,那你自然可以超然物外。问题是,你的辞职包括你执教的过程,只是事物的外壳,我所关注的则是它的内核:即所有这一切对于揭示我们的民族心理与体制弊端,对于改进与完善体育的发展环境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沉默。
  我又说:“而且,作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无论你自己是否意识到了,你的性格中肯定有导致悲剧结局的弱点。揭示与剖析这一切,需要的不是闲云野鹤式的潇洒,而是直面人生的勇气!”
  依然是沉默。
  我接着说:“恕我直言,你的不‘介入’,实际上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介入。所不同的是,它只是消极的,而不是积极地去对事物进行说明,你尽管内心深处认为过去的一切并非合理,但你却缺少胆量去打破现有的秩序与和谐;你不敢自由地公开自己的内心,不敢将内心企望的一切付诸实现!”
  话筒的另一端传来一声轻微的呼应:“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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