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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偷书情结 毒草造就兵团女
            遗传基因 大学争夺湖南妹

           一个老人为她打开了“知识宝库”

  在“文革”时期,在下乡期间,一些渴望读书的青年男女,为了解一解读书的瘾,不得已而犯下了“偷”书与偷偷读书的过错。时过境迁,当他们以优异的学分考入大学,在过了读书的黄金时节成为一名本科生时,回想往昔,真有说不尽的辛酸与苦楚。
  现在济南大学中文系任教的孔慧云,便有一段夹杂着苦涩与窃喜的“偷书”历史,她常对别人说,如果不是有过那么一回“偷书”的经历,也许就不能考上大学,走上理想之路。说起来那段经历,倒有一大篇情节曲折的故事呢。
  那是1972年的春天,孔慧云作为一名建设兵团的知青,正在渤海岸边的黄河农场劳动。生活是艰苦的,过重的劳动让他们这些从城里来的年轻人感受到岁月的漫长与无奈。而更可怕的是,他们在这里每天只是如牛马一般地苦苦劳作,“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过去所学的那些书本知识,就在流血流汗的劳作中,丝丝地流淌到贫乏的土地里了。
  孔慧云在中学时就酷爱读书,到了黄河边的农场劳动,苦她倒也能忍受,但她却不能忍受平日里除了学习文件与毛选,其它什么书也得不到。这让她十分痛苦,久而久之,她便对读书产生了一种难以排遣的思念之情。
  有一天,她与同在兵团的赵平一起,因事走进场部的一所旧房子,那个房子里有一种令人生疑的霉味,这是她过去常嗅到的气味,已经有好久没闻到这种气息了,一时她想不起来这是什么气味。
  这时,一个看门老人自屋里走出来。孔慧云觉得那股霉味似乎就是从这间屋里飘出来的。便下意识地往那间有点亮光的屋里瞅了一眼,忽然看到一点什么东西,不由得心头一跳:那门边的地头上黑乎乎的摊着什么?是书?这屋里居然会有书?
  她立即被这个发现吸引住了,便往那门里走了进去,果然是一本被灰尘封没的书。她捡起来,用手抖了抖书上的厚尘,只见上面写着《哈姆雷特》几个字。她一下子惊叫起来:“呀,还是莎士比亚名著呢!”
  赵平把书抢过去,用手翻了翻因长久扔在地上而书面受潮变得软湿的书页,兴奋不已地对老人说:“真是有意思,这里还会有这种书?”
  老人不无得意地说:“这儿原来有过一个很大的图书馆,因为搞运动,才把它封掉了。现在这些书都在这里面锁着呢。”他朝关着门的那个里屋努努嘴,“全堆在里面,满满一屋子。”
  孔慧云顿时如饿极了的狼闻到肉香似的,直扑里屋,可是那门上挂着一把生了锈的“将军牌”大锁,拉了拉,根本就弄不开。赵平也上去试了试,可那门却怎么也弄不开。
  一旁的老人看着笑了笑,说:“你们想干什么?是不是想找几本书看看?他们不让看的。不过,我想,那里面的书也不一定都有毒,你们自己把准,拿两本好书看一看再拿回来吧。”
  他说着,也没等这两个姑娘再说什么,就主动地掏出腰间的一串钥匙,啪地把那把大锁打开了。孔慧云与赵平二人顾不得向老人道谢,一齐挤进那间黑洞洞的屋子,如同钻进了阿拉伯神话故事里藏着珍宝的山洞似的,顿时惊呆了。
  面前是灰蒙蒙的一座书山。大量的书本从地面一直堆到屋子的顶梁,这里真正可用得上“汗牛充栋”这句成语了。都是一些世界名著!如果不是书面上积着厚厚的灰尘,她们两人一定会因看到那些伟人杰作而欢呼雀跃。
  她们顾不得说话,只是睁大两眼,两手不停地拨拉着一本本的书,低声读著书的封面上的书名与作者名字,一个劲地把挑中的书往怀里塞,根本顾不上那书上的积尘了。
  这时,两个姑娘就像贪心的财主一样,两手不停地拨拉着这座书山,寻找着自己最喜爱的书。她们从底下翻到了最上层,爬到书山的峰顶,又从峰顶滑到山谷,不时地因看到一本向往已久的书而发出声声惊叹。
  不多时,她们的全身都让书给“占领”了。衣兜里、袖筒里,就连腰间也塞满了书,等两人走出那间屋子,身体顿然“肥胖”许多,好像一对贪财的家伙。好在那位老人只笑了笑,摆摆手,让她们走出去了。
  也是幸运,等她们走回自己的宿舍时,正好同屋的那些女知青都到广场看电影去了,要不然,让她们看到两人这一副“全身披挂”的傻样,一定会来搜查一番,那就会惹出大乱子了。
  从这天起,孔慧云与赵平便有书可读了。孔慧云每天都是等同屋的都睡下了,才借口写大批判文章,或是说为写文章而读几章毛选。把从小屋里偷出来的书放在毛选后面,提心吊胆地读一阵。
  有书读的日子让她快活极了。看几章柏拉图的《理想国》,或是巴尔扎克或雨果的小说,那种回肠荡气的感觉,顿然可把一天的劳累驱散。
  但是,写大批判稿的借口不能总说,也不能每天晚上自觉学毛选,她就另想办法,等大家睡下后,钻进被窝里,用手电照亮著书。
  但是打手电的麻烦也不少。首先用电池太费,几个晚上看下来,就要耗费两节一号电池。你也不能总去场部的小卖部买电池,人家会发问的:你干什么用那么多的电池?只好采用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战术,有时为了买两节电池,她得跑十几里路,到另一村里的小卖部去买。
  有一天,可差点让孔慧云急坏了。这天半夜里,也没预先通知,忽然就搞了一次连队的紧急集合。黑暗中,孔慧云匆匆穿好衣服,与同屋的女知青一起打好背包,跑到集合点。到了那儿,她才想起来,昨晚上读的那本书还搁在枕头下面。
  她顿时急出了一身汗,如果那本“毒草”书被查房的领导发现,最起码一条就得在全场点名批评,严重的话还可能安上一个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传播散发者的罪名,让她吃不了兜着走,至少几年内不要想抬起头来,更不用说离开农场回城了……
  因为心情极度紧张,这天的演习在孔慧云看来漫长得如同一个世纪。最后,连长作总结时说的话,更让她惊心。连长说:“这次发现有个别人严重违反连队纪律,要主动在全连作斗私批修!”
  听到这句话时,孔慧云感到额头一阵发烫,又激出了一身冷汗。她抬头时,正好看到连长的目光扫到她的面前。她当时便暗想着,完了,一定是让他们看到枕头下面的那本书了……她低下头去,如同一个被捉住了的贼,一个被发现偷食了禁果的人。
  她不知自己是怎么回到宿舍的,当她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回床头,拉开枕角,发觉那本书依然还在,还是照着她昨晚看过折着的那样子。呀,原来没有被人发现!她一下子颓然倒在枕上,半天也没能爬起来。
  尽管发生了这种严重的惊吓,孔慧云还是“贼心不死”,还是想着那一屋子的书。她把一批书看完后,便悄然走进那座房子,再另换一些书来看。
  不知怎么的,那屋门上的大锁不再锁着了,她可以自己悄然走进里屋,尽着兴地拣书。孔慧云把已读过的书放归书山之中,再从那里寻找自己爱读的书。
  她用一个大记录本抄下了满满一大本唐诗和宋词。她还抄过普希金的诗句。她喜欢中国古代诗人写的诗词,喜欢那诗句的精致与凝练;也喜欢普希金诗句里给人以激情与奋发的精神与勇气。在读着这些诗文时,她会感到一种活力从她所在的这个破旧的小屋里冉冉升起,如同阳光一般光芒四放。
  她也爱读古代哲学家的那些深奥而含蓄的文章,尼采的《查拉杜斯特拉如是说》、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等,让这个身居陋屋的劳动者感觉到人类智慧的伟大光辉,她的心灵的舟揖被这光芒所照耀,渐渐地驰向一个明确的目的地,在那里,人类是平等的,没有阶级的纷争,也没有无穷无尽的劳苦与折磨。她也读出了过去认识的历史,不能光是用一种现成的理论去套用,对偌大的人类世界光用“黑暗”与“水深火热”是不够的。
  后来,她从那堆书里,找到了一些高中教科书。孔慧云喜出望外,她想自学高中教材。读高中的书,那不是为了想考大学吗?如果这件事让别人知道,反映到上级领导那里,安上一个不安心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帽子,一辈子也翻不了身呢。可孔慧云顾不得那些,如一头干渴已久的小兽,俯伏在知识的清清小河边,尽情地饮着。
  在那段不算短的日子里,她一次次地从那间小黑屋里偷出书来,把那些书细细地读过,把其中精妙的章节抄写在本子里。她还自学了好几门高中教材,这些在她后来考学中居然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而更重要的是,在那种极度枯燥与封闭的生活环境中,她凭借自己的力量,获得了读书的快乐,这一份快乐是别人想要也得不到的,或是别人不敢得到的。
  过了几年,恢复高考了,孔慧云以仅读过初一的文化底子,报名应考,她竟然以相当不错的考分考入了山东济南大学中文系。曾与她一起上学并在农场劳动多年的一些同学虽说也有报名应考的,他们却都没能考上。当他们惊诧地问孔慧云,如何有这样的才学考上大学时,孔慧云才说出了在农场劳动期间的“偷书”一事。众人听了不免呼吁不已。
  但是,孔慧云过去年代里的那段“偷书”经历,也在她的生活中留下了后遗症。时至今日,20多年过去,她还没能逃脱惊梦的困扰,她时不时地会在梦里没命地奔跑,躲藏了几十次,每一次都险象环生,心惊肉跳,一直跑到从梦中惊醒。她丈夫也知道她的这个摆脱不了的“情结”,每当她从梦里惊醒来。他必要问一声:“你是不是又去偷书了?”
  尽管留有噩梦的后果,孔慧云还是非常感谢那一段“偷书”的经历,想起那个时候的事,她便会怀恋那已与她十分遥远的小书屋,也很感激那位为她打开了知识宝库的老人。

           父亲:“你将来是要上大学的!”

  申丹是从湘江边考上1977级北京大学外语系的。这位湘妹子一鸣惊人地成为“新三届”学生中的佼佼者,后来到英国爱丁堡大学去读书,获得了博士学位,重新回到北大当了教授,成为中国人文学科领域最年轻的女博士生导师。
  申丹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功,用她自己的话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父母的遗传与督导。她还记着,几次重大的人生转折关头,都是父母给她把握了方向,而他们贯穿始终的一个原则便是“你应该读书”,“你将来是要上大学的”。
  申丹的父母都是50年代初从美国归来的留学生。申丹是其父母带回给祖国的一个特殊的礼物。这对知识分子夫妇对女儿抱有一个既定的目标,成为一个像他们那样的有学识成就的,于国于民有用之才。
  但是,少年时代的申丹便因“文革”而遭受到人生的第一次强烈冲击。她的父母因为是从美国归来的留学生,“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批斗,被打成黑帮,关进了牛棚。申丹则成了黑五类子女,被打入另册。
  那时候,全国都在唱样板戏,申丹认定自己一辈子是不可能再有机会上大学了,就想找个别的什么职业早点离开学校,活得轻松点算了。正好有个湘剧团到她所在学校招生,她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回到家,她把此事与刚从“牛棚”里出来,胸前还挂着一个“黑帮”牌子的父亲说明了。谁知父亲顿时大发脾气,指着她说:“你怎么能去湘剧团呢?你将来是要上大学的!”
  因为有知识学问而正在遭受批判,吃了许多苦头的父亲竟说出这样的话,使申丹十分意外。她很单纯地认为父亲在遭到这种前所未有过的屈辱后,一定会训导后代“从此莫读书”之类的话。
  对父亲的话,她当时还没有完全理解。因为“文革”时对知识分子那么无情地批判与打击,使她认定自己这辈子与大学绝无缘分了。父亲的话没能说服她,她后来还是悄悄地去应试了。好在因她的身体条件不够好,未能被剧团录取。
  未能考上湘剧团,对申丹是个不小的打击。她只能在学校读书。因为读书成绩特别好,而且从不与同学闹矛盾,也不给教师添麻烦,所以她还有机会当上红卫兵,后来还入了团,并且一直当着班上的干部。
  因自己的“出身不好”,还得到特殊的关照,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中一个先进分子,懂事的申丹自然要处处表现突出一些。有一回,她与同学们一起去农村参加双抢劳动,每天顶着烈日,冒着近40度的高温,在水田里一干就是十六七个小时。那时申丹还很瘦小,家里的伙食不好,身单力薄,她却不愿让人家看她落在后面,便拼命地干。
  冬天,天寒地冻的,她又去参加烧“战备砖”。大冷的天,她带头跳进满是冰碴的煤池里,把赤裸的双腿当成搅拌机来搅煤。这样干了一段时间,她觉得自己的双膝变得不很灵活了,而且时常心慌气短。到医院一检查,才发现已染上了严重的风湿热。
  因为生病她无法上学,只能休学,在家里躺着养病。父母对她未能继续上学很担心,为了女儿不因此而荒废学业,在家里养病期间,申丹的父母就让她自学英语。申丹学英语遇到了困难,她在中学读的是俄语,高中毕业时仅仅认得几个英文字母。也许一心巴望着女儿以后有机会考上大学的父母心有灵犀,认定将来自己的子女总会有机会上大学,用得上英语,因而一定要申丹学英语。
  已经高中毕业的申丹要从头学起英语来,令她的一些同学十分不理解。他们觉得高中都读完了,接下去不是等着分配工作,就是走上山下乡之路,何苦再去读英语?中丹虽说对父母的安排也有想法,但她还是按照父母的要求做了。
  她母亲担任了女儿的启蒙教师。母亲是一个聪明过人、自学能力极强的知识女性。她先教了申丹英文字母和音素,然后就要求申丹完全自学。申丹一开始不知道如何读课文,只好按照俄语的腔调来瞎蒙。
  那时自学英语没有什么社会条件,买不到录音机和英语磁带,唯一可收听的是收音机里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英语新闻,可才学会读字母和音素的申丹听它如听天书一样。
  不管怎么样,申丹还是一天天地自学下去了。好在她是一个爱静的女孩子,每天呆在家里,自学英语,加上母亲时不时地点拨一下。居然也慢慢地掌握了英语的读音与语法特点。
  申丹就这样,在父母的鼓励下,怀着一点侥幸心理,等着上大学的那个奇迹有朝一日能够出现,在休学的几年间几乎一天也没有放弃学业。终于,粉碎“四人帮”,迎来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她从容应考,取得了十分出色的成绩。
  在录取大学时,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小插曲。申丹这位湖南妹成了几所大学争相录取的对象。而她当时报的第一志愿是湖南师大外语系,因母亲希望女儿留在身边有个照应。
  因申丹在湖南总分考了第一,惊动了北京的一些名牌大学,尤其是一些外语专门大学,说她的外语特别好,都想把她招走。这可急坏了她的母亲。有一天,申丹父母所在的大学负责招生工作的领导来到申丹家,一进门就说,她是受省招办委托来做家长思想工作的,原来申丹这个“香饽饽”已经被全国最好的大学北京大学捷足先登,录取在册了。
  这一消息让申丹惊喜不已。因在此前,她哥哥已经得到录取北大物理系的通知了,而她原先知道,在湖南的招生简章中本来是没有北大英语系专门名额的。后来才知道这是临时从湖北拨来的一个名额,目的是为了把申丹录取进北大。这不啻是一个令她大为开心的事,因这样她便可以与哥哥一起去北大读书了。
  尽管母亲心疼女儿远离家庭,北上读书,父亲却要开通多了。她父亲在40年代就读于西南联大和清华研究生院,说起来女儿考上北大,也是送了他多年的一个夙愿了。所以父亲是支持女儿去上北大的。
  中丹得知自己能上北大,开心地嚷着一定要去读北大,父亲表示赞成,而母亲却什么话也不说,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女儿。来人便把这当成是默许了,高高兴兴地去复命了。
  多年以后,已经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博士生导师的申丹回想起自己读书时的一切过程,很为自己的父母感到骄傲。在“文革”期间,他们身处那样的艰难环境中,依然鼓励自己的孩子努力学习,意志顽强,不为社会潮流所动摇,坚持一定要申丹自学,坚定上大学的信念。她感叹地对人说:如果不是父母那样意志坚定,我也许就不会走进北大校门,不知是在哪个商店做着营业员,或是做着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的角色了。
  作为“新三届”的一员,申丹刚走进北大校门时,也曾感到压力很重。高考把积压了十几年的优秀人才都集中在一起,尤其是北大这样的全国名牌大学,更是云集了第一流的人才,都是尖子中的尖子。她所在的外语系,有的同学比她大几岁,在下乡期间,或是做工时,都在自学英语,有的程度很高,能够看英文原著。与他们相比,申丹这个湖南高材生也要低人家一头。
  初开课时,申丹还真有点信心不足,她在英语方面过去只看过一本简易读物,而且因缺乏训练,上听力课格外吃力,回答问题也经常窘在那儿,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英语句子。
  好在周围的同学们热情相助,老师也对她十分关照,同班的几十个同学,尽管年龄相差很大,但大家都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程度高的同学能主动帮助成绩稍差的同学,大家齐心协力,使学习成绩稳步提高。
  申丹是个要强的人,有一回一位美国专家给他们班开了一门较难的文学课,在选课资格考试上,申丹考了个不及格,但老师经她的要求,还是让她上这门课了。申丹暗下决心,奋起直追,利用一切空闲时间抓紧学习。经过一年的急起直追,到此门课结业考时,她的成绩居然跃居全班第二。同班的同学大为惊诧,笑著称她是坐着直升飞机往上赶。
  申丹的学习成绩一直在上升,到大三大四时,各科成绩已是全优了,等到毕业考研究生时,她又考了本专业的第一名,由此,她荣幸地获得了北大外语系唯一公派留学英国的资格。
  女儿能够出国留学,对申丹的父母来说,便是一种最好的报答。40年代,申丹的父母历经艰险才得以到美国求学,他们那一代的留学生,身在国外,心还在自己贫穷落后的祖国。那时的中国留学生,在欧美读书,生活条件极其艰苦,这还不算,申丹曾听父亲说起,那时他在美国读书,经常受到那些歧视中国人的美国佬精神上的污辱。得知女儿将作为中国公派生到英国留学,申丹的父母还特意关照女儿要努力读书,出色完成学业后,再回国为国家民族出力。
  申丹没有辜负祖国与她父母的期望。作为中国派出公费留学生,她在英国爱丁堡大学顺利地读完了研究生课程,并获得了英国方面的全部资助,还得到奖给特别优秀学生的爱德华·博伊尔奖金。
  但是,她在做博士论文时,却遇到了麻烦。因生性好强且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申丹选的论文选题超出了导师的专业范围。在研究了一年之后,由于她喜欢向学术界的权威观点提出挑战,使得导师感到难以把握,因此坚持要她改换选题。
  这种情况让申丹很为难。改换选题将使她无法按时完成学业,更重要的是,她所作的选题是她所喜欢做的,并且认为这是有价值的。在这种两难情况下,她回了一趟国。当她走进了母校北大,在燕园那寂静、美丽的环境中,她感到有一种格外亲切温馨的气氛。她在与家人团聚的时候,向他们讲述自己的困境,在亲友们的鼓励下,她更深切地感到自己作为一个出国留学的学子,身上承担着对母校、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
  她与父亲的一席长谈,又让她增添了学习的勇气与决心。已经年迈的父亲再次对已成长为一个有才识的学者的女儿讲述自己早年在海外求学的艰难。申丹感到自己与父亲那一代人相比,没有任何理由在学业上半途而废。
  重新回到英伦三岛后,她在有关老师与校方的积极支持下,转了一个系,继续开始做她未完成的博士论文。那个系原先是不招收中国学生的。但系主任看了她写的东西后,破例接受了申丹,并亲自担任她的第一导师。
  申丹前面的路由此变得光明敞亮起来。她的博士论文完成得相当出色,在考官们的赞许声中,她无条件地通过了论文答辩。这是在1987年11月,中国留学博士生申丹成了极少获得通过的爱丁堡大学文科博士。
  因她的学业完成得十分出色,爱丁堡大学的一些教授还有意推荐她去美国读博士后。但申丹服从祖国的需要,按照国家教委的决定回到母校任教。重新回到祖国,踏进燕园时,她的心情格外激动,她暗暗地想着:我将永远热爱这里的每一寸热土,将成为这里的一名尽职尽力的好教师,为培养造就新一代有知识有才能的中华民族的优秀人才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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