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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大胆”——干部中的国宝




  趁新厂长还没和一重职工见面之前,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位身负历史重任的人吧。
  1927年,是我们苦难的祖国最黑暗的年月。当蒋介石用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尸体为他的法西斯王朝奠基时,在山东省文登县一个贫农家里诞生了一个新的生命。这位53年后第一重型机器厂的新厂长来到人间时,他的父母和家族没有对他呈现出欢乐的笑影。当他刚满7岁时,母亲便因贫病交加与世长辞。不到10岁,父亲也不堪旧社会的苦难,告别了不平的人间。于是弟弟被卖给人家,宫本言和闯关东的穷苦人一道,在一个漆黑之夜,趴在一艘开往大连的外国货船底舱里,来到被帝国主义蹂躏的海港。靠一位好心同乡的怜悯,他被介绍到一家铁工厂当了翻砂工。
  10来岁的孩子每天在尘砂弥漫的炉火旁,用发颤的小手去捣砂造型。有一天,他的住处——翻砂间的吊铺意外地被火星燃着了,使他不仅失去了全部破衣烂被,还遭到老板的一顿毒打。
  不过,命运之神只欺负逆来顺受的弱者,宫本言可不是它的奴隶。一怒之下,他又从大连返回山东,毅然投身到革命的熔炉——进了解放区的兵工厂,从此他便生活在自由的天地里了。
  在此后悠长的岁月中,宫本言的生命史上不乏光荣的记录:1943年,也就是他刚参加革命的当年年底,便被评为劳动模范;1944年又成为少年有为的劳动英雄;1945年,18岁的宫本言以工人代表身分被选派去延安参加人民代表会议;1949年,他作为山东省的四个青年代表之一,出席了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在会上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亲切接见;1952年,宫本言来到刚刚兴建的齐齐哈尔和一机床厂(以下简称“一厂”),担任了铸造车间的主任。次年,26岁的宫本言被提升为副厂长,主管基建工作。
  新中国锻炼新人才,新人才创造新事业。宫本言不甘处于那种“外行领导内行”的尴尬地位,决心变外行为内行。不管是总工程师还是学徒工,不管是党委书记还是公务员都是他的老师。这个一天学校门没进的铸工,就这样变成了熟谙工厂各种业务的企业家。以后,他在担任生产副厂长、经营副厂长、乃至厂长的工作中,跟全厂职工一起,把这所在日本兵营废墟上白手起家的小厂,发展成为拥有职工8000人、产值7000万的重型机床厂。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宫本言的才智和胆略,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更加严峻的考验。
  当这场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灾难的狂飆猝然卷来时,宫本言首当其冲被“打翻在地”,他有这样几条“过得硬”的“罪行”:
  一、重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让他们“把持”工厂的生产技术大权;他自己也甘拜他们为师,深钻苦学,终于“滑”进精通工厂各种管理业务专家的行列。这是明目张胆的“阶级背叛”的行为。
  二、有一天,宫本言在检查动力车间时发现这样一条标语:“思想革命化,什么都不怕!”他立即找到了车间负责人,严肃地质问他:“怎么能写这样的口号呢?我问你,什么都不怕,锅炉炸了你怕不怕?”这件事不知被哪位有心人记在小本子上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便给他楔上了:宫本言猖狂反对思想革命化!
  第三个“罪名”就更大了。在“林副统帅”红得发紫的那个年月,什么“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现代迷信也达到了顶峰。可宫本言居然对此产生了怀疑,曾在一次学习会上提问过:“我们的话一句顶几句?”这不是“公然反对”“林副统帅”吗?
  有这几条现行罪状,再加上历史上的一贯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专家治厂”,强调“领导必须内行”等老账,宫本言的命运便可想而知了。他充分享受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备尝人间最残酷的从精神到肉体的折磨。
  直到1971年,林贼“折戟沉沙”,人民开始觉醒,一厂广大职工强烈要求宫本言出来工作。在一机部负责同志的关怀下,在“支左”解放军中有远见的同志的支持下,宫本言才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
  复职后的宫本言接受了反面教训还是正面教训?不用怀疑:他的骨头比过去更硬了!他的心肠比过去更热了!他依然像从前那样敢作敢为,在一厂干出了当时在全国工矿企业中极为少见的几件事情:
  头一件,他反对吃社会主义的大锅饭,坚持按劳分配——恢复了奖金制。有人听到这个消息,急忙赶到官本言家里,紧张地对他说:“老宫,你疯了!役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你又搞起物质刺激来了!这些年批的不就是这个吗?”可宫本言却坦然地笑着说:“搞点物质奖励有啥不对?这又不是我的发明。咱们的‘老祖宗’早就为咱们立下规矩了!”说着,他从书架上取下马克思、列宁的书。白纸黑字,革命导师的话明明白白地写在那儿。他满有根据哩!
  第二件,他坚决消除无人负责现象。那些坐文化大革命火箭上来的、光当官不干事的干部,对不起,请到车间里锻炼锻炼再说;空下的位置,让那些有经验有技术的人来干。他也给那些官复原职的老战友提出要求:让你们有职有权,你们得负起责任来。他要每个部门都订出自己的职责范围,照此执行,他要照此检查。谁要是不对自己的职务负责,他可不是心慈手软的菩萨。
  第三件,他的胆子大到了连大闹天宫的孙大圣都会自愧弗如的地步,竟敢在知识分子被批成“臭老九”的1973年,在技术员中提拔了17个工程师!更吓人的是,17人中有13个是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个别人还有过政治历史问题!那时,多少人听到这个消息后伸出舌头半天都收不回去:“哎呀,我的妈呀,宫本言你不要命了!”
  就是由于上述三件事,“宫大胆”从此出了名。
  但是,他的大胆却为自己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带来了大麻烦。
  宫本言在现代化机床厂的所作所为,不知怎么会与两千多年前不知机器为何物的孔老夫子挂上了钩。“反潮流战士”和一些随风而转的人,一下子为宫本言戴上“三顶帽子”,列出“八大罪状”。其中最突出的几条便是:“工人给钱、干部给权、知识分子给衔。”这“三给”导致的后果是“装床子”(那几年,机床产量逐年增加);“盖房子”(盖了5万平方米宿舍和5万平方米厂房),这自然是“修正主义的恶果”了。
  据此,齐齐哈尔“帽子分厂”老板咬牙切齿他说:“宫本言要不是走资派,齐市就没有走资派了!”
  请亲爱的读者想一想:那年头,多少“英雄好汉”因善于打砸抢能把工厂搅得鸡犬不宁而飞黄腾达;多少“识时达务”者为保“乌纱帽”对搞好生产、提高职工福利而谈虎色变;多少工厂长期停工停产而靠银行贷款过日子;而这时,宫本言豁出命来把生产搞上去了,职工生活改善了,却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人妖颠倒、是非混淆达到何种惊人的程度!
  但是,宫本言没有养成向邪恶势力低头的习惯。你批你的,我干我的!就在厂房外边“打倒宫本言”的口号喊得震大响的时候,宫本言却聚精会神地与他的战友们一起研究实现“一厂变两厂的规划”。在工作间隙中,战友们免不了也闲唠几句。宫本言笑着问:
  “现在形势很紧张,上压下打,你们怕不怕?”
  大家反问他:“要倒你先倒,你怕不怕?”
  宫本言坦然地说:“凭党性办事,我身正不怕影儿斜。他们愿怎么批就怎么批,反正我是情愿站着被打倒,也不会躺下不干!”
  大伙儿齐说:“你都不怕,我们还怕啥?”
  “不怕?好,那就继续干咱们的!”宫本言将手一挥。
  说到哪,做到哪。当市里要求停产收听“批林批孔”广播大会实况时,官本言却布置说:不许停产收听广播,不派代表参加大会,不对大会表态!同时还规定:本厂职工不许串联,不许离开工作岗位!谁要去反什么“潮流”,就作旷工论,扣发工资,天王老子也不例外!
  市里那个角大刺长、因大闹有功而身居要职号称“×老板”的人,一看宫本言如此“桀骜不驯”,真是气极了!一天,他拉上市委的一位负责人坐上上海牌轿车,横冲直撞地开进一厂来了。一进门,便将早已准备的“三顶帽子”、“八大罪状”,泰山压顶般地向宫本言当头抛来,同时要宫本言当场表态。宫本言没为他们的气势汹汹所吓倒,而是义正辞严地逐一予以驳斥。在此,特录其重要几点,以飨某些至今尚留恋那种“革命秩序”和爱犯健忘症的人,以及当时不懂事和没出生的年轻人。
  在一片杀气腾腾的气氛中,对话进入“相持”阶段:
  ×书记:(严肃地)宫本言,你为什么又搞起物质刺激来了?
  宫本言:(心平气和地)我们根据马列主义原则和党的一贯政策,搞的是按劳分配。毛主席一再指示说,要反对平均主义。
  ×书记:(语塞)这个……你总是用生产压革命,念念不忘装床子、盖房子(×老板念出具体数字),这是何居心?
  宫本言:(心胸坦荡地)机床厂不装床子要它干什么?我们不装床子,上缴不了利润,市里办公费从哪儿出?不盖房子职工住哪儿?总不能让他们住露天干革命吧?
  ×书记:(又语塞)这个……(忽有所悟)你们以物易物扩大再生产,总不对吧?
  宫本言:(不动声色地)这是市里让我们这样搞的。(书记和老板闻之一愣)不久前,市委号召大家自筹资金、自槁原材料,自己解决自己的生产和生活的困难,我们认为这个指示对,就这么做了。前些大,市里还从我们厂调走几台床子去外地换人防材料哩!难道这也错了?
  ×书记:这个……(没有话说了)
  宫本言:请领导指示我们今后怎么办?
  ×书记:(目视×老板)请老×说说吧!
  ×老板:这个……还是请书记指示!
  ×书记:……
  两位领导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可是宫本言却斩钉截铁地说:“如果一定要我表态,我就表这三条:一、我们过去的所作所为,大方向完全正确;二、所加给我们的‘三顶帽子’、‘八大罪状’,是对一厂的污蔑,我们坚决不承认!我们不但无罪,而且有功;三、今后仍然继续这样做!”
  面对宫本言的凛然正气,两位大人物哑口无言,只好悻悻地乘车原路返回。来回距离完全相等,但回程时间却少得很多,很多……
  此处,我们不得不补充一句:当时那位×书记,并非真心想和×老板一同前去,他的话也多半是违心之言。不过,为尊重历史真实,只好如此记录,谁叫你当时腰杆不硬呢?
  宫本言是说话算话的。经过这场针锋相对的斗争后,他一如既往地顽强干下去。他撤销了车间革委会,任命了车间主任;将“斗批改”办公室,改成“企业整顿办公室”;与此同时,还进行了本厂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技术改造,从各方面挖掘潜力,促进生产发展……到1975年年底,第一机床厂的工业总产值和产品产量比1972年翻了一番,实现了一厂变两厂的规划。
  在这一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全国各条战线都出现了蓬蓬勃勃的生机。
  可是,正当一厂职工和全国人民一道刚刚看见了希望的曙光时,北京那些“左派”大人物又要折腾了:全国又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矛头直指那些一心想为人民造福的人。不久又是一声晴天霹雳: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危难的中国失去了中流砥柱!
  在全国人民摧心裂魄陷于极大痛苦的日子,宫本言忧心如焚。他在思考祖国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一厂的命运和他个人的命运……他预感到,又一次严峻考验的时刻来到了。
  果然,报纸上,谎言当真理拍卖;电台上,噪音在逐步升调。邓小平同志被诬陷,黑白在颠倒,是非在颠倒……
  在齐齐哈尔,也在同声相应,同气相投。有人对宫本言发出含沙射影的攻击;厂内外一些惟恐天下不乱的人蠢蠢欲动;市里有人要向一厂派工作组,扬言要来动大手术……
  黑云压城,山雨欲来。
  一向乐观开朗的宫本言,变得沉默了,他那因蹲牛棚糟蹋成疾的眼睛,又红肿起来……
  一天,他和自己一位最知心的战友围着工厂转,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走着、看着。宫本言沉重地交代“后事”:“看起来他们这回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我倒了后,你一定要抓到底;你倒了后,再物色另一个人抓到底;一个一个往下交,别被他们吓住了!我们走的道是正确的!就是被整死了,迟早也会平反!”
  说的人义愤填膺,听的人热泪盈眶。
  这就是难忘的1976年,在中国,两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对党、对祖国、对自己的同胞在空前严峻考验中所说的话。
  正如大家所知:以后倒下去的不是这些为人民利益而战斗的人,而是那帮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灾难的丑类。
  清除“四害”,普天同庆。“宫大胆”可以更加放开胆子大干了!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即1977年-1978年,一厂以突出的成绩,誉满机械行业,先后获得“全国科技先进单位”、“全国机械工业提高产品质量、整顿企业管理标兵”的光荣称号。而它的带头人,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年底,来到了第一重型机器厂。
  但是,宫本言治理第一机床厂有方,对于第一重型机器厂这个出名的“老大难”的单位,他能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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