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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触目惊心




   
4

  据专家提供的资料看,淮河流域自1974年发生首次污染事故,到第二次事故的发生,相隔四年;到发生第三次,只相隔三年。1982年5月至1989年2月,不到七年时间,淮河就相继发生了三次大的污染,平均只隔上两年。进入90年代之后,这种水污染事故便年年发生,而且,每年均在两次以上;仅1994年就发生了四次。现在已经发展到两次特大污染之间仅隔几个月时间!
  淮河流域的水污染已到了非治不可的时候了!
  1994年5月24日到26日,就在盱眙发生七月特大污染的一个多月之前,国务委员、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宋健,在蚌埠主持召开了淮河流域环境保护执法检查现场会。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国家财政部、国家水利部、国家农业部、国家化工部、国家开发银行、全国轻工总会和淮河水利委员会的头头脑脑,云集珠城,研究淮河流域水污染的防治问题。
  大家已经认识到淮河污染的严重性和治理工作的紧迫性。一致表示:必须像打击贩毒、走私那样,毫不手软地打击违法排污行为;对于干扰执法,包庇纵容违法排污者,要坚决追究法律责任。
  会议认为:《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必须抓紧起草,并请国务院法制局提前参加起草工作,力争年内提交审议。
  会上还把国务院许多有关部门增补为“淮河流域水资源保护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以便今后共同协调上下游的各种关系,组织起全流域污染的联防。
  就在这次会上,宋健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一定要让淮河水在本世纪末变清!”
  他严肃地指出:立法时要加刑事条款。为此,他提到了马来西亚,说在那里贩卖一两海洛因就被处以绞刑。一两海洛因不过毒害十几个人,并不就会致死,却仍要判处极刑。我们呢,倒好,一条河毒害成千上万人,却没人治罪,这怎么行?有罪不诛则有恶不惧。必须要用法律的手段来保护淮河流域的环境。
  他沉重地说:“如果再不重视治理,什么星火计划,丰收计划,菜篮子工程,都将化为泡影。宋代诗人苏东坡曾说‘惟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无尽藏也。’现在淮河流域的人民连这样一点点大自然给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连河上的清风和不受污染的清水都享受不了!”
  他大声疾呼:“再不下决心治理,就愧对淮河流域一亿五千万人民,对不起我们的子孙后代,就无法向历史交待!……”
  一年后的今天,我站在宋健站过的颖上大闸上,还想到了另一个人发表的感想。此人就是曾为淮河呕心沥血,将水害变为水利的前水利部部长钱正英。面对滚滚的浊流,逼人的腥臭,她一时竟搞不清是淮河还是“黄”河、“黑”河?
  她伤心地含着泪,摇头惊叹:“三年不治,这河就完了!”
  她说这话已有三年的时间。
   
5

  我是喝着淮河水长大的,对母亲河有看与生俱来的情感。1995年3月22日至7月7日,我抱病奔走在母亲河养育过的儿女们中间。西起河南桐柏山,东抵江苏黄海之滨,南自安徽大别山腹地,北到山东蒙山沂水,历时108天,行程一万余里,我在苦苦探寻,淮河的事何以让众多人牵肠挂肚?淮河究竟被污染到了何种程度?27万平方公里的淮河流域能否再现碧水千帆的图景?……
  我的心一次次被震撼,以致坐下来撰写这篇文章,也无法让自己恢复平静。
  提起豫、皖、苏、鲁,无须数字的佐证,人们都会意识到这四省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京沪、京广铁路贯穿南北,“大京九”新线居中而过,陇海铁路横亘东西;除京杭大运河纵贯南北外,千里淮河的主干道和纵横交错的大小支流,简直就像一张巨大的网把四省联在一起。然而,我们面对的居然是这样一个严峻的现实:全流域191条较大的支流中,80%的河水已经变黑变臭;三分之二的河段完全丧失了使用价值。流淌在祖国肌体的大动脉中,竟是已经变质的“血液”!尽管我们早已制定出经济建设和环境建设同步发展的方针,颁发了大量的有关法律法规,可是,发生在淮河流域的事情却依然事与愿违。我们并没有接受西方国家惨痛的教训,而是在重蹈他们“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个地区工业的布局几乎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完全不顾地理环境的特点,不顾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健康,在水源的上游,在城市的上风口,在居民区、文教区乃至风景名胜区,到处布有污染危害的工业项目。过去,这种现象只是突出地表现在城市,随着乡镇企业遍地开花,特别是大量的乡镇企业采用原始的、极其落后的工艺进行生产,这就把乡镇的环境污染与城市的环境污染联成了一片,这是过去所没有的,也是西方国家历史上很少出现的。
  共振产生的摧毁力是惊人的,密集工业对环境产生的共振则常常是毁灭性的。
  据有关部门统计:山东省临沂市1993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185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70%,为全省榜首,撑起的岂止“半壁江山”?安徽省阜阳地区1983年时乡镇企业还是寥寥无几,1983、1984年两年大抓了一下乡镇企业,并且,还抓出了除“温州模式”、“苏南模式”、“耿东模式”之外的“阜阳模式”:个人办、户办、联户办、村办、乡办、合资办,“六个轮子一起转”。于是,1993年这样的企业猛增到255000多家,企业总产值达179亿元;在安徽省的十强县市中,阜阳地区便占了三分之一,阜阳市和毫州市还分别夺得前两名。不必细说,江苏省沿淮一带乡镇企业的发展更是令人刮目相看。
  在这些惊人的数字背后,人的生存环境是无法避免重大牺牲的。
  淮河源自桐柏山,处于源头的桐柏县应该说水是绝对不会有问题的了,其实不然。桐柏造纸厂每天都要向淮河排放大量废水,每获得万元产值,就要排放7400吨造纸黑液。除了这家造纸厂,县里还有吴城碱厂、毛集铁矿等一批污染企业。
  1993年桐柏县的工业产值仅有16500万元,却排放了230多万吨工业废水;而治理投资却只花了7000元!它在全流域182座县级以上的城镇中,不仅单位工业产值与工业废水量的比值被排在第一,其单位污染量也遥居榜首。
  这是淮河的不幸。
  母亲河在她刚刚走出高山大峒,尚没有从容地迈开步伐,就变得满目污秽了。
  一路之上,她遍体鳞伤。
  就是在她同自己养育的儿女们作离前告别时,情景又将如何呢?依然没逃脱最后的杀戮。
  濒临长江的扬州市,每年都要把占流域总量第7位的工业废水朝她泼去,而单位工业产值的治理投资才仅仅是全流域的第128位!
  这是淮河入江口的景况。
  入海处的滨海县虽只是个不大的县城,工业废水排放量却排在全流域的第29位!
  淮河何以洁身?
  豫皖苏鲁四省每年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就是235200万吨!一个吓人的“天文数字”!
  如此庞大的废污水,淮河的躯体何以承受?
  经济发展的结果不是改变了环境,而是加重了环境的污染,这就说明,我们发展经济的政策上有了重大失误。这种失误突出表现在追求经济增长的数量上,忽视包括环境在内的增长的质量;我们的一些市长、县长、镇长和企业的厂长们,在经济发展的综合决策中,很少甚至根本不去兼顾环境保护的要求。
  不该发生的故事就这样发生了。
   

  6

  我们对母亲河的不孝和伤害,其恶果已等不到子孙后代来“品尝”。我们将要付出比发展经济更大代价的日子已经临头了。
  黑河,原来并不黑,它是淮河上游数百条中一条极其普通的二级支流。但由于污染严重,它已经成为一条害河。河南医科大学教授刘华莲曾带领学生,于1991年到1992年期间,对黑河上蔡段进行了为时一年的调查,结果表明:这一带人群死亡率比一般水平高出三分之一;每3个成年人就有两个脾肿大;10个孩子有9个肝不正常;6%的新生儿患有先天畸形;沿河许多村庄连续数年没有一个人符合参军入伍的条件。
  因为水污染,什么事都是可以发生的。
  江苏淮阴市近年来对部分水井进行过水质监测,吃惊地发现:浅层乃至中深层地下水均严重污染;山东菏泽地区10个县的城关区,半数地下水查出了剧毒砷(AS);河南开封市周围100平方公里的地下水,砷、氰、酚及三氮均有检出,57%的浅层地下水和13%的中深层地下水都不能饮用。
  安徽省阜阳市坐落在颖河与泉河的交汇之处,本来在用水上是得天独厚的,却因为河水严重的污染,不得不大量开采地下水。地下水的水质好坏且不去说它,由于长期恶性的超采,已导致地面下沉,十年居然下沉了1.1米,就是说,整座城市,十年“矮”了一米一!
  这是件多么可怕的事!
  城东郊的颖河大闸也因地面的沉降,造成左岸闸体错位,假如一旦发生大的洪水,闸门打开就十分困难。
  更可怕的是,地下水长期得不到休养生息的机会,阜阳的地下水已经形成一个1000平方公里范围的“锅底状”,其后果不堪设想。
  更令人困惑的是,污染问题如此严峻的一个地区,繁重的环境保护工作竟只是由城建局里面的一个科室来管理,全科仅有4个人,其中一人还是从下面监测站借来的,担任副科长的一个同志竟兼任监察室副主任,实际就只有两个半人。这与担负着三市七县的环保任务极不适应。而且,局里长期没有一个分管环保的局长,这项业务全由一位土建工程师兼管了五六年,环保科的管理工作差不多是停留在走走形式这个层面上,环保机构几近虚设。
  我在阜阳采访期间,正值省里在阜阳召开现场办公会,邀来了一大批厅局长和各地市的要员,戮力共商振兴阜阳的大计。因为“大京九”铁路的修建,为这座城市和这个地区提供了可以“跳跃式”、“超常规”大发展的机会。也许出乎组织者的意料,许多同志考察后不无忧虑地指出,水成了阜阳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严重的缺水,可能会使许多美好的计划化为泡影。
  阜阳人自豪地告诉我:当今100个中国人中间,就有1个是阜阳人。算一算,也是,全国12亿,阜阳地区正是1200万!但问题的严重性也许正在这里。七县三市的河水又黑又臭,又都只能长期恶性地超采地下水,别说今后有个大的发展,我真担心,有一天阜阳人将发生一次大的迁徙。
  这并非耸人听闻的无稽之谈。中国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就有过一座盛极一时的绿洲芳城:楼兰城。后来因为缺水而日趋凋零,终成一片废墟。
  谁能够想到,近年来,同样因为地下水的急剧下降,梁山周围的农民已经把庄稼种到了山坡上,水泊梁山没有了水。今天的孩子还能去想象一百单八将的故事是发生在一个“水浒”的地方吗?
  在阜阳城一个极难摸到的地方,我找到了行署水产管理站。毕业于四川水产学校的渔政科长丁图强,谈起颖河和涡河的污染,像憋了一肚子话要往外掏。“水产部门是第一受害者!”他说着,一边有力地竖起右手的食指。
  他说,虾、螃蟹、河蚌,这些甲壳类的水生动物对水的污染最为敏感,最容易死亡,因此,被称作环境保护的“指标生物”。1980年渔业调查时,这个地区还有7目15科54属69种水生物,二级保护动物吻虾鲈和背瘤丽蚌,到处都是。而现在,泉河无鱼可捕,河水己不能灌溉,颍河也废了。著名的“四大家鱼”:青、草、踏、鳙,河道里基本绝种。
  他说从前这地方推广网箱养鱼,总面积曾占到全国的1%,占了全省一半;涡阳县有“五十里涡河五十里网箱”之说,被国家列入“星火计划”。现在呢,计划跟不上变化,1988年1月至1992年6月,4年半时间竟发生了大大小小死鱼事故600多起,渔业损失愈亿元,超过该地区利辛、阜阳、太和、临泉四个县市全年财政的总收入。
  世世代代靠涡河为生的毫州渔民,无数次遭受河南省流来的污水的侵扰,这一天,忍无可忍了,终于同河南那边的有关方面对簿公堂。结果掉了一层皮,又破费20多万元,最后还是把官司打赢了:对方赔偿了5000元。
  渔民们为此激动得放了一整夜炮仗。那是高兴啊。有人却不理解。因为,鱼的损失且不去说,又贴进去了20多万,人家仅是赔出5000元,这官司,划算不划算?
  渔民却笑了,不过那笑最后冻结在脸上,仍硬气地说:“讨回一个公道!”
  丁图强的话结束了,接下来,是长时间的沉默。
  我望着渔政科整整一面墙上挂着的彩色渔类图,耳边老是响起豫皖边界时下流行的那首新渔歌
  
  吃水有污染,
  洗澡身起癣;
  大鱼光,
  小鱼完,
  青蛙老鳖爬上岸。

  在以后的日子里,在从山东济宁去邳县的路上,我亲眼目睹了一条蛇因为受惊吓窜入洸府河。那蛇刚落水,便像跌进开水锅被烫了似的,身子扭作一团,挣扎了几下子,就被河水摄走了魂魄。
  一个多么凄惨的画面。
  在由曲阜开往充州的长途汽车上,曲阜师范学校一年级的学生何树凯给我讲述了他的一次奇遇。那是1995年春上,一群要好的同学相邀到泗水边上去游玩,那可是被孔夫子咏叹过“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一条著名的河啊,经历了数千年的人世兴衰,它在这些学子的心目中不啻是条圣河。但它现在也被严重污染了。偏偏有个叫杜春梅的女同学,不甘心就这样扫兴而归,因为她原就准备去钓鱼,尽管水面又黑又腥又臭,她却一定要试一试。一试,还真的钓出一条草鱼。可那草鱼通体散发着酸臭,扒开腮时,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惊诧:鱼腮内有一股强烈的恶臭如子弹射出。
  大伙无论如何想不通,在这严重污染了的河水里会有鱼,会有这种污水鱼。
  我惊呼淮河流域出现了如此怪物。是呀,它还应该叫鱼吗?
  转而一想,生活在淮河两岸的亿万父老乡亲,不也正在不知不觉地适应着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吗?
  这肯定是最大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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