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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的思考



作者:丁守和

  80年代以来,在我国逐渐形成一种文化热。特别是对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学)的研究相当热闹,而且主要是讲弘扬,很少讲批判,有的甚至认为只有中国文化、儒家文化能“拯救世界”,还有的认为“西方不亮,东方亮,21世纪将是儒家文化的世纪”等。又有人认为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不同,传统文化中有精华,也有糟粕;而文化传统中积淀下来的则是精华,或主要是精华。具有生命力的东西才能积累下来,并不断发展。笔者对此不敢苟同,曾反复进行过思考,有些不同的意见。

  

  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确有不同。无论从理论上或从事实上看,传统文化要广泛得多。在长期的君主专制社会中,无论是思想观念、伦理道德、学术、教育、宗教、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典章制度、文物宝藏,一直到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等等,都可以说是传统文化,其中确实是精华与糟粕杂陈。而传统文化中积累积淀下来的传统,固然有好的,但不好的或糟粕则更多些。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愈益严厉和专制主义的惯性,一直到后来还看到它的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代思想最为活跃。那正是社会大动荡的时候,旧的贵族势力衰弱,新的地方势力兴起。手工业、商业也有所发展。周天子虽仍然是“天下共主”,但诸侯国日益强大,逐鹿中原,争霸称雄,征战不已。知识分子受到很大重视,“重士”、“征士”、“养士”成为一种风气,思想相当活跃。他们对社会的各种问题以及自然界进行了新的观察探讨,出现“处士横议”、“百家争鸣”的盛况,形成儒、墨、道、法、阴阳、名辩、纵横、兵、农、杂家及史家等各种学派,互相争论诘难,又互相吸收补充,有力地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发展。以后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发展演变,在许多方面是这些思想家所阐述的思想学说(加上从印度传来的佛学)的发挥,如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汉学或实学等,对思想观念、伦理道德、哲学宗教、学术理论等都有所发挥或发展。但也可以看到,这种发展越到后来也越为缓慢,乃至成为八股教条而僵化,科举考试只能在经书中寻章摘句作文章,特别是尊卑贵贱、君道臣节、专制主义尤为严重。
  中国君主专制的历史很长。远在商代,君主就自称“余一人”,以示其独尊无二,其行政治民叫做“牧民”,周代君主称为“天子”,即天之子,“奉天承运”,管治兆民。春秋战国时,法家主张君主专制独裁和中央集权。如管仲说:“君主所操者六:生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此六者,君主之所独操也。”生杀予夺,贫富贵贱,皆操于君主之手,正是君主专制的体现。韩非则认为:“万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共患也。”又说:“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治天下而征诸侯,以其威势也”。“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柄者,生杀之制也;势者,胜众之资也。”掌握了生杀予夺之权势,就可以稳固专制独裁。他还提倡中央集权,认为最理想的统治形式,就是“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这种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治有深远的影响。
  在传统的治国之道中,儒家主张仁政德治礼教,被称为“王道”。法家强调“不贵义而贵法”,“一断于法”、“以法为本”、“以法为教”,被称为“霸道”。其实两者并不是截然对立,而是相通互补的。孔子在《论语》中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当然是肯定德政礼制,否定政刑。但是,他又称赞子产的“宽猛相济”。子产是郑国大臣,曾铸刑书,是法家。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载,子产病危,曾对其子说:“我死,子必为政。”告诉他为政当以“宽猛相济”。孔子得知后称赞说:“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所谓“猛”,即是严刑酷法,不惜民残的。“宽猛相济”,亦可谓德法互补、礼刑结合。这种传统的影响也很大,以后儒法结合即源于此。
  秦始皇依据法家学说,厉行法制,富国强兵,削除六国,建立起中央专制集权的统一大帝国,废除分封,实行郡县制,采取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颁布严厉的刑法,建立起绝对皇权。他认为自己功盖华夏,超过历代君王,故不称王,而谦称传说中三皇五帝的尊号,宣称自己是这个大帝国的皇帝,自称曰“朕”,朕即国家,并制定一套尊君和统御全国臣民的机构和制度。西汉初年,鉴于秦法繁苛,以致很快灭亡的教训,曾实行“黄老之术”,“与民休养生息”,但仍坚持了秦朝的法制原则。汉宣帝就曾对其太子(后为汉元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以后各代的儒法互补、儒法结合、外儒内法等,实际上都是“宽猛相济”,“霸王道杂之”,这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基本传统。

  

  在中国古代,文化专制的传统也是相当长久的。春秋战国时代,是百家竞说,互相争论诘难,又互相影响吸收。然而就是在这时,也出现了异样的声音。如孔子说的“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即是。
  如果说孔子“攻乎异端”还不大具体,那么孟子“辟杨墨”就既具体,又狠毒了。孟子与当时的学派多有争论,尤其是排斥杨、墨,最为著名。他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他还说:“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又说:“吾为此惧。闲(习也)先贤之道,拒杨墨,放淫词,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孟子·滕文公下》)用这样的语言评论杨、墨,已经不是学术批判,而是政治宣判了!为使孔子之道“著”,就必须使杨朱之道“息”,真是“攻乎异端”,排除“邪说”了。谈到孟子的这些话,使我想起我们在五六十年代的大批判,原来在两千多年前就有过随意戴帽子打棍子之事发生了,是有传统的。孟子曾说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对后世影响很大,长期受到人们的称赞,是文化传统中的优良传统,应该继承发扬的。而“辟杨墨”则颇有文化专制的味道,也是应该注意的。
  秦王朝建立后,秦始皇废封建改郡县制,是个进步。但是他接受李斯的建议,实行“焚书坑儒”,成为文化专制主义的开端。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坑”与“尊”正相反,但君主统治的文化专制则是一样的。从汉代起,历代王朝实行的多是儒法结合,或曰“外儒内法”、“霸王杂之”,而在思想文化方面又有儒释道结合。但孔子的地位确实是越来越高了,以至被封为“大成至圣先师”等称号,儒家被视为官学。科举考试只能在经书中寻章摘句,作文章,八股教条严重束缚了人们思想的发展。君主帝王虽然尊重儒学,但对经书中某些对君不尊的话,也是不能容忍的。如孟子对齐宣王说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豢养也),则臣视君如路人;君之视臣如草芥(任意践踏也),则臣视君如寇仇。”朱元璋看后就很生气,命令删去。乾隆诏修《四库全书》,也删去不少忌讳的东西。这都是文化专制的反映。
  还有文字狱,尤为严重。统治者可以从秦议文书乃至诗词、书信中寻找某些词句任意歪曲,制造冤狱,杀头或流放。秦始皇“焚书坑儒”,一下子坑杀诸生四百六十余人,开文字狱之端。汉代文字狱亦多,如汉宣帝时,杨恽、盖宽饶等“皆坐刺讥词为罪而诛”。汉元帝曾用儒士萧望之、周堪等为重臣,也由于外戚、宦官谮言而遇害,李固、李云等因上书上言而入狱被诛。隋炀帝是个暴君,诛杀尤多。唐代因进言惹怒被杀者亦不少,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李白、李商隐、张说等,均曾入狱、流放,魏征死后也曾被夺去封号。宋代的寇准、欧阳修、秦观、黄庭坚、赵鼎等均曾被流放,或死狱中。苏轼因所谓“乌台诗案”入狱,流放黄州,后又因为反对王安石改革而流放海南,真是多才又多难!明代文字狱尤多。如朱元璋时,皇帝生日或节日,各地官吏都要上贺表,虽然是陈词滥调,朱皇帝却很喜欢。其中有“作则垂宪”、“睿性生智”、“天下有道”等词。他将“则”念成“贼”,将“生”念成“僧”,“有道”读成“有盗”,将“光”说成“秃子”等,认为是对他的讽刺,任意诛杀。清代康熙、雍正都以肃清“反清”思想为名,制造诸多文字狱。乾隆前期较缓和,以后又恢复文字狱,诛杀亦多。他们所镇压的既不是“复明”志士,也不是结党权臣,大多是一些士人。文字狱可说是文化专制中的一个恶劣传统,严重阻碍了思想文化的发展进步。

  

  近代以来,中国人为摆脱外国列强压迫和国内专制统治,进行了长期英勇顽强的斗争,同时努力向西方国家学习,引进民主民权、自由平等、进化论、人权说,进行过变法,发动过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了民国,宣布国家主权属于“全体国民”,具有伟大历史意义。但是并未能改变专制统治,专制主义可谓根深蒂固。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旗帜的《新青年》,从一开始就向青年陈述“六义”,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并且明确提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它热情宣扬民主和科学,宣传人格独立、人权平等、个性解放、思想自由,向封建专制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发动了猛烈进攻,反对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学,发出“打倒孔家店”的呼声,着重批判了尊卑贵贱、三纲伦理、特权人治、愚民说教、专制主义,有力地促进了人们特别是广大青年的思想解放,发现自我,追求真知,探索改造中国社会的出路,呼唤广大国民“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地位”。但是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这个启蒙运动未能进行下去,而是很快转入政治斗争,乃至武装斗争、革命战争,“武器的批判代替了批判的武器”。毛泽东就曾说过,五四运动时期反对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学,提倡民主和科学,立下了伟大的功绩。但是,那时还只是开始。要使全国人民完全摆脱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还须费很大的力气,还是今后革命改造路上的“一个大工程”。
  邓小平在总结建国以来经验教训时曾说过: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力的各种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他还谈到,在我们党政机关存在的特权、家长制、官僚主义、以权代法、贪污腐败等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所以,他提出肃清封建主义传统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这是非常重要的,应该逐步贯彻实行。
  在文化传统中当然有优秀的东西,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刚健奋进、好学不倦、见利思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爱国主义等等,理应继承发扬。但文化传统中决不都是优秀的好的,对那些消极的因素,我们要坚决批判。有批判才会有继承,否则,笼统地谈弘扬传统文化是不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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