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社会主义阵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联盟。继苏联、蒙古之后，战后在东欧和亚洲又出现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为了加强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互助合作，曾经一度形成阵营。从50年代后期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严重分歧，破坏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正常关系，社会主义阵营便不复存在。 ——《社会主义名词辞典》 这“不复存在”实际上是对现实情况的认可。因为并没有哪一个声明宣布它的开端，也没有哪个决议宣告这一结束。 如果细细考察囫囵个的“阵营”如何出现一条条裂痕，首先引起注意的，当是1948年被开除出9国共产党情报局的南斯拉夫。到了这爆裂之声不绝于耳时，已经是极不平凡的1956年了。 第一个大动静是苏共20次代表大会和鲁莽的改革家赫鲁晓夫的那篇简直没有什么理论性可言却极具震撼力的报告。斯大林的神坛崩塌了，人们于是开始有了自己思索的可能性。虽然目前南斯拉夫的共产党人正在为消除对铁托的个人崇拜而努力，但当时在“阵营”之内，对这一行为看得最为透彻的，显然是这位游击队员出身的元帅。在他的《普拉演讲》中，铁托谴责的不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虽然他与这个“暴君”有过多次激烈的正面冲突①。铁托认为对人的褒贬无论如何总是第二位的。赫鲁晓夫的最大不足之处是，把“整个事情当作一个个人崇拜问题，而不是当作一个制度问题”。他认为现象“是一种制度的产物”，而不是“由于斯大林老了，他开始有点愚蠢起来，犯了各种错误”。至于比较直接的根源，铁托指出的是：“官僚主义组织机构，领导方法与一长制，还有忽视劳动群众的作用与愿望。” ①斯大林逝世后，在他书桌的抽屉底层，发现一封铁托给他的信。信中写道：“亲爱的斯大林，请不要再派特务到南斯拉夫来暗杀我了。我已经把你派来干这件事的7个人都抓起来了。如果你不停止，那么我将不得不派遣我的人到莫斯科去。如果我这样做的话，我将不必再派第二个人。” 没过多久，波兰人和匈牙利人上街了。如果这里暂且不谈后来其他政治力量的介入从而对这一单纯的行为所加以的利用的话——目前，对此种观点，甚至对当时的事实认定上还有很大争议——事情可能正如原英共党员、英《工人日报》记者、匈牙利事件的目睹者彼得·弗莱雅所说，在革命胜利了10年之后—— 大多数匈牙利人是不要资本家或地主们回来的。但是今天，他们却理所当然地厌恶了那个贫穷、枯燥与恐怖的制度，厌恶了人家以共产主义名义送给他们的这个制度。此一情形的全部责任应该放在共产党领袖们的肩上，特别要让拉科西、法卡斯与吉罗来负，他们曾经答应给人以一个地上天国，而结果真正给人的却是一个与战前霍尔第海军上将法西斯专政同样压迫、同样值得非难的警察国家。工人们受剥削、威吓和欺骗。农民们也受剥削、威吓与欺骗。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提出一个为谁的问题，甚至于谈论政治问题时如果不用安全的、习见的、单调的废话来加以掩饰，就有为那无所不在的秘密警察抓去的危险。这一个糜费了巨额国币来维持的机构，其目的原来是保护人民，使资本主义不能复辟，而事实上，它却保护了少数寡头们的权力。为达此一目的，秘密警察应用了最惊人的方法，其中包括新闻检查、思想管制、监禁、酷刑与谋杀。其所以成为悲剧者，乃在于将如此这般的制度却说成为社会主义社会，说成为“人民民主”，说成为走向共产主义去的第一步。 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承认在匈牙利，“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革命积极性受到破坏”，另一方面也最坚决地强调这两次事件的反革命性质： 反革命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以至在1956年10月间能够很容易地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组织武装叛乱。 应该说，对这两方面，毛泽东的估计及预先采取的措施都远在他的欧洲同道之上。只看建国初，即史家所谓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一直不曾停顿过的全国性整肃： 1950年5月 共产党整风，整肃“打天下”的干部居功自傲，官僚主义与腐化堕落 10月 镇压反革命 1951年5月 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陶行知的改良主义教育思想 11月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 12月 三反 整肃国家机关中的贪污分子 1952年1月 五反 整肃资本家中的不法分子 1954年2月 揭发并制止了高、饶反党阴谋 10月 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梁思成的建筑思想，批判历史学家尚钺，改组《文艺报》 12月 批判胡适思想 1955年2月 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 下半年 肃清国家机关、革命团体、民主党派和共产党内部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从这里可以看出的是，起码在那时，毛泽东与铁托的见解就是大相径庭的。毛泽东一方面十分注意执政党党员的个人品德——他对居功自傲、觊觎高位、贪污枉法等农民起义领袖们最常见的毛病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则绝不容许思想异端，哪怕离政治很远很远并且非常专业化的独立思想的存在，就比如俞平伯先生之不赞成新版的一百二十回本的《红楼梦》。 那时，没有人深究社会主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对于数亿人正在进行的这场“革命”的阶段以至体制——或称制度，这在英语世界里本是一个词system——的领悟，直到二三十年后才在中国共产党人中出现。当时，对待人民，特别是人民之中涌动着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倾向：对私产的珍视，对个人创造力的尊敬，对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的捍卫意识等等，采用的办法有点类似鲧的治水——堵。而眼见堵不成的时候，就发生我们下面要讲的故事了。 应该说，在苏共20次代表大会及波、匈事件面前，中国共产党表现得比他的任何“兄弟”都镇定与从容。因为这个政权的班底并不是如匈牙利拉科西班子那样由斯大林一手扶植起来的。恰恰相反，他是抖掉了斯氏的传声筒，并与这名专制者本人经过一场场又执拗、又瞻前顾后且极具分寸的较量之后，自己立住的。 另一方面，在中国，类似匈牙利事件中的“帝国主义者和在他们指使下的匈牙利内外的反革命分子”，不但其肉身早已被处决或关押，与他们有着血统、情谊、包括思想联系的人，也都相应被扣了金钟、上了紧箍或吓破了胆。当然更彻底的是灵魂出壳——或曰脱胎换骨、革心洗面——的完成，恰如丁玲女士在延安整风结束时极形象的描述： 开始有点恍然大悟，大有回头是岸的感觉。就像唐三藏站在到达天界的河边看到自己的躯壳随水流去的感觉。一种幡然而悟、憬然而惧的感觉…… 但毛泽东显然不是沉湎于表面升平景象的小角色。他完全超出了马基雅弗里对古代帝王们所作的种种结论。马氏断言： 当百姓对他怀有敬意之时，君王不必担心阴谋；但当百姓们对他表示敌对，而且怀有仇恨时，他就应当害怕一切事、害怕一切人。 事实上，在1956年，中国大陆并没有一份报纸或者一次演讲对当政者是怀有不敬的（还不要说仇恨）。但毛泽东具有的，显然不是常人的禀赋。只消望一眼微风拂动的树叶，他老人家就平抑不住对暴风雨的预感。更何况，那时在党内党外，特别在一批不明就里、一味将革命神圣化与理想化的青年中，一种不肯俯首帖耳，不时地总想表达自己对世界的见解的倾向，正不断地冒出头来。 1956年秋，河北正定地质学校的学生与“主观武断专横，厌恶一切反对意见、训斥辱骂提反对意见的人”的白司长冲突起来，中国青年报整版报道并发社论。 文学界，就在沈从文已万念俱灰，而老舍和巴金正不知怎么写才能跟上气势磅礴的新社会的气候，一股带着清新气息的风从北方吹来。苏联新小说《在区里的日子》、《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令“完全是自己培养出来”、不但满怀第一种忠诚，间或也怀有一些第二种忠诚的党员作家们欣喜不已。《在桥梁工地上》与《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于是出笼。 标志王蒙创作水准的，当然是1986年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了。但如果我们回到50年代，将这位作者的开笔之作《小豆子》与1956年那篇受到来自相当一级的压力与批评的作品作一个比较，就会看出，逐渐成熟、并且对新生的共和国抱有切切之情的文学家们，正要冲破那只有纯朴的蒙昧才感到自在的一味歌颂的樊篱，向着直面生活并且热烈地干预生活转化。 接着，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成了报面上的闻人。其实，保卫、照顾要人，让他们舒服、惬意、前前后后不可乱了章程，在左叶一类人看来，是高于一切的。记者以及记者背后的公众，算得了什么呢？“态度粗暴”也好、“破口大骂”也好，本是天经地义，不粗暴不骂倒是奇迹了。不幸的是在1956年，记者们还没有、或者说还不曾牢固地与这批侍卫们共识，难免挣扎了几下，终于实打实地被抓住，对左叶的驳诘（这种文字今天是极难见报了。对黑龙江森林大火的报道是一个难得的例外）成了货真价实的“向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进攻”。 今天，相当一部分记者把自己的饭碗看得比莫衷一是的“新闻尊严”重得多了。或者换一种说法，他们早已练就一套本领，或侧着身、或闭着眼、或者低头缩颈，总之想方设法不使二者发生碰撞。而在当时，彭子冈们对此要么不懂，要么不屑。由她执笔的社论直截点到“尊重新闻记者”，喊出了即使在热切呼唤新闻改革的今天，也没有哪家报纸会公开印出的话语： 卑视新闻记者在我们国家是有传统的，遗憾的只是这个衣钵竟传到如今。我们可以下这样一条定律：当一个政权反人民的时候，它是排斥记者、怀疑记者的。 如果再加上当时电影界的一番热闹①。这种，都使毛泽东下决心必得有点举措，使得看起来在新政权下浅表的平静变成对他彻底的、遍布在各个层面上的、从内里到外表的深沉的折服。否则，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将永远处在愿望不曾实现的不宁之中，用通俗的话说，就是“睡不安稳”。也就是说，他要造成这样一种局面，每个中国人都要像雷锋、像王铁人一样，对新政权加上他本人无条件地忠诚与热爱，不管他是年轻的村姑，还是留洋的教授；也不管他是持枪的士兵，还是打坐的和尚。至于被分掉土地的富农和被赎买了产业的资本家，再加上他们的“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代理人”，就算作不到心悦诚服，也要放老实点。 ①1956年11月，上海文化界在文汇报上开展讨论：“为什么好的国产影片这样少？”影评家钟惦棐在北京文艺报上撰文《电影的锣鼓》、《为了前进》，认为“工农兵电影”的提法忽视民族传统，且行政干涉过多。后来，这场讨论被定为“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开辟道路”。 当时确是一片欢欣与繁荣。笔者清楚记得的是，北京东单体育场外墙上的标语，既不是“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也不是“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甚至连“行人车辆遵守交通规则”都不是，上面赫然写的是“姑娘们，打扮起来吧！”那阵子推出的新剧目是《十三陵水库畅想曲》，全台男女粉白黛绿，口里念着“只应天上有”的台词。但这一切都是真的吗？这繁荣到底能维持多久，有没有人躲在暗处咬牙切齿或是磨刀霍霍呢？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在这前后提出的。其实，只要思想自由与学术自由在一个国度中有切实的保障，本不必再用华美的诗一般的语言对它的必然结果加以特别的描述。但在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情形似乎特别些。从今天所获得的材料看，这口号的形成不是集体讨论的结果，而是毛泽东本人一步步思索、提炼最后极有耐心地说服人接受的，请看黎澍的回忆： 我大约是在1953年或1952年就获知毛泽东主张对有争议的历史问题取“百家争鸣”的办法来解决的。当时由中宣部出面约请历史学家翦伯赞、邵循正、胡华三个人合作写了一本名为《中国历史概要》的小册子，准备提供给苏联大百科全书备用。书稿交来以后，请示毛主席如何解决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诸如古史分期问题等等。毛回答说：把稿子印发给全国历史学家讨论，实行百家争鸣。（后来没有专就此事开过讨论会，而是根据毛的意见裁决的。）不久，又传来毛的指示说：“中国历史很长，建议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研究所，把中国史分作三段来研究：第一所研究古代，止于汉；第二所研究魏晋到鸦片战争前；第三所研究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史。三个历史研究所合办一个杂志，定名为《历史研究》，方针是百家争鸣。”我当时认为“百家争鸣”是指古代史而言，并不感到惊异，因为古史去今已远，随便发表什么意见，与现实无关。1955年9月或10月陆定一向毛请示关于中共党史编写问题的意见，毛回答说：“百家争鸣。”而且他反对写一本统一的党史教材。我当时怀疑我听错了，反问说：“党史也百家争鸣吗？”陆说：“是的。”语气非常肯定。当时参加谈话的只有我和田家英二人。田问了些情况，没有提其他问题，似乎已有所闻。 到这时为止，这两句话还没有并提，将它们联缀在一起，成为今天每个干部学人都能朗朗上口，或按汉语独特的缩词方式，简称“双百”的，是陈伯达。据陆定一回忆，某天夜晚他们几个人在一起讨论，有毛泽东、陈伯达等。当时没有人记录，它的正式出现是在四月底，据黎澍回忆： 此后毛泽东本人在1956年4月25日和28日两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说：“我看这应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1956牟5月2日毛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谈到这个方针。最高国务会议有许多著名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参加，因此是第一次公开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对待艺术和科学问题的方针，毛的态度使陆定一感到鼓舞。1956年5月26日，陆定一在中南海怀仁堂向学术文化界一千多人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系统地阐述了这个方针。他在这个报告中特别谈到党支问题，说：“大家在等待中共中央编出一本党史教科书来，然后根据党支教科书来写各种近代史。现在请你们不要等待了。中共中央不准备编党文教科书，只准备陆续出版党的大事记和文件汇编……在近代史研究中，也应该采取百家争鸣的政策，不应该采取别的政策。” 这里，黎澍没有提到陆定一的另一段话，那段使所有的与会者直到30年后还难以忘怀的代表党的许诺。在郑重地向俞平伯先生表示道歉之后，陆定一宣布每个人都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陆甚至明确提出，还有“宣传唯心论的自由”。 从陆定一后来的一系列举动中，包括在葬札上向浦熙修郑重致歉及后来以80岁的高龄在党的最高层会议上为“自由”所作的辩护，可以推断，他在当年甚至直到如今都是真诚地相信毛泽东提出“双百”的诚意的。 但当时党内的反应，如果不说冷淡，至少也是观望的。之所以取这样的态度，就算不是因为对1942年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别具心得的回忆，起码对毛泽东在局面纷繁的1956年所表现出的泱泱大党的情怀，还不大吃得透。 再看黎澍的回忆： 6月13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这个报告。人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感觉政策难以掌握适当。《人民日报》1957年1月7日发表的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4人联名写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就表现了这样一种忧虑。实际上《人民日报》的同志也感觉这个方针的宣传没有把握，不知怎么办好……毛的坚决态度和人似的观望不前适成叶比，人们愈是观望，他愈是坚决。 从1956年4月底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到1957年初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再到后来的最高国务会议，直到3月上旬的宣传工作会议，几乎整整一年，毛泽东一次次地做工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一个长期性的方针。”“我们许多干部中间，实际上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这个方针，实际上是不赞成的。是不是我的话讲过了？我说高级干部中十个有九个不赞成，或者半赞成，或者不甚通，真正通了的，真正认为这个方针是正确的，是少数。所以很需要做工作，做说服工作。”…… 这前后，与正面阐扬这个口号相辅，有几件事情更令人惊异：在中共党内，历来不成文的规矩，“左”总是很吃香的。无论任何事，你只要一味“左”下去，或出于无知或出于狡狯，无不一帆风顺。而这时，毛泽东却对一连串的非“左”行为支持起来了。如说钟惦棐在电影界“作了一好事，引起许多人发表文章，揭露电影事业中的错误缺点，对电影的批评很有益，电影局开门不够。我们管电影事业的人，必须要注意，他们揭露的那些坏事，统统应该加以改正。” 对于王蒙的小说——“有片面性，又有反官僚主义的一面，我看他写得相当好，不是很好。他暴露了我们的缺点，不能用李希凡那样的批评。李希凡现在在高级机关，当了政协委员，吃党饭、听党的命令，当了婆婆，写的文章就不生动了，使人读不下去。我们党的威望高，靠党的威望，官僚主义就横行霸道、违法乱纪，是不是应该揭发？” 对于陈其通等四人相当勇敢并且理直气壮地为护党而对“双百”提出质疑的文章，毛泽东先是调侃他们：“忧心如焚，惟恐天下大乱。”继而明确说：“我不赞成那篇文章，那篇文章是错误的，方针不对，方法也不对。”“他们的方针是反中央的方针，用的是压的方法，不能说服人。”对于既老成、又机智，既能坚持党性原则、又能与党外人士交朋友，一直有党内英才之称，但此时也已莫衷一是的邓拓所主持的人民日报，则一再点名批评：“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宣传，从陈其通的文章、最高国务会议之后，人民日报无声音，非党的报纸在起领导作用。过去说是书生办报，现在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你不要把着茅坑不拉屎。” 真是前所未有。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黎澍回忆： 当时（中国）在农业合作化和私营工商业改造方面取得的出人意料的进展，使他对意识形态的解决充满信心。土改消灭了地主阶级、合作化消灭了土地私有制、工商业改造消灭了资产阶级，可以说，所有私有制社会的各阶级在一个短短的时间里全消灭了。天下事如此容易，其令人踌躇满志，自不待言。早几年讲百家争鸣，因为是学术问题，争得面红耳赤无关宏旨；后来眼看阶级消灭了，区区学术问题固然不算什么，就是其他一些问题也不在话下，可以百家争鸣。所以贯彻这个方针的态度越来越坚决。毛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的题目就叫《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其意义就是阶级消灭了，阶级对抗不存在了，剩下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就行了。这个讲话广泛传达以后，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几个大城市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科学工作者中间果然起了鼓舞作用。 历来——直到今天——的教科书都将这部在1957年6月19日反右斗争要害关头发表的作品视为毛泽东对马列主义创造性的发展。这一评价由康生打头，随后为全党全民所接受。细究起来，它与现代科学精神其实颇多相悻之处。别的不说，只看它所表现出的随意性：什么叫“对抗”而什么叫“非对抗”性矛盾？什么叫“敌”什么叫“我”？什么叫“鲜花”什么叫“毒草”？什么叫处理“当”了而什么叫“不当”？什么叫“共存”与“监督”，特别是这“存”，究竟指肉体的存还是精神与意志的存？什么叫“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以及它“结束”还是“没结束”？……要知道，对规矩着人们行为的法的语言要求是准确而不是涵义丰富、富于想象。中国的实践证明，这部作品不是法，却明显地高于法。公民们在怀着崇敬之心学习又学习之余，既搞不清周围是怎样一个世界，也搞不清自己在其中的地位，更不知道本来是响应号召的行为会不会招致杀身之祸。 但当时有幸听到产生这篇文章的那个讲话的录音的人，还清楚记得毛泽东那机智、透辟、通今博古、不带一点八股气的风格，以及马寅初、刘少奇等人当场无拘无束的插话，他们感受到的是“和煦的春风”般的欢愉与温暖。直到1957年9月19日，当这个讲话以文章的形式正式发表时，这种温馨还没有从这批当代中国文化精英们心头消失殆尽，虽然他们发现当时在录音里明明听得清清楚楚的“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今后是毛毛雨下个不停”这种话已经不见，代之以并没有讲过的“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黎澍对当时的描述是： 人们目瞪口呆。毛本人也难于自圆其说。正式文本虽然经反复修改，也还是不免自相矛盾。 但这一切，在1957年3月间，几乎还没有人能参透，也没有人能对它作个清晰的估评，更不要说对后来局势的发展有一个哪怕轮廓模糊的推测了。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不能，曾彦修、沙文汉、陈其通不能；即便是陆定一、李维汉、邓拓也未必能。康生也许行，因为在那时，他突然不再养病了，活泼泼地、精神焕发地介入到几乎每一个具体步骤中。 最可怜的是那一整批饱学深思之士。他们在过去苦难的年代极难得地受到了完备的现代教育，诚心诚意地拥护新政权，1950-1955年所闻所见本己使他们决心三缄其口，这时又极可悲地被激发起来。在给儿子的家信中，傅雷，这位纯洁的、理性的、一丝不苟的而且除了译好书之外绝对别无他图的翻译家热情洋溢地写道：“毛主席只有一个，别国没有，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既然他老人家说了“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对党也是一个新问题，需要党外人士共同研究”，傅雷决定“本着毛主席的精神，和风细雨，治病救人”，与党“完全善意地互相批评，改善关系，同心一致地把社会主义事业搞好”。历史已经证明这“善意”并不是相互的，翻译家文质彬彬的建议无例外地被划人“猖狂进攻”一路。他熬过了“戴帽子”的50年代未，却没有胆子再熬揪头发打耳光的60年代中了。他与他贤惠的妻共同赴死，不为别的，只为尊严。 4月27日，正式指示发出，在全党进行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整风，建国7年来第12场政治运动开始了。 党号召大家讲话，号召鸣放，号召大鸣大放，号召——用15天之后的语言——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 中华民族文明史上一场大“阳谋”开始了。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