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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两堵高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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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金的匮乏和治理技术的落后,常常成为不少企业的借口,但这的确也是制约淮河流域水污染治理的两个重要原因。
  丁集,这豫东平原上的小镇,只有一条像样的街筒子,却拥有八百家制革厂!
  我在《中国环境报》上看到这个消息,始则愕然,继而将信将疑,最后是不可思议。到了丁集镇,经镇党委书记徐汝芳亲口证实,居然确乎如此。
  事也凑巧。徐汝芳原在县委宣传部工作,“八百家皮革厂”的这个数字,还是他首先向新闻界提供的,当然,那时是作为一件了不得的成绩。
  这种小皮革厂用人不多,技术要求很低,见效又快,丁集镇河北行政村的党支部书记马明伦一带头,这事儿便烧野火,一引一大片,近年来的发展简直到了失控的地步。单马支书一家就办起了红星制革厂、德营皮革厂和河北毛皮制革厂三处工厂;为购买原皮,马支书先后到过新疆、西藏、内蒙,还跑过缅甸。
  我去丁集镇是1995年5月中旬,在我到达的前两天,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专程来到小镇,亲自过问皮革污染的治理问题。我去时,丁集的小街上还能见到污水残留的痕迹,走上谷河桥依然闻到令人窒息的腥膻味,但全镇的皮革厂确实都已经停产了。
  看来,他们是动了真格的。
  在河北行政村,我找到了老支书马明伦,他说:镇党委镇政府下了一道死命令,各家皮革厂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建成沉淀池,皮革废水中的毛皮肉渣,一定得经过初步沉淀,然后才准许排人统一修建的暗沟,由暗沟集中到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厂正在积极地筹建,厂址已经确定,5亩占地也已落实,目前村里添置设备的集资已凑出40多万元。
  镇政协参事组长李金玉给我算了一笔账:就以这个行政村来看,大小皮革厂都停了一个多月了,81个转鼓,一鼓一天一夜就是500张皮子,直接损失少说也有2000多万元。不过,他十分高兴地又说:群众从不认识到认识,从要我治到我要治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像挖暗沟,集资筹建污水处理厂,这些都是村民们挑头自发搞起来的。当然,获得这个进步的代价是惨重的。
  是的,代价之惨重、我是亲眼目睹了的。镇机关在小街的南头,一路问过去的时候,我碰到的尽是拉水之人。含有几十种有毒有害物质的皮革污水已使全镇所有的水井全部报废,3000多居民现在就全靠镇机关大院那一眼300米深的机井来维系,用车拉水成为这个镇一大奇观。
  人不治水,水先治人!
  镇党委书记徐汝芳的一席谈,至今令人难忘。
  这位书记当过兵,种过地,教过书,蹲过机关,有过多种的人生体验。给人的印象是:活得比较真实。他不回避矛盾,话也说得很坦率:“这里的情况你都看到了,楼盖得很多,家里搞得很漂亮,要说小康标准,啥标准?家家超过!可是,小康,小康,首先得健康吧,一个镇污染成了这个样子,别去说淮河下游,就这一片的空气污染,水污染,老百姓已经无法生存!”
  他1994年春天下到丁集镇,那时的丁集,就乡镇企业这一块来说,无论在项城市,在周口地区,即便就是在河南省,也是当当响的一面红旗。
  徐汝芳说当今丁集成了新闻热点,谈“皮”色变。“现在面临的,尽是来自各方面的批评,陷入四面楚歌,报上点名,屏幕上曝光,几乎无一日安宁。”
  我没想到他是那样的坦荡,开门见山亮出了主题:“你采访丁集,这文章的题目应该是——红旗还能打多久?”
  我掂出此话的分量。如若丁集的皮革厂全停了,那对丁集将是灭顶之灾;要想治理,又谈何容易!压在他肩上的担子确是太沉了。
  当日下午,徐汝芳带我去见三位客人,见面之后,方知是三位学者。这是项城市委书记毛凤兰请来的,女书记是其中一位学者的学生,因此,丁集镇得了风气之先。三位学者带来了一项最新技术:“制革铬鞣废液的回收与循环利用”。三位学者分别是郑州大学现代管理学院院长贺永方、副院长刘太恒和这项新技术的主要研究者唐克勇。
  贺永方院长告诉我,这天上午,制革铬鞣废液治理的新技术,在丁集关庄的张恒制革厂演示获得成功。
  贺院长说:“河南为制革大省之一,环境形势十分严峻。制革废液流经渗透之处,水不能浇地,更不能饮用,树木枯死,寸草不长。由于这种废液含有太多的有毒有害物质,混在一起治理,神仙也没办法下手。”他说新技术采用的是分段治理,先把研究的目标放在最重要的铬鞣废水上。制革揉皮时必须使用“红矾”,这是剧毒品,产生的铬鞣废液不仅使大量的主要依靠进口的“铬”白白排掉,增加了制革的成本,更严重的是对动植物造成的危害。
  “人体只要摄人零点五克以上,便会致癌,致死。”他说,“因此,我国《环境保护法》和《水污染防治法》都将‘铬’列入剧毒污染物而严禁排放的。”
  他介绍道:这种新技术最大的特点和优点,就是铬鞣废液可以循环,不再排放,除可节省30%的“红矾”,还可节省大量的硫酸、工业糖、蒙囿剂等化工原料,而且,由新技术生产出来的成品革粒面平整细致,柔软丰满,质量较其他成品有明显提高。
  贺永方是个报喜又报忧的人,他也谈到该技术的缺点,说制革废液成分复杂,其中危害最大也是最难治理的,还有硫污染。此项技术仅是解决了铬污染问题,尚不能解决硫污染和全部废液的净化处理,摆在面前的困难还是十分艰巨的。
   
15

  与以上情况恰恰相后的,蚌埠酒精厂显然是又一种典型。这就是治理的技术上已经毫无问题,独独缺少资金。
  酒精糟液中含有大量的营养元素,极易引起水质的富营养化,造成厌氧条件。使好氧性微生物大量死亡,导致水域发腥、发臭:还由于排放的高温酒精糟液会造成有害化合物质毒性的增加,这种水体热污染对生态环境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
  蚌埠酒精厂对酒精废液的治理,远在十年之前就已起步。仅在调研和前期工作上,便花去几十万元,不可谓决心不大,当时,还抽出1961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机械系的蒋玉瑶,请蚌埠市第一批被批准的这位高级工程师专门负责这一工作。蒋玉瑶堪称尽心尽职,为此事,他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查阅过可以阅读到的所有国外资料,潜心研究各种技术的优劣利弊,最后确定一种叫“DDGS路线”,即可溶性蒸馏干物资,它可以把酒精糟液中所有的有机物变成饲料,这样就能够化废为宝,而这种饲料在市场上又十分走俏。正因为能把酒精糟液彻底治理,且有着可观的经济效益,因此,这种技术在国际上被广泛地采用着。
  治理的效果是大家梦寐以求的,但采用这种技术的最大困难就是投资太大,匡算须7465万元。在利用补偿贸易和中外合资都走不通的情况下,为争取到外汇贷款,蒋玉瑶付出了十年的心血。从1985年到1995年,他为此整整跑了十年。
  十年,3600多天呐!
  厂里请蒋玉瑶出来跑项目,最初考虑的就是他的机械专业,希望在他的手里把这套设备完成,可是,十年的酸甜苦辣,实在与他的学有所长风马牛不相及。所幸的是,他的汗水没有白洒,挪威600万美元的外汇贷款毕竟落实,还是最优惠的,利率为零,年限又长,十年为期;而且,这笔贷款就占了整个项目总投资的74%。可是,他却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这尚且并不太叫人忧郁,临分手时,他忽然忧心忡忡地对我苦笑道:“假如‘内配’的26%的资金再解决不了,一切努力都将前功尽弃,那就真太可惜了!”
  我的心一震。
  从国家环保局得知:整个淮河流域水污染治理的资金需要107个亿!
  数额之巨,如高墙耸立!
  我们要把清白的淮河交给下一个世纪,那么,解决治理资金的时间就已经相当严峻。
  我们能够在已经有限的时间内同时越过技术和资金这两堵高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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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山东省济宁市环保局,我和宣教科的张建军偶尔谈到了环境保护工作还没有真正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张无奈地耸耸肩,不过,他又马上认真地提醒我:
  “你应该去枣庄,拜访一个人。”
  “谁!”
  “戴业成!”
  离开济宁时,他再次建议我,一定要去枣庄看看,可以看出,他对几百里外的这位同行充满钦佩之情。
  他介绍道:枣庄有一家企业严重地污染了微山湖,在评选先进单位时,两级环保部门虽明确都投了否定票,那家企业却仍被评上了先进。戴业成把这事捅到了《中国环境报》,在全国产生不小的影响。
  张建军的建议引起我的兴趣,于是决定走一趟枣庄。
  在枣庄市环保局,我终于见到了戴业成。
  戴业成现任环保局宣教科科长。谈及四年前那篇产生过轰动的“来信”,他的心情已经变得十分平静。
  事情发生在枣庄所辖的膝州市,有个生产白酒、酒精和果脯等多种产品的滕州酿造总厂,这个厂每年都把110万吨的工业废水排入微山湖,污染湖面两万余亩。这家工厂非但不去治理污染,反而把省市有关部门帮助企业解决污染的专用资金私自挪用,去扩建新厂;又在没有治污设施的情况下强行投产,进一步扩大了污染源。
  就是这样一家工厂,1990年度的企业考核中,滕州、枣庄两级环保部门虽明确反对,还是被市里评为先进单位。
  这显然是件怪事。可是,想想,又并不奇怪。经济效益好的,便一俊遮百丑。尽管国务院颁布过《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明文指出:“有关部门应将保护环境作为考核企业升级和评先进文明单位的必备条件之一”,说得明明白白,环保乃“必备条件”,但到了实际工作中,没有多少人把这事当真。
  市环保局参加研究的同志,都了解膝州酿造总厂,因此,枣庄和滕州两级环保部门持否决态度这一点是一致的。为慎重起见,还把否定的理由归纳出几点,呈了上去。结果,酿造总厂不仅被评上市级先进,以后又被报到省里,评上了省级先进企业。
  照讲,这样的事,在今天已算不得新鲜。征求意见,按章办事,有时不过是走走形式,真正的决定权,很可能就在一个或几个人手里。
  他告诉我,当他给《中国环境报》写“来信”的时候,他只想到自己曾是一个军人,人民需要,就挺身而上。
  署名“星光”的“来信”很快见报了。
  1991年6月15日,《中国环境报》以头版头条的位置辟了“省市长信箱”,并注明此期“发往山东”。该报不仅全文刊登了戴业成的“来信”,且配了一个十分醒目又相对工整的大标题:
  
  两级环保部门否决票一再失灵
  一家酿造总厂污染重照当先进

  同期还配发了一篇严肃的评论:《“枣庄现象”说明了什么?》。
  这天的报纸在山东,尤其是在枣庄,引起了强烈震荡。滕州就更热闹了,从市区到农村,一夜之间,出现了许多大小标语:有向“星光”表示致意的;有强烈要求治理微山湖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幅不作些联想便难解其深意的标语:
  
  看看微山湖,难以展歌喉!

  但凡看过《铁道游击队》影片的人,都不会不熟悉那支曾风靡全国的电影插曲:“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这脍炙人口的歌词被巧妙地借用,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悲愤之情。
  这事也引起枣庄市委和市政府的反思。分管环保工作的副市长汪纪戎公开表示:对环境污染治理工作中的难度、热点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要大胆披露,以促成问题的解决。她强调指出:“新闻工作者要提高环境意识,不讲环境效益的企业不宜作表扬性报道,尤其对污染严重的企业,经济效益再好也不予报道。”
  女市长这精彩的一席谈,被新闻媒介披露后,这则消息被评为当年山东省环保十大新闻之首。
  坏事变好事。
  一时间,环保的旋风席卷了枣庄。
  戴业成“来信”一个直接效果是:环保局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环保局的有关决定有了权威。枣庄成了豫皖苏鲁四省淮河流域第一个真正将“一票否决权”还给了环保部门的城市。
  这成了真正的“枣庄现象”。
  滕州市委和市政府几次召开治理微山湖的专题会议,委托张振玉市长进驻酿造总厂现场办公,当众责令厂长摘掉先进企业的牌匾,并对厂里的领导班子作了大的调整。新厂长在企业资金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首先把挪用的环保设置资金返还出来,确保专款专用,认认真真为摆脱企业环保工作被动的局面做几件实事。
  戴业成高兴地告诉我:如今的枣庄市,环保工作受到异乎寻常的重视,这与市委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近两年,全市就有七家经济效益相当好的企业,14位十分出色的厂长和经理在评选先进和劳模当中,名落孙山。
  他建议我见一见市委书记。
  现任市委书记郭振山,是戴业成发表了那封著名的“来信”之后调入枣庄的。约见的那天,谁也找不到他,后来才知道,他带着秘书,不声不响微服私访一家水泥厂去了。听说那家水泥厂弄虚作假,平日闲置着治污设施不用,赶到上面检查了才启动,他给他们来了个猝不胜防。
  见面时,我刚把三天来对枣庄环保工作的印象谈开了头,郭振山就笑道:“不,不,不是市委支持环保局工作,这是环保局支持市委工作!”
  他把一个司空见惯的结论颠倒过来了,何等精辟!
  他说,“要赋予环保局绝对权威”,“环保不光表明一个地区的文明程度,表明这个地区是否全心全意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关心人民的疾苦;也不光是个百年大计,给子孙创造一个理想的生存环境,不单单是这些……”
  他的谈话,以一个崭新的视野,从政治的文化的道德的诸多方面阐明了一个严峻的课题:我们这一代人应给后代留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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